论“五#183;四”时期的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5-0120-12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翻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晚清文学翻译，最早来自于传教士。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开始风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译作大量面世。不过，开始阶段翻译文学中的名著很少，多数都是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在翻译上也不尊重原文，习惯于以中国文体改写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常常不署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这种转变的质变，发生在《新青年》时期(1915—1922)。
辛亥以后，袁世凯复辟，共和被打破，文化上回归保守。陈独秀开始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感到，救国还得从思想启蒙入手，而思想启蒙首先要从青年人入手。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创办的。
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翻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对于外文格外重视，开始看起来有点像青年的外文辅导类刊物。刊物上常常有英汉对照，并介绍外文学校，连广告都一直是介绍英汉辞典的。陈独秀很重视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在《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介绍了西洋思想之后，陈独秀接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①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对于西洋文学史阶段的分法未必准确，不过他的论述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和方向，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翻译《新青年》最早的翻译家是陈嘏和薛琪瑛。前者系陈独秀的侄子，曾留学日本；后者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他们俩的翻译，全是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春潮》，连载于《青年杂志》一卷1－4号。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紧随其后，连载于《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及第二卷第2号。接着是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初恋》，连载于一卷5、6，二卷1、2号。二卷3号开始，《新青年》又开始刊登陈嘏译王尔德的《弗罗连斯》。这些名家名著构成了《青年杂志》及《新青年》初期译文的主要篇幅。在鸳鸯蝴蝶派和林纾翻译盛行的1915年，《新青年》这种名家名著的文学翻译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文学翻译新时代的开始。不过，如果从翻译的文体层面看，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翻译仍有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翻译。从语言上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还是文言。晚清翻译的删节改写，在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遗留。陈独秀事实上并不是文学中人，《青年杂志》对于西洋文学翻译的推出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新青年》的宏伟大业还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胡适及时地出现了。
1916年上半年，《青年杂志》遭遇了麻烦。上海基督青年会因《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青年杂志》对抗了几个月，终于无奈妥协。《青年杂志》本为月刊，《青年杂志》一卷6号出版时间为1916年2月，而《新青年》二卷1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9月1日，这中间停了七个月。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陈独秀借杂志改名之际，趁机调整办刊方向，这才有后来暴得大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新青年》一卷1号刊登了两条通告：第一条是宣告《青年杂志》更名，同时宣告《新青年》请来了诸多当代名流供稿，该刊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第二条是“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延请的“当代名流”之一，便是胡适。
自二卷1号起，胡适正式为《新青年》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从二卷4号起，胡适开始在《新青年》登载“藏晖室劄记”。其中颇多介绍西洋文学的内容，如二卷4号“藏晖室劄记”介绍霍甫特曼、易卜生，介绍欧洲的问题剧；二卷5号“藏晖室劄记”介绍了诺贝尔奖(胡适称为“诺倍尔赏金”)的情况，并刊录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自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以后，国内文坛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等级有了大体的概念。不过，陈独秀事实上只侧重于法国文学，对于西洋文学大势的了解未必全面准确。胡适身在美国，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更为直接。他从英语世界发回来的文章，不啻为对于陈独秀的一个有力补充。
自四卷1号起，《新青年》取消外稿，变为同人刊物。《新青年》封面上刊载了十八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眼也消失了。自此以后，《新青年》出现了新的气象。四卷1号，《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这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的第一次露面。四卷2、3号，钱玄同、刘半农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打了一场富于影响的硬仗。四卷4号，《新青年》首篇隆重推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卷5号，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鲁迅第一次出场，发表《狂人日记》。四卷6号，《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让人瞩目，似乎有取代陈独秀主导《新青年》的趋势。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至于如何翻译西洋文学，胡适也进行了规划。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翻译，都不得其法，他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只译名家名著，这是对于陈独秀推崇西洋文豪的一个落实，也是《新青年》翻译与晚清翻译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五·四”翻译的另一个标志——用白话文翻译——则主要是胡适的功劳。胡适不但进行理论倡导，同时也付诸实际行动。他本人致力于西洋文学各种文体的翻译引进，试图为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建立奠定基础。胡适很重视短篇小说。从《最后一课》(1912年译，刊于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1914年11月《甲寅》)，到“短篇小说第一名手”莫泊桑的《二渔夫》(《新青年》三卷1号)，都旨在提倡短篇小说这一新的文体。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大专门发表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的讲座。演讲稿后经修订，刊于《新青年》四卷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头便说；“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得‘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他以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小说为例，详细介绍西洋短篇小说的定义及特征。短篇小说之外，胡适同时译白话诗。就在刊载《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四卷3号，胡适同时发表了译自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的诗歌《老洛伯》。“序”中谈到，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古雅无生气，北方的苏格兰诗人以地方俚语做白话诗，引发整个英格兰的文学革命，Anne Lindsay夫人的诗即是此种白话诗。胡适的意图正在于此，试图以白话诗进行文学革命，翻译西诗是为中国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参考。胡适对于译诗很重视，将译诗收进自己的创作《尝试集》中。《关不住了》系胡适1919年2月26日译自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甚至将这首译诗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胡适也译戏剧，最著名的自然是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娜拉》，发表于《新青年》四卷6号“易卜生专号”上。
鲁迅首次发表译作的《新青年》七卷1号，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结果是，胡适逐渐淡出《新青年》，周氏兄弟的时代开始。特别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周氏兄弟——主要是周作人——取代了胡适在《新青年》的主导地位。
就《新青年》的翻译而言，如果说陈独秀首开风气，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那么，周氏兄弟则较胡适又进了一步，他们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侧重于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在方法上倡导“直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翻译的主流。
从翻译对象来看，胡适开始翻译《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作品主要限于爱国主义，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翻译主题；后来翻译易卜生的《娜娜》等作品，则显示出“五·四”个性主义。周氏兄弟则早已摆脱了从陈独秀到胡适的“名家名著”视野，将翻译的眼光投向了“弱小民族”、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等。
周氏兄弟对于“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的选择，并非始于《新青年》，而是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开始了。据周作人回忆，“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1]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后，销路很差。鲁迅很受刺激，从此罢手。周作人却还在坚持。我们知道，晚清以来的中国外国文学翻译，以英、法为大宗，占据前两位，远超出其他国家。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少。东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则更少有人提及。周氏兄弟将视野转向弱小民族及俄国文学，显示出超前的眼光。
粗略统计，自四卷1号(1918年1月15日)至九卷4号(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发表了“弱小民族”文学十六种。鲁迅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两篇俄国文学作品：阿尔支拔绥的《幸福》和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新青年》翻译“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作品与《域外小说集》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两处有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甚至有一部作品文言与白话两个版本。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周氏兄弟翻译介绍俄国文学，意义格外不同。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后期，俄罗斯研究的篇幅不断增加，八卷2号至八卷6号，居然有连续五期的“俄罗斯研究”专题。此外，还有大量的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文章，周氏兄弟的俄苏文学翻译夹杂于其间。
如果说，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动机的时候，周氏兄弟尚用“排满”、“革命”等术语进行表达，那么，在《新青年》上，他们则开始以“写实”、“为人生”、“血与泪”等术语谈论翻译作品，周作人在翻译托尔斯泰《空大鼓》的“附记”中，称“他的艺术是写实派，是人生的艺术”(《新青年》五卷5号)，鲁迅在翻译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文后的“译者记”中称这篇文章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新青年》九卷4号)。这些术语后来正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标志。
从翻译方法上看，周氏兄弟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最大贡献是“直译”。周氏兄弟在20世纪初的翻译也受到晚清时风影响。鲁迅后来认为，这种翻译不如说是“改作”，他对此颇后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热。”[2]他还说：“青年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3]到了《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开始转变。《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用鲁迅在“序”中的话来说，是“词致朴讷”、“弗失文情”。当《新青年》时期的译文第一次编集时，周作人在《点滴》“序”中谈到，这本译文有“两件特别的地方”，即“一，直译的文体；二，人道主义的精神”[4]。“直译的文体”居然放在“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前，可见对于“直译”的强调。
《新青年》构成了晚清至“五·四”翻译的现代转折，它的传统为《新潮》《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报刊所继承和发展。《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新潮》是《新青年》的学生刊物。《新潮》第一期创办于1919年1月1日，这时候《新青年》尚未结束，正办到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新潮》的创办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新潮》是在他们的老师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据傅斯年在二卷1号《新潮》发表的《〈新潮〉之回忆与前瞻》一文：《新潮》酝酿之初，他们与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经济上的资助，显然是对于《新潮》的最大支持。《新潮》创办之始，即聘胡适为顾问，“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周作人则亲自担任了《新潮》后期的主编。胡适在《新潮》上发表过《李超传》《非个人主义的生活》及新诗，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过《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周作人在《新潮》上发表过新诗及多种翻译。鲁迅当时虽然不在北大任职，不过也在《新潮》上发表了小说《明天》，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并专门应傅斯年之约发表了《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与《新青年》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
《新潮》既注重发表新文学作品，也很重视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前一个方面较多为人提及，后一个方面不太为人注意。事实上，在《新潮》中，创作和翻译一向是并重的。在《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化名“志希”)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表明《新潮》对于国内文坛的态度。这里的“小说界”，既包括创作，也包括翻译，文中的评论也因此分为两个部分。
在翻译评论的部分，罗家伦借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的话，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只是翻译介绍了柯南道尔、哈葛特、大仲马等“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的作品。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 keray(萨克雷——引者注)同Enatole France(法郎士，当为Anatole France——引者注)等派的著作却还慢呢。”由此可见，“现在西洋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有势力，但是观察中国人所翻译的西洋小说，中国人还没有领略西洋文学的真价值呢。”对于中国的翻译，罗家伦有四点建议：第一：“最要紧的就是选择材料”。选择材料的标准是“改良社会”，翻译外国可资借鉴的作品，由此柯南道尔、司葛特之流不必译，“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如Tolstay,Moupassant同英国H.G.Wells等人的小说尤以多译为是。”第二，翻译须用白话。第三，翻译上须准确，罗家伦在这里批评了晚清翻译的随意删节，如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记》删除了第三节，马君武将托尔斯泰的《复活》译为《心狱》，后半部全未译出。第四，不可以中国事物改写原文，如“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
《新潮》的另一位主将傅斯年，在《新潮》一卷3号上专门发表了《译书感言》，强调翻译的重要，并表明自己的翻译观。《译书感言》一文开头一段是：
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这是典型的“新青年式”的进化论心态，而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洋的方法，也显然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译书感言》接着说：
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对于林纾的翻译，短短几句话居然用了两句“最下流的”，这种咒骂显然也来自《新青年》对于林纾的贬低，只不过学生的口气更加夸张，并且，傅斯年还附带上了对于严复的批评。
傅斯年将自己的翻译思想概括为两句话：“(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前一句话强调的是译文的准确，为此，译者须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后一句强调的是译文的有用，即需要翻译的是对于社会、对于读者有正面影响的文本。就文学而言，傅斯年认为，值得翻译的就是胡适所说“名家著作”，“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在翻译方法上，傅斯年提出三条原则。一是“用直译的笔法”，二是“用白话”，三是“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很显然，“直译”来自周氏兄弟，“用白话”来自胡适，大概只有不太重要的第三条是傅斯年的自创。
从《新潮》前后两任主编傅斯年、罗家伦的这两篇文章看，他们的翻译观大体是在追随他们的《新青年》导师。在翻译的功能上，傅斯年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方最新思想的说法，不过在重复陈独秀。罗家伦认为，翻译在于“改良社会”，简直回到了梁启超。对白话翻译的强调，对林纾等晚清译文不准确的批评，也是追随《新青年》的思路而来。
《新潮》的文学译作不算太多，不过却颇有名篇。《新潮》第一卷第1号上没有文学作品翻译。一卷2号上只有一篇译作，即宋春舫翻译的德国作家苏特曼(Hermann Sudermann)的剧作《推霞》(Teja)。有趣的是，尽管罗家伦与傅斯年都在文中提出翻译必须使用白话，《新潮》所发表的这第一部文学翻译《推霞》(一卷2号)却是一部文言译作。
苏特曼是与霍甫特曼(Gerhart Hauptmann)齐名的德国近世戏剧家，也是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卖国奴》曾由吴梼翻译发表于1904－1905年的《绣像小说》。宋春舫在《推霞》的译文小序中，攻击了剧中的女性人物，认为苏特曼剧中女性人格“皆卑鄙凶淫不足道”，“难免无耻之讥”。译文发表后，鲁迅看到很不满意，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1919年1月30日)说：“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生；倘若跳舞再不高明，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5]同年4月16日，在发表于《新潮》一卷5号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中，鲁迅再一次表示，“《扇误》译得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6]。鲁迅的看法并不孤立。1920年3月，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也认为宋春舫的序言“非常武断，不类深能了解Modern Spirit之人”[7]。此后，宋春舫的翻译在《新潮》消失了，而被鲁迅表扬的《扇误》的译者潘家洵接连刊载了多部精彩译作。
潘家洵是《新潮》上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鲁迅所说的《扇误》系潘家洵译王尔德的名作，刊登于《新潮》一卷3号(1919年3月1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五卷6号(1918年12月15日)、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号、六卷3号(1919年3月15日)正在连载沈性仁翻译的王尔德的《遗扇记》。《遗扇记》与《扇误》系王尔德同一剧作(Lady Windermere's Fan,1892)的不同译名。也就是说，《新青年》《新潮》两家兄弟刊物同时刊载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部剧作，堪称奇观，由此也足见《新潮》与《新青年》的思想倾向的一致性。《新潮》编者在潘家洵《扇误》译文的最后有一说明：“潘君译此剧，著笔于两月以前，迨译成四分之三以后，始见《新青年》五卷6号要目预告中沈性仁女士已译成之。潘君亟欲辍译，同社诸君则谓如此名剧不妨有两种本译，功亏一篑，殊为可惜。于是潘君完成此稿。”易卜生这部剧作乃五四时期名剧，1923年洪深再次翻译此剧，更名为《少奶奶的扇子》，刊于《东方杂志》第21卷2－5号上，他还将此剧搬上舞台，引起社会轰动。
接着，在《新潮》一卷5号上，又出现了潘家洵翻译的另一部名剧，易卜生的《群鬼》。《新潮》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显然也是跟随《新青年》而来。事实上，《新青年》四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15日)，《新潮》的几位干将早已参与其中了。“专号”的重头戏易卜生的《娜拉》，即由罗家伦翻译。不过，罗家伦译本不太令人满意，胡适重新翻译了第三幕。《新青年》出版后，前两幕署罗家伦名，第三幕署胡适之名。胡适承诺还会重新翻译前两幕，后来大概太忙，没有做到。不过，这事却由潘家洵代为完成了，潘家重译了《娜拉》的前二幕，再加上胡适译的第三幕，成为一个完整的译本。潘家洵后来成了最为著名的易卜生翻译大家，《新潮》一卷5号的《群鬼》，即是他的早期译作之一。
其后，《新潮》二卷1号(1919年10月30日)刊载了潘家洵翻译的又一部名剧，肖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萧伯纳是五四时期的热门人物，差不多与易卜生齐名。《新青年》“易卜生号”在目录之前醒目位置刊登“本社特别启事”，预告本年十二月号《新青年》将刊登“萧伯纳专号”，翻译发表肖伯纳的《人与超人》《巴勒伯大爵》和《华伦夫人之职业》三剧。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新青年》的“萧伯纳专号”终于并没有如约出版。潘家洵所翻译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是否是当时为《新青年》而预备的，不得而知。不过此剧在《新潮》发表，倒是弥补了《新青年》的缺憾。1920年，汪仲贤将此剧搬上剧场，隆重演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一个盛事。
《新潮》二卷2号，潘家洵所翻译是美国Margaret Thomson的小说炉火光里。Margaret Thomson并非名作家，只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不过，这是一部反映父母与子女有关跳舞问题冲突的小说，潘家洵认为，在家庭冲突的中国，这类问题有研究的必要。《新潮》二卷4号，潘家洵再次翻译发表肖伯纳的剧作题为《陋巷》。
自二卷5号起，周作人担任主编，他给《新潮》的翻译带来了一些变化。《新潮》二卷5号发表了鲁迅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周作人翻译的俄国弥里珍《老乳母》，还有《新潮》同人中与周氏兄弟比较接近的孙伏园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呆子伊凡的故事》。《新潮》三卷1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作家千家元垫的小说《蔷薇花》、剧作《热狂的小孩们》，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周氏兄弟所偏好的俄国小说，日本小说及弱小民族小说，开始在《新潮》上露面。不过，仅此两期而已。此后，《新潮》出了三卷1号出了一个“世界名著介绍特号”就停刊了。此期的“世界名著”并不包括文学名著，而是杜威、罗素等人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新潮》杂志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仅有两年零两个月，共十二期刊物。从上述文学翻译的情况看，《新潮》是追随《新青年》的，不过《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我们注意到，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虽然支持《新潮》的创办，却没有给《新潮》写过文章。对于《新潮》影响较大的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主将多是胡适的弟子。《新青年》后期内部分化，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上海，大谈政治，转向马克思主义。《新潮》却不为所动，仍然走在胡适所支持的“国故与科学”的路径上。从翻译上看，《新潮》也较受胡适影响。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提出“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也可以”表明并不以法、俄为尚；傅斯年的《译书感言》明确主张胡适的“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在《新青年》上，胡适主张翻译名家名著，翻译易卜生，而后起的周氏兄弟主张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潘家洵对于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翻译，对于问题剧的关注，正是循胡适的思路而来。直到周作人主编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发表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新青年》上最为重视的弱小民族文学，则只有一篇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勉强可以代表。
继承了周氏兄弟文学翻译路径的是茅盾。②
茅盾1916年自北大预科毕业，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翻译最早也是从此开始的。茅盾最早翻译的小说是威尔士的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刊载于《学生杂志》第4卷1、2、4号(1917年1、2、4月)。他翻译的第二篇小说是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 Bond)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潭》，刊载于《学生杂志》第5卷1—12号(1918年1月5日—12月5日)。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看起来仍然是晚清翻译的余绪。茅盾的译文，仍然还是文言的。从翻译方法上看，也是“用华变夷”的改写方法。茅盾居然描写小说主人公的书桌“左定窑壶而右莎翁集”，主编竟认为小说中的那个美国学生有“定窑壶”是合情合理的，他在发排时甚至还加上了“砚”和“香炉”[8]。
1919年后，受《新青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茅盾的翻译开始转向。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发表于1919年8月20－22日《时事新报》。此后，他又翻译发表了契诃夫、斯特林堡、莫泊桑、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的小说及剧作。1920年1月1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列出了他的翻译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再次出现于这个月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宣言”中。这个计划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作家有：比昂松、斯特林堡、易卜生、左拉、莫泊桑、白里欧、霍普特曼、高尔斯华绥、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显克维支、席曼斯坦；第二部分的作家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萧伯纳、威尔斯。第一部分的作家偏重写实派、自然派；第二部分的作家偏重问题小说。从这个名单看，茅盾的翻译对象较为接近《新青年》前期的名家名著。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所提到的文豪多数包括在茅盾的名单中。
茅盾对于文学与新思潮的关系的强调与陈独秀接近。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里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茅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他认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所以，18世纪个人主义的新思潮，发源于卢梭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这两部是小说；19世纪家庭个性主义的新思潮，起于易卜生的A Doll's House，这一篇是剧本。尼采的超人哲学，结晶在Thus Spake Zarathustra，这部也是小说。俄国少年党是以赫尔岑做中坚的，赫尔岑便是个文豪，他所做的Whose Crime？便是部小说。其余如人道主义劳动主义他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便是个大文豪。所谓大勇主义是罗兰先说起的，罗兰也是个文豪。萧伯纳、哈德曼等都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自来新思潮的宣传，没有不靠文学家做先锋呀！”③茅盾对于写实派、自然派文学的强调也自陈独秀而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④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茅盾对于西洋文学的分法更为切近，他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在自然主义之后又加上了更新的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不过，尽管如此，茅盾认为，中国文学尚停留于写实主义之前，不过“因为艺术都是根据旧张本而美化的。不探到了旧张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⑤
自加入《新青年》以后，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开始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茅盾只赶上了《新青年》的尾声，不过恰恰是《新青年》的激进左倾时期。我们知道，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分裂，在北京只有周氏兄弟继续写稿。陈独秀于是在上海发展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左”倾青年作为《新青年》的中坚，茅盾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新青年》的。据茅盾回忆：“大概是一九二零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9]他还提到：“那时候，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他们也拉我写稿。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10]在1920年12月10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信中，也有“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11]的说法。
在陈独秀南下上海以后的《新青年》上，翻译主要由周氏兄弟承担，茅盾进入《新青年》后也主要从事译介工作，壮大了周氏兄弟的阵营。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在译介上与他们思路一致，相互配合。茅盾的文章常常与周氏兄弟的文章并列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八卷2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柯罗连珂《玛加尔的梦》，茅盾翻译发表了《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新青年》九卷3号上，鲁迅翻译发表了日本菊池宽的《三浦右衙门的最后》，茅盾翻译发表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新青年》九卷4号上，鲁迅翻译了埃罗先珂的《狭的笼》，茅盾翻译发表了挪威包以尔的《一队骑马的人》。《新青年》九卷5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西班牙伊巴涅支的《颠狗病》，茅盾翻译发表了爱尔兰葛雷古夫人戏剧《海青赫佛》。在此我们看到，茅盾关注匈牙利、挪威、爱尔兰等弱小民族“为人生”的文学，关注苏俄，与周氏兄弟路径一致。
茅盾的更大贡献，是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延续和光大了周氏兄弟的翻译传统。从1921年1月开始，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该刊从此成为以“为人生”为主旨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刊。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沿袭了《新青年》后期的风格，以大量篇幅翻译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及日本文学等。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12卷1号)的“译丛”翻译发表了(俄国郭克里)《疯人日记》、(日本加藤武雄)《乡愁》、(俄国托尔斯泰)《熊猎》、(波兰高米里克基)《农夫》、(爱尔兰夏芝)《忍心》、(挪威般生)《新结构的一对》、(俄国安得列夫)《邻人之爱》及“杂译泰戈尔诗”。弱小民族四篇，俄国三篇，日本一篇，这个翻译构成基本上是《新青年》翻译的延续。据笔者粗略统计，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0－1921两年时间(其后由郑振铎接任)，翻译总量仍然与此相符，其中弱小民族文学85篇，俄罗斯文学75篇，其他国家文学明显较少，其中，法国文学19篇，英国文学9篇，日本文学8篇，美国文学4篇。对于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是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的突出特点。茅盾在主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时候，一共只编辑过两个专号，正是“被损害民族的文学”(12卷10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2卷号外)。
《小说月报》所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涉及多种不同的国度，包括瑞典、匈牙利、印度、波兰、比利时、挪威、新犹太、捷克、芬兰、新希腊、智利、阿富汗、爱尔兰、塞尔维亚、乌克兰、阿美尼亚、波希米亚等国。因为对于弱小民族文学术有专攻者不多，其中很多作品都由茅盾本人转译。以《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为例，茅盾翻译了这个专号中的大量作品，如“小说”中的(新犹太)拉比诺维奇的《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克罗西亚)森陀卡尔斯基的《茄具客》，(捷克)波西米亚贝克的《旅程》，(乌克兰)L.Vkraink的《巴比伦的俘虏》，“杂译小民族诗”中阿美尼亚、乔具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捷克、波兰诗人的十首诗，全系茅盾所译。茅盾还写了《芬兰的文学》、《新犹太文学概观》等文，另外茅盾还请他的弟弟沈译民译了(塞尔维亚)Lazarevic的《强盗》和Chedo Mijatovich所著的论文《塞尔维亚文学概观》。除此之外，其余的译作都来自周氏兄弟的笔下，其中周作人翻译了(波兰)科诺布涅支加的《我的姑母》，(新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思的《伊伯拉亭》，(英)劳斯《在希腊诸岛》，(芬兰)哀禾《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还翻译了(波兰)诃勒温斯奇的论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鲁迅翻译了(芬兰)明那·亢德的《疯姑娘》、(勃拉格利亚)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还翻译了(捷克)微拉绥克的论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可以说，这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大致上是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合作的结果。
由此也可见周氏兄弟对于茅盾的支持，可见《小说月报》与后期《新青年》的渊源。的确，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与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联系紧密。周作人当时是“五·四”的理论家与翻译家，地位颇高，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小说月报》，都在竭力寻求周作人的支持。茅盾对于周作人相当恭敬，不但一再请求周作人予以稿件支持，而且就《小说月报》的编辑安排诸方面问题进行请教。只要看一看当时茅盾致周作人的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这段时间，他与周作人的通信，多是在请示翻译稿件等方面的问题。在1921年7月2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向周作人详细询问有关于这一年十月《小说月报》拟出“被压迫民族文学号”的事情，部分引录如下：
《小说月报》在十月号拟出一个“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名儿不妥，请改一个好的)，里头除登小说外，也登介绍这些小民族文学的论文。现在拟的论文题目是：
1.波兰文学概观(如此类名而已)
2.波兰文学之特质(早稻田文学上日原文。已请人译出)
3.捷克文学概观
4.犹太新兴文学概观
5.芬兰文学概观
6.塞尔维亚文学概观
其中除(2)是译，余并拟做。(1)(3)两篇定请先生做，(4)(5)(6)三篇中拟请先生择一为之，关于(4)的，大概德文中很多，鲁迅先生肯提任一篇否？(5)我只见《十九世纪及其后》一九○四年十一月份上一篇的《芬兰文学》(Kermione Ramsden著)，似乎译出也还可用，但这是万一无人做的说法，如先生能做更好了。(6)也只见Chode Mijatovich著的《塞尔维亚论》中《文学》一章，略长些，如无人做，也只好把这个节译出来了。但不知先生精神适于作长文否？十月出版，离今尚有一月。此外译的小说拟
1.芬兰 哀禾 先生已译
2.塞尔维亚 即用巴尔干短篇小说集中之一，如无好的
3.波兰 先生已译
4.犹太 阿布诺维支剧(在《六犹太剧》中)
5.捷克
6.罗马尼亚等
上次鲁迅先生来信允为《小说月报》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那么罗马尼亚等国的东西，他一定可以赐一二篇了。如今不另写信给鲁迅先生，即请先生转达为感。茅盾对于周作人依赖之深，请教之详，由此可见一斑。在1921年1月7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得知周作人有病在身，很着急，因为三号《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为此，茅盾甚至决定把“俄国文学专号”后移，变成了十二卷的年终号外。在“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周氏兄弟果然都有贡献，周作人发表了《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鲁迅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医生》，撰写了《阿尔志跋绥夫》一文，甚至于周氏兄弟的另一兄弟周建人也加入其中，周建人翻译了梭罗古勃的小说《白母亲》，翻译了英国人约翰·科尔诺的论文《菲陀尔·梭罗古勃》。茅盾照例有大量翻译，沈泽民也在其中。不过，中国当时翻译俄国文学的较多，不必只仰仗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小说月报》上的重要的俄国文学翻译家，还有耿济之、王统照、孙伏园、郑振铎、瞿秋白等人。
《小说月报》首篇连载的俄国小说是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这篇小说从12卷1号一直刊载到第15卷，时间长达四年，其间主编已经由茅盾换成郑振铎，小说却连续不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首先连载的小说也是屠格涅夫，是陈嘏翻译的《春潮》和《阿霞》。在这一点上，《小说月报》也与《新青年》的相类。其后，《小说月报》又连载了鲁迅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耿式之(耿济之的弟弟)翻译的安特列夫《海洋》等。据笔者的统计，《小说月报》翻译较多的俄国作家为：屠格涅夫、安德列夫、阿尔志跋夫、契诃夫、梭罗古勃、高尔基、路卜询、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普林、普希金等，关注点大体与《新青年》有继承关系，只是翻译介绍的作家更多，作品量更大。
茅盾所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于翻译极为重视，不但以大量篇幅登载翻译作品，还进行翻译理论的讨论。在《小说月报》12卷第3期上，郑振铎首篇发表了长篇论文《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回应，茅盾在《小说月报》12卷4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三个问题的讨论》，对郑振铎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郑振铎的文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书能译吗？”谈论的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即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能否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完整传达？郑振铎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与他的“世界文学”的思想有关。二是“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郑振铎在文中借鉴A.F.Tytler《翻译原理》一书提出了翻译方法的三个法则：一是“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二是“著作的风格与态度中所有的流利”；三是“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沈泽民的观点与郑振铎相反，他认为译文不可能传达出文学作品的情绪、灵感、乡土等，因此不可译。在翻译方法上，沈泽民主张“传神”胜于“传字”。
茅盾的看法值得注意。他首先肯定了“直译”的方法，他说：“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他又认为，“直译”的最大困难，就是“形貌”和“神韵”不能同时保留。注意了形貌，则容易减少神韵，而注意了神韵，则又不能在形貌上保持一致。那么，在“形貌”和“神韵”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取舍呢？茅盾认为：“就我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12]如此看，茅盾虽然肯定了周氏兄弟的“直译”，但对于“形貌”和“神韵”上的取舍，显然与周氏兄弟不完全相同，而与其弟沈泽民有接近之处。笔者对茅盾发表于《新青年》九卷1号上的莫泊桑的小说《西门的爸爸》进行了译校，发现茅盾的翻译的确很忠实，而且句子也不扭曲。这种相对来说既准确又流畅的译文，显然是茅盾试图调和“形貌”与“神韵”的结果。茅盾提出的问题，恰恰延续了对于周氏兄弟翻译方法的讨论，即肯定“忠实”，肯定“直译”对于晚清译风的扭转，不过，他仍在技术上继续讨论。百分之百的“逐字译”、“逐句译”是不可能的，那样就不成为汉语了，文字上的对应只是程度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茅盾所说的偏重文字对应，还是偏重意义传达的问题。这就是“直译”虽然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却一直有争议的原因。
收稿日期：2013－07－28
注释：
①《青年杂志》一卷六号(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通信”答张永言：“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
②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的笔名是1927年以后写作《蚀》三部曲才用的，方便起见，文中统称茅盾。
③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17卷1号。署名佩韦。
④《青年杂志》一卷六号(1916，2，15)，陈独秀在“通信”答张永言：“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
⑤《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年1月15日《小说月报》第11卷1号。不过，茅盾到底耐不住按部就班，时隔不久，他很快就发表文章转而提倡表象主义以至于新浪漫主义了。这一点后来曾受到胡适、鲁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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