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阜阳论文,所见论文,家语论文,双古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3-0009-09
晚近以来，由于若干出土文献(如信阳长台关楚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所出《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汉墓简牍、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民之父母》等)与《孔子家语》多所印证，使得传统有关此书的“伪书”说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实际上，尽管今本《家语》有些内容与出土文献能够对应，说明其书确实来源有自，但与出土文献细加比较就可看出，今本《家语》还是存在诸多改动、重组的痕迹，不独与出土文献比较高下立现，即便是与某些传世文献(如《说苑》)相比也逊色很多①。本文主要关注阜阳双古堆汉墓所出一号木牍上与《家语》对应之相关章题。2000年胡平生在《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相关简牍的释文②，稍后，同样参与简牍整理的韩自强也在其《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一书中③，公布了相关简牍的释文，并有考证。他们的工作为学者研究这批简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综合两书所见，就其中与《家语》对应之有关章题加以比较考证，试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是《说苑》而非《家语》才与这些章题最为接近，《家语》相关篇章虽与木牍章题大致对应，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量改动、重组的证据，而《说苑》则绝少改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出土材料、《说苑》、《家语》三类文献中，往往存在着出土文献——《说苑》——《家语》这样章句结构梯次演进的序列，而《家语》明显是最末的一级，是经由前面环节的积累而“层累”形成的。以下即按木牍章题序号，依次与《家语》、《说苑》相关章题进行比较分析。
4④ 孔子之匡
此事当系《论语·子罕》等篇所言“子畏于匡”之事。《家语·困誓》⑤ 作：“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比较大的不同是“之匡”与“之宋”。此事又见今《说苑·杂言》：“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但《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卷三百九十六引《说苑》都作“孔子之匡，简子将杀阳虎”，这说明当初《说苑》亦与木牍同，作“之匡”。《韩诗外传》卷六说：“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没有“之匡”的环节，无从判断。但河北定州八角廊所出汉简《儒家者言》⑥ 之12章第666号简云：“之匡间(简)子欲杀阳虎孔子似之。”其明云“之匡”，与木牍章题正合，当为原貌。而且，《庄子·秋水》也提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游于匡”与“之匡”，大致与木牍及《儒家者言》接近。看来此处“之匡”当系原貌，今本《说苑》、《家语》的“之宋”当系后人妄改，《家语》“匡人简子”尤缪——匡地何曾有过简子？另外，还要提到的是，孔子之遭厄于匡，《史记》、《韩诗外传》、《说苑》均认为是孔子长得像阳虎⑦，而阳虎曾暴虐于匡。但是，《家语》对于阳虎却并未提及，何所为证？我们看上引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666号简明云“欲杀阳虎孔子似之”，从属该章的905号简亦云：“阳虎如为阳虎则是非丘□⑧。”据此，笔者曾经指出，《家语》的不提阳虎，当是故意隐去，因为“杀阳虎就要引出杀孔子”，特别是“孔子似之”，凡此均于尊不讳⑨。更突出的证据是，《家语》中孔子自己解释遭厄的原因，也是绝口不提阳虎。因此，我认为：“《家语》前后‘一致性’地不提‘阳虎’，这已不是脱简所能解释的：不可能前后都这么巧地都脱去了有关‘阳虎’的内容。这只能反映《家语》进行了重组，这种‘重组’既大胆——彻底地将有关‘阳虎’的内容清除出去；而且还有相当的‘系统性’——前后‘一致性’地清除。这都是其‘后起’的证据。”⑩ 不过，个人以为，这种基于回护孔子而对原有材料进行的剪裁，孔安国等孔氏后人显然有比王肃更为强烈的“作案”动机。
15孔子曰丘死商益
此章对应《家语·六本》，其文为：“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此章还见于《说苑·杂言》32章(11)：“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孔子之自称，《说苑》与木牍同，俱作“丘”，但《家语》却作“吾”，显然也是出于为尊者讳而作的改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木牍和《说苑》所见看，该章本来应该是独立的一章，而《家语》则又有合并。《家语》该章之外尚有：“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以及“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等讨论交友之道的内容。《家语》多出部分内容又见于《说苑·杂言》之46(12)，就是说，《家语》把本来两个独立的章进行了合并。清代孙志祖也说《家语》此章是“撮《说苑·杂言》篇二段为一”(13)。不过，《家语》的合并也有一定道理，原因就在于前面的“商也日益，赐也日损”与后面的部分同是讲的交友之道，把这样具有相关性的两章合并确实显示了整理者举一反三的功夫。但也要指出的是，细加分析，《家语》捏合这样两章还是让人感觉到有点牵强：前面是谈卜商、端木赐或“与贤己者”处，或说(悦)“不若己者”，因此产生对本人或益或损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所关注的是在交友上到底是要交比自己强的还是比自己弱的问题。但是，后面“不知其子视其父”等等却只是就“一般的”交友之道发表评论，最后的“善人”、“不善人”则完全沦为对立的善、恶两极，这和开头讲的交友对象上的强弱其实并不是同类概念。正有鉴于此，清代范家相才说“不知其子一章，与上论商赐难以合并”(14)，是非常正确的。这就说明，此处《家语》的强加捏合，是只关注了表面现象，并没有深求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家语》这种工作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我们重视。另外，《家语》为很好地捏合这两章，还增加了“曾子问”这样的情节，这是非常大胆的，当然目的也无非是让这样重组而成的一章更像“一”章。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曾子而不是其他人？是顺手拈来？还是曾子确有关于交友之道的论述？《大戴礼记》的记载，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后者。《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交，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这说明《家语》的整理者对曾子的言论是非常熟悉的。不过，他此处也不是全盘接受《大戴礼记》的说法，因为从后面的“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来看，他似乎主要根据的还是类似《说苑》这样的材料。当然，从今本《家语》所附孔安国的后序看，“家语”材料曾经一度“散在人间”，当有不同的传本，《家语》整理者所接触到的材料可能恰好兼具《大戴礼记》与《说苑》两方面的特点。有意思的是，本为曾子的话，但捏合成一章后，就成了孔子的话。既利用了曾子，又把著作权归之孔子——但这却又符合《说苑》中是孔子的话的面貌。我们因此应该承认，曾子的出现以及将最后的著作权归之孔子，是《家语》整理者很巧妙的做法。这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当某些言论在孔子师徒之间出现“著作权”纠纷的时候，《家语》整理者是否出于尊孔的原因都归之孔子？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家语》中孔子的言论恐怕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还要提到的是，《说苑·杂言》中“丘死商益”章、“将行无盖”章、“新交取亲”章、“赠汝以车”章是章序相连的连续四章，但木牍中只有“将行无盖”章、“新交取亲”章章序相连，我们认为这反映了《说苑》章序组织的渐趋有机化，而且，这种“有机”可能有早期木牍这样的前期积累作为铺垫。在今本《家语》中，“丘死商益”章见《六本》篇，“将行无盖”章见《致思》篇，“新交取亲”章、“赠汝以车”章同见于《子路初见》，但却被合并成了一章(论证见下文)。从两章到一章，说明在“有机性”上《家语》又较《说苑》往前推进了一步。虽然《家语》就“有机性”上讲是提高了，但这却是以损害材料的原貌为代价的(15)。从古书成书的梯次上讲，《家语》此处所见显然是要晚一个梯次的，是经多次“层累”而形成的。这种“层累”性，不要说与出土文献比较，就是与《说苑》等传世文献相比也看得很清楚。
19子路行辞中尼敢问新交取亲
此章见于《家语·子路初见》，其文为：“……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敢问亲交取亲若何？’”此内容又见于《说苑·杂言》之34章及定州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之14章(16)。《说苑》34章其文为：“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比较来看，还是《说苑》与木牍接近，而今本《家语》则又有明显的重组和改动。《说苑》不但文字与木牍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该章也是如木牍般独立成章的。但在今本《家语》中，该部分却并非独立成章。上引《家语》之文前面省略的部分，尚有“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一段。有意思的是，《家语》前面的这部分，在《说苑》中也是独立成章的，而且就是《说苑·杂言》中相邻的35章。更巧的是，阜阳木牍后面的第44个章题正对应《说苑·杂言》的35章，这样看来，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无论是“新交取亲”章还是“赠汝以车”章，看来当初都是如木牍和《说苑》般独立成章的。《家语》则明显是两章捏合之后的面貌，而之所以会有捏合，这两章形式上的相关性是重要的原因(17)。进一步支持我们这个判断的还有定州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该组简14章为“新交取亲”章，而15章即为“赠汝以车”章。虽然定州汉简缺乏分章的直接证据，但整理者认为“新交取亲”部分对孔子径称“仲尼”，而“赠汝以车”部分则屡称“孔子”，故而将它们作两章处理，是可信的(18)。由阜阳木牍的两章不相连，到《说苑》中前后相次之两章，最后到《家语》中是将两章合并——这再一次说明《家语》一书在章句整合上的“层累”性质。
21子曰里君子不可不学
此章见于《家语·致思》，其文为：“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学……’”木牍章题之“里”，当为“鲤”，即孔子之子伯鱼之借字，《大戴礼记·劝学》之“野哉”之“野”亦当为“鲤”之误写。此处显然是孔子在教导伯鱼要重视学习。同样的内容还见于《说苑·建本》。有意思的是，在《家语》中本为一章之内容，在《说苑》中却是两章。兹不惮繁琐，具列于下。《说苑·建本》之14章：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僭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说苑·建本》之15章：
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从上观之，知其非源也。”
《家语》为一章，《说苑》则为两章，何所为正？在阜阳木牍发现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无论哪一种都有合理性。但结合阜阳木牍所见，我们认为《说苑》两章的处理仍当是原始面貌。木牍既是章题，看来当初“君子不可不学”章确实是单独成章，这就与《说苑》所见一致。另外，《大戴礼记·劝学》作：“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也是单独成章的，尤可证。《韩诗外传》卷六之15章相当《说苑·建本》之14章，也是单独成章的。再回过头来看《家语》的合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重组的工作很有眼光。因为原来的两章都是讲“学”，在内容上有联系(19)。尤其是在两部分之间加上关联词“故”，使两部分形成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更可见其重组之用心，也说明其合并是刻意的。阜阳木牍中只见“君子不可不学”章，《说苑》中则出现两章并列的同为讲“学”的章，到《家语》中则干脆将两章合并成一章。这一系列事实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就像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那样，从单章到多章，再到多章的合并，从文献的创生梯次上讲，《家语》确实是最末一个等级，反映在版本特性上就是比较晚的，是“层累”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戴、韩诗作单独一章的处理，而且不让两章序上相连，甚至比《说苑》还要原初。或者说，阜阳木牍这样“零散”的章序特征还有更多的“别本”作为支撑。二，由单章到多章相连再到多章的合并，确实反映了和孔子言论有关的材料在汉代不断“集约化”的倾向，这恐怕也是《家语》最终能成书的深刻原因。三，我们认为《家语》的整理者很有可能是见过类似《说苑》这样的材料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巧地把本不相连的两章合并，也就是说，类似《说苑》材料的先将两章拉近——次序上前后相接——可能是个前提性的关键步骤，这也是我们“层累”立说的主要依据。今本《家语》所附孔序曾说其书曾一度“散在人间”，因此“好事者各以己意增损其言”，这其中可能即有将类似《说苑》的材料进一步向“集约化”推进的工作。不过，孔氏后人对别人工作的评价太低，而对孔安国的工作则不乏溢美的成分，所谓“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见《家语》后序所载孔衍奏文)。我们下文还会提到，孔安国的整理恐怕也不能避免“以己意增损其言”的情况，而就保存文献的原貌来讲，他们显然都远逊刘向整理的《说苑》，这一点我们从木牍章题往往与《说苑》而非《家语》接近可以说就看得很清楚了。
22子曰不观高岸
此章见于《家语·困誓》，其文作：“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木牍“岸”，《家语》作“崖”。另外，《说苑·杂言》之20章即对应此章，其文为：“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岸”字同木牍。从木牍和《说苑》来看，该章本为独立一章，但现今丛刊本《家语》却又存在合并：将其与前面的“孔子之宋”合并成一章。不过，丛刊本的合并应该系后来刻书者妄合，因为全书本、同文书局本以及孙志祖、范家相、陈士珂本都没有合并(20)。这说明《家语》章句结构上的“层累”整合，甚至到后世还是一直存在的。不过，这两章确实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孔子之宋”部分是讲孔子遭困于匡，而本章所谓的“不观高岸”、“不临深泉”、“不观巨海”显然也是强调“曾经沧海”，才能“难为水”。有意思的是，《说苑·杂言》之17章是“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18章是“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19章讲匡简子围孔子、20章“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可以说都是围绕“厄难”来组织的，其“组织”的有机性是明显的。《说苑》的这种有机的章序组织板块在《家语》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家语》“孔子之宋”章之前正是《说苑·杂言》的第17章，这再次说明它们之间在材料来源上的相关性。与《说苑》不同的是，《家语》这样的有机板块唯独没有《说苑·杂言》的18章——而该章《家语》是把它放在《在厄》篇中。其实，从篇名来看，“困誓”、“在厄”其主旨是具有一致性的。《说苑》把有机的四章放在一起，而《家语》偏偏把内容上同样相关的一章，异置于另一题旨近似的篇目下，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家语》整理者所见材料虽与《说苑》接近，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木牍章题之4章对应《说苑·杂言》之19章，木牍章题之22章对应《说苑·杂言》之20章，也就是说，有机章次在木牍的时代章序上并不相连，或者说他们还比较零散，但到了《说苑》、《家语》中则有了较为有机的组织。
41(21) 孔=见季康子
此章对应于《家语·子路初见》，其文为：“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另外，该章还见于《说苑·政理》之46章：“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两相对比，还是《说苑》此章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而《家语》则增加了“孔子为鲁司寇”的环节，这显然是“解释性”的安排(22)。王肃于“康子”下注云：“当为桓子非康子也”，盖因孔子为司寇事在定公十一年，其时康子尚未主政。所以，宋胡仔《孔子编年》卷二于此即云“孔子见季桓子，桓子不说”。我们相信，《孔子编年》所载当系考证之后的结果，并非胡氏所见宋本《家语》即如此。因为宋杨简《杨氏易传》卷十三仍然说孔子“见季康子，康子不悦”。既然历史事实是孔子为司寇时尚是桓子当政，但为何从《家语》到《说苑》，甚至阜阳木牍都云“康子”呢？笔者曾撰文指出，《家语》、《说苑》书中内容很多都是“诸子百家语”式的“说”类材料，这类材料不太重视历史细节，而主要措意于人物的谈说内容(23)，因此其文很多都具有鲜明的“演义”色彩。这就提醒我们，对待这样一类材料，不能过于以历史考证的眼光看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五有条“传记不考世代”，即专门讲此类“关公战秦琼”现象，举证之丰富，可谓触目惊心。自西汉以来，学者有意识地将《家语》与以《论语》为代表的记载了较为可信的孔门师生言论的文献适当区分，正反映了在这些学者看来，《家语》作为孔门师生言论记录在可信性上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今天由于多宗出土文献与《家语》可以对应，因此王肃“作伪”之说自然很难成立，但“书”之真(何况它还是“层累”的)并不简单对应“内容”之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把“书”的“历史”与“内容”的“历史性”分开来看。
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此章见于《家语·六本》，其文曰：(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现今丛刊本《家语》“君子”作“男子”，“男”当是“君”之讹。除此之外，该章还见于《说苑·杂言》之31章，其文为：“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值得注意的是，对孔子的称呼，木牍和《说苑》都是直呼其名“仲尼”，而《家语》又是用了尊称“孔子”，可见这是整理者重组《家语》过程中一项重要而系统的工作，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24)。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说苑》在此章之前和之后的两章都是用“孔子”，唯独此章用“仲尼”，这说明刘向在整理《说苑》之类的材料时，并没有像《家语》整理者那样做这种系统的修饰工作，而比较能够忠实于类似木牍章题这样的原始面貌。进一步支持《说苑》比《家语》更近原貌的证据是，在木牍和《说苑》中，该章都是独立的一章，而《家语》则又将其与别章进行了合并。《家语·六本》中实际上是将该章与其他两章进行了合并。一则为“回有君子之道四”章，再则为曾子闻孔子“三言”而“未之能行”章。有趣的是，《家语》合并的这三章同见于《说苑·杂言》，而且章序相连，依次为29(曾子闻孔子“三言”)、30(“回有君子之道四”章)、31章(“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章)。从木牍及《说苑》看，《家语》这种合并“晚出”的性质是没有问题的。在《说苑》为相连三章，在《家语》中又是将这三章进行了合并，就此而言，《说苑》与《家语》在材料来源上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重组《家语》是王肃做的，那么王氏显然利用了《说苑》这样的材料；如果是孔安国完成的，那也说明孔安国利用的材料与《说苑》的很接近。然而我们从今本《家语》中很多王肃注文纠正原文之缪看，说王氏重组是很难想象的(25)。不过，这种合并也同样有生硬、勉强之嫌。在《家语》中，整理者是刻意要将孔子对颜回、史鰌的评价组织成情景性的孔子对曾子教诲、曾子略述感受的样子。《家语》该章最后说：“(曾子曰)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终不及二子者也”，此“二子”显然意指颜、史二人，后来王肃作注也受了这种误导：“二子，颜回、史鰌也。”但这最后一句话《说苑》中并没有。所以，不是《说苑》为把章次拆开而故意删去，而是《家语》为把章次合并而“无中生有”。但恰恰是曾子相关内容的存在使得合并顿显生硬。从下文内容看，所谓的“三言”是孔子的话，更具体地说是讲孔子自己的，这和“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三”分别是讲颜回、史鰌，就存在矛盾。实际上，曾子所说孔子之“三言”：“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闻善必躬行之，然后导之”与上面对颜回、史鰌的评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前人已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像范家相即云：“其曰‘不及二子’云云，于夫子之‘三言’似不相蒙”[2] (卷四)。这再一次说明《家语》整理者的工作是初步、生硬的。不过，孙志祖把合并三章归之王肃，则未必，因为王氏又为“二子”作注，这种自为其文，又自为其注的行为，也未免太有故事性了。从王肃多处纠原文之缪看，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便王肃真的是这样处心积虑地作伪，但这对于支持他自己的学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此处所涉及的事情实际是无关紧要的。鉴于《说苑》该章与上一章章序组织上的有机性(26)，说明尽管《说苑》无暇进行文字体例上(将孔子、仲尼整齐)的统一，但在章序的有机处理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的(27)，尽管这不很完备。《说苑》中相邻的三章只有“史鰌”章见于木牍，应当说木牍时代章的“集约化”和“有机性”还很低，但到《说苑》中则被组织成章序相连的三章(这三章是有明显关联的，如29章的“三言”、30章“君子之道四”、31章的“君子之道三”)，最后到《家语》中它们干脆被合并成了一章。这种“集约化”的不断推进，再次说明《家语》在古书成书的梯次上是较晚的一级，是“层累”形成的。
44子路行辞中=尼=(28) 曰曾汝以车
此章见于《家语·子路初见》，另外还见于《说苑·杂言》之35章、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之15章。我们上面在讨论木牍第19个章题的时候曾经提到，该章及19章在《说苑》中是分为两章的，这也为阜阳木牍19、44两个独立的章题所证实，但在《家语》中两章却是被合并成了一章，显然缘于后人的重组。还应提到的是，从两章的次序关系上看，阜阳木牍19和44这样的章题次序说明它们相隔甚远，并不相连，但到了《说苑》中它们却是两个次序相连的章(34、35)，到了今本《家语》中则干脆合并成一章。我曾经另文指出：“这样一种演变线索是文献梯次演进的生动范例，也再一次揭示了《家语》在文献创生过程中较次一级的地位。”(29) 而且，从两部分的次序看，无论是阜阳木牍还是《说苑》都是“新交取亲”章在前，“赠汝以车”章在后，《家语》中两部分的次序却进行了颠倒，这也是有特殊用意的(30)。再者，为了把这两章捏合得更像“一章”，《家语》还增加了一些起到“链条”作用的语句(31)，这些同样表明其在文献创生梯次上是处于较末一个等级的，也是“层累”形成的。
据笔者统计，木牍明确对应今本《家语》的共有22个章题，而这些章题我们发现它们几乎也同时对应《说苑》的相关章次。《家语》与《说苑》这样的“如影随形”，说明它们的材料来源是很接近的，学者谓它们都是取材于早期诸子百家语的“说”类材料，可谓不易之论(32)。这也说明，今本《家语》所附孔安国序中曾评价《家语》材料间有“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这样的特点，还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家语》、《说苑》虽同时与木牍章题可以对应，但比较可知，与木牍章题最接近的其实是《说苑》而非《家语》。《说苑》虽在章序组织上较木牍章题有了一定的“有机性”，但章内之内容则很少变化，基本与木牍章题可以对应，而《家语》则章内改动、重组之处则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应该启发我们思考《家语》与《说苑》两种文献不同的整理方式。从古到今，《说苑》多题“刘向撰”，现在看来这并不准确：一则刘向是面对“中书”、“臣向书”、“民间书”这样的既有材料；再则从其与木牍章题基本一致看，刘氏整理绝少涉及章之内容的改动和重组，还是比较好地保存了材料的原貌，“编”比“撰”显然更为确当(33)。这提醒我们，较之《家语》而言，《说苑》材料的原初性及价值更应该得到重视。
《家语》对应木牍的22个章题，有多达18个都表明《家语》存在改动、重组的痕迹，这一点只要与《说苑》比较就一望可知(34)。这些改动、重组为我们考察《家语》一书的形成及性质，特别是孔安国、王肃二人与此书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材料。总体而言，今本《家语》这些改动、重组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系统性”非常强，把一项要求贯彻始终，拥有明显的“全局”意识。这说明它的改动绝不是由于文本自然流传，出之于“无意识”的点滴“修补”，而毋宁是一项非常用心的工作。通过上文我们对其中8个章题的考证，这种“用心”尤其体现在它重组章句，以及捏合多章成一章的努力上。这就使得今本《家语》在古书形成的梯次上处于较晚一个梯次，体现出明显的“层累性”。通过上面阜阳木牍章题与《家语》、《说苑》的比较，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木牍或《说苑》中是单个或零散的章，《家语》往往都将它们与其它章进行了合并，而我们在做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家语》的比较研究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35)。也就是在章次的整合与组织上，《家语》显然要较木牍及《说苑》更为“有机”化，这也是其“晚出”的又一证据。而且，在木牍、《说苑》及《家语》之间，我们还经常看到这种“有机”化梯次推进的轨迹：在木牍中是比较零散的章，到《说苑》中就把有关联的两章或多章组织成章序相连，最后到《家语》中又把若干章序相连的章合并成一章。笔者在做《老子》“早期传本”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这种“有机”化的梯次推进，是某一类古书章句结构整合及成书的基本方式，具有很大的普遍性(36)。现在看来，今本《家语》的形成也同样走的是这条路线。另外，从上述梯次推进的轨迹中，我们也明显看到在“有机”化的推进上，《家语》显然比《说苑》走得更远，这同样意味着较之《说苑》等书它的多“层累性”。不过，这种“晚出”的“层累”推进可能完成得也很“早”，并非后来的王肃所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推进无关什么持论立说之宏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力挺《家语》的王肃本人，其实对于《家语》也不是全信的，甚至不乏批评之处，因此说其作伪或重组就是难以想像的。今全书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颜回“三十一早死”，王肃注谓：“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未可详。校其年，则颜回死时孔子年六十一岁。然伯鱼五十先孔子卒，卒时孔子且七十。此谓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云：‘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槨。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槨。”’或为设事之辞。”(37) 此段注文今丛刊本无有，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王肃之说与此正同，故此为王肃之说无疑。王氏明云“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显然是在批评(38)。虽则批评，但并没有以己意妄改和调整，因此可以说是相当谨慎的(后世怀疑其作伪者，正是失却对此细节的注意，流于简单粗暴)。这就说明上述章次合并这样大的动作，也不大可能是王氏所为，而毋宁就是与《家语》一书有极大干系的孔安国。
我们上文已提到就“回护”孔子而言，孔氏显然比王肃更为可能，而重组章句这样大的动作我们也能找到孔氏所为的蛛丝马迹。今本《家语》后附孔安国的序文称，孔安国对世间流传的《家语》材料现状是很不满的：“好事者亦各以己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所以才起而整理，方法就是：“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其中，“撰集”一词最值得玩味：它意味着孔氏不是对旧材料只是“集”或者“编”，还有自己“撰”的内容在里面，其孙孔衍在奏文中也称其祖所撰“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也”，这无异于说孔安国已经以自己整理的工作，使得新成之《家语》较之材料来源面目全非了(39)。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今本《家语》基本内容确系经孔安国之手整理定型的，通过《家语》与阜阳木牍章题、《说苑》的比较可以发现，这种“整理”的痕迹可以说都昭昭具在。这样看来，孔氏的这种“整理”可以说既“早”又“晚”：“早”主要侧重于绝对的时间线索，它是早在西汉就由孔安国完成的，并非后来的王肃所为；“晚”则主要强调横向的空间概念，侧重于不同版本的横向比较，即它与同时期存在的其他《家语》材料相比改动很大，尤其存在章句重组这样梯次推进的事实，这表明它又是“晚起”的。这种既“早”又“晚”的特征，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当前《家语》一书的尴尬现状：由于其绝对年代的“早”，说明它也保存了大量比较原初的材料，因此与出土文献多所印证，故而“伪书”之说渐渐然归于沉寂；但由于其版本学上的“晚”，因此妄加改动甚多，且不说与出土文献相比，即便与某些传世文献相比也大为逊色。这不只赋“伪书”说者以口实，也令“翻案”者气短。就此而言，孔安国的重组和整理简直是帮了倒忙。
不过，我们认为，《家语》一书的出现应该是汉世儒家经学兴盛的必然产物。孔安国对《家语》的整理原则和重组的标准，都代表了经学特别是孔子地位隆升时代的价值取向。比如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孔子本人的“回护”处理。这方面既包括将“仲尼”改成“孔子”，也包括将一些章类似“杀孔子”这样的内容删去。这项处理都是非常具有“系统性”的，尤其是上文提到的“孔子之匡”章前后“一致性”地隐去“阳虎”，更可见是刻意为之。如前所述，这种“回护”的处理，孔安国显然比王肃有更为强烈的要求和动机。但也要提到，从上文我们所做的考证可以看出，孔安国对《家语》的重组和整理其实水平并不高：未能深求章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只关注章句表面的相关性。与此相关，我们发现孔氏重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增加了很多“解释性”内容(40)(这恐怕也和汉世章句训释之学流行有关)。这些“解释性”内容既包括相关背景的交代、细节的补充，也包括把原本呆板、枯燥的行文变成生动形象的叙述。经此处理，《家语》之文就较原来更加完善、丰满，也更生动，诚如孔衍奏文所称“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同日而论”。但其实这只是“文章学”上的优势，而从版本学上说，无疑意味着“层累性”的“晚出”。在近年来的古书年代学研究上，我们往往把古书“文章学”上的优势(诸如语意丰满、文从字顺、逻辑严密之类)简单等同于版本学上的“早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既然上述“解释性”环节仅涉及行文表述上的润色，而无关什么持论立说之宏旨，那么，传统说法谓《家语》系王肃伪造或“增加”借以驳难郑玄，显然勉强。虽然今天我们还无法就王肃与《家语》的关系做一准确判断，但我们认为他对《家语》的工作肯定不会是上述“解释性”内容，因为这些纯粹是“技术性”工作，在驳难郑玄上显然是帮不上忙的。
上面提到，《家语》最初是脱胎于诸子百家语这样的“说”类材料。因此，其中内容很多并非实录，甚至连孔安国都说它们“颇有浮说，烦而不要”、“其材或有优劣”(见《家语》所附孔氏后序)，这恐怕主要就其材料来源立论。面对这样的材料，孔氏可能也是很为难的：一方面它们很多都打上“孔子”的标签，但另一方面又“颇有浮说”。何所去从？我们认为孔氏最终的态度仍然是“信”超过了“疑”，这从其序中说“实自夫子本旨”就可略窥端倪。而孔氏所能做的，恐怕就是类似上面“解释性”工作的补苴和弥缝。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西汉尊孔隆儒的经学大背景才导致《家语》最终从“说”类材料中独立出来，而这个背景也显然制约着《家语》一书选材的标准：“宽”要超过“严”。这其实也是经学史上经常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儒生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重建，以及由此导致的儒家经典系统的更新和扩张。由于这些林林总总、来源多途的材料的“层累”，实际上孔子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由“文献”的“层累”到“历史”(包括人物形象)的“层累”。事实再一次证明，上个世纪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提出的通过考辨古书进而探究古史的主张，仍不失为我们今天从事古史研究的不二法门。不过，可能正是由于脱胎于属“诸子百家语”式的“说”类材料，以及在选材上“宽”胜于“严”的标准，《家语》在内容及价值取向上就体现出一定的“多元化”色彩，这也恰是反郑学的王肃以之为应援而较多回旋的原因。但他恐怕没有想到，《家语》书中与其“重规叠矩”(见今《家语》前所附王肃序文)的很多内容，可能本来就是“他山之石”，并非夫子本人的东西。而王氏对此类内容心有戚戚，是不是也注定了他将被正统经学家视为经学诠释史上对抗郑玄的“异数”？
注释：
①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②《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胡氏释文及论说均见是文。
③该书“附录”，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④此为木牍章题序号，下同。
⑤本文所引《家语》之文，均以四库全书所收明毛氏汲古阁刊本为据。
⑥本文凡引八角廊简《儒家者言》之释文均见《〈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⑦《庄子·秋水》也说：“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
⑧末一字模糊不可识。
⑨参见前引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⑩同上。
(11)本文所据《说苑》之文及其章序均依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另外，《说苑·奉使》、《荀子·性恶》尚有与“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大致对应之内容。
(13)孙志祖《家语疏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4)范家相《家语证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5)比较而言，《说苑》的将相关章放到一起的“有机”处理，其实无涉材料内容的损害，而像《家语》这样合并多章就难免对原有内容分化整合。
(16)其文为“何中(仲)尼曰亲交取亲”。
(17)两章开头都有“子路(将)行，辞于仲尼”字样。另外，《家语》捏合两章所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在“新交取亲”章中增入“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说苑》无此句)，以照应“赠汝以车”章的“慎此五者”。元王广谋本《新编孔子家语句解》“赠汝以车”章单独成章，且未见“新交取亲”章，莫非王氏所见与今本有异？或者说今本两章合并的面貌是晚至明清以降才完成？但王本属节略本，未足为据，且宋杨简《先圣大训》中所引已有“汝所问，包在五者中矣”，这说明两章合并是很早就完成的，并非后人所为。
(18)拙作《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19)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本为独立的两章，在意思上还是有所扞格的，像范家相即云“按下章以饰容为说，另是一意思，不当联合。”(《家语证伪》，卷二)这再次说明《家语》对有些章次的合并工作只能是初步的，有简单、生硬之嫌。
(20)不过，丛刊本的合并来源也很早。我们看元王广谋本即是合并的，这是否反映了丛刊本与王广谋本的亲缘关系，值得深究。另外，明何孟春《孔子家语注》于此处的处理也是合并的。
(21)此为“孔子”二字的合文符号。
(22)此种“解释性”安排也是今本《家语》形成过程中，整理者所做的一项系统性工作。对此，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待刊)有详细分析。
(23)《由出土文献再说〈孔子家语〉的性质及成书过程》，《孔孟学报》(台湾)第82期，2004年。
(24)据笔者统计，今本《家语》只有一处提到“仲尼”，其他则一概为“孔子”。而这一例用“仲尼”也是势属必然：那就是《家语·本姓解》中介绍孔子的家世、生平时提到：“……生孔子，名丘，字仲尼。”
(25)如今本《家语·五刑解》“下官不识”，王注“识，宜为职，言其下官不称务其职”。在这里，王氏显然是在纠原文之谬。据笔者统计，王氏像这样只是在注中纠缪，而非径改原文，达十余处之多，这说明王氏还是相当谨慎的。其一字之慎尚且如此，又如何能说他重组甚至伪造全书？我们今天在探讨王氏与《家语》的关系时，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考虑。
(26)都说到了“君子之道”。
(27)章序有机化的处理，可能也并非由刘向来完成，也许他所面对的材料已经是初步有机化的本子。但鉴于阜阳木牍此处的章序组织还相对零散，所以我们推测《说苑》的这种章序处理应该晚于阜阳简牍。
(28)此处依上下文，应为重文符号。
(29)《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见过《说苑》一类材料，并不意味着《家语》就是王肃利用今本《说苑》来伪造《家语》，应该看到，从上面木牍章题多与《说苑》相合看，我们认为刘向在整理《说苑》这些材料时，改动是很小的。所以，很可能孔安国在整理《家语》时所利用的材料即古本《说苑》就已经是这样的模样了。
(30)《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31)比如“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但孙志祖认为是王肃作这样的合并，其实仍然是从王氏伪造《家语》的传统观点出发。孙说见《家语疏证》卷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王广谋本及何孟春本似乎并未合并，但既然二书有“节取”之嫌，故此处亦未可遽定。此处若是孔安国完成，则正印证了我们上文一再提到的孔氏对《家语》材料的重组和整理。
(32)见前揭胡平生文。
(33)关于《说苑》一书的性质，以前沈钦韩《汉书疏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均认为刘向只是据旧材料编订，并非手著。但徐复观不同意此说，力主《说苑》系刘向“撰著”(参见徐复观《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从《说苑》与木牍章题的比较看，徐氏之新解实妄，而沈、余二氏旧说确不可易。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今本《说苑》就没有刘向本人的“撰著”成分，像该书的一些篇开篇介绍本篇大义与主旨(纯粹论说的形式，而不是像其他章那样多以短小精悍的故事为依托)，倒是很可能出自刘向之手，但这类内容为数很少。
(34)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
(35)拙文《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36)拙著《〈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第266-2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37)王氏此处于颜渊卒年之致疑不无道理，晚近学者对此都是基本认同的，详参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第7页。
(38)传统上对《家语》持“伪书”说者，一般说王肃是“自为其书，又自为其注”。那么对此处王氏的批评《家语》本文，恐又可说成：自为其误，又自为揭批？成见若此，直不知其可也。
(39)汉志所载二十七卷即为民间本，拙文《由出土文献再说〈孔子家语〉的性质及成书过程》已有申说。
(40)见拙文《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与〈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