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文论文,经学论文,史学论文,康有为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9)04-0025-09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①的过程中，今文经学给予了这种转向以极大的影响②。一方面，今文经学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以及由经及史的经学研究方式，不但直接促成了传统经学的动摇，而且破除了尊古、泥古的传统学术风气，启发了史学的疑古辨伪与史料审查；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宣扬公羊三世朴素进化思想，并与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成为近代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在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经学研究，对于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而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的经史之学研究，则反映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崔氏的今文经学家本色更浓，而梁氏、夏氏的史学成就更大，是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开创者。
康有为今文学之于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一是其孔子作“六经”说对先秦古史的否定，这是对传统经学古史观念的否定，促使了人们对古代典籍的重新审查，开启了近代疑古思潮的新风气；二是其进化史观，为中国历史的叙述与解释辟出了一条新径。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被誉为时代狂飙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考”珠联璧合，前者主在清算古文经学，由此促使了人们对“卫道”经书的怀疑和经学的动摇；后者旨在宣扬孔子托古改制，否定先秦古史的真实性，由此促成了人们关于古史的审查。同一时期，康有为还在《春秋董氏学》和《礼记注》中，依据传统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大同”、“小康”说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所接触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开始对中国历史作具有进化思想的解说，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
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古文经学乃为西汉刘歆所编造，旨在服务于王莽篡汉的需要，因而是王莽新朝之学，故曰“新学”；既然古文经学不是孔子所作的真经，自然也就是“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当然不在学术考辨，若以此论定，它其实是最能反映康氏主观武断的学风特点的，正如梁启超所说：
《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③
《新学伪经考》的真正价值，在于推翻古文经学系统，打击那些尊崇古经、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汉学家、宋学家们，促使人们对于经典的怀疑，由此动摇封建统治赖以维护的思想基础，进而震荡整个封建制度。而从史学价值来讲，则是开启了近代学者重新审查古籍、认识古籍，破除尊古、泥古的新的史学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学伪经考》也是五四以后古史辨派掀起疑古之风的思想先驱者。
1897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则是从思想方面直接促使史学近代转向的第一部著作。周予同说：
康有为是经学家而非史学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它各经各子，以为倡言变法改制的张本。康氏著作的目的在于假借经学以谈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结果，却给予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④
在周氏看来，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是借经学来谈政治改制问题，结果却成了近代史学转变的动力。
《孔子改制考》这部今文学著作之所以能成为史学近代化转向的动力，是源自于它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说。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前那些所谓的家喻户晓的中国上古历史，其实都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而假托出来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而被后代经学家、史学家深信不疑的先秦典籍《尚书》中的许多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等，其实也都是孔子所作。只有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才是信史。康氏说：“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⑤那么，先秦的历史又是怎样被编造出来的呢？康氏说，这是周秦诸子百家为了创立自己的教义，企图将他们各自设计出的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假托为古代曾经试行过的政治制度，旨在取得人们的信仰，从而有了那些虚构的历史。像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韩非附会古圣等等⑥，皆是如此。由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所创的儒教，其教义更为完善、政教礼法更为系统、信奉的后学众多，才最终在汉武帝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孔子也因此成为“万世教主”。⑦康有为还进一步指出，孔子身处乱世，他是出于改制以救世的需要而托古的，因为人们总是喜欢“荣古而虐今，贱今而贵远”，要想提出自己的改制主张，“非托之古，无以说人”⑧；而孔子所托之古，也就是所谓的尧舜盛世，其实是孔子的一种理想或虚构，并非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孔子是出于救世而改制、出于改制而托古、出于托古而制作六经和编造古史的。于是乎，孔子这位长期以来一直被儒家后学奉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代文献保存者，却成了六经的制作者，先秦古史的缔造者，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
《孔子改制考》之于史学近代化的思想启蒙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梁启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伟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据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到任意比较的研究。⑨
周予同也对《孔子改制考》之于近代新史学的产生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这一部书，与其说是研究孔子，兼及诸家；不如说是假借孔学，表现自身。然而这一部书却给予中国史学的转变以极有力的影响；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决不会有现在的新史学派，或者新史学的转变的路线决不会如此。⑩
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还依据公羊学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的朴素进化观，以及开始接受的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说，从而构建起了自己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模式。
1897年刊印的《春秋董氏学》，就已经开始对公羊“三世”与《礼运》“小康”、“大同”作了糅合。康氏说：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也。(11)
这就清楚地表明，康有为是以《公羊传》的“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传》的“所闻世”为“升平世”，亦即《礼记》的“小康”之世；以《公羊传》的“所见世”为“太平世”，亦即《礼记》的“大同”之世。汤志钧先生认为，这样糅合，“是康有为前所刊布的书籍中所没有的”(12)。而在稍后的《礼记注》(1897年撰成)中，康有为则结合中国历史，对其构建的“三世”蓝图作了这样的描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道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
在此，康有为是以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为“小康”之世，而认为当今应该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才能逐渐进化而至“大同”之世。
从以上二书可知，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已经将传统公羊学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小康——大同之“三世”说，体现了一种历史进化、发展的观点；而在《礼记注》中，康有为又进一步以“小康”(升平世)和“大同”(太平世)来作为中国的“古”与“今”、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之区隔，认为当今应该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表达了维新派的一种政治理想。《礼记注》所反映的“三世”说，代表了康氏戊戌变法前的“三世”主张。
大约在1902年左右，康有为又撰成了《大同书》，这是康氏今文学又一部颇有影响的力作。该书既汲取了古代儒家的社会理想，又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理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先前的《礼记注》所反映的“三世”说相比，《大同书》中体现的“三世”说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礼记注》的“三世”说只是以“小康”与“大同”说明社会历史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过程，而《大同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未来社会历史——民主共和作了展望和描述。然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从《春秋董氏学》到《礼记注》再到《大同书》，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历史进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康有为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在戊戌变法以前主要是为为维新变法张本的，希望通过维新变法以实现由封建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过渡；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康有为虽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民主共和的大同理想社会构想，却固守着这种循着一定轨道而不能超度的进化之理，结果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而康有为宣扬的进化史观的历史学意义，则无疑是对以往中国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如所周知，传统主流历史观，由于受到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的影响，是普遍认为世愈古而治愈盛，肯定五帝、三王时代的政治，主张法先王。康有为则大张旗鼓地宣传历史进化论，肯定历史是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也就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轨迹向前发展的。正如周予同所说的，“康氏的进化论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一大波澜，对于民族的复兴也无异于一针强心剂。”(13)
崔适今文学之于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扩大所谓古文伪经的范围，以及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由此不但进一步促使经书权威的动摇和疑古风气的兴盛，而且也明显表现出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
崔适早年曾拜著名古文经学家俞樾为师，是一位古文经学基础深厚的学者。后来因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而改治今文经学，成为一个严守今文壁垒的“清末今文学派最后的经学家”(14)。崔适一生著述很多，而其今文学的代表作则是《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15)二书。前书成于1910年，是以今文学的观点来探讨《史记》的本质问题；后书成于1914年，是一部纯粹的经学著作，它依据今文经的观点来探讨《春秋榖梁传》的本质问题。这两部书确定了崔适在近代今文经学和在近代史学转向过程中的地位，“崔氏所以能取得清代今文学最后的经师的地位依此，崔氏所以与转变期的史学有关也依此。”(16)
《史记探源》探讨《史记》，是结合《汉书》来进行的。如所周知，《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前者是纪传体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二书在关于西汉开国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记载是重迭的，《汉书》多照抄《史记》内容。以往人们涉及到对《史记》和《汉书》的评价都是从史学角度立论，《史记探源》则一反前人的做法，从经学角度来探讨。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崔适明确指出，《史记》属于经今文学著作，《汉书》属于经古文学著作。并且断然认为，《史记》中大凡与今文学的说法不一致，却与古文说及《汉书》相吻合的，便一定是经过刘歆窜乱过的。那么刘歆为何要窜乱《史记》呢？崔适认为，刘歆既然已经“颠倒五经”，就必然会波及到《史记》，旨在为其已经颠倒了的经书树立佐证。该书《窜乱》篇对刘歆之所以要窜乱诸经及《史记》作如是说：
刘歆之续《史记》，非不足于太史公也，亦即颠倒五经，不得不波及龙门以为左证，而售其为新室典文章之绝技也。其所以颠倒五经者，刘向在成帝世，刺取春秋灾异，作《洪范五行传》，端绪虽纷，要以讥切世例、比例王氏为宗旨。歆主翊戴新室，务与向说相反，于是夺孔子之《春秋》，而归之鲁史，自造《书序》百篇而托之孔子。……如是则孔子之宗旨顿谕，而刘向之传说皆谬矣。又须多造古文经传，广树证据，而辞繁旨博，非歆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也，乃征天下有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者皆诣公交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于是群经皆受其窜乱，而《史记》为正经门户，则亦不得不窜乱矣。
按照崔适的说法，刘歆是为了王莽代汉的需要而伪造经传的，而出于伪造经传的需要则又不得不窜乱《史记》以广树证据。并且明确指出当时这种伪造经传而广树证据的做法绝非刘歆一人所为，而是一个大的文化工程，涉及的有“千数人”，他们都是帮助刘歆一同造伪的人，是刘歆手下的打手。
从学术思想渊源来讲，《史记探源》的说法明显是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启发。康氏《新学伪经考》中有一篇题为《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就已经说过《史记》“多为刘歆所篡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较，真伪具见”之类的话，崔适《史记探源》中采用的许多论据，也都是沿袭了康氏《新学伪经考》的陈说，或者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甚至崔适治学的武断特性，也颇有康氏之风。
《春秋复始》的主要论点是定《榖梁传》为古文学，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崔适说：“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榖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榖》则右《榖》。”(17)那么刘歆又是怎么造出《榖梁传》的呢？崔适认为，《左传》、《国语》都是“周末之异闻，非春秋之信史”，“刘歆得之，以为事实既不相同，义理更可立异，而复杂取传记，附以臆说，伪造《左》、《榖》二传，藉以破坏《春秋》。”(18)如所周知，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为《春秋》“三传”，《左传》为古文学，《公》、《榖》为今文学。《春秋复始》不但认为古文经是伪说，而且认为《榖梁传》也是古文学，乃刘歆伪造，于是乎，《春秋》“三传”就剩下《公羊传》是真经、《春秋》正传了，甚至提出《公羊传》应当正名为《春秋传》。很显然，《春秋复始》是希望通过对《春秋》“三传”进行正本清源，以此确立今文《公羊传》传《春秋》的正宗地位。
崔适《史记探源》与《春秋复始》二书的写作，其实是反映了近代经学的动摇和向史学转变的开始。首先从治学方法来讲，“今文经学在经部范围之内，无论分经的或综合的研究，都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于是转而治史，首及于《史记》，把《史记》和《汉书》的今古文问题也提出来了。看来似乎是扩大了经学的领域，由经及史，实际上却正反映了不能只从经书中考证经书，‘皓首穷经’，是不易找出出路了。”(19)其次从学术怀疑角度而言，今文学不但斥古文经为伪书，甚至连一向被认为是今文经的《榖梁传》也被说成是古文经，成了造伪之作，于是乎，被认为是经书的范围缩小了，诸经的疑问被加深了，经书的权威进一步遭到动摇，这种疑经思想自然会进一步影响到近代史学疑古思潮的兴起。
梁启超是受今文经学影响，而真正促使近代史学脱离经学的羁绊转向“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所著《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梁启超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开始接触到康有为的公羊学和维新思想，并且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协助编撰者。后来积极投身于维新宣传活动和戊戌变法政治实践当中，时人将其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与康有为始终只是一个经师不同，梁启超却最终由康有为的经学弟子而转变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然而从思想渊源来讲，梁氏这种转变，是与他受康有为今文学的影响而系统接受今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的。他的“新史学”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进化论思想最初便是导源于今文公羊三世朴素的进化观，进而经过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之后，而最终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进化论学说的。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别开生面地把整个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阶段，亦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封建”、“帝制”和“立宪”之相互对应的三大阶段。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中国地缘环境的逐次变迁、民族内部的长期混合，及其与政体依次嬗变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而呈现出历史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1902年，梁启超写成《新史学》，这是一篇号召史界革命的檄文，也是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建立近代新史学体系的宣言书。首先，对过往两千年中国之旧史学的各种积弊作了清算。《新史学》通过总结旧史学的弊病，提出了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这“四弊”，其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一部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不知道叙述群体“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以及“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其三是“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不重视当代史的撰述；其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懂得“史同于人，亦有精神”的道理。这“二病”，则是指“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20)
其次，大力宣扬进化论，以进化史观作为近代“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梁启超认为，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考察历史进化之理，他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世，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21)这就明确指出了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梁启超对于旧学术多持批判态度，却对公羊三世说赞赏有加，肯定它的进化意义。他说：“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俱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借曰有小乱，则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22)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通过对新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系统阐明了他的关于历史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其一，“叙述进化之现象”。梁启超认为，世界万物的变化现象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循环之状”，一是“进化之状”，研究循环现象的属于天然学，亦即自然科学；研究进化现象的属于历史学，亦即历史科学。其二，“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认为，“进化云者，一群人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历史学所关注的，“惟人群之事”；如果事情并不关乎人群，哪怕是“奇言异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其三，“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例公理者也”。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这就将历史认识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梁氏一方面将历史哲学与“良史”问题结合起来，他说：“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另一方面，梁氏还将历史哲学与史学功能问题结合了起来。他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之所以要“求得其公例公理”，一是要说明历史受化的成因与影响，“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二是如果历史叙述只是叙事而不能明理，就如同一个人“有魄无魂”，了无生气。(23)
毫无疑问，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批判旧史学的激烈言辞多有偏颇失当之处，具体论断也过于武断，明显带有一种感情色彩，而且断然将“新史学”与“旧史学”截然对立起来，这种割裂古今的做法也并非一种科学的方法(梁氏后来对此也有察觉，并且作了修正和补充)。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作为新史学指导思想，然而在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原理直接运用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解释当中时，并没有区别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公理公例的不同，没有触及到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同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其运用进化论尚有生吞活剥之嫌。然而，梁启超通过发表《新史学》，高举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大旗，大力宣扬进化史观，猛烈抨击封建史学，从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史学性质和史学功用等多方面勾画出新史学的总体面貌与特征，对于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开山辟路的作用。学者认为《新史学》的发表，“标志了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标志中国史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24)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而撰述成的近代中国“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25)
夏曾佑好谈今文学，最初可能是受到同乡前辈龚自珍、邵懿辰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他不但在思想上受到康有为今文学的影响，而且还结识了康氏弟子、今文家梁启超，遂成为终身挚友。梁启超追忆当时情景时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日夏曾佑、谭嗣同。”(26)在这一时期，夏曾佑还开始接受西学，而他的至交严复的西学，对他经由今文学的朴素进化论进而服膺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严复曾经翻译了《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社会通诠》和《法意》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夏曾佑不但通读了这些著作，而且还时常与严复相互切磋(27)，并为其中一些著作写了书序或按语。由此可以说，正是严复，使得夏曾佑有了接触和了解西学、进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机会。
夏曾佑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全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该书原计划写作五册，实际完成三册，至隋代为止。第一册初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第二、三册初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夏曾佑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而正是这部著作，确定了其由今文学走向史学，并且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重要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看，夏曾佑明显采用了今文学的观点。对此夏曾佑自己说得很清楚：“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28)这就是说，他尊崇今文学，采纳今文学的观点，但又有所变化。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具体论述上，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夏曾佑受今文经学观点的影响。如在该书第一编第一章“传疑时代”关于尧、舜的叙述，其说法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如出一辙，他说：“儒家言政治者，必法尧、舜。……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许行言神农，各有其所宗。即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作，而托始亦异。”又如第一编第二章“化成时代”关于周秦之际学派的论述，夏曾佑从今文学角度对《汉书·艺文志》经史混乱的书籍分类提出批评，他说：“著录百家之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后人皆遵用其说。然《艺文志》实与古人不同。……因(刘)向(刘)歆之大蔽，在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至深，而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后乎？其不通如此。”很显然，这样的评述完全是戴上今文学眼镜来看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是采用进化史观来解说中国的历史。纵观《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进化史观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数端：其一，以世运之说，将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分为三个大时期，肯定近代中国处于“更化之期”。该书以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每一个大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上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由世界之初至西周为传疑时期，春秋战国为化成之期，中国的文化是在这个时期造成的；中古之世有三个阶段，自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自魏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时期；近古之世分为两个阶段，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朝261年历史为更化之期，所谓“更化”，是指历史出现转机，“将转入他局”。其二，在具体历史评述上，体现了进化的思想。如关于伏羲、神农时代的历史，认为伏羲时代历史已经离开渔猎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婚姻关系上已经由乱婚进入“嫁娶”时代；神农时代的历史已经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也就是农业时代。夏曾佑明确指出，中国上古历史的这种进化，乃“万国各族所必历”，所不同的只是“为时有迟速”。又如在第一章之“古今世变之大概”一节中关于清朝261年更化期历史的评述，夏曾佑认为它的前半段历史，是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而后半段历史，则无论世局还是人心，皆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其三，明确以西方进化论之核心观点——优胜劣败来解说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夏曾佑说：“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具有仁智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兴，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29)在此，夏曾佑以为宗教可以反抗强权，其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乃世界之公例，希望发明一种学说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强权，其拯救危局之用心是好的。
此外，《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历史编纂上，已经明显具有近代“新史学”的特征。首先从史书体裁而言。该书采用章节体裁，全书由篇、章、节组成；每册正文之前皆有《序》、《凡例》或者按语；所作的注文，旨在交待引用材料的来源。其次从通史撰述来讲。与中国传统史学“通史”含义不同，传统“通史”是与“断代史”相对应的“贯通古今”的历史撰述，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其“通史”是相对于“专史”而言的，是对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内容的贯通。如关于宗教方面，该书具体叙述了孔子以前的原始宗教、秦汉的方士、汉代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输入情况；又如学术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该书对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际的学派，西汉今文学与方士的关系，东汉古文学与方术的分离等问题，都设立了专题来进行讨论。这样一种新型的通史撰述，一般认为是经由西方传入日本，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周予同对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受到的学术思想影响作了这样的总结：“夏氏《中国古代史》(即改名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洋进化论思想的糅合，……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30)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注释：
①史学近代化，亦即是指近代新史学，其基本特点是：在历史观上，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在史书体裁上，普遍采用章节体；在叙述内容上，反对君史、提倡民史，重视对政治、经济、典制、学术、宗教等等内容的贯通。
②古文经学对于这种转向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限于篇幅，只探讨今文经学之于史学近代化的影响，而对于古文经学的影响则作另文探讨。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④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523页。
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重印本，第1页。
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67—82页。
⑦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65页。
⑧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48页。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2页。
⑩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第519页。
(1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2，《春秋例》第二《三世》，中华书局1990年版。
(12)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0页。
(13)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第526—527页。
(14)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第528页。
(15)二书版本分别为北京大学1922年版、北京大学1918年铅字排印版。
(16)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第528页。
(17)崔适：《春秋复始》卷1，《榖梁氏亦古文学》，北京大学1918年铅字排印版。
(18)崔适：《春秋复始》卷1，《以春秋为春秋》。
(19)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363—364页。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
(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
(23)以上均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
(24)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5)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10月第2卷。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6页。
(27)参见夏循垍所撰《夏穗卿传略》，《史学年报》第3卷第2期(1940)。
(28)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版，第158页。
(29)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第217页。
(30)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第534—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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