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大众论文,下文论文,学理论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众传播语境
从大众传播语境讨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在场。大众传播不仅构置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图景，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是深入到生活内在的。讨论生活的现代品质，大众传播是一个必须分析的对象。二、受大众传播媒体本性的影响，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的知识生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媒体规则入侵人文学术的知识场域，导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的知识生产的新变。这种新变，正是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亟须关注的一个焦点。
按照传播学界的说法，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是指大规模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递大批量的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活动中负载、转换和传递信息的物质材料或工具，简称媒介。大众传播的功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实现的。从上述关于大众传播的含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要素是理解大众传播的关键因素：首先是媒介，没有媒介的支持，传播是无法实现的；其次是信息，大众传播的物质载体是媒介，目的却在于实现信息的（大规模）的传播。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区分“大众媒介”与“媒介”的关系。客观地说，大众传播诞生之前，人们之间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就已经在进行，媒介如口语、镌刻物、书籍、说书场等也已经存在。所以，交流或传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大众媒介的诞生，却使交流与传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可以从几方面来得到证明：其一，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主要包括平面媒介如报纸、杂志，立体媒介如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出现，改写了媒介的手段地位，带来的不只是传播工具的变化，而是传播本体意义上的革命。其二，大众媒介的机构化、集团化和高科技化，使信息的传播超出了原来的局限，成为不仅是大规模，而且是更广泛的传播活动。其三，正因为“大规模”，“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现代人的生活就与大众媒介纠缠在一起。
大众媒介对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大众媒介对生活的监管和控制。我们生活在大众媒介的包围之中，不管你承认与否，大众媒介都是绕不开的。麦克卢汉认为，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本身改变我们对自身和社会的经验的能力，要比特定的信息内容更为强大。新的媒介形式的引入，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①。大众媒介“魔力”般缠绕生活的结果，是生活日益媒介化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大众媒体干预社会生活，深度地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它们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200年前，或者170年前，大众媒体仅仅是以某一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的见证人这样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开始参与到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在今天，不能设想在大众媒体缺乏的情况下，人们怎么来组织生活。夸张一点说，大众媒体的缺席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瘫痪”②。这确乎是对我们所处的大众媒介时代生活状况的一种表述。现代人已经离不开大众媒介了，生活越来越媒介化了。
在西方，有一种“媒介等同”的理论。这种理论说的是，在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的包围中，人们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媒介，媒介等于真实的生活。这个理论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媒介内容当真，二是把媒介当人。这个理论虽然包含着把媒介从单纯的客观化、工具论或中介论的模式里摆脱出来的愿望，实际的结果却是，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介本身，越来越把媒介的内容当成真实的生活本身。在媒介面前，人无法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幻，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影像，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被掩盖了。如鲍德里亚所言：“面对着一个混乱、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世界，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最抽象、最严密的逻辑强加于其上……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③这说明，媒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递器，媒介里呈现的生活，已经打上了媒介人或媒介技术的烙印，远不是本来的生活了。媒介对生活的“组织”，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的说法，是通过“架构”事实等一系列的手段而实现的。她引用坎贝尔(Campbell)的话说：“架构是通过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而进行的，还借助于那些用来表现被选择供广泛传播的故事所使用的技巧，例如将信息融会在叙事格式之中，或将特定的角度强加给观众，这些角度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例如争执、危险或冲突。”因此，“媒体不再被看做不偏不倚地传送信息和思想的工具”了④。
大众媒介对生活的监管与控制，带来了人们心理上的变化。鲍德里亚认为，大众媒介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控制了大众，大众在无休止的垃圾信息和纷至沓来的各种图像面前，变得被动乃至冷漠了。而“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⑤。他们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人在无休止的媒介信息或图像面前，感情上变得不是敏锐了而是被动、迟钝乃至冷漠，甚至是虚假了，形成了“后情感”。而互联网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现代人阅读心态上的一个的变化——“匆忙与耽溺”⑥。
其次是大众媒介所诠释的价值观得到空前的传播。大众媒介不是一个中性的转述器，而是一个有自己运行规则和利益归属，体现鲜明的权力性质的介质。一直以来，人们对大众媒介在表达社会公正和民主自由方面给予更多的期望，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媒介权力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忧虑。媒介权力与大众文化合流，生产出消费主义价值观，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的勃兴，是与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联系在一起的。大众媒介与大众消费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也可以说是一种互谋共生的关系。大众消费文化以大众媒介为载体，借大众媒介而流行、扩张，也为大众媒介提供无处不在的廉价的传播资源；大众传播也自觉以“大众”的需求为自身的定位，为大众输送既多又快，又无需劳神费力的大众消费文化产品。两者的合谋，对社会文化的主导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众消费文化所特有的官能化、浅表化和快餐化成为当下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
再次，大众媒介所流行的修辞语汇成了现代人生活和文化叙事竞相效仿的对象。大众媒介有一套自己使用的语汇，在媒介权力的支配下，这套话语成为现代人关于生活与文化叙事中竞相效仿的对象。这突出表现在搞笑、炒作、猎奇三个方面。
搞笑。自从2005年底，胡戈以电影《无极》为蓝本制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传播以来，“搞笑”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有“搞笑”短片，如《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后舍男孩》；“搞笑”音乐，如吉祥三宝系列、PK黄健翔；“搞笑”图片，如小胖系列、安迪名人油画系列；甚至还有“搞笑”影视剧明星人物，如搞笑剧《西游记》里，孙悟空偷吃了“伟哥”；《红楼梦》中贾宝玉变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林黛玉变成了风尘女子等，革命英雄人物也成了“搞笑”的元素。搞笑实际是大众媒介迎合大众的惯用伎俩。有意思的是，这种无厘头的所谓“搞笑”，竟然借助网络的魔力，不断出现新作，正在成为现代人生活和文化叙事的流行方式。当恣意的亵渎、无休止的调侃，没有底线的“搞笑”成为当代人文化与生活叙事的流行色与格调的时候，生活里也就没有了崇高与卑下、庄严与滑稽、正义与邪恶的分别。
炒作。指的是这样一种大众传播现象，即无休止地追逐热点。不是以对象本身的价值作为传播的依据，而是以策划事件、炒作事件为能事。炒作的结果，是炒作出的“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意义，而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与生活的叙述也越来越遵循媒体炒作的套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叙述对象的重要性。
极受青睐的炒作则以其喧哗的造势不断地产生出喧宾夺主的作用和效果，所有的手段都在为一种特定的功利目的摇旗呐喊。炒作并不承诺和保证对于批评的责任，但它能够极度充分地利用批评的形式。在实用主义动机的支配和驱使下，炒作将毫无顾忌、淋漓尽致地尽其所能。⑦
猎奇。是对生活中非常态事件的捕捉和展示，也是对生活中常态事件的非常态的处理，以暴露隐私、卖弄噱头、制造奇观为主要方式。猎奇既是媒介对传播对象的戏弄，又是媒介人低俗欲望的替代性展示。当猎奇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和不择手段追逐的对象时，人性深处的窥探性欲望也就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了。
显然，大众媒介是一柄双刃剑。其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公正，增进人际交流，提升百姓权力的正面效应早已为人所知，不必赘言。我们需要的是，在大众媒介作为强势话语，或者，在大众媒介无处不在的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迎合和“宣传”当中，保持一点必要的警觉和敢于说“不”的姿态。这种姿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变异
媒体本性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是一种学术性的知识建构，遵循学术的生产规则和逻辑。文学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在科学的框架里完成的。即使文学理论所特有的价值关怀，也是在科学性的言说中实现的，不可能是主观随意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有自己独立的不受干扰的问题场域，并不以事件的媒体兴奋度和“大众”的消费欲望为转移，因此与社会热点或大众兴奋中心保持着天然的疏离乃至对抗的关系。而对大众媒体来说，大众需求是其自觉的定位，商业利润是其摆脱不掉的动机。诸如新闻娱乐化、故事化，用文学性的语言或媒介搭建事件的感性空间等，都不过是大众媒介俘虏大众、获得生存的策略而已，与严肃的学术生产相去甚远。但是，大众媒介有能力把文学理论这样的学术生产纳入到大众传播场域里。在“无处不传播”、“无处不信息”的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也不得不借助于大众媒介来完成。大众媒介对文学场的控制，有时甚至是通过文学理论的资源以及文学理论家身份来实现的。例如，媒体经常会这样说“有评论家指出”、“业内专家学者认为”等等。其实，这种表达不过是媒体强化自己话语信度的一种形式，并不一定代表批评家或专家的声音。媒体借用文学理论的知识资源或文学理论家的身份，是为了实现传播的最大化。在这样一种并不对等的关系中，我们看到，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发生了某些变异。
一是对象的媒介化。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有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接受三个方面的召唤：1.是文学实践的召唤，特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活动要求理论提供一套有阐释效力的话语。文学实践永远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因；2.是文学理论内部的运演逻辑。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除了受文学实践的召唤以外，还与文学理论自身的逻辑有关。文学理论有自己的逻辑和文化传承，其发生、发展得到了理论内部思想资源的支持，是积累性的，因此，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或空中楼阁式的。3.相关理论的渗透。如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殖民等，都不仅关涉文学，也应用于其他学科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学理论的理论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然而，当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的介入。因为，大众媒介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提供阐释不尽的对象资源，诸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80后写作、梨花体诗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众媒介制造出来的媒体事件，却引来了文学理论家阐释的冲动和兴奋。在大众媒介制造的热点面前，文学理论脚步匆忙，目不暇接，以空泛的命名支撑起理论在大众媒介时代的“无根”叙事，而真正属于文学理论自己的问题（如基础理论）却被弃置一旁，成了无人耕作的荒凉地。而无休止的理论命名冲动，其实正是媒体心态作祟。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命名不过是制造文学事件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唤起人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家身份的关注，其潜在的逻辑恰与大众媒介逻辑如出一辙。
二是传播的媒介化。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离不开传播，传播离不开媒介。在通常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知识的传播借助于各类专业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大学讲堂，因此，文学理论受众的对象是有限的，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也不可能是显学。大众生活中的显学，恰恰是文学理论的异化形式。但是，在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理论不得不借大众媒介的助力，实现文学理论传播的最大化和文学理论家文化资本增值的目的。文学理论家与大众传媒结盟，方能获得名利双收的回报。然而，大众传播对文学理论知识的接纳是以大众媒介可以接受的形式为前提的。文学理论家能否“触电”，其言论可否传播、如何传播，说到底得由大众媒介来决定的。大众媒介事实上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监管者和判官。为了获得大众媒介的青睐，文学理论家不得不降格以求，把复杂深奥的理论问题转换成大众乐意接受的公众话题，把专业性的话语表述转换成适宜媒体使用和大众接受的通俗话语。而理论言说的关切点，也由对问题的理论思考，转向对名人轶事、趣闻的开发。受媒体话语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理论语言和理论所带的复杂思考变得没有耐心。相反，各种被通俗化了的、适合于媒体宣传和炒作的“伪理论话语”却日益流行开来。这种“伪理论话语”出现在以学术研究自诩的论文与其他学术文章中，出现在以专家的身份从事的新闻报道中，出现在占据了强势话语地位的媒体主持人的即兴讲话中，极大地搅乱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规则和场域。而大众媒介出于其自身的利益需求，频繁邀请文学理论共同体的专家学者出场亮相，讲述符合媒体需要的文学理论知识。结果是这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媒体设计好的圈套之中。媒体上的亮相成了一些学者成功的捷径。亮相的机会多，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就多，其知名度也就越高。亮相的频率成了评价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水平高低的一个尺度。为了引起媒介的关注，一些学者甚至不惜采用极端的、反常的话语形式来制造理论表达的惊人之举——这些，恰恰是大众媒介乐于捕捉的对象。这种通过极端或反常的形式来达到传播目的的做法，甚至成为现代生活中人们讲述事件所效逐的方式。何祚庥院士说“中医害死了林妹妹”，此语一出，媒体立即活跃起来，连篇累牍，制造出“中医有罪”的热点，引发更多人加盟讨论。至于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却在媒体的聒噪下被湮没了。而集畅销书作家、历史和社会评论家于一身的图书经理人梅朝荣，则把存留在人们心间的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说成“中国最虚伪的男人”，然而，学术必然有根有据，不能主观臆说，更不能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或广泛传播而不顾基本事实。
三是学术评价的媒介化。文学理论作为学术，其质量评价有自己的标准，不随时尚的改变而改变。然而，在大众媒介的压迫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日益模糊。大众媒介规则成了评价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质量的一个显在的标准。一家颇有影响的大学，竟然以学者的“上镜”作为量化考评其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上镜”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势必助长学术评价的媒介化。重要的是亮相，至于成果的质量反倒在其次了。学术评价媒介化的另一个表现，即学术成果的质量评价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上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尤其是书评来实现。本来，书评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些书评，强有力地构筑了读者—作者—出版者和社会之间的纽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也使得人文知识分子所张扬的思想理念得以传播。像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等，都曾写出过内容深刻、评价精当、文笔犀利活泼的书评，发表在当时的各种刊物和报纸上。在西方，书评业的发达不仅是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大众传播影响社会的有力手段。当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发表，就立即引来了包括莱布尼茨、拉普拉斯等众多大师级人物的评论。这些书评就发表在各种报纸刊物上，成为时代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当下发表在各种媒体上的书评，大多是碍于情面或受利益的驱遣而写就的“命题作文”。尖锐、深刻、客观公正的书评并不多见，反而是阿谀奉承、堆着笑脸的书评充斥在各种媒体上。因为书评是社会反响和学术评价的指标，为了获得反响或社会认可，五花八门的书评也就应运而生了。
四是书斋学者的明星化。和任何一项学术生产一样，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其实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是社会中少数人的（精英的或学院派的）事情。这些人之于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也无需以是否引起轰动或社会认知的广泛程度为评价标准的。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并不都是广为人知的，而往往在特定的文化圈里被流传和评介。所以，应该鼓励学者潜心求索，以追求真理、不为时尚左右为崇高境界。当然，也不反对学者走出书斋，做一些文化普及和宣传的工作。但是，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文化的普及或文化的宣传并不是学术生产，不能将一般的文化普及和文化宣传当作人文学术的知识生产，或者把学者走出书斋，频频触电作为衡量其学术贡献的方面，更不能作为一种价值观来提倡。
我们可以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来分析“学术生产”和“文化普及”的区别。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百家讲坛”无疑是大众传播制造出来的神话。首先，“百家讲坛”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而收视率是大众传播评价自身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没有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无法逃脱被封杀的命运。其次，“百家讲坛”还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300万册的销售量，制造了出版业的消费奇观。其三，“百家讲坛”也确实满足了现代社会大众渴望抚慰的心理。其四，“百家讲坛”还带动了国人阅读中华典籍的冲动和兴趣。无论从哪些方面，“百家讲坛”都可以看作是大众传播时代制造出的神话，其在文化普及和文化宣传上的贡献不容否定。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百家讲坛”无论是就其演说内容还是言说方式，都是经过剪裁的，是顺应了大众传播的逻辑的。这里，无须考据义理，只要阐释心得、讲故事、说典故、穿插现代白话，制造视觉盛宴，就是大众媒介制胜的法宝。
从这种意义上说，“百家讲坛”还算不上学术生产。其实质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为载体的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活动。如果硬要把这种文化普及活动说成是学术生产，是不会有多少人认同的。而把走出书斋频频触电作为衡量学术是否成功的标准，实际上助长了学者的趋时心理。
张法在《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央视〈百家讲坛〉现象的文化思考》中，把“百家讲坛”戏称为“百家说书”，深刻说明了大众媒介关于知识讲述的特点。在张法看来，无论是刘心武之讲《红楼梦》，易中天之讲《三国》，还是于丹之讲《论语》，内容不同，生产方式却如出一辙。即都采取了“说书”的方式。刘心武率先“将学术型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这一转变，决定了“百家讲坛”收视率的上升。在这里，观众水平、媒体本性、观看方式、传播目的等，制约着演讲人演讲的内容和话语风格：
说书就不同了，只需要自己的理解看起来智慧，讲起来趣味，可以任意地想象，联想，类比，只要把自己的这一理解讲得精彩、讲得动听就行了。听说书，不是要听说书人所说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听说书人以这种方式说这一对象之后，这一对象是否让听者觉得有趣味，有智慧，有哲理。对于说书人的说书来说，人们感兴趣的，也不是所说对象本身是怎样，而是说书人把这一对象进行这样的叙说之后，是否让人们觉得愉快，觉得心爽，而且还有点智慧与道理在其中。⑧
可以看出，“说书人”对说书内容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其“学术含量”也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学术含量”并不是“百家讲坛”追求的，也不是电视这样的媒体所能做到的。2001年7月9日，《百家讲坛》开讲，杨振宁、丁肇中等学界名流主讲，当时的《百家讲坛》试图架起“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追求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但是半年下来，收视率几乎归零。没有收视率的电视栏目，其生存就成了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收视率“末位淘汰”的警示下，《百家讲坛》才有了新的面孔。这一转型，实际是媒体人和演讲人自觉服膺大众传播法则的结果。这一点，《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说得很清楚：“首先它不是个学术论坛，电视台是大众媒介。我们就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看的，你要是按一个学术论坛的标准要求我们，我们只能说‘对不起’。”解如光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它是代表大众媒介说话的。电视关注的是收视率，收视率决定着节目的生存。为了收视率，栏目定位的大众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如果把“收视率”再放大一下，把“阅读率”（或“点击率”）作为衡量学术水准的尺度，我想大多数人会不赞成。因为，关键的问题是，电视说书是大众媒介的逻辑，学术生产有学术生产的逻辑，两者不能等同。不能用“电视说书”的标准衡量学术，反过来，也不能用学术的标准要求“电视说书”。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众媒介所制造的轰动效应面前，“电视说书”的标准已经越位，成了评价学术生产和学者成功与否的尺度。而包括文学理论学者在内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在“电视说书”制造的奇观面前，失去冷静的心态，渴望通过“触电”而一夜成名，这又是需要警觉的。
三、回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
首先要警惕媒介文化霸权。美国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写了一本《娱乐至死》的书。在这本书里作者以犀利的文字深刻分析了美国由大众媒介所支持的娱乐工业的来临给美国人从生活方式到文化生产等方面带来的变化。他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⑨他认为，在美国，令人担忧的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
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⑩
波兹曼在这里所说的，恰恰是大众媒介条件下高度发达的“娱乐工业”对美国社会和公众文化生活所带来的灾难。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意义生产的方式，也造成了人们认知世界方式的变化：“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11)波兹曼认为，媒介形式的偏好，能够“最终控制文化”，使文化朝向媒介偏好的方向发展。他引用芒福德在《技艺与文明》一书的观点来说明这一点。从14世纪开始，钟表的发明和使用使人变成了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被取代了。钟表的发明，使人类生活中没有了永恒。同样的道理，如电报的发明，一度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却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因为，“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包括摄影术在内的图像媒介的普遍使用，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看世界——看新闻、看信息。而看与看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只能通过伪造问题和语境来使人们获得一种真实感。显然，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组织生活乃至世界人文秩序的主导性力量，没有什么可以绕开大众媒介而独行其是。所谓大众媒介霸权，也即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现代人的生活以及文化活动，实际是被整合到了大众传播的叙事结构里了。在这样一个高度娱乐化的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思想用故事来包装，严肃的事件用娱乐化的戏说来讲述，历史的深度被肤浅的搞笑所化解，而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灵魂深度的诉求，被一成不变的笑脸和转瞬即逝的图像所颠覆。对媒介文化霸权的警觉，是许多学者包括大众传媒研究专家的一个基本姿态。我们不能一味地诅咒大众传播媒介，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清醒认识大众传播媒介正负效应的同时，将大众传播媒介不利于人文学术知识生产的问题揭示出来，以提醒人们在媒介制造的大众传播的神话中不至于“娱乐至死”。
其次是必要的抵制。既然大众媒介是一柄双刃剑，包括文学理论家在内的人文学者就有理由通过可能的方式，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必要的抵制。面对我们所置身的大众传播语境，人文学者可能的选择不外有两种：一种是世俗化，迎合大众消费文化的逻辑，顺从大众传播的尺度，成为市民社会里的“大众”；另一种是保持应有距离，以理想的激情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把一切有违公正和视为当然的“经验”、“常识”置于被质询的前台。显然，道义的选择应该是后者。人文学者的这种姿态，在拥抱世俗、渴望堕落的“知识人”眼里，肯定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意气用事。但是，设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批判、反思的警戒系统，那么这个社会该流向何方呢？当大众传播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传播着实用的、现世的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当一种深刻的文化关怀以及精神的浓度被大众媒介的元素如图像、卡通等任意稀释化解，当轻捷的娱乐与任意的宣泄构成文化生活的主调和底蕴时，我们是甘愿做“跟着媒介走”、“潇洒走一回”的文化盲流，还是多一点警觉和批判精神，担当一份责任或道义呢？
其实，大众传播时代人文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早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思考。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批判了那种与电视“互搭梯子”不断宣传“固有思想”的电视知识分子或“媒介常客”。认为：“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fastthinkers)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12)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教授不过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媒体的“强硬规则和机械逻辑对任何一种思想不啻于一种强制”(13)，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文化资本，扰乱了学术自身的规则：“较之于曾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启蒙知识分子，较之于启迪民众动员社会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启蒙英雄’，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恐怕真的是彻底变质了。”(14)这中间虽然也有观点认为，正是知识分子的不介入，导致电视节目的平庸化。但总的来说，多数观点对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是持审慎态度的。比较起来，社会科学家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专家，介入媒体的能力较强，容易与电视等大众媒介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有能力通过媒介塑造出知识时代的新偶像。但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其天然秉持的批判精神和知识论态度，使其与大众媒介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人文学者拥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布尔迪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专业场中文化生产者在面对外部力量时，他们表现的自主、抵抗或者屈从程度是不同的。他们遵循“伊达诺瓦法则”：“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是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和指挥。”(15)由此看来，正是急于获取社会的认可和渴望投向“大生产的市场”的心理，使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转向了大众媒介。这样一种“互搭梯子”的结果，既降低了大众媒介的社会公信力，也损害了学者的权威和尊严。
贡布罗维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16)萨义德也做了类似的表述，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这里说的“流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空间的概念，而是一种面对存在而在心理时空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生存态度。“流亡”，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他“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17)。在大众传播构筑了我们时代的生存语境并生产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时候，人文学者理应担当起质疑的、批判的历史使命。由此看来，人文学者对大众媒介必要的抵制，绝不是贪图一时痛快的权宜之计，当然也不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义愤，而是建立在人文学者特有的批判意识和质疑者角色基础上的一种态度。
最后是回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对大众媒介必要的警觉和抵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当中。如何回归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首先，力戒浮躁，培育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精神。所谓“浮躁”，一般解释为轻率、急躁。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学者的浮躁一般指某种较高或较远的目标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急躁、轻率或盲从的心理。既想达到目标，得到认同，又不愿意付出应有的劳动，于是只有通过捷径、讨巧来取得某种急功近利的效果，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心态上的浮躁。对大众媒介的顺应与认同，说到底是学者浮躁心态的表现。这种浮躁心态，助长了学术研究中的“无根”性，既丧失了对研究对象的热情和惊奇，又瓦解了研究者应有的定力和信念。于是，只能在与大众媒介的投怀送抱中获得某种世俗的满足。作为文学理论的学者，应该拒绝浮躁的心态，秉持独立的、建立在学术信念和专业背景基础上的科学精神，而不被似是而非的结论和视为当然的媒介“景观”所左右。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其次，强化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敏锐的感知和在特定知识框架里的一种积极的求索，它可以使研究主体排除干扰，涵养心性，聚焦在学术研究的关切点上，也是自觉抵制大众媒介霸权的一种积极方式。其三，建立科学、有效的符合文学理论自身特点的学术评价机制。这个评价机制，应该有助于文学理论自主性的建立，有助于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和创新，也有助于文学理论共同体成员之间（而不是媒体间）的相互认同和评价。其四，谋求与大众媒介的建设性的关系。既然大众媒介是现代人生活无法绕开的在场，那么，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就不能只限于人文意义上的情感控诉，还应该在批判中建立起与大众媒介的建设性关系。在清醒地呈现大众媒介负面作用的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到大众媒介在建立时代精神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既然大众媒介参与了对我们生活的塑造，也参与了对我们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塑造，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恪守过去的观念，粗暴地拒绝它，而应该给予积极的回应。正如陈平原所言，学者对大众媒介理应“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以为是学者介入大众传媒时宜采取的姿态。(18)”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大众媒体抱有一种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立场，显示出理智和成熟的风度。在大众媒介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生活方式的今天，文学场的解构与建构也就不仅是事实层面上，也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相应的，文学理论作为对这个文学场进行描述和规范的学科，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知识形态。也许，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的话是对的：“我觉得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合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它是一种混合体。在作为这种混合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19)米勒没有对这个“新的形态”做过多的描述，但是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种着眼于对大众媒介与文学场关系研究的新型的文学理论在不远的将来会应运而生。
注释：
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
②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④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⑤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7页。
⑥参见尤西林《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
⑦吴俊：《发现被遮蔽的东西》，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⑧张法：《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央视〈百家讲坛〉现象的文化思考》，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31日。
⑨⑩(1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2页，第105-106页。
(12)(15)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第73页。
(13)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学理追问》，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14)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6)《流亡者译丛》序言，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7)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57、25-26页。
(18)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
(19)周玉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载《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