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清代宋诗派的两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立论文,清代论文,不俗论文,学问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咸年间，赫然占据诗界首席的是宋诗派。明代前后七子声称不读唐以后书，鼓噪：“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此风甚嚣尘上之际，诗界“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注：叶燮：《原诗》卷一。）。但物极必反。至清初，社会审美风尚转移变化，遂有“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音，一切屏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者（注：叶燮：《原诗》卷三。）。学宋诗者以险怪求新奇的审美趋向，不久与乾嘉之际征信求实的学风相融合，便形成了喧嚣一时的以学问入诗、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合一的宋诗运动。
宋诗运动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追求质实、厚重、缜密的诗美境界，讥讽高标“神韵”、“性灵”者为“无实腹”，力图以穷经通史、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学发展蹊径。毫无疑问，宋诗倡言者的动作中，蕴含着强烈的创新冲动。但宋诗运动是清代宗经征圣文化思潮的产物，它所选择的创新支点是以学问考证入诗，以经史诸子入诗。这些诗材、诗料的增加，并不能构成诗界转机的必然条件，诗与经史强行联袂的结果，只能使诗走向非诗，走向异化。
道咸之际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他们的诗论与创作实践，充分体现出复古与创新、性情与学问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程恩泽“明诗扫地钟谭出，谁挽颓风说建安？却爱闭门陈正字（师道），清如郊岛创如韩”的诗句（注：《程侍郎遗集初编·题陈乃锡先生手稿》。），表达了他的学古祈向和创新意识。他又把学问看作是性情的根基，以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注：《程侍郎遗集初编·金石题咏汇编序》。）何绍基、郑珍、莫友芝均出自程门，三人声气相应，互为犄角。何绍基为问诗者现身说法，以为学诗要经历学古、脱化与自立三个环节。其中，他尤强调自立：“学诗要学古大家，止是借为入手。到得独出手眼时，须当与古人并驱。若生在老杜前，老杜还当学我。此狂论乎？曰，非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小草为大树所掩也，不能与天地气相通也。否则，小草与松柏各自有立足命处，岂借生气于松柏乎？”（注：《东州草堂文集·与汪菊士论诗》。）以学古借为入手，以独出手眼，与古人并驱而求得自立，此论可谓精辟切当。又以小草、大树比今人、古人，以为今人如附依于古人翼下，则无所成就；今人如寻得立命安身之处，当不必借生气于古人，此亦是通脱之语，将学古与自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至于如何自立，何绍基以为，欲诗文自立成家，非可于诗文求之，而应先学为人。为人须“立诚不欺”，“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注：《东州草堂文集·使黔草自序》。）。为人既成，“于是移其所以为人者，于语言文字”，循序渐进，“日去其与人共者，渐扩其己所独得者，又刊其词义之美而与吾之为人不相肖者”（注：《东州草堂文集·使黔草自序》。），终达于人与文一，人成而诗文之家亦成。在这一过程中，尤需用力处在于“不俗”，“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注：《东州草堂文集·使黔草自序》。）。不俗方能做到自立，自立方可谈及独创。不俗、自立、独创，构成了何绍基诗论，甚至是宋诗派诗论最有价值的理论内核，它显示出被文坛丢失已久，故而难能可贵的文学创造者的主体意识和创新锐气。何绍基声称：“做人要做今日当做之人，即做诗要做今日当作之诗。”（注：《东州草堂文集·与汪菊士论诗》。）从此“脱尽窠臼，直透心光”（注：《东州草堂文集·符南樵寄鸥馆诗集叙》。）。莫友芝所谓：“为诗不屑作经人道语。当其得意，如万山之巅，一峰孤起，四无凭藉，神眩目惊，自谓登仙羽化，无此乐也。”（注：《郘亭遗集·播川诗钞序》。）都表现出对自立、独
创、不俗之文学境界的期待与向往。
但宋诗派所提倡的真我自立，决不同于性灵论者的驱使才力，天马行空。对社、韩、苏、黄诗学风范和质实、厚重、缜密诗美境界的追求，加之清代穷研经史士林风气的影响，它所选定的艺术道路是藉经史以自立，以学问求不俗。它要求诗人要有学力根柢与书卷积蓄，读书养气，儒行绝特，破万卷而理万物。郑珍论诗曰：“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注：《巢经巢诗集·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读书、学赡、养气，被看作是“有我”的必要前提。莫友芝以为诗自是儒者之事，又以为性灵论者诗有别才别趣之说，导致诗风浮薄不根。其《巢经巢诗钞序》云：“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裁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而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注：《郘亭遗集》。）莫氏强调诗人欲能诗，须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正是以点睛之笔，道出宋诗派做人自立、作诗不俗的路径所在。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将此意展开，可与莫氏之论互相发明。何氏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柢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诗要有字外味，有声外韵，有题外意，又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非胸中有余地，擘下有余性，看得眼前景物都是古茂和蔼，体量胸中意思，全是恺悌慈祥，如何能有好诗做出来？”又说：“做诗文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注：《东州草堂文集》。）以恪守儒行，扶持纲常做人，以读书积气，涵抱名理作诗，正是宋诗派自立、不俗的基本出发点。
宋诗派恪守儒行、扶持纲常的思想趋归，其精神实质与清初以来以六经孔子为准的、寻求儒家本源精神的复古文化思潮是一致的。如果从清代众多诗派中寻找出最能代表清诗发展特征的诗派，那将非宋诗派而莫属。宋诗派提倡的学人之诗是清代文化精神和诗歌审美趋向的最典型代表。清初以来，在以正本清源、完善传统为目的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检讨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代学人即试图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典籍中重新寻找到促使民族精神复兴的真理之光。这种寻找刺激着学人治经史而求本源的热情。乾嘉汉学的兴起，便是这种热情的产物。汉学运用文字声诂的手段，在经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勾沉补阙、疏正辨伪的成就，给一代学人带来了极度的兴奋和骄傲。将汉学精神与手段输入诗歌，在神韵、格调、性灵之外，别辟学人之诗的诗学路径，仰望经籍之光给诗坛带来新的转机，成为众望所归。以经史学问入诗之说，并不始于宋诗派。在宋诗派形成之前，已有人多次谈及。如清初诗人钱谦益认为，诗虽“萌折于灵心，垫启于世运”，但“茁长于学问”（注：《有学集·题杜苍略自评诗文》。）。黄宗羲认为：“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注：《黄梨洲文集·诗历题辞》。）秀水派诗人朱彝尊指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注：《曝书亭集·斋中读书》。）神韵派主帅王士祯主张“性情之说”与“学问之说”须“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注：《带经堂集·师友诗传录》。）。格调说倡导者沈德潜也表示：“以诗入诗，最为凡境。经史诸子，一经征引，都入咏歌，方别于潢潦无源之学。”（注：《说诗晬语》。）这些论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清代文化精神和诗歌审美趋向。翁方纲的肌理说，更是宋诗派的理论先声。
宋诗派在学古方向上并不拘泥于学宋，其所以标榜学宋，一是为了与诗坛专门学唐诗者划清界限，二是所追求的质实、厚重、涵抱名理的诗美境界，与宋诗长于立意、议论的审美特征较为接近。宋诗派着意创造的是一种学人之诗。学人风度与学问学力，是宋诗派傲视其他诗派的资本，同时，又是它安身立命之所在。在宋诗派看来，诗人研读经史之造诣，文字声诂之功力，对诗的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宋诗派的诗论，贯串着无所不在的学问至上情结，在立身修养，性情陶冶，构思想像，诗体风格，遣词造句，人物、作品品藻等创作与批评的各个环节，都极力强调学问学力的决定性作用。学问至上情结的存在，导致宋诗派诗人价值心态的失重和诗歌结构中情感重心的偏移。两者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最终使宋诗派由自立不俗的愿望出发，却走上了一条险怪偏狭之路。
宋诗派诗人价值心态的失重主要表现为片面理解经史学问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诗歌创作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与创作主体有关的多种因素。而学问学力，至多不过是文化素养和创作准备的一部分，并不能构成创作成功的充足条件。宋诗派诗人希望经籍学术之光能给浮薄不根的诗坛带来转机，又希望在诗坛群雄中突出他们穷经通史、赡于学问的优势和由这种优势所带来的识度、睿智和渊雅，因而，他们尽力夸大着经史学问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他们在肯定传统经史典籍、儒家思想行为原则及温柔敦厚诗教的权威性、指导性和永恒存在意义的同时，注重强调它们在诗人蓄理炼识、自立成诗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竭力使人相信：不管日月流转，物换斗移，只要熟读经史便可知古今事理，洞悉兴衰消长之机；明理养气，以孝悌忠信做人，便可自立于天地之间，大节不亏；守温柔敦厚诗教，古茂和蔼，恺悌慈祥，自可得字外之味、声外之韵、题外之意。其次，他们在对历史与现实诗坛人物的品评中，坚持以学问学力为首要标准。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认为四人胸有积轴，学力赡富，其诗富于理趣，奇致层出。其中又尤为叹服黄庭坚好用书卷，以故为新，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手段。至于派中同仁，互相鼓吹，也重在张扬其学识学力。郑珍为莫友芝诗集作序，首称莫氏“决意求通会汉、宋两学”，“故入其室，陈编蠹简，鳞鳞丛丛，几无隙地。秘册之富，南中罕有其比，而读书谨守大师家法，不少越尺寸”（注：《巢经巢诗集·郘亭诗钞序》。）。莫友芝为郑珍诗集作序，则反称郑氏学力卓越，并记载了莫、郑之间的一段戏言：“友芝即戏谓曰：‘论吾子生平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子尹固漫颔之，而不肯以诗人自居。”（注：《巢经巢诗集·巢经巢诗钞序》。）为人诗集作序而大赞其学力，料定以诗流传却不肯以诗人自居，由此可以窥见学问在宋诗派诗人心目中的分量及其价值心态的失衡。再次，由于把学问视为诗歌创作的决定性条件，从而逐步演绎成为学有根柢，诗便水到渠成的错误逻辑，诗被看作是学问的附庸和才力赡裕之余事。郑珍有诗曰：“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注：《巢经巢诗集·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又称莫友芝为人、求志、用心，均似古人苦行力学者，故“其形于声发于言而为诗，即不学东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注：《巢经巢诗集·郘亭诗钞序》。）。莫友芝称郑珍：“其于诸经疑义，抉摘畅通……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巢经巢诗集·巢经巢诗钞序》）宋诗派强调诗人应学有根柢，本出于以自立求不俗的意向，但这种强调一旦过度，则会造成一种新的偏误。宋诗派诗人推重学人之诗，并以学问根柢经史造诣自赏傲世，不知不觉中把经学家、史学家职业性的蔑视文学作用的观念带进了诗学价值论中，视学问学力为本而诗学诗艺为末，忽略或不敢堂而皇之地进行诗歌艺术本身的探索。这种极度倾斜的价值心态
，阻碍着诗学理论、创作的突破与发展，其结局，与宋诗派自立不俗的初衷自然是南辕而北辙。
学问至上情结的存在，还导致了宋诗派诗歌创作中情感重心的偏移。中国古典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情感表现为重心，景、情、意均衡和谐、交融一体的结构特点，其外部特征是即物即心，即情即理，情景交融。宋人以文入诗，以议论说理入诗，加重了意理成份，对以情感为重心的传统诗体结构，是一次冲击。宋诗派标榜学宋，除以议论说理入诗外，还力求以考据功夫入诗，又一次表现出对以情感为重心的传统诗体结构的冲击。
宋诗派诗论中，随着对学问根柢的着力强调，性情之地位则每况愈下。创宋诗运动理论先声“肌理说”的翁方纲，主张“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注：《复初斋文集·蛾术编序》。）。又希望“由性情而合之学问”（注：《复初斋文集·徐昌谷诗论一》。），以求“包孕才人学人，奄有诸家之所擅美”（注：《复初斋文集·见吾轩诗集序》。）。度其口气，仍以性情、词章为主，学问、考证为宾。至程恩泽主张“凡欲通义理者，必有训诂始”，又以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注：《程侍郎遗集初编·金石题咏汇编序》。），训诂、学问已有汹汹然喧宾夺主之势。风气所趋，遂锻铸造就了宋诗派同仁的学问至上情结。宋诗派后裔陈衍以道咸巨公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注：《近代诗钞序》。）的开端，以为“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注：《石遗室诗话》。）。据此，道咸之际诸公诗作，当可视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一的成熟期作品。其所谓“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处，正在于道咸诸公以经术考据入诗，以议论说理入诗，从而导致了诗歌情感重心的偏移。
道咸诸公的学人之诗，力求以学识与学力见胜。这种对学识与学力的表现欲望，在诗歌创作中大体上是通过两种形式展现的。一是在对审美客体的观照中，不满足于单纯情感方式的把握，而注重捕捉知性的感悟和体验，从而对自然、人生显示出学者式的睿智与识度；二是以考证典故入诗，创造语必惊人、字忌习见的险怪效应，以盘旋拗折、艰涩暗淡的诗风，显示出学者式的渊博与厚重。睿智与识度，渊雅与厚重，共同成为宋诗派学人之诗所刻意追求的诗美风度。
在对审美客体的观照中，捕捉对自然、人生、社会、心灵的知性感悟和体验，这在偏重写意的古典诗歌中并不少见。唐之杜甫、韩愈，宋之苏轼、黄庭坚，均为写意大家。道咸诸公思追前贤，以议论、思理入诗，有意识地在写景抒情的同时，加重骨力即意理因素，以突出学者式诗人的睿智与识度。其中成绩较为卓著的是何绍基、郑珍。何绍基多才多艺，曾因直言弊政而被贬官，故而寄情山水、书画、金石，以泄其奇气。他既主张“诗以意为主”，认为诗人“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注：《东州草堂文集·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强调读书积理；又以为“诗人腹底本无诗，日把青山当书读”（注：《东州草堂文集·爱山》。），注重在大自然中获取慰藉与感应。“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注：《东州草堂文集·逆风》。）他的诗充满着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及羁旅人生的淡愁，表现出一种刚直清介的名士作派和舒展飞扬的书卷之气。郑珍一生，活动区域基本局限于贵州一隅，未尝跻身社会士大夫名流行列。他对困厄艰辛的边疆农村生活的丰富体验及其苦心研读、孜孜求学的精神，使他的诗带有深重的生存忧患，同时又充满着执拗不屈的生命意志：“愁苦又一岁，何时开我怀；欲死不得死，欲生无一佳。”（注：《巢经巢诗集·愁苦又一岁赠郘亭》。）“溪上老屋溪树尖，我来经今十年淹。上瓦或破或脱落，大缝小隙天可瞻……入室出室踏灰路，戴笿戴盆穿水帘。尘案垢浊谢人洗，米釜羹汤行自添。”（注：《巢经巢诗集·屋漏待》。）郑珍之诗，描述了一种与何绍基之诗所不同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境界。何、郑的成功之作，运思自由，行止有致，于疏放散漫、挥洒自如之中，透露出智者风度和性灵之光。
但上述诗境，在宋诗派诗人的作品中，并非俯拾皆是，且其成就，也难与唐宋重意诗人比肩。因此，宋诗派所津津乐道、视为己创的是学人之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考据入诗。
民国初年，陈衍辑《近代诗钞》，置祁寯藻诗为集首。又以为祁氏《题
亭集》、《自题亭图》二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注：《石遗室诗话》。）。以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来概括学人之诗的内涵，虽过于失之简单，却道中宋诗派的自恃所在。
诗与考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之物，但在宋诗派及同时代的其他旧诗派手里，却被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诗史上的一大景观。考据诗的内容以经史训诂、金石名物的考辨为大宗，旁及人物地理、书法图砚、典章制度，乃至矿产、医学、农具、农作物等各个门类。考据诗反映了一代学人的好尚、情趣、怪癖，成为诗人夸耀才学之具，甚至成为分行押韵的实证应用之文。何绍基曾言：“诗中不可无考据。”（注：《东州草堂文集·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但又不无忧虑地说：“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因不从道理识见上用心，而徒务钩稽琐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则圣贤真意不出，自家灵光亦闭矣。”（注：《东州草堂文集·与汪菊士论诗》。）此话不幸言中。诗之功用，在抒情言志，以情、意胜。而考据之道，则须旁引博征，步步求证。诗一涉考据，便如入魔道。祁寯藻的《题亭集》、《自题亭图》之所以被陈衍称为：“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是因为诗中虽有地名之考证，但仍以写景抒情为主。而何绍基的《猿臂翁》、《罗研生出示陶文毅题麓山寺碑诗用义山韩碑韵属余继作》等诗，则通篇辨析书法源流及习书之道。郑珍写《播州秧马歌》目的在于“俟一谱农器者采焉”。其《玉蜀黍歌》考证出玉蜀黍即古之“木禾”，又名“答堇”。莫友芝的《甘薯歌》考证出甘薯本“黔南旧产”。在这些诗中，诗之抒情言志功用被考据之征实求证功用所替代，其自身的艺术品格也因此而丧失殆尽。考据诗一般采用形式最为自由的古代诗形式。出于炫耀才学和征实求证的需要，诗人使用生字僻典，并在诗行中随处夹入大量的注释，使诗变得佶屈聱牙、繁冗不堪，其整齐押韵的基本外部特征也因此而面目全非。
考据诗的出现，是诗的异化。它无视诗的审美特性，使诗走上了一条自身发展的绝径。考据诗并非宋诗派所独有，也并非宋诗派诗作的全部，但它却是宋诗派诗美理想的一颗畸果。满怀创新欲望的宋诗派诗人，在清代复古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做出了以学宋复古为旗帜以经史学问入诗的诗美选择，但经籍之光、学问学力并没有为诗歌创作带来好运，更无力普渡芸芸诗魂从诗的困境中走出，而只是为他们增添了一次徒劳的悲叹和失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