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的《牧羊人日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宾塞论文,牧羊人论文,日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者在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爱德蒙·斯宾塞的作品时，一般只注意到他的长诗《仙后》或他的十四行组诗《爱情小诗》，而往往忽略他的诗集《牧羊人日历》，（注：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04 页。）笔者以为这未免失之偏颇。国外学者的兴趣一般集中在对《牧羊人日历》牧歌诗体的研究上，也忽略了《牧羊人日历》的思想意义。（注：George Sampson and others,eds.,The Concise Cambridge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p.123; Emile Legouis,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89.）发表于1579 年的《牧羊人日历》是一部跨越英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时代的作品，诗人把以乔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和以维吉尔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式样的英国牧歌体诗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上看，《牧羊人日历》是认识伊丽莎白时代生活的一部重要文献，因为它的主题触及到了当时的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16世纪70年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宗教宽容成为人们期待已久的现实。然而，在这“花团锦簇”下面，一种不安定的情绪正在滋长。追求物质享受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嫉妒、野心、腐败威胁着国家的健康肌体。王室内外围绕女王的婚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天主教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清教徒开始在政治中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并在英国国会中组成的多数派。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英国国教，恢复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前的宗教传统，试图打破女王建立起来并延续了20年之久的脆弱的宗教平衡。
斯宾塞生活在时代旋涡的中心，他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如晦风雨。他以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写下了《牧羊人日历》，记录他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表达他对女王的期待和忧虑、对当时社会的赞美和批评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从结构上看，《牧羊人日历》由12首牧歌组成，这12首牧歌分成三组，即“道德组歌”，“忧怨组歌”和“欢乐组歌”。其中，“道德组歌”和“欢乐组歌”集中地影射或讨论当时的社会焦点问题，成为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一面镜子。
“道德”世界中的社会冲突
“道德组歌”中的每一首诗都探讨了当时社会存在的某个问题。其中《九月之歌》中所思考的流浪现象最为引人注目。
15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上的流浪现象极为普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当时的一份调查，从1560到1579年，流浪者的人数增加了三倍。他们主要由没有雇主的劳动者、退役士兵、失去土地的小农场主、农民、孤儿、妓女和盗贼组成。大量流浪者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成为“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注：A.L.Beier,Masterless Men: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1560— 1640,London:Methuen,1985,p.28.）英国枢密院曾于1562年下令限制流浪者的活动范围；舆论也要求议会立法，严惩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事实上，政府与其说是对流浪者现象本身关心，不如说是对这一现象可能产生的后果担心。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观念，社会是由不同等级的人组成的整体，每一个成员都由上帝在社会中安排了固定的位置，每一个成员都应在自己的固定范围内活动，这样社会才能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而流浪者不属于任何被承认的社会等级，完全游离于这个秩序之外，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的威胁不仅表现在刑事犯罪率上升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成为大规模社会叛乱的潜在因素。1569年发生的“北部叛乱”，虽不是由流浪者组织，但确实有许多流浪者参加；被扼杀在摇篮中的1569年“撒福克叛乱”便是由大约一万三千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有计划地组织的。英国议会曾于1572年召开特别国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罚流浪者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流浪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有二：贫困和圈地运动。流浪者都是因为贫困才不得已弃家外出乞讨。人口的激增，物价的上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房租的上涨，几乎达到了人们不堪忍受的程度，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无疑等于雪上加霜。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弃家流浪。当时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毫无疑问，在16世纪的人口膨胀期间，手工业者和农村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都铎宫廷和伊丽莎白剧院的壮丽与辉煌闪烁在大多数人受苦受难的阴暗背景之上。”（注：Mary Dewar,An, Introduction to A Discourse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Charlottesw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9,p.36.）
“圈地运动”又称为“羊吃人”运动，少数有钱的农场主把公有土地窃为己有，变成牧场，许多小农场主和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或是铤而走险，参加暴动以示抗议，如1549年的“坎特暴动”；或是毁坏公有土地以发泄不满。尽管王室和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制定一些法规限定圈地运动，但收效甚微。一方面，法律条文遭到圈地者的激烈反对，另一方面，穷人没有钱打官司，所以，有关圈地的法律形同虚设，非但不能遏制圈地运动，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九月之歌》便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像诗集中的其他牧歌一样，它也是由两个牧羊人狄根·戴维斯和霍比诺尔的对话组成的。狄根·戴维斯刚从遥远的国度游历归来，他向霍比诺尔讲述了自己在那个国家（暗指英国）的所见所闻。他首先描绘了“圈地运动”后农村出现的村舍凋敝、人烟稀少的凄惨景象：
为此，如果你在附近转游，
你几乎看不到烟囱冒烟。（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9:The Shepherd Calendar,"September":L.117—118）
“人烟稀少”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房租的上涨和大农场主对公有土地的剥夺使得许多小农场主和农民被迫抛弃家园，加入流浪大军。正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谚语所描述的那样：“烟囱多，无炊烟；房舍靓，不迎客”。
面对“圈地”的严重后果，那个“遥远的国家”的政府也想通过法律手段来遏制一下。失去土地的人们也想通过法律程序来夺回土地，然而，狄根却看见一切法律都行之无效，诉讼的费用及所需要的时间使当事人只能陷入“泥沼”之中：
你越是想要用力拔出，
你在泥沼中陷得越深。（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9:The Shepherd Calendar,"September":L.132—133.）
所以，毫不奇怪，许多人
宁愿受点损失离家出走，
也不愿意最后一无所有。（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9:The Shepherd Calendar,"September":L.134—135）
更让人望而却步的是法律界的黑暗，在那里一切都可以出售：
他们开设羞耻的商店，
把良好的名声出售。（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9:The Shepherd Calendar,"September":L.36—37）
阶级压迫也是狄根抱怨的现象之一。在那个“遥远的国家”，存在着两个阶级——“有权的牧羊人”和穷苦的农民，前者压迫后者。狄根开窍这些有权的牧羊人为“粗壮的公牛”。公牛在《圣经》中是残酷、贪婪、傲慢的象征，狄根运用这个意象旨在表明，有钱有势的牧场主就像公牛一样剥削和压榨农民，骗取他们的财产。“公牛甚至舔食他人胡须上的油脂”一句形象地揭示出剥削者的真实面目。由于剥削的存在，造成了贫富两级的严重分化：穷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而“有权有势的牧羊人”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巨大的差别和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社会的不公正。
面对上述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狄根与霍比诺尔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在当时都具有典型意义。霍比诺尔主张沉默和忍耐，他告诉狄根：
问题不可能解决，
这是现实，你被迫要忍耐。（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A Variorum Edi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9:The Shepherd Calendar,"September":L.139—140.）
霍比诺尔的态度反映出当时的正统观念：社会是个等级结构，每个人都应该安于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
狄根却向这种正统的观念提出挑战。他不承认一个人的处境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他认为，人本身的活动即生活实践造成了社会等级差异。他强调变革正在农村发生，引起变革的原因正是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的贪婪，而不是穷人不安于现状。农民被从他们居住的地方驱赶出去到处流浪，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不太公平”。
《牧羊人日历》中的每一首牧歌面前都有一幅木刻，它起着渲染气氛、烘托主题的作用。《九月之歌》篇首的木刻是一架倾斜的天平，它被翻滚的乌云所笼罩。天平在西方文化中常作为正义的象征而出现，它的倾斜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从《九月之歌》及“道德组歌”中的其他牧歌所揭露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来看，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酝酿，它所掀起的疾风暴雨定将打破伊丽莎白时代“宁静的田园牧歌世界”。
“欢乐”世界中的理想形象
《牧羊人日历》中的“欢乐组歌”的内容并不像其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轻松、欢快，它触及的是伊丽莎白时代最尖锐而又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女王的婚姻问题。
16世纪70年代，英国宫廷上下、皇室内外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女王是否会与法国王子阿朗松结婚这一事件上。女王的婚事已不再是她个人的私事，而成了关系到王室的地位、政治的稳定、民族的统一和新教事业成败的一桩大事，人们普遍担心女王会为了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国家的安全和臣民的幸福。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其王室极力支持天主教会对新教徒的迫害，这自然引起以新教领袖自居的英国人的敌意。所以，英国的新教徒从心理上特别反感这桩婚事。而此时，英国新一代政治家已经成熟起来，并主宰了英国议会下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是新教徒，而且还有着明显的清教倾向。他们雄心勃勃地想把英国建成欧洲的“耶路撒冷”，即新教中心；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谴责发生在法国的迫害新教徒的屠杀事件，对法国王室的权威提出了质疑。他们借此劝说女王放弃与法国王室联姻，勇敢地领导起欧洲的新教事业。在众多规劝女王的人中，有两个人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一位是著名的诗人和廷臣菲利普·锡德尼，另一位是约翰·斯塔布。
1579年，锡德尼将一封题为《五月贵夫人》的信呈献给女王，信中委婉地表达了他对女王婚姻的看法。他认为女王与法国王子缔结婚约不合适，理由有三：第一，除了子女外，女王已拥有婚姻所能带给她的一切财富。而即便想要子女也不一定非得与法国王室成员结婚。第二，女王的权力是她的臣民所赋予的，她的大多数臣民信奉的新教与法国的天主教水火不相容。第三，目前国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是建立在各个派别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基础上，这个基础比较脆弱，一旦女王同意与法国王室联姻，平衡将被打破。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臣民失去对女王的爱戴和信任，那么内战将不可避免。锡德尼在分析了法国王子阿朗松的性格之后指出：王子野心勃勃，用情不专，性格懦弱，这样的人配不上女王。最后，他劝女王从宗教中获得力量，与英格兰及她所代表的新教事业休戚与共。
约翰·斯塔布的文章写于1579年，题目为《发现一个分裂的深渊：英格兰可能被法国的外族婚姻所吞噬》，其观点更为直率激进。斯塔布毫不犹豫地指出：女王与法国王子的婚姻会直接威胁英国的和平与安宁。他提出以下几点：第一，他请女王考虑所罗门王的例子。所罗门王几乎是完美国王的化身，但在晚年却因娶了一位异族女子、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给自己辉煌的一生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第二，法国的那位王子性格懦弱，受其母亲凯瑟琳王后的控制，而凯瑟琳王后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控制儿子的机会。第三，他怀疑女王能否正确处理作为女王和作为妻子的角色。作为女王她可以说是至高无上，而作为妻子，按照当时的风俗她必须依赖丈夫。第四，女王的童贞形象经过20年的努力才逐渐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起来，这一形象是她献身于上帝、新教事业以及英国臣民的最好证明。如果女王结婚，那么这一完美的形象势必被打破，20年的努力顷刻之间便会付之东流。因此，女王不仅应该控制自己的国家，也应该控制自己的情感。最后，斯塔布以威胁的口气说，如果女王执意与法国王子联姻，上帝会背弃伊丽莎白女王，正如他背弃所罗门王一样；而她的臣民也会由爱生恨，由忠诚生背叛。
女王对上述文章的反应可从她于1592年发表的声明中窥见一斑。在声明中她把自己比作上帝选择的基督教王子，臣民的爱戴和上帝的恩赐是她统治下的王国获得和平与繁荣的保证。同时，她指责斯塔布的文章用心险恶，不仅惹怒了外国王子，离间了她与臣民的关系，而且还在人们中间散布了恐怖情绪。她强调自己关心自己的臣民和国家，意识到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她承诺不管她结婚与否，都要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
当女王的婚姻问题成为社会上最重要和最热门的话题时，斯宾塞正在女王的宠臣莱切斯特手下担任秘书，置身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带；此外，他与锡德尼也来往密切；再者，他自己又是信奉新教思想的文人。所以，他的文学创作自己会融进对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斯宾塞的时代，由于新教思想的盛行，由于日内瓦版《圣经》的出版和流行，在布道书、祈祷书、宗教小册子和赞美女王的文章中常常使用一个比喻，即把女王比作古犹太王所罗门，把英国比作所罗门统治下的王国。所罗门是智慧、财富和上帝恩赐的化身，他统治下的王国被描述为人间的乐园。《圣经》不仅叙述了他的历史，还专辟一章《所罗门之歌》，用诗歌的语言来赞美这个理想中的国王。英国臣民似乎从伊丽莎白女王身上看到了所罗门王的影子，希望女王把英国也建成人间乐园，建成新教的圣殿。斯宾塞在“欢乐组歌”中的《四月之歌》里沿用了这个比喻，并且加入了自己的想像。通过赞美一个叫伊丽娅的牧羊女王，斯宾塞表达了希望伊丽莎白成为第二个所罗门、献身于国家与新教事业、以全力解决社会矛盾的愿望。
《四月之歌》在提诺特和霍比诺尔之间展开，话题围绕他们的一个朋友科林的相思病与失恋后的沮丧情绪。应提诺特的请求，霍比诺尔引述了科林创作的、献给他的女友罗瑟琳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构成了《四月之歌》的主体，通过对牧羊女伊丽娅的赞美，间接地表达了作者对女王婚姻的看法。
赞美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模仿《圣经》中的颂诗《所罗门之歌》，它以优美的语言赞颂了一个叫做伊丽娅的牧羊女王。伊丽娅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世界里，地上飘着花香，空中回荡着美妙的音乐，她的女仆簇拥在她的周围，为她出嫁做精心打扮。赞美诗从以下几个方面盛赞伊丽娅：
首先，她是童贞的化身：
处女之花，愿她开放永久，
高贵而端庄，
她是辛瑞克丝之女，完美无瑕。（注：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9: The Shepherd Calendar,"April":L.48—50.）
“童女”这一形象自然会唤起当时的读者对圣母玛丽亚的联想，她是基督徒心目中理想的贞洁形象。很显然，“完美无瑕”一语出自《所罗门之歌》中描写所罗门王的新嫁娘的诗句“我的爱，你美丽无比，完美无瑕”，在这里，作者在将伊丽娅同圣母和所罗门王的新嫁娘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将美丽、圣洁的品质赋予了伊丽娅。
其次，伊丽娅出身高贵：
牧羊神潘是她的父亲，
她作为天神一族，
举止十分优雅
凡人也不能玷污她的美貌。 （注： Edwin Greenlaw and others,eds.,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A Variorum Edi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9: The Shepherd Calendar,"April":L.55—58.）
潘神（Pan）是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 让伊丽娅成为她的女儿自然抬高了她的身份。从另一方面讲，牧羊神这一意象也会使人联想到基督，因为基督常被称为牧羊人。由此可见，作者竭力要神化伊丽娅的出身背景。此外，伊丽娅至善至美，她有着美丽的外表和高贵的品德：她的美丽像月亮，她的高贵如太阳。正因为如此，在她出嫁之际，她收到了特殊的礼物：缪斯给她送来了月桂树枝做的桂冠，那是胜利和荣誉的象征；湖上仙女给她送来了橄榄枝做的花环，那是和平与安宁的象征；朱庇特的女儿给她送来了美貌、富足和快乐，并且愿意使她也成为朱庇特的女儿。
读到上述诗句的时候，谁也不会怀疑伊丽娅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化身。因为除了伊丽莎白女王之外，谁还会拥有这些美德、这般魅力？通过塑造伊丽娅这一形象，通过运用《所罗门之歌》的结构，斯宾塞在诗中探讨了女王的婚姻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斯宾塞以诗的语言表达了与锡德尼和斯塔布相同的观点：女王的“童贞”状态是国家和平与繁荣的保证；女王已经拥有了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即使没有丈夫和子女，她个人也可以获得永恒。然而，一旦她失去了“童贞”，落入世俗的婚姻羁绊中，那么，她将失去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国家也会因此陷入混乱的状态。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女王的注意。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斯宾塞的《牧羊人日历》其实是一部时代意识很强的作品，它从整体上把握住了困扰伊丽莎白社会的核心问题。它表面上展示的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远离尘嚣的世外桃园，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透露出诗人对关系到王室存亡、国家兴衰等重大问题的深切忧虑和认真思考。对于《牧羊人日历》这一思想内涵，以往的学者常忽略或认识不足，笔者希望通过此番探索，进一步挖掘《牧羊人日历》的价值，使之获得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