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近代经济三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近代论文,生与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诸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发展的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尽相同的农业与现代工业、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关系。英国早期工业化是建立在传统农村经济组织被破坏的基础之上的，一般被视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典型，而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的破坏，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兴起的必要前提。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着一种城乡关系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中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与农村中以落后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长期并存的经济结构。许多学者认为，在这种二元经济中，传统农村经济在社会向现代经济的演进中，作用往往是消极的，它一般只是被动地向城市输送剩余劳动力和部分原料。只是在农村剩余劳力被城市工业汲尽，用高资本高技术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后，农村才可能走上“现代化”轨道，整个经济从而从“二元”变为现代化的“一元”。
然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向现代社会经济的过渡历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殊不相同的情景，既不同于英国早期的现代化，也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中论述的二元结构状况。出现在历史上的是三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局面：农村传统农业经济，城市大机器工业经济，以及既富有传统色彩、又深受大工业影响、带有近代经济因素的农村工副业商品经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村工副业商品经济的顽强与长期性，以及它对近代大工业和农村传统经济的强烈积极影响及纽带作用，已远非一般认为的颇为消极的“过渡”二字所能涵括。本篇所欲论及的，就是近代长江三角洲大地上的这种“三元结构”，中心是探讨三元结构中传统与近代经济结构的联接点——近代农村工、副业即“中元”结构。
一、近代长江三角洲三元结构的形成过程及相互关系
（一）“传统农业一元结构”的基本特点及转变动因
在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冲击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我国长江三角洲一带一直以封建〔1〕性的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的基础。 即便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城镇手工业中，封建性的、依附于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种社会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传统农业社会，它与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又有“传统”农业的“二元结构”社会不同，是较单纯的“传统农业一元结构”。
小农业与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发展的盛期。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工副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概括而言将手工业视为副业之一种亦无不可。工副业种类繁多，随着农民对自然产物利用的愈趋广泛而逐渐增加，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养猪、鱼、禽，种植果木菜蔬，等等，几乎包括一切农民可以涉及的生产领域。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农业与工业（手工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原料，基本要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而无须经由市场交换。土地虽可买卖，但对大多数小农来说，田地或是世代留传的，或以各种租佃关系长期归小农使用。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这种经济称为“封建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然而，以“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概括长江三角洲传统小农经济结构，严格说来并不贴切，因为这忽略了该结构的另外一些重要特征。小农家庭生产能力的薄弱，所处自然环境对生产的诸多限制，使长江三角洲小农虽竭力追求自给，却仅凭家庭之力远非可达到自足。一部分生活、生产资料必须求诸于家庭之外的供给。为了换取这些必需用品（如部分的口粮、盐、铁制农具等等），农民需要出售自己有能力多生产的、超出自给需求的物品，这类为了交换而到市场上出售的物品，基本来自农家手工业和副业，这就使得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性生产与较发展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这种总体特征，对近代该区域传统农业经济的“一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手工业相结合的型态以棉纺织业与粮食种植业的结合为典型。长江三角洲地区植棉、纺纱、织布的推行，一开始就与大量贫苦农民苦于食粮匮乏，力谋生计有关。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2〕以上说的是宋末元初之事。至清代前期，以松江府为中心， 包括苏州府的常熟，太仓州的镇洋、嘉定、崇明、宝山，常州府的无锡、江阴，浙江嘉兴府若干县，长江北岸的如皋、通州、海门等地，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均极兴盛，松江是我国最著名的棉布产销中心。与商品棉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农户又紧紧抓住粮食生产不放，所谓“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3〕，“妇女亦事耕耘，兼勤刈获，暇则纺绵织布， 抱布贸银”〔4〕，“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 以资食用”〔5〕，等等，都反映了商品性家庭手工业与自给性农业的结合状况。如果说，在农民的家庭棉纺织产品中，还有少量是供自己衣被之用的话，对于江南农村另一主要家庭工副业——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来说，则是更纯粹的商品性生产。农民从事这种工副业显然不是为了自己要穿绫罗绸缎，而完全是为了出售，以补充农业收入之不足。总而言之，长江三角洲的传统经济虽然是一元化的农业结构，但在一元农业结构的内部，却生存着两类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工副业，这就为在一定条件下一元结构的分化埋下了基因。
鸦片战争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动打破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一元结构”。
变化的动因首先来自随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冲击力。中国古老的文明孕育下的传统军事路数无从抵御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一败再败，使一批有为人士意识到：要救国，必须求强，欲求强必先求富，若求富必学外洋富国之法之技。于是，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制枪炮、造轮船、修铁路、开矿山、进而购置机器建工厂、开贸易，沸沸腾腾，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流。
然而，将某种生产方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去，绝非仅凭政治原因、凭借爱国热忱或赢利愿望就可成功。它需要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先决条件。正好比将一种热带植物移植到寒带，没有适宜的温度、阳光、湿度、土壤，要想使其成活是不可能的。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如：将西方资本主义成熟社会的产物——大机器生产方式移植到尚处于完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庞大的中国，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条件？移植在哪些方面获得成功或遭致失败，其原因何在？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先进”的历程中，是否有规律可循？这类问题，迄今为止的西方各经济理论流派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需要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加以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印度、中国等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东方大国之后果相当关注。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入侵，会消灭东方诸国中前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顽固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从而为社会进步开辟道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根据这一观点，对西方资本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方面之后果有过如下论断：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然而，至少就长江三角洲地区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就一些主要部门来看，资本主义近代大工业并不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之破坏、小农传统经济解体的基础上，而是恰恰相反：这些部门往往是建立在农民家庭工、副业整体繁荣发展之上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农民家庭工副业的进步，并在进步、发展中发生了经济组织和生产力的新变化，并奠定了农村中的工业、手工业、家庭副业和商品农业在农村经济和整体经济中愈益重要的地位，从而，近代长江三角洲出现并确立了传统农业、近代型农村工副业、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的“三元结构”。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主要工业部门是棉纺织业、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据1933年的调查统计，当时江苏的棉纺织工业、粮食加工业、缫丝业的投资额和总产值分别列全省机器工业的第一、二、三位。分项数字为：投资额（千元），棉纺织业（包括棉纺、棉织两业）：30103，占全省机器工业投资额的46.2%。粮食加工业（包括面粉、机器碾米、榨油）：5140，占全省总投资额的7.9%。缫丝工业：934，占全省投资额的1.4%。总产值（千元）：棉纺织业：102 497， 占全省机器工业总产值的51.9%。粮食加工业：36 121，占全省18.3%。缫丝业18 514，占全省9.4%〔6〕。
长江三角洲近代工业的部门结构特点的形成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如果检视一下长江三角洲的的传统经济，就可知道，在整个经济结构内，植棉和家庭绵纺织手工业、粮食种植业与蚕桑业占据最主要地位。近代工业的主体部门与传统经济的主体部门恰好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这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正反映出近代工业与传统经济的密切关联，反映出近代工业主体部门的形成与传统经济中主要产业的发展有着不能忽略的高度依存关系。
长江三角洲近代工业与传统农村经济的密切关联，是通过传统经济中的商品性生产部分，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副业、经济作物业发生联接关系的。联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近代工业经济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有着极强的生产要素互补性，双方有着大范围的利益重合，这与经典理论中关于近代工业与传统农村经济是截然对立的概念恰恰相反。
在不同门类的生产中（例如棉纺织业、缫丝业等等），由不同的要素相关关系（例如原料的需求与供给关系、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关系，等等），形成了不同的联接的途径，由此，形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密切关联的不同形式。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形式的联接，在大工业的影响作用下，传统农业一元结构中的商品生产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特性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传统部门的某些方面向近代经济性质方向靠拢，发生了突破传统的重要变革。于是，一种近代长江三角洲中的全新经济结构——“中元结构”形成了。
以下，通过实证，简略展示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各种相互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发生的近代中元结构类型。
（二）新型农民家庭棉纺织业的形成与近代棉纺工业的诞生
任何商品生产都需要生产原料和产品市场这两个最基本条件（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基本条件）。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手织业与近代纱厂的经济互补关系正是建立在纱厂对农民手织土布原料——机纱的供给，与农民大量购买机纱并形成纱厂的广阔产品市场这一基础上。
变化之开端，始因于使用机纱大大便利了农民织布，提高了生产效率。首先是大大节省了织布时间。在农民完全靠自纺土纱织布时，纺纱效率太低是制约农民织布数量的主要瓶颈。据本世纪60年代对江南织布老手的调查，一般农家用单锭纺车纺纱，织一匹“稀布”（长20尺，宽1.2尺）需要纺纱4日，织布一匹则只需1日〔7〕。使用机纱，可完全省去纺纱时间，仅此一举，织布效率就一跃而提高数倍。其次，使用机纱明显改进了土布质量。著名的松江布区一带的情况是：“洋纱条杆均匀，织出来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8〕。南通的情况是：机纱经农民试用后， 因为“条干均匀，不易断头”“线条长，出布多，而且好织”〔9〕， 渐被采用。使用机纱织布，比用土纱织布在操作过程中亦既方便又快捷：“土纱容易断头，织的布不光洁，织起来也要比洋纱慢些”〔10〕。
织是纺织生产的最终工序，农民最终是通过织布来获取收入的。纺是为织服务的。正因为机纱利于织布，而织布对广大农民来说是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尽管用机纱织成布在开始曾受到布商的抵制，但势不可挡，很快在大江南北的农村织布区中流行开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上海附近、松江、无锡、江阴、常州、常熟、镇江、南通、海门一带，农民使用机纱织布已渐呈普遍之势。有人回忆，1895年左右，上海一家布庄门市收的土布中，“约有60%已是洋经洋纬（即经纬线全用机纱），40%是洋经土纬（经为机纱，纬为土纱）”〔11〕。
农民普遍使用机纱织布，为长江三角洲一带民族纺织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市场基础。1895年，无锡第一家近代纱厂——业勤纱厂建成投产，就有一个相当有利的机纱市场。其产品“供销常州、江阴、镇江及本县其他市镇，该厂虽然昼夜开工，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需要，尚无法全部供应”〔12〕。继业勤之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无锡又有振新、广勤、申新三厂、豫康、庆丰、丽新等纺织工厂陆续成立，无锡遂成为除上海而外的长江三角洲最大的棉纺织工业中心。而在这一时期，无锡纺织工业的大宗产品是生产供农村织土布之用的粗支纱。直至二十年代末，一项调查显示，无锡各纱厂的产品，仍以土布所用的10、12、14、16、20支纱为最普遍〔13〕。无锡附近农村及江阴土布主产区如青旸、峭岐、顾山、北涸、周庄、华墅、杨厍等地，都曾是无锡机纱的重点销区〔14〕。
农民手织业对近代纱厂的建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典型个案，体现于南通大生纱厂的创建之中。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历尽艰辛，困难重重，对此他曾概括为“千磨百折，忍侮辱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数语。集资难是最大之难，被学者们称之为“工业投资困难的一个典型”〔15〕。直至1899年的阴历四月大生开工时，流动资金的缺乏仍严重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工厂随时有停工危险，张謇在万不得已之下，一度欲将工厂出租于人。就在大生“其势岌岌，朝不保暮”〔16〕的生死危急关头，大生纱厂所面临的特殊有利的机纱市场条件挽救了它。此时，南通土布生产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农民需要大量机纱扩充土布生产，引起了外地机纱涌入南通。通海土布“四大关庄”之一的“同兴宏”老板沈敬夫，看准了当地机纱市场行情看好的形势，向张謇提出“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维护工厂营运办法，果然大获成功。由于大生机纱全用优质棉，质量好，特别是可以就地供应农民，一出厂就很受欢迎，价格持续上升。工厂不但终于保存下来，还在沪上各厂机纱滞销的不景气形势下，销纱独旺，当年赢利。
由于机纱织布的诸多优点，解决了个体农民家庭土纱织布难以解决的数量、质量问题，所以运用机纱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农村织布业也获得了明显发展，大大增加了农民家庭手工织布的市场竞争力，大大扩充了农民家庭织布的区域。获取机纱条件的优劣，在不小程度上成为决定农村织布业是否得以推广的先决条件。即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农村土布已受到机制厂布、洋布强劲竞争的困难状况下，家庭织布仍是江苏农村中最普遍的副业。一项调查指出：“织布久为我农家副业，但曩昔均为农村妇女自纺土纱所织成。自纱厂在通商口岸设立后，农民纷纷采用洋纱，而农村织布业遂亦有变迁。在交通便利纱厂发达之区，如上海与无锡，两县农民以织布为业者固多，他如苏州、武进、镇江、丹阳、嘉定、太仓、松江、南汇、青浦、金山、宜兴、溧阳、溧水、高淳、句容、崇明等县，农民亦得采购厂纱织造土布。即淮阴、涟水、宿迁方面，亦以运河之交通得采办沪锡棉纱，机织土布；南通、海门、靖江、启东四县，则以南通有纱厂，棉纱供应便利，亦有土布之出产，其余泗阳、睢宁、肖县、邳县、砀山等处其有织布副业之存在，皆仰赖徐州为纱布进出之门户。他县织布一项间亦有之，皆不如上列诸县之普遍，地位关系使然也”。该调查把江苏农家副业分为七类，其中“以纺织类之土布，最为普遍，计全苏六十一县中，以此为主要副业者，凡三十一县”〔17〕。
以上的历史情况表明，其一，我国近代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创立和发展，绝非凌空而起，而是建立在一些基本条件之上的。其中极为重要者，就是紧紧依赖于传统农村家庭织布业这一本土的优势传统。依赖于这一传统产生出的对机纱的需求市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棉纺工业是依靠为广大农民织布业“提供服务”来立足并求得发展的。近代大工业尽管有许多外来的“先进”性，但要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活，必不能脱离中国本土的诸多内在因素。其二，近代纺织工业与农民家庭纺织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经营条件相互补充、利益协调而绝非相互冲突、相互排挤的基础之上的。早期长江三角洲近代纺织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机纱，其主要的生产机能是“机纺”；农民家庭自动放弃了原有生产中的“纺”，保留了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织”。如果情况相反，纺织厂以织布为主，农村纺织业必无法维持。这种利益协调一开始可能不是人们主观上的选择，而是市场需求的客观规律使然，然其背后，则是中国的国情在起作用。其三，传统农民家庭纺织业在采用机纱之后，已在很在程度上改变了固有面目，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者，从原来的基本自种棉花，自纺、自织，从生产到产品制成大体无须经由交换、主要由家庭内部完成（不否定局部地区存在的买卖棉花、买卖土纱现象），变为主要的生产原料棉纱须由市场购进，成了商品。二者，原来依靠传统手工生产，难以提高产量的土纱变为用先进技术、大机器生产的机纱。这两方面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使脱离外界的，只靠家庭内部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家庭纺织业转变为必须部分依赖外部的且又是最先进的生产产物进行生产、同时又必须依赖市场和商品交换的产业，这就使原有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发生了内在性质上的重要改变，在农村最广的一项手工副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同时与近代工业经济密切相联的新式经济结构。
（三）近代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业改良
中国近代大工业不但有赖于小农经济中的家庭手工业之繁荣，为自己创造发展的前提——市场基础，还同样有赖于小农经济中的经济农作物和农产副业的改进，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条件——原料保障。不但小农家庭手工业者可以依赖于大工业之力改造自身，并与大工业、商业组成一个协调配套的产业体系，小农家庭农副业，也同样可以依赖于大工业之力得以改造更新，并纳入到一个新型的大工厂——农村商品性农副业的产业体系中去。也正是通过这种改组更新，形成了大工业、近代农村商品工副业、传统农业这一新型三元经济结构的另一类形式。无锡的近代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之改良是为一例。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上海陆续出现近代机器缫丝厂。随着工厂对原料茧的需求不断扩大，地近上海、又无自行缫制土丝传统的无锡，很快变为上海丝厂最重要的蚕茧供应地。
1904年，周舜卿在东埄开设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之后，无锡缫丝工厂渐增，尤其自二十年代后增速甚快，至1930年，已有丝厂48家，丝车14 732部〔18〕。
本地丝厂的大量涌现，使工业原料的需求迅猛增加，这不但使无锡的蚕茧从输出上海转为大部分供应本地，且造成了本地产茧远不敷求的状况。据二十年代末调查，在一般年成，无锡每年约产春茧16万担，夏茧2万余担，秋茧1万余担。共约20万担。以310 斤烘折（生茧烘成百斤干茧时所需数量）为标准，则每年烘干茧6万2千多担， 其中约20 %—30%为上海茧商收买，本地收买约4—5万担〔19〕。但以“每部丝车平均每月用茧1担，年开工10个月计”，在1923 年，无锡各厂已有丝车5828部，需干茧近6万担，表明除运上海外，本地产茧已无法满足需要，不足部分，需从外地购进。据20年代末调查，无锡“各厂每年需干茧13万担以上，无锡所产者占三分之一，余均来自宜兴、溧阳各地”〔20〕。
尽管省内外可以供给干茧以补无锡之需，但蚕茧转运需纳税，增加周转环节费用，增加了运输之费用和货物消耗，故本地供茧能力的提高直接关系到丝厂的生产成本。
不惟数量，蚕茧质量对丝厂赢利亦有极大作用。无锡生丝，是向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法国出口的。丝质高低，价格贵贱，很大程度取决于蚕茧质量。但中国生丝的质量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曾遭到外国商人的严厉批评。1872年里昂丝商协会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丝中，丝的品质都不一致。有时，季初的三号七里丝，到季末品质已不如四号〔21〕。
中国生丝的质量问题，与缫制技术、蚕茧质量均有直接关系。就茧质来看，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无锡的茧质是下降的。1910年代左右，无锡缫制百斤生丝一般需干茧430余斤，在1920年代， 因茧质恶化，生丝百斤所需干茧增加至550—700斤左右〔22〕。
概而言之，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充分供应的优质原料基础之上，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却不能满足近代工业之需。这就引发了近代工业资本运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人才优势，直接插手改造小农的商品经济作物生产之行为，由此形成了大工业与小农经济互动的经济关系和资金、技术组合。无锡等地的丝厂主很早就介入了江南农村蚕桑业的改进工作，并采用种种办法，把农民的蚕茧生产纳入为工厂服务的轨道。
第一，资助、扶持建立蚕种场以推进蚕事改良。
“三五馆”蚕种制造场是无锡早期设立，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大蚕种场。该场的建立，与永泰丝厂密切相关。创办人陆子容毕业于浙江蚕学馆，在永泰当技术员。1926年春，永泰丝厂由沪迁锡，为提高原料蚕茧的质量，厂主薛寿萱建议陆子容创办蚕种制造厂，借给资金三千元，并约定在三年内每年由永泰丝厂包销改良蚕种三千张〔23〕。
苏州浒墅关“大有”蚕种场，是另一著名种场，其生产的虎牌蚕种“质量冠江浙，深受农民欢迎”。“自1926年建场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整个十年间，除浒墅关的大有总场外，在苏、浙、皖三省先后建立了11个分场，制种量最多的年分达96万张……它对于改良中国蚕种事业，特别是太湖流域农村蚕桑事业贡献极大。在江、浙、皖乃至全国，特别是在无锡，以改良种代替土种，推广饲育秋蚕等等，都是从有了大有蚕种制造场以后才全面推开的”〔24〕。而“大有”则是邵申培与“乾甡”丝厂合办的。“大有”董事中的程炳若、王尔成、蒋雨辰、王化南等，都是“乾甡”丝厂的头面人物。
为了保持名牌丝“金双鹿”的质量，永泰丝厂不惜投入重金，自己直接建立蚕种场，1929年，在镇江桥头镇，永泰投资10万元， 购地100余亩创办第一制种厂。1930年、1931年又在无锡钱桥、荣巷各投资3 万、1万元，设立永泰第二制种场和分场。
第二，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以推进农民家庭育蚕。
为了获取优质蚕茧，各大丝厂除了不惜工本推进蚕种改良，以帮助农民提高蚕茧品质、产茧数量外，自1929年后至1937年，永泰丝厂先后聘请专家，培训了蚕桑、制种、制丝与茧务3个专业的人员569人，其中共办了三届“女子养蚕指导员训练班”，二届“养蚕指导员函授班”，二届“蚕桑讲习班”。“养蚕指导员班”毕业后，学员大都担任农民家庭的养蚕指导员〔25〕。大有蚕种场也举办过“乾甡丝厂蚕业合作社技术员养成所。”
第三，通过茧行，高价收购改良茧、优质茧。
丝厂对农民养蚕育茧的质量施加影响的最普遍作法是通过茧行收茧进行的。通常的办法是对丝厂所需的改良茧、优质茧，均给予较高收购价格，以此推动农民饲育优质茧。按当时价格，改良茧比土茧每担价格约高5至10元。
第四，丝厂组织养蚕合作社，以推动农民改良蚕事。
养蚕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中心任务是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共同催青、稚蚕共育等先进养蚕方法，并共同合作售茧。由于千百年来，农民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每个家庭经济又颇颉据，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新法合作养蚕，靠农民自发进行是很难的，何况还要投入资金。养蚕合作社的组建靠得是各方努力，有政府资助者，有农民银行组织者，有蚕桑教育、改良机构帮助者，丝厂也起了颇大作用：“江苏省蚕业推广事业已收相当之效果……厥故有两因：于浒关女蚕校及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推广部遍设指导所者一，因于无锡各丝厂设立蚕业合作社及面授班函授班者二”〔26〕。丝厂组织农民养蚕合作社的一般做法是，提供一定的建社经费；丝厂花钱购买优质蚕种，发放给合作社的农民饲育；成茧后，规定必须卖给该厂。二十年代末，无锡各大丝厂即开始着手组织蚕业合作社：“去年无锡永泰、乾甡、民丰、泰丰各丝厂各设蚕业合作社数处，其经费每社约需一千元”〔27〕。其中乾甡丝厂在1927年就曾聘请蚕校毕业生在堰桥北渚创立育蚕指导所，向农民宣传淘汰土种、改育改良种的好处，并无偿向农民发放虎牌改良种，以调换农民自留土种。
尽管丝厂改良农村蚕桑业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一些大丝厂的作法，如控制茧行、茧价对蚕农有不利之处，但工业资本直接插手农业生产，毕竟是大工业、小农生产与商业（茧行），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开始进行社会化整体生产的可贵的第一步。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是以单独的小农户为单位进行的，虽然不排除农户之间的相互协作，但这类协作，大都不出亲属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且既不固定，又不经常。从总体而言，农村、农民的生产处于“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一盘散沙之状。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用新的合作方式进行蚕桑生产，要求“共同催青”、“共育稚蚕”、“共同烘茧”、“共同运销”等等，都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提出了一个通过合作等社会化经营改革中国传统的农户分散经营的任务，可说是在社会结构上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启动点。新育蚕方式还需要用新科技、新生产方法和工具对原有生产进行改造，这类改造又是丝厂等工业组织动用工业资金和现代科技力量向农村“输入”的结果，其重要意义是深远的。
经由上述两方面的“改造”，无锡的传统农户家庭蚕桑出生产在内在性质上亦发生了重要变化，其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力水平、生产目的都与前不同，并和近代大工业密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蚕农仍就在生产和经济核算方面保持着家庭生产的基本特征，并与农业密切结合。这样，在无锡农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又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但又同时具有二者共同之点的第“三元”结构，亦即“中元”结构。三元结构的出现，既有力地弥补了传统小农生产的不足，提高了蚕桑生产的数量质量，又为缫丝工业改进质量、提高产量提供了条件。在国际蚕丝市场较稳定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无锡、吴江等江南蚕桑重镇出现了一派工农相互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局面。1929年，无锡全县产茧量达19.48万担，茧款收入1200余万元， 平均每个蚕户收入茧款折合大米900—1500斤〔28〕。无锡一带改良蚕种比例，由二十年代中期的30%提高到三十年代初期的90%以上。至1934年，当地土种已被淘汰〔29〕。蚕茧的质量及单产、总产都有较明显的提高〔30〕。农村蚕桑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缫丝工业的前进。由于茧质优良，永泰系统的烘折由300斤降至280斤，缫折由500—600斤降至380 斤左右，永泰生丝售价可比一般中档丝高出10%—20%〔31〕。
（四）南通大生棉纺织工业系统与淮南棉垦事业
从南通大生纺织工业系统扶助、支持淮南棉垦事业的事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近代经济中三元结构出现的历史演进轨迹：运用大工业技术和资本的力量，改造和重建小农经济，并将其纳入近代经济体系中去，从而形成新的、介于传统农业和近代工业经济之间的大型的近代农业企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次极为可贵的尝试，它为中国农业乃至整体经济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道路。
1901年秋，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以通海垦牧为榜样，自1915年起，由张謇、张詧、邵铭之、陈仪、章静轩、吴寄尘、岑春煊、周孝怀等人牵头，在短短数年中，兴起了废灶兴垦、募股集资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约36 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公司名称的垦殖企业约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约有77家。〔32〕。
淮南垦殖各主要公司，尤其是与大生资本系统有密切关系的大公司，一般均采用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与小农户相结合的双层次经营方式，这就孕育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
第一经营层次：公司经营、管理系统。公司作为经济实体，负责全公司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决策与活动，执行家庭生产单位无法完成的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和生产功能。
公司一级的具体任务是：为全公司所需资金集股、增股；规划公司总体目标、兰图；进行公司一级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修建道路、仓库、商业设施、文化教育设施，等等。为完成以上任务，公司投入巨额资金，并编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预算、决算。公司还统一出售各下属单位替公司生产的实物产品，并根据赢亏状况，按比例提取利润分给股东。股东选举产生股董会，决定全局性问题，并由股董会任命总理或经理，具体负责公司日常活动。
第二经营层次：农户经营系统。
由于历史条件和当地具体情况，淮南垦殖事业没有也不可能实行“纯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而是充分考虑到国情特点，实行了“公司加农户”式的中国近代农业经营方式。农户经营的具体作法，是由佃农向公司承佃土地（一般为25亩——50亩），公司予以佃农一定的开垦荒地的费用，佃农按公司对农产品的总要求（以棉花为主产品）进行生产，产品按一定比例以实物形式上交公司。
采用以传统的农户为生产经营的基层单位，是遵从客观规律的择优选择。从客观自然条件来看，垦区处于黄海滩涂带，土壤为沙质，含盐量高，经数年改造，耕作层仍只3—5分深浅，只有少耕或免耕，才能防止返盐。因此，只宜于人工耕种，无法使用机械化操作。既然必须依靠人力，则以家庭为单位，承佃一定面积土地，并以分成方式上缴“租地费用”的形式具有其特殊优越性，主要之点是，它可使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生产者把劳动报酬与土地收获量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生产者必须竭尽全力生产，无须任何监督与复杂的用工给价计算。这就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其付出的艰苦劳动与切身利益更为一致。此外，这种方式在弥补公司开垦资金严重不足、帮助公司降低生产成本等等方面亦颇有其利。
“公司加农户”式的新经济形式，对于把千百万亩盐碱荒滩变为盛长棉花的良田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淮南垦区绝大多数公司负债累累，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若从历史的长期眼光审视，以“公司加农户”方式进行的垦殖事业，毕竟明显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效与社会成效，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跃进。这表现为：第一，改变了千百年来沿海荒滩的面貌，在数万平方里野兽出没的斥卤之地上，建立起众多的现代化农区。通海垦牧公司是各公司中的佼佼者，早在1907年，公司成立不过六、七年光景，垦区面貌已焕然一新。张謇对此曾有详细评述〔33〕。三十年代，即便各公司大多处于严重危机中，胡焕庸仍对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就赞叹不已：“吾人此次亲历其境，停车闸上，外望海波沙滩，一片赤荒；而堤内则阡陌纵横，屋舍俨然，棉花大豆，欣欣向荣”〔34〕。即使那些严重亏损的公司，垦殖成绩也往往惊人。第二，将荒滩变为良田，为民族纺织工业特别是大生系统提供了大量棉花。据胡焕庸估算，垦区面积自灌河以南，沿串场河直下至江边，广义计算，可二千五百万亩。如仅以范堤以外计算，约达一千六百万亩。胡氏估计，垦区棉田面积和棉花总产都约占全国八分之一〔35〕。第三，垦区为大批奴隶般的灶民和通海一带的贫苦农民开辟了新的谋生之途。在兴垦前，淮南各盐场的灶民实际上是国家奴隶，被编入官册灶籍，祖祖辈辈被束缚于盐滩之上，饱受盘剥，过着非人生活。在兴办垦殖公司时，废灶与兴垦同时进行，这就使大批奴隶式灶民获得了新生，改变了身份，成为有人身自由的雇工和佃农。垦区之开发，更使约二十八万缺乏土地、谋生艰难的海门、启东、崇明、南通等地的农民获得了新的谋生之途。
特别应予注意的是，淮南垦殖中的各主要公司实际上已属于大生资本集团工业资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人事组织方面，许多公司是在张氏家族亲自参与下创办。张氏家族成员不但亲自担任众多公司的领导，各公司的高级职员一般与大生系统也都有密切关系。为了协调工业、金融、垦业之间的业务关系，大生系统还在组织上设立了专门机构。1922年，大生系统正式成立“南通实业总管理处”，由张謇亲自负责，协调纺织、盐垦和其他实业的关系。在资金方面，大生工业系统对盐垦支持极巨。1922年，盐垦各公司拖欠大生一厂钱款达规银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两，这是造成一厂当年亏损的重要因素。1920年成立的南通淮海实业银行，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吸收、融通工业资金支持盐垦。在棉花供给上，各垦殖公司所产棉花，都有优先供应大生厂的义务。大生厂收垦区棉花还无须付现金，可在9个月后付款。
总之，在人事组织、资金和产品供应方面，垦殖公司已和大生工业企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垦殖公司已成为大生资本集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近代经营体系。而处于公司之中的农户，也已不再是向地主佃种小块土地，为满足个体家庭需求为目标、生产手段和方法完全由自家安排、产品除地租外由自己支配的传统小农了。在生产资料——土地，生产方式——棉花的种植管理，生产资金——公司投资与农户投资相结合，以及产品出售等等方面，农户被纳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贸、农体系之中，在保留部分传统经营方式的同时得到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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