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架构。他深刻阐明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达到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根本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因此，认真研究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意义重大，既有助于我们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也有利于今天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准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确定的发展战略。
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无节制经济增长造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进而遭受其制约的反思，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们参与以及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其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作出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P162)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他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已体现出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体内容，即人口、资源、环境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为使中国经济实现长久而持续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筹划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时，总是把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统筹考虑。他多次强调，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要从国情出发。他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环境质量差，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从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P163-164)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时，邓小平已意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它直接关系到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直接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如果人口控制不住，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不加以保护，不仅会影响中国“三步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无情惩罚，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存发展。为此，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积极倡导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些思想主张现在看来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正确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就对中国人口问题有较清醒的认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问题。1953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批评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要求倡导和帮助群众节制生育。他认为，节育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它涉及我国人民长远生活的改善；现在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五百万，长期下去就没有办法改善生活了；现在人口已经是六亿五千万了，如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全国人口稳定在七亿到八亿上，就是我们在节育工作上的一个大胜利。1953年邓小平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7年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节育措施，要求轻工业部生产避孕套，每年拿出一千万元，用一千吨橡胶就可以一个钱不要地供应全国人民所需。他还要求节育宣传工作要像爱国卫生运动那样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人口因素一直是邓小平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人口众多，必须搞好经济建设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2](P10-11)在邓小平等人的积极倡导下，1978年，计划生育的条款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它使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现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活动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2](P168)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自建国以来，邓小平始终对中国人口问题高度重视，进入80年代他已经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来看待，提出要“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有些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2](P190-191)邓小平认为，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他深入分析了人口负担过重给国家带来的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从资源方面看，我国许多资源的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占有量很低。人均资源过少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第二，从经济增长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由于人口大量增长，人均水平低。“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2](P140)第三，从社会管理上看，人口众多造成就业困难、就学紧张等社会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娃娃们长大了要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2](P190-191)
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问题采取了有效的措施。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中国的人口政策概括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并根据这一政策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三、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必须搞好环境保护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把环境保护看作关系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大事。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一再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包括对水、土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防治土地荒漠化，防灾减灾，保护大气层以及固体废物无害化管理，这些都是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我国正处于加速现代化建设时期，经济发展的任务很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环境保护政策不到位，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灾害频生，直接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制止和打击破坏环境的行为。
为了保护自然环境，邓小平号召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他认为树木与森林对保护环境意义重大。早在60年代，他到黑龙江视察时就说过：一棵小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可蒸发8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在大庆视察时，他强调要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搞开发。树吸收水份，每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在林区视察时，他指出要边伐边育、保持平衡。“你是个大林区，还要分散造林，可利用一切空间地方，搞经济林。”[4]在谈到森林保护时他还举例说，瑞士砍一棵树要栽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立个法。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更重视绿化造林、保护自然环境问题。根据他的倡议，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国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要求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1982年的植树节，邓小平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拉开了中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帷幕。从此，每到春季，义务植树运动以其特有的全民性、公益性、法定性，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
在倡导绿化造林的同时，邓小平还对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大跃进”时期，全国大炼钢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动乱之中，生态破坏、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现象加剧，一些地区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围海造田等问题相当突出。邓小平对这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多次提出批评。70年代桂林的工业企业发展迅速，工业“三废”及生活污染也迅速上升，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往漓江排放，造成漓江水浑浊、发黑、发臭。1973年邓小平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游览漓江时对此事严肃批评说：这样发展经济是在破坏祖国大好河山，功不抵过。1978年9月，邓小平到黑龙江视察，针对大庆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指出，我们的化学工业“三废”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他要求大庆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这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国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人均耕地、淡水、森林、草原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28%、14%和32%，各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另外，由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的有效开采和利用程度甚低，浪费严重，加剧了资源的相对短缺。
邓小平对全国的可利用资源问题也有通盘考虑。在土地资源方面，邓小平认为土地是进行工农业生产的基础，必须合理地保护和利用。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对天津市负责同志讲，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3](P165)他指出，必须坚持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过量开荒造成的环境恶化；由于过度开发，中国已经出现了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况，“特别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2](P239)邓小平曾引用水利专家的意见，提醒黑龙江等地的领导，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开荒得不偿失，引起气候变化，造成了黑风暴、风沙，破坏了土地资源，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除土地资源外，水资源、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皆是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能源和原材料，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特别是煤、石油等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储量有限，只有节约使用，才有可能长期使用。邓小平对能源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能源问题是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瓶颈”，要搞四个现代化，能源方面搞不好就会耽误。能源问题与资源问题密切相联，能源产业是对水利、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使之转化为工业生产的动力。1980年4月，邓小平在畅谈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规划时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2](P150)。邓小平针对一些单位使用煤、石油不注意节约的现象提出：“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2](P196)
邓小平认为，加强基础产业的建设，才能使我们的发展有后劲。他提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必须集中力量、加快发展；由于水利资源成本低，是可再生的资源，要大力开发利用水资源，兴建大型水电站，作为煤炭、火力发电的替代品[2](P156-158)。他还建议研究21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大为缓解，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五、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
邓小平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的开发。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工作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3](P377-378)。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外经济发展史上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繁荣；而科技落后必然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根据我国统计资料显示，科技含量最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建国以来各项经济指标发展最快的五年，而科技含量最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亦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显突出，生产力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的创新、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与应用，首先应重视对科技人才的保护、培养和使用。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抓紧科技人员的培养、选拔、教育；要学习和引进国外一切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管理方法。1991年4月，邓小平为国家“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希望全国科技战线的同志在高科技领域要有所作为。他提出，“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不管是老科学家还是中青年科学家都是国家宝贵的人才，“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3](P378)
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口素质的高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P120)因而，他把提高人口素质视为我国“三步走”战略的重要前提之一，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衡量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如何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邓小平认为，教育是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邓小平一再强调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首位。“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他的至理名言。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3](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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