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训诂中的文化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以及规范等等。它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生活方式或生活道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是高一层次的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代码。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不能忽略它在训诂中的全方位的反映。
所谓训诂，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因时地相隔而难懂的语言。我国的训诂源远流长，它产生于于先秦，发展于汉唐，变革于两宋，到清代便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真实地从具有时间跨度的训诂当中表达出来，使训诂成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映象。
从文化形态角度看，宜于将文化视作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向内，可约略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参看冯天瑜著《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这四个层次沉积在训诂中，有机地融为统一整体，我们略作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其瑰丽的画面。
一、物态文化层在训诂中的反映。
物态文化层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它是人类在各个时代与自然作斗争的物质手段及其所获得的物质成果。它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试从饮食文化这个方面作一考察。
饮食既然是人的本能，何以称其为文化？这是因为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技能，创造了人类丰富的食物和文明的饮食习惯，使人类的饮食成为一种文化活动。古人的烹饪技术随着生产和文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精，训诂中记载下了几种较早的烹调方法。
炙：《说文·炙部》：“炙，炙肉也。
《诗经·小雅·匏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郑笺：“柔者炙之，干者燔之。”
脍：《说文·肉部》：“细切肉也。”《广雅·释诂》：“脍，割也。”《诗经·小雅六月》，“饮御诸友，炮鳖脍鲤。”“脍鲤”就是细切鲤鱼为片。
醢：肉酱。《说文·酉部》：“醢，肉酱也。”《诗经·大雅·行苇》：“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孔颖达疏：“〈释器〉云：‘肉谓之醢。’李巡日：‘以肉作酱日醢。’”
脯：干肉。《说文·肉部》：“脯，干肉也。《汉书·货殖传》：“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颜师古注引晋灼日：“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汤
羊胃，以末椒坋之，暴使燥是也。
羹：用肉（或肉菜相杂）调和五味做的有浓汁的食物。《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孔传：“盐成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
烹调方法的产生，正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
又如交通工具方面：
舟：《说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方言》卷九：“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刳木为舟，但当时的舟还仅仅是独木舟。至迟从商代起，便开始用木板造船。木板船的出现，在造船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它可以较小的木料拼造成较大的船，反映了人类在这个领域内已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这也透视出我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创造的一个侧面。
二、制度文化层在训诂中的反映
文化的定型表现形态就是由制度将它相对固定下来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了制度文化层。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繁芜壅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沉积在训诂当中。例如：
“崩、薨，不禄，卒、殂、落、殪，死也。”《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日死。”
“崩”本义为山坏，引申为天子死亡的称呼。“薨”字从死，训为公候之死。《广雅》训“禄”为“善”，“不禄”即不善，是遭凶祸的意思，同死义相近。“崩”、“薨”、“不禄”是用来分别尊卑贵贱，是专门用语中的阶级同行语。“殂”、“落”是帝尧死之称，也是阶级同行语。“殪”是专指战斗而死，“死”常用以称年少者或庶民，下级官员的死亡。
殷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及其礼仪规范十分严密和周祥，它确定了每一个人在社会政治中的贵贱、上下的位置。《左传》是一部“道名分”的著作，依周礼把人分成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和庶人六等。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一系列的具体规定，衣饰、食酒具、车马、舞乐、葬具等都有固定的规格。每个人都必须固守自映在了语言里，从训诂中对“死”的阐释就可看出它对人的上下尊卑位置的强调。
《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来。”《左氏传》：“凡诸候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公羊传》：“其言‘来’何？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
上引《左传》和《公羊传》对《春秋》记“杞伯姬来”的“来”字解释，是密切联系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进行解释的。春秋时礼制规定：诸候之女出嫁称“归”，《说文·止部》云：“归，女嫁也。”《易·渐》：“女归，吉。”孔颖达疏：“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日归也。”女子出嫁后，有时回母家“归问父母宁否”，或父母去世，“使卿归问兄弟”，这就叫“归宁”，也称“来”。《诗经·周南·葛覃》：“害瀚害否，归宁父母。”朱熹集传：“宁，安也。谓问安也。”若是女子在夫家犯规而被逐出则称“来归”，又叫“大归”。《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凡诸候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杜注：“归，不反之辞。”孔颖达疏：“见绝而出，则以来归为辞，来而不反也。”上例“杞伯姬来”是“杞伯姬归宁”，所以《春秋》称“来”。
《汉书·文帝纪》：“（代王）乃令宋昌骖乘。”颜师古注：“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日骖参。骖者三也，盖取三人为名誉耳。”
廖廖数语，颜注就把古代的骖乘制度非常清楚地讲了出来。
三、行为文化层在训诂中的反映
行为文化层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自发地逐渐形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一种以礼俗、民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我们通过训诂对风土人情的阐释，可以看到一幅幅多彩的风俗画卷。
《诗经·魏风·葛屦》：“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屦”为“鞋”，《说文·履部》：“屦，履也。”段玉裁注引晋·蔡谟日：“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方言》卷四：“屦，履也，自关而西谓之屦。”《广雅释器》：“屦，履也。”这句话毛传：“夏葛屦冬皮屦。琨葛屦非所以履霜。”郑笺：“葛屦贱皮屦贵。魏俗至冬犹谓葛屦可以履霜，利其贱也。”
春秋时代，魏国的疆域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微涉河南，冬季定然是一派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人们本应穿皮屦才可抵御这寒冷的严冬，而魏俗却是穿御夏的草屦，这是为何？原来魏地人民生活艰苦，草屦价格低廉，冬天不穿皮屦而穿葛屦去履霜，已经锻炼出来，并且成为人们的习俗。
《诗经·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玉篇·口部》：“嚏，喷鼻也。”郑笺：“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也，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北古之遗语也。”
郑玄说东汉时有这样的习俗：人一打喷嚏就说有人谈到我了。”并指出这是由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句老话。从《诗经》时代到东汉有此风俗，从东汉到我们今天仍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在北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经常见到某人一打喷嚏就会说，这是谁又念叨我了。虽然已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打喷嚏是鼻粘膜受刺激后的一种生理现象。然而这种古老的习俗于潜移默化之中沉积在人们的意识里，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本日荀卿，避宣帝讳，故日孙。”
颜说荀况本称为“荀卿”，因西汉宣帝名“询”，与“荀”同音，班固避宣称讳，改“荀卿”为“孙卿”。自周至清，古人就有繁杂的避讳习俗。《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陈垣也说过：“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史讳举例》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1页）避讳方法中，有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上面的“荀卿”写为“孙卿”就是改字。
四、心态文化层在训诂中的反映
心态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而生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它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训诂中蕴涵了汉民族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如：
《说文》：“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段玉裁注云：“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者皆日甘。羊大则肥美。”《广雅·释诂》云：“腆，
姴、……娥，媛，艳，……，美也。”
从训释中看，最初所谓的“美”，是包括了味，色的内容的。这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从人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审美艺术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可避免地把美感同味、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适联系在一起。
训诂中保有了起源很古的以味、色为美的观念。味、色同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并一直影响到以后，决定是偶然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快感中已包含了美感的萌芽，一方面，每一个把对象评定为美的判断都基于先民的某种情感愉快，是无需乎想象而直接感知的。另一方面，它已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这使得人类最初从味、色的快感中感受到了一种和科学的认识。实用功利的满足以及道德的考虑很不相同的东西，把味，色与美联系到一起，体现了审美艺术低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形式。
《易传·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此条解释反映出先秦时期的人们已认识到了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事物之中都存在着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对立，互相作用，促使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
在《易传》看来，道为“一阴一阳”，而不是阴阳本身。道以阴阳为存在的基础，只有阴阳的交变运动，即“一阴一阳”的规律，才是道。“一阴一阳”的规律，普遍地存在于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天地是一大阴阳，阴阳的交合运动，促成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化。人类社会中夫妇、父子、君臣之间，也是阴阳关系，因而有君臣，父子，夫妇的仁义之道。《易传》初步观察到阴阳相互对立和相互作用是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事的共同规律，它在宇宙、社会和人生中有不同的表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易传·说封传》）这就是著名的“三材（才）之道”，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过：“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又指出：“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语言论》，引自《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2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2）训诂虽是一种语义阐释现象，但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巨大的作用。训诂的历史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