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经验：托尼#183;本尼特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托尼论文,尼特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相比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者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而言，托尼·本尼特是文化研究的“后来者”，处于理论传统的继承与深化的位置，但这不影响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与鲜明可见的特色，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托尼·本尼特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的活跃表现与实践影响更是奠定了他的位置与身份，他注重文化的经验性、治理性以及实效性，其文化研究理论与经验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既有呼应又有超越，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性、文化研究的政府性与治理性等具有不俗的理论见识，从而与五六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七八十年代的特里·伊格尔顿共同构成了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谱系。本文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探索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与特色，特别是试图展现他的文化研究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传统与经验的呼应／挑战、批判／超越的关系，以丰富对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认识。
一、托尼·本尼特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在当下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会重点提到“英国文化研究”①，普遍认为这是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绕不开的理论传统。这种观念符合文化研究学术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但是人们习惯认为“英国文化研究”是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继承与实践拓展，甚至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仅仅是指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那一历史时段的研究。在关于文化研究理论上，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继承关系，但是，将“英国文化研究”仅仅局限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理论视野上就会窄化“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首先，“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正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也就是直接在CCCS工作过的成员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理查德·约翰生(Richard Johnson)和乔治·拉朗(Jorge Larrain)等，还包括没有直接在CCCS工作过但对“英国文化研究”同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人的理论研究与贡献；其次，“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不仅仅指“伯明翰学派”那一个既定历史时段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之前的马修·阿诺德、利维斯传统与“伯明翰学派”之后的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仍然属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之内，而且现在看来越来越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概念上看如此，从学术传统上看，“英国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指“伯明翰学派”那一时期的研究，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理论观念构成和学术经验整合的学术传统。
在学术传统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基本上是在四个维度上展开的：其一，它是随着英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发展而发展的，与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迈进有极大的同一性。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大多经过了严格的职业化的学术训练，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后来的特里·伊格尔顿也是如此，英国文学的学术训练和职业培养使这批文化理论家获得了深入社会文化文本所必备的文学经验；其二，它是在对文化与道德、文化与素养、文化与高尚生活方式的培育、文化与卓越精英人才等观念的批判性超越中发展而来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对英国文化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主义”的审美道德意识和精英主义观念的批判性超越；其三，它是在对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的研究与关注、在对英国成人教育的职业训练以及对战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经验的深入总结与理论提升中发展而来的传统；最后，它还是在一系列理论思想催生中形成的传统，如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思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福柯的文化观念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学研究都对“英国文化研究”总结和提升英国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文化研究”有着“伯明翰学派”创造的辉煌的开端，所以人们往往更多地将“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联系在一起也不足为怪，但从上述学术谱系也可以看出，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内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告一段落之时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吸收多重理论资源与文化经验从而再度走向深入发展之日，特别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和全球化的“文化研究”思潮愈演愈烈，“英国文化研究”更加展现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当然与新一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学术贡献是分不开的，这其中就包括托尼·本尼特。
就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文化研究”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是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学术发展中的一处“重镇”。“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到托尼·本尼特这里，理论观念和实践方式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对英国早期文化研究传统的呼应，也有从文化实践的当下语境和既定领域中开始的批判；既有理论建构和实践方式上的继承，更有在不同文化视野与文化语境中的超越。托尼·本尼特自己也曾认为他与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不同，[1](p.13)就学术传统而言，他从英国文学学科的学术训练获得的影响不是很鲜明，所以他的文化研究不像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那样注重对英国文学史经验的剖析和对话，他也不像“伯明翰学派”那样强调对“青年亚文化”与“商业文化”进行直接正面的研究，特别是对“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传统”，他表现出了宽容式的理解，更强调对之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注意到了雷蒙·威廉斯等人的批判的“二重性”立场以及对“英国文化研究”政治性选择的潜在影响。[1](p.17)就教育背景而言，托尼·本尼特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是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所以他更多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关注文化问题和美学问题，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统计分析和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就学术经历而言，本尼特早年长期从事英国成人教育实践②，对英国社会底层文化经验与教育现状有深刻的体察，后来又长期受聘于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在文化的治理性、文化研究与文化机构、文化研究与文化政策、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等问题上既有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又有文化实践上的实际工作，所以相比“英国文化研究”的学院传统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经验性、实效性与参照性。最后，就哲学观念与思想方式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八九十年代更加活跃③，所以，他对“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传统”、“阿尔都塞传统”以及文化研究中“文化分析”与“结构主义”的“两种范式”④没有明显的继承，他对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批判性也非常明显，而对福柯的“治理性”观念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则有明显的借鉴，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研究的治理性与实践研究，因而体现了对“英国文化研究”早期传统的超越性。其文化研究观念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传统，也不同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而是注重经验性、治理性、实效性的文化实践。但是他的这种超越也是建立在及时必要的理论呼应的基础上的，他充分重视了英国文化批评的经验来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上层建筑观念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都有明显的理论呼应，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性、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识，同时文化理论建构的色彩也非常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既超越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传统，又对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具有理论范式上的反思与深化，从而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发展。
二、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的重释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2](p.61)确实，文化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太过复杂，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性既使文化研究展现出生机勃勃的特征，但又造成了它的研究范畴的分散性，但正是因为如此，文化研究需要实证性的精神、实践性的立场以及可操作性的方法，只有将文化研究的具体过程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与文化实践上，将文化研究的最终结论与可应用性的实施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文化研究本身所蕴涵的实践精神。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到托尼·本尼特那里，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种实践主张。将文化政策、文化机构、文化治理等实践立场引入理论研究之中，从而引起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上的策略转型与方向调整，这正是托尼·本尼特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的主要特色。
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或至少从“伯明翰学派”以来的文化研究传统中，无论是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都没有设想过将“文化政策”、“文化与政府的治理性”、“文化与现实政治机构的关系”作为文化研究的内容，更没有作为文化研究的方向与焦点，甚至有这样的认识：将“政策”、“政府”、“政治机构”引入文化研究会使“文化研究”被“文化政策研究”所取代，文化研究会成为政府所倡导的行为。由于既定的观念与方法几乎厘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以至于使文化研究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在运转”。[3](p.158)从文化研究的传统与历史来看，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承续了“文化研究”某些有针对性的方法特征，如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性、文化研究深入社会文本的实证方法、文化研究重视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经验意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等，但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损伤了文化研究的思想锋芒：一是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文本研究”或“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性日益消融在束之高阁的学院化工作的规范形式之中；二是导致了文化研究的制度化与商业化，使文化研究日益成了学术化和技术化的职业，文化研究成了通俗故事、电视媒体、文化公共休闲领域（如电影院、咖啡馆、麦当劳等）等大众文化消费经验的解读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批评精神与反省意识。对于文化研究是如何从一种对“传统”的反抗又走向了另外一种研究的“传统”的问题，当代文化研究虽然有所警觉，[4](p.66)但在具体研究中仍然是在强化文化研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一面，正是在这种错位中，文化研究其实正在悄悄发生学科的分裂。
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在这方面有深刻的警醒，他提出，当代文化研究在学科格局上存在着分散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文化研究在承担审视文化实践的职责的同时获得了“术语”上的灵活性，但“需要与它过去的许多方面决裂”[3](p.159)。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决裂”并非是要文化研究有一个彻底的学科断裂，他指的是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缺陷，期望通过与目前正处于“流通”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是那种“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化”的研究方式的“决裂”而实现文化研究的当代责任。他提出的方案和研究方式是将“‘政策’理论地、实践地、制度地引入‘文化研究’之中”[3](p.159)。托尼·本尼特这里所说的“政策”并非指影响文化研究的具体政治政策和主张，而是将政策、制度与管理的背景与手段看做文化的重要领域和成分，进而将文化研究视为特殊的“文化治理区域”，以便在文化研究主要问题框架内重新审视“文化”，强调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同时又是治理的“工具”。就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关注下层社会阶级的道德、礼仪和生活方式；就工具而言，文化研究则成为对道德、礼仪和行为等领域的管理干预和调节的手段。
在文化主义理论范式中，文化研究的重点落在了调整文化与读者、亚文化成员以及大众文化等文化形式的关系上，目的是引导主体自我的政治实践转变。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则强调从意识形态的幻象中导向真实的意识，由此带来主体认识上的变化。但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这两种理论范式都依赖于一种将文化视为主要符指实践领域的文化观，文化研究方式与手段在符指意义或话语意义上追求的是文化政治的任务。他认为这两种理论范式都对调节不同文化领域的政策与制度背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政策、制度背景与文化政治任务的实现之间的特殊关系。为此，他强调，把制度与更宽泛的政策与管理背景引入文化研究，其目的正是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困境，这样一种观念使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展现出了与以往文化研究不同的策略主张，他首先针对的就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概念。
在托尼·本尼特看来，雷蒙·威廉斯并没有对文化的“现代”用法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他引述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批评家肯·鲁斯文(Ken Ruthven)的评述说，当威廉斯“坚信历史的潜在过程以某种方式沉淀在一小撮所谓的关键词中”时，“他这方面的大部分作品仍然停留在剑桥英语的视角上”。并且认为，“威廉斯就每个关键词有待定位的语义学领域而下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随意的；它凭借的是有利于‘文化’的历史和意义因而根据它与‘审美’、‘艺术’、‘文明’、‘人性’和‘科学’的关系而被想象为可书写的。尽管不怀疑这些选择的实质作用，它们的不完全性同样也是明显的”。[3](p.162)为此，托尼·本尼特强调“文化”的“多元决定”特性，强调把“文化”看做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地形成的“治理关系”，强调文化研究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参与以及其他文化形式、技术和规则的配置应用实现更令人信服的文化构想。他认为，在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中，文化的语义学方面被过多地突出了，威廉斯强调了文化定义的丰富的人类学意义，但忽略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有机层面。为此，本尼特强调文化研究更应该关注艺术智性活动得以最后被刻写成文化治理手段的过程，强调文化研究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成为改善大众精神行为品性的手段，这不是单凭文化自身的特性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文化实践的参与以及实现文化实践所需要的场域如公共博物馆等的参与。在他看来，威廉斯忽视了这种场域是如何建立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所以，他提出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就是要恢复文化活动刻记于其中的有计划性的、制度的和管理的背景，也就是决定文化实施的关系网络，即“文化的多元决定”。这些“多元决定”构建了与特定文化实践相联系的区域，也构建了行为规范，只有考虑到这些“多元决定”的区域文化研究才能实现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思想中占有“现实凝聚物”。[3](p.165)
在“英国文化研究”中，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概念有重要的奠基作用，雷蒙·威廉斯“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以及理论阐发曾经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和实践过程，托尼·本尼特承认自身也曾受威廉斯的影响，[1](p.17)在他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影响是明显的，所以，尽管托尼·本尼特深入反思了“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中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概念，但他其实也无法完全剔除“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在他那里的影响。他努力地将文化研究导向文化实践批判，强调文化实践批判既是“文化政治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3](p.165)也正是呼应“英国文化研究”学术传统的方式。只不过，在他那里，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强调文化文本分析与主体认识形式的关系，不仅仅是阐释文化文本与它的时代的生产关系，而是如何处于它们之中：“它如何处于特别的文化技术之中”，“它将指向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方向”，并且思考文化研究的政治可能性：“这种文化研究的目的是生产知识，从而能够帮助发展这样的规划，而不是无休止的花费力气去组织仅仅作为它们自己的修辞幻影效果才存在的主体。”[3](p.166)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同样具有理论范式的意义。
三、问题式：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及其实践影响
在20世纪西方文化研究中，“葛兰西转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转折标志。佩里·安德森认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4](p.71)，“在葛兰西以后，西欧再也没有其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达到过同样的造诣”[4](p.61)。葛兰西的文化理论不但促使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转移，而且引发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观念的新的重写与反思。葛兰西提出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文化霸权与有机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社会实践等一系列有鲜明针对性的理论观念和思想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范式的一次集体性的理论重读，促使整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之外开始“用自己的密码式的语言来说话了”[4](p.4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葛兰西转向”引发的理论动荡是明显的，也是深刻的，阿尔都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理论流派和理论家都深深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主题上的创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几乎倾全力研究上层建筑”[4](pp.96-97)；在思想体系上的典型性转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遗产的标新立异式的理解；在哲学观念上的独特选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观念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到纯理论化地理解历史的先验概念体系与经验现实，都是在“葛兰西转向”的理论转折中发生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中的“葛兰西转向”是一种整体理论范式的转折，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和理论传统以及思想旨趣变化与转向。
在“葛兰西转向”中，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与理论观念受到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葛兰西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被介绍到英国，它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影响是在以下两方面因素的促发下发生的：一是整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的转折对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促动；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和《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积极推动。葛兰西影响“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观念是他的“文化霸权”思想，其主要表现是葛兰西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与凸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视、对文化手段与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关系的观念整体地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特别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如何走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困境有着重要的启发。特纳曾经认为，“葛兰西转向”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内部为一个重要工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当葛兰西的著作明确地展示了大众文化的功能，他也深刻地提出了全部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角色问题。[5](p.179)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中，雷蒙·威廉斯与葛兰西曾有密切的个人联系，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文中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曾专门讨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对威廉斯的“文化”概念以及他的“感觉结构”的观念都有重要的影响，在霍尔的《编码，解码》中，也可以看出葛兰西的痕迹。“葛兰西转向”使“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组合方式上来，开始强调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以及特定的实践方式，从而在文化、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打开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空间，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方式有重要的影响。
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大部分是发生在“葛兰西转向”之后的，因此他对葛兰西的文化理论有重要的体会，受到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本尼特在他的《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博物馆的诞生》等一系列论著中多次阐发葛兰西的思想。在本尼特看来，“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凸显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从多种多样的权力形式中发现自我，并将主体组织成一种集体的政治力量来对抗权力集团，在这种研究中，“文化领域需要被看作本质上是统治的”[3](p.170)。像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一样，本尼特有效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大众文化研究观念，认为“葛兰西著作的批判精神完全没有大众文化批评家叫人忍无可忍的傲慢态度，同时又丝毫无意去鼓吹一种大众主义，既避免也否定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二元对立”[6](p.62)。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葛兰西的理论观念为文化研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观念，它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赋予大众文化巨大的政治可能性，它的理论价值在于“能够合理解释文化斗争的不同领域（阶级、种族、性别）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可能互为交叠的那些错综复杂、变化无定的方式”[6](pp.66-67)。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采纳葛兰西的理论谱系，而是在文化研究中引用葛兰西“文化霸权”观念的“问题式”主张，这主要表现在：在文化与治理的关系中融入了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在文化技术、文化机构的形成与政府间的关系——如博物馆——的理解中，将葛兰西的霸权观念与文化的治理性结合起来，试图在超越葛兰西“文化霸权”观念的努力中落实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本尼特认为，在文化研究中，“葛兰西要素易于对制度不感兴趣，相应地，也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考虑，它们在把文化技术与另一种文化技术区分开来时，也带来了特定系列的规划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3](p.167)因此葛兰西的传统“也具有实实在在的局限性”[3](p.166)。托尼·本尼特认识到了葛兰西的局限，认为文化研究中完全局限于“文化霸权”的理论视角就不能与现实的文化关系相符合。为此，他引用福柯的“政治理性”的观念，更多地强调文化研究在政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规范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与文化政策的研究中。
托尼·本尼特认为，博物馆在肇始之时就被刻记在制度形式之中。博物馆一方面作为文化财富，它有责任使它的资源平等地和免费地向公众和公民开放，但另一方面，博物馆也是区分大众的工具，它在理论上是民主的，但在现实中已经证明是一个发展了那些社会区分实践的非常显著的建设性的技术。博物馆特有的政治需求支配着它在表征实践上的政治需求，即不同族群文化应该在博物馆之中得到平等的表征，因此，博物馆为将群众转化成合乎秩序的、理想的、自我规范的公众提供了一种机制。从这些方面来看，“博物馆不仅建构了一个文化区分的空间，而且也建构了一套文化区分实践的场所，其目标是筛选出与公众集会地方相联系的公共行为方式”。[3](p.230)这是本尼特在吸收了福柯的“政治理性”观念后对葛兰西“文化霸权”观念的再解读。在福柯看来，现代管理形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新技术的出现，监狱、慈善机构、收容所等，既是政治机构，同时又是应用新技术的管理方式，它们的功能是调节个体与大众的行为。表面看来，这些技术以它们自己特有理性为特征，但是它们也构成了有利于权力施行的特定方式，生成了它们自己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代表一般权力形式施行的场合，比如监狱，监狱的政治理性与其说在于真诚地改革行为的能力，不如说它将可管理的犯罪亚阶级与其他人口隔离开来的能力。在托尼·本尼特看来，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与福柯所说的监狱的发展轨迹是相反的，“博物馆既是被看的地方，又是看的地方”[3](p.232)。博物馆一方面是民主修辞、大众教育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改变大众行为方式的工具。前者要求博物馆无差别地对待公众，后者则成了区分大众的手段，“因此博物馆修辞性地将无区别的公民并入一套好似呈现为从自身生发出来的权力——知识关系之中”，这样，“民主公民修辞地进入了国家的程序之中”。[3](p.228)从博物馆的诞生到博物馆的政治理性，托尼·本尼特提出了一种“政治博物馆”[3](p.219)的概念，同时也积极阐发一种关于博物馆的“真理政治学”[3](p.233)那就是：“拆除博物馆的空间，构建一套博物馆的展览品与公众之间的新关系，使它作为有利于民主多元的社会自我展览的工具，更充分地发挥作用。”[3](p.233)为此，他用福柯的“政治理性”的观点去融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他的理论特性是淡化和稀释了“文化霸权观念”的理论属性和颠覆功能，在对文化体制与文化机构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中，将文化与霸权、文化与统治的观念与文化的政治理性问题结合起来，既凸现了具体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同时又与具体文化机构和文化体制研究结合起来，因此，他的文化研究的政治性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在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中，本尼特的这种观念具有标志性的理论意义，它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转向”的理论视域中的新的眼光与实践，在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的“问题式”落实于具体文化政治语境之中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意义和实践特征，因此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走向。
四、理论与经验：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启发
在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无论是英国本土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还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当它们发展到今天，当它们面临着一些无法突破的理论困境之时，托尼·本尼特“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的“文化治理性研究”的理论范式会有不小的理论启发，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性特征与优势在托尼·本尼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什么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文化的治理性”？具体说，那就是具体文化研究和实践要为文化的多元性与特定人类社群的不同标准而负责，文化研究应该通过密切关注政府、政策与惯习等因素，实现文化功用的倍增，以有效地增强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曾经从工人阶级、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新兴媒体的研究中最早地凝聚了文化研究的经验特性与优势的话，那么托尼·本尼特对政府、政策、惯习、文化机构与文化体制的社会学、统计学与人类学研究，则进一步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强化和凸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特征与优势，这一强化也将“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人文影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之中。
其次，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应用性与实效性，从而发扬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传统与文化政治功能。本尼特曾经强调：“只有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才能使文化研究从那些陈词滥调的形式扭转方向。”[3](p.171)而他的文化研究不仅仅是理论化地展现了他实现“英国文化研究”目标的雄心，而且通过对葛兰西、福柯、布尔迪厄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融合贯通，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化与实践性、政治性明显结合起来，从而走出了“理论化”的文化研究和“理论化”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困囿，在微观文化系统研究上强化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与实践性。在托尼·本尼特身上所展现的这一特征与他一直以来的实际的文化研究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托尼·本尼特在澳大利亚从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曾经在澳大利亚成立了“文化政策研究所”，因此他的文化研究中的“澳大利亚内容”也比较明显，他的任务与目的是从组织研究、出版计划、发展与地方和政府或半政府的各种合作关系等方面进行文化政策研究，并在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以及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中提出新的问题，并且寻求有效的实际的解决方案，因此，他的文化研究的指向相对明确，政治性也比较集中，这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极力强调的目标。
最后，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对整体的“文化研究”学科有所反思与促进。本尼特在谈到文化研究时表示，人文学科的很多区域的作用已经成了再生产精英知识特权的场所，这并没有特别的实际用处，人文学科需要重新定位，它们应该对现有的社会、学术、政治争论和手段做出切实可行的有益贡献。文化研究在研究方式上也不应该成为一种与一般人文学科的相并列的形式，而更应该成为文化改革的科学与文化治理的手段。因此，托尼·本尼特不将文化研究看做是纯粹的话语事件，他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的批评反思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本尼特认为这种文化概念无力承担文化研究中的常识通常加之于它之上的根本重负，他在比较研究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概念之后认为，应该将“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在文化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与它在文化政策的修辞和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这不仅仅展现了托尼·本尼特对“文化”概念本身的思考，也体现了他对文化研究整体学术发展和实践应用的思考。同时，对英国19世纪的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传统，托尼·本尼特也有不同的意见，他并非一味地批判马修·阿诺德的道德主义与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而主张威廉斯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道德精英传统以及泰勒的“文化”概念的进化论因素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结合起来，其中体现的是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学术发展的重视。
目前，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重视，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也不断获得积极的评价，这是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在当代思想文化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表现。但就目前而言，文化研究也展现出了众多的缺憾，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越来越以新的方式被商品化和制度化”，而且，文化研究“我们对它谈得越多，越不清楚自己在谈什么”。[7](p.66)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研究受到了稳定性、规范性和界定性的模式影响，另一方面，是文化研究融入更广阔的文化阐释世界时，文化研究代替了批评理论这一更为含混的概念，结果是文化研究一盘散沙，丝毫不再说明它的学术和实践如何为解决文化和权力文化提供不同的方式。为此，格罗斯伯格再次重申文化研究的力量和魅力的根源：1.文化研究拒绝把自身建构为可以自由穿行于历史和政治语境的一种完成了的和唯一的理论主张。2.文化研究拒绝以学院的或狭隘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明自身的理论精确性。3.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依据是理论文化实践和关系所需要的东西非常明显的正是文化，决不能在任何特定历史和制度的语境之外预先限定。[7](pp.66-69)这种“文化研究不是什么”的理论说明正是理解进而释放文化研究的理论重负的形式。对于文化研究，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既定的理论化的说明，如跨学科、反理论、批判性等，但我们似乎忽略了长期以来这种既定的理论说明仍然是一种抽象化的方式，仍然会走向对文化研究的“唯理论范式”的倾向，这正是文化研究所拒绝的。尽管我们可以给出若干种文化研究的定义方式，但归根结底，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抽象、描述和重建人们借以‘生活’、意识并主观地维护自身的社会形式。”[8](p.12)这也正是托尼·本尼特以及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当代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更加复杂，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历史的发展已经将文化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托尼·本尼特以及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因为只要文化研究在继续，就不能放弃对文化知识的反思与政治思考，就不能放弃文化批判与政治实践，更无法忽略考虑和协商文化原动力和文化关系以提出新的问题，这些也正是托尼·本尼特正在进行的工作。
注释：
①“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是指由英国早期文化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所开创的在英国生长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学院派传统，是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内部发展而来的，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有重要理论关联，本文这里所说的英国“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这个学术传统内的，与当下泛化文化研究理论有一定差别。
②关于英国文化研究与英国成人教育的关系请参照付德根：《战后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1卷第2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2月。
③托尼·本尼特的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79年，他的《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出版于1981年，《邦德及其超越》（与珍妮·沃考特合作）出版于1987年，《文学之外》出版于1990年，《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和政治》出版于1995年，他的《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与治理性》、《知识分子、文化政策：技术的、实践的、批判的》也都是发表、 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中可以看到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过程与影响主要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
④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文化主义范式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者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范式则是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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