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反本质主义的新科学精神——纪念卡尔#183;波普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普论文,卡尔论文,诞辰论文,本质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2-0021-06
众所周知，波普理论中最复杂的莫过于其真理论。他既反对证实原则，拒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具有不可知论色彩；又肯定客观真理，承认人能通过猜测和反驳逐渐向真理逼近。然而，如果我们纵贯性地分析其整个思想和著述，便不难发现，在其复杂多变的关于真理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理论取向——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一般是作为逻辑概念被经常讨论的，波普所批判和反对的“本质主义”，则主要是指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认为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立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一旦人们认识了本质就获得了“终极真理”的观点。（注：参见［英］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英］波普：《无穷的探索》“注释[7]”.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因此，应该肯定，波普的反本质主义首先不是本体论的，而是认识论的。
由于波普对马克思的抨击，使得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他的反本质主义一直是一个具有右翼倾向的政治学观点。在此，为了澄清本文的思路和着眼点，我们将先就这个问题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作一最简单的分析性说明。首先，关于学术立场问题。波普的确作为一个“失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激烈地批判了马克思，而且这种批判中有许多是不恰当、不正确的，据此定之为“右”并不为过。然而波普与胡克等人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同（注：参见［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在波普那里，重要的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批判本身，因为他的学说“首先是一种如何改变事物的哲学”。（注：［英］布赖恩·马吉：《波普尔》.南观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99)也就是说，对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波普理论的核心目的和主要旨趣，而只是其整个理论体系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由于波普把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首先都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问题的解决需要大胆地提出试验性的解决方法，并且使这些解决方法接受批判和消错，所以他需要这样一种理论环境和社会形式，它们允许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方案，允许对这些方案进行批判，允许通过批判而引起变化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并正在现实中实践着的理论，其既定结论尤其是所导致的现实社会，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波普要求不断否定的理论不能相融的。
其次，关于学术分期问题。由于波普所处的整个理论背景及其个人强调经验在探索和证明理论中的重要性的主张，人们习惯于把他视为一位现代主义者。然而，从反本质主义这条给整个传统哲学以釜底抽薪式打击的主线上讲，我更倾向于将波普看作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行者或过渡性人物。因为他蔑视一切权威主义，将追求不确定性、可能性、多样性和解释性等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并明确以反对“词语的暴政”为自己反本质主义的座右铭。这与后现代主义否定包容一切、规范一切、限定一切的元语言，反对任何压倒性模式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至少应该承认，波普所提出的问题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明显的延续和重合。因此，波普是站在一个时代之后（或边缘）来论述其理论的，其宗旨是倡导一种综合性的、无主导性的哲学，这样，他对马克思及一切现代理论的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关于学术领域问题。从波普的学术生涯来看，1929年，他就取得了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的资格，并在维也纳中学任教，授课之余，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上，系统地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思想。许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著名科学家，如英国生物学家梅多沃，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澳大利亚生理学家艾克尔斯，等等，都很推崇他的科学哲学，公认其为“当代最具独创性、最深刻、最严谨以及最为多才多艺的思想家。”甚至有人把他的学说称作为“爱因斯坦—波普科学哲学”。（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译者前言.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直到1933年《研究的逻辑》出版后，波普才开始考虑把他的哲学思想贯彻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领域。因此，无论从其发生历史过程还是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来讲，我们都不能同意利奥塔等人认为波普“只能在某种特定的生活范畴内，……他所捍卫的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观点，（注：［法］让－弗朗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P195)相反，波普的反本质主义观念首先是从自然科学中产生出来的，然后才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去的，关于前者的知识对于深刻地理解后者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波普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叛，更在于它为我们展现出的多维的文化图景，以及它力图张扬的一种全新的科学精神。笔者所要作的努力，就是对这种文化图景和科学精神作一粗浅的挖掘和概括。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能力所限，本文无法涉及物理学、逻辑学等专业性较强的诸领域，而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波普的一般论点。
一、强调错觉或错误的可能性，实现科学观的根本转变
波普非常强调他的反本质主义思想是一个“方法问题”，其理论矛头首先指向了仿佛人游离于其外甚至与之相抗争的、追求确定和证实的本质主义的科学观。（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5)他指出，由于本质主义者主张，真理是对一个形而上学的或无限的自然界实在的确定的认识，所以，一个思想是真实还是非真实，是由思想本身决定的，而和它的上下文或情境无关。也就是说，真理同时间和地点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本质主义者也许承认我们多数时间是受有限真理指导的，而这些真理是否有效，取决于不断变化的情况，但他们假定至少有些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和普遍的。与此相反，波普“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注：［英］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前言.纪树立主持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P1)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错误，而在于从错误中学习，细心查找现有理论的不足或错误，以便不断排除错误，逼近真理。
在波普看来，纯粹的、精确的观察是不存在的，科学研究开始于问题，并以新的问题为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下面的意见会有被人斥为唯心主义之嫌，但我们还是认为，“科学开始于问题”和“科学开始于观察”这两个争论已久的观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把科学研究看作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后者则把科学研究看作是自发的、消极性的。而最有意义的突破性研究是伴随着问题而提出的。）既然没有纯粹中性的观察证据可以完全确定地证实任何科学理论知识，既然根本就不可能有确凿无误的知识体系，那么，科学家为什么不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呢？这就在于，波普的反本质主义不仅承认可错论，而且还包括这样的观点，即大多数科学所能达到的，是在特定的相互关系中确立的有相当可靠的可能性的论述。科学家允许观察证据具有的“不确定性”，绝非“绝对的不确定性”，而是相对的不确定性。这也就同时意味着观察证据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科学所要追求的恰恰就是这种“相对的不确定性”（也即“相对的确定性”）。于是，波普得出了一个“似乎荒谬的关于信息内容的定义：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是与这理论不相容的陈述的集合。”（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2)也就是说，“一个陈述由于它的逻辑特性与可能的单称陈述冲突的可能越大，它所传达的关于世界的肯定性信息量就越大。”（注：［英］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15)从而推翻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看作是静态的同质的知识实体——真命题的集合的观点。
这样，波普所主张的科学研究，就不仅仅是寻求真理和报道真理，还包括人的创造真理。既然人类迄今为止的任何知识，都是属人的，因而也都是可错的，可证伪的；对绝对真理的知识和任何探索，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生机勃勃的论断，它的彻底，它的无畏，已不能仅仅归属于波普，而更应归属于全人类。正是此般锐意的反叛和进取精神，以及它们激起的信念，推动了历史车轮的隆隆前行。应该承认，这种信念现在正在为那些“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提供最好的希望。
二、弘扬最为可贵的理论精神——批判否定精神，为哲学的定位提供重要见解
众所周知，传统哲学是统摄一切的“科学之科学”，自康德之后，哲学则渐渐开始以自然科学为楷模。但尽管如此，从最初的朴素哲学观念，直至进行具体逻辑、语言分析或探求“意向性”、“存在”等的现代思考，却有着一以贯之的理论抱负：为人们的生活和人类所有文化样式提供最终基础和绝对原理。随着科学观的彻底转换，波普的反本质主义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强调这样的观念：“我们获得进步的主要手段是批判”，（注：［英］波普：《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P36)批判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如果不加批判地把什么“作为准则来接受的话，就会有走入迷途的危险。”（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0)那种为一切提供“终极解释”的定位只能使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人类的其他文化样式相隔离，最终封闭自身、被时代所抛弃。在此意义上，正是传统哲学本身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如果不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产生怀疑，就不会有工业的出现。如果不对社团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予以反驳，工业也同样无法出现。无论现代性出现在什么时代，如果不伴随信仰的破灭，并发现“无现实性”的现实(lack of reality)以及对各种现实的创造，那么就没有任何现实可言。”（注：［法］让－弗朗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P203)我们没有必要忌讳“证伪”、“批判”这样的词，似乎这样会背叛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没有必要一次次地给已有理论强加上种种附加条件以证明它永远正确，似乎这样才忠于我们的导师。波普的反本质主义向我们昭示，哲学并非是堆积真理的仓库，更不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哲学应该在对人们熟悉的、单一性的东西的批判中，持一种期待态度，即在对现存的“不信任”之中表现出追求。如果我们总是等到某种状况和知识到了没有任何充分的根据而不得不终结时，才以另一种方式加强我们的知识的话，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思考和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某一时代的哲学有时或许只能为另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波普本人就是在类似的冷遇中跋涉过来的。（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88、125)
可见，波普的反本质主义不是去关心如何保证哲学这种存在，而是关心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髓。乍看上去，哲学的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如果换一种眼光，就可发现，这并没有降低哲学的地位，而是把哲学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封闭境地中解放出来，使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人类的其它文化样式进行平等而广泛的对话，成为内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文化样式中一种具体而真实的力量。从而使哲学更接近自己的真实位置，并获得了比先前更加广阔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三、肯定认识的过程性和开放性，为科学的进步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相信本质（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容易给思想设置障碍，容易给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问题设置障碍。”（注：［英］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P151)从而导致肯定认识的终结，阻碍科学的进步。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波普的反本质主义非常强调将认识活动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进程，“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注：［英］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主持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P202-203)他用知识增长的四阶段图式描绘了一幅科学知识不断批判、不断证伪、不断变革的动态图景。
在这个图景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波普突出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质的特点。此前，人们一直习惯于将科学发展看作是渐进的累积过程，把科学发展归结为在扩大现行理论适用范围的过程中的真理颗粒的不断增加。这种稳定增长的知识观念，无疑包含着科学的继承性的重要思想，但是总体看来，却把丰富的科学史明显贫乏化了。在波普那里，科学研究永远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注：《列宁全集》第20卷）(P255)他的反本质主义从不对科学抱有太多的怀旧情结，也不把目的视为终点，在他的无穷系列中决没有只要求第二组事件的特权。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无穷的探索》，正表明了其以理想责问现实、一生无尽探索真理的决心和信念。与缩手缩脚地寻求确定“终极解释”的思维方式相比，这种态度更贴近现代人的生存要求，尤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和不懈追求的精神，科学的强大生命力和人类的智慧进程都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波普的反本质主义还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以宽容的心态进行由可能性引导的成功科学研究。开放产生宽容，宽容产生明智。因为波普知道任何观点都只能在历史视域之内，所以他从不打算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也不去追究具有超历史性的阿基米德点，甚至认为不可能在精确的论证和命题之间达成一致。他为科学研究确立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猜测和检验在无穷变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见解，并明智地运用这种猜测和检验，因此，最最要紧的是促进新观念的出现，并且能够在不可靠的观念中拣出比较可靠的观念来，而非建立和保存某种特殊形式的知识。这一认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尤为重要，它使科学得以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使其自身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断走向宽容，从单调走向杂色。一言以蔽之，波普把开放的因子注入科学的机体，使之洋溢着蓬勃的生气。
四、反对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和独断性，为人的自我的重新发现奠定基础
或许也是由于受到爱因斯坦的影响，作为对科学、政治领域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波普是极少几个深刻关注自我的人之一。如前所述，他坚决反对当反复运用过的方法不再奏效时才去询问“为什么”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反本质主义要求人们的是，作为“自为的”存在去把握“自为的”知识。这使得波普哲学具有了与其他科学哲学最富特色的不同——它强调认识的目标也不是占有绝对真现，而是去确证“为我而存在”的“相对真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求助于真善圆融的一元性价值，而是根据自己生存境遇去选择和创造属于每个人的相对价值——它代表着一种以自我批判否定的方法引导人们从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旨趣”，通过自我批判否定，使人永远保持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的空间。它要求解除覆盖在人身上的层层“遮蔽”，恢复人所具有的相对的、多元的、矛盾的面目，以重新理解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
在波普那里，不存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纯粹反思，自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解决疑难，“不管你去哪里，你只能从你所在的地方出发。……一切实在的变化只能是现有环境中的变化。（注：［英］布赖恩·马吉：《波普尔》.南观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25)所以自我也只能在我的现实活动中才能被发现。于是，波普在不同的道路上得出了与存在主义相类似的观念：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自我的本质，而是自我的处境和生存；自我不是一个被给予的现实，而是一个在寻求自己的现实。所不同的是，存在主义者们总还设定了一个本质性的，而且是通过某种道路或在生存的最后可以达到的东西。而波普则从不把任何终极限制加在自我身上，每一个自我都在不断地面对新的处境，每一个新的处境对自我都意味着新的疑难。因此，为了找到自我，不能向后看，而应向前看，让超越的追求永远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新的未来。
因此，波普所崇尚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并不完全就只是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建立，它是自我借以负起责任的基础，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当自我企图逃避责任时，当自我绝望时，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怀疑、批判和否定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波普强调人类的主观精神世界，特别是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世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晚年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合上为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作出新的论证——从而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科学领域引入和强调非理性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不应被忽视的是，波普为我们凸现的，不是用来发现自我的能力之强大，而是那种不懈寻求的精神之可贵。甚至常常是弱小的自我不顾目前成就的脆弱性，而为要求改造的需要去进行大胆的斗争。
五、拒斥任何意义的权威，深蕴着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
权威(authority)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拉丁词，至少到20世纪初期，它都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它一直具有好的、值得欣赏的意味。（注：参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P209、234)然而，现代的“权威”概念却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权力、强制、绝对和终极的意义。在科学领域就表现为知识权威至上，即坚持知识的确定性和不容置疑性。于是，原本对科学的描述性说明被规范性说明所代替，使科学知识丧失自由的本性，成为与活生生的人相敌对的东西。同罗素一样，波普非常强调“真理超越权威”的至关重要性，（注：［英］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P42)在他的反本质主义观念中不存在任何权威，“真理”是通过自由产生的一些理论之间的竞争而逐步取得的，社会也只能在不断尝试和克服错误中前进。诚然，极少有学者盲目地接受习惯的、现成的东西，或把什么视作“理所当然”而加以运用。但是却有太多的人，在“严格而精确”的检验后，把既定的知识尊奉为金科玉律。他们不懂得面对给人们带来实惠的知识的巨大威望，指出存在着知识没有处理好甚至不能处理的某些事情的意义。相反，波普提出了一种完全自由的认识论形式：不停地对理论提出问题和假设，尽可能丰富且相异的观点代表着自由和理性的最好价值。这不仅在科学领域，而且直接在各个领域弘扬了一种自由精神。明确标示自己是遵循波普反本质主义思维进行研究的政治学家巴利（注：［英］诺尔曼·P·巴利：《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0)就指出，“自由和秩序最终是互相和谐的，与由反复无常的政治行动者武断的干预所带来的不确定和恐惧相比，自由的个体之间的交换则产生了和平和可预见性。……一个关键点在于，没有哪一个政治权威可以拥有比归于个人的权力大得多的权力。”（注：［英］诺尔曼·P·巴利：《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12)
因此，科学知识的可接受性不是凭借绝对主义的根源来决定的。这将意味着波普赞成一种民主的研究态度和生活方式，在他那里，民主代表着人们目前有关知识和社会最充分的发展所需要的最好的见解。同时，这种赞成还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不致把民主提高到一个绝对的地位——甚至在与民主相对立的暴力问题上，波普也与宣扬民主使“暴力必然可以避免”的科恩等人不同（注：［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P229)，他的“民主悖论”明确表明：虽然民主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虽然民主减少了极端性决定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内部暴力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能将民主视为不受限制的绝对物，用暴力反对靠暴力维持的事物仍然是合理的。波普认为，避免民主成为绝对主义的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固有的原理：每当人类的见识有所增长，人类的标准也随之改变。随着文化知识的发展，这种变化就可能会出现，民主原则本身就可能被更好的东西所代替。更广义地来讲，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一样，可以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当人类建造一条通向更美好生活的道路时，自由与民主原则需要并能够不断地扩大人们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尽管他们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
六、否定认识的终极解释，彻底摧毁神学思想的基石
本质主义以追求绝对确定性为最高的理论抱负。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寻求世界最高的统一性原理；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占有终极解释的信念；在生存价值论上，表现为对一元性价值原则的沉迷。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领域都象《圣经》一样隐含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理论前提，即都内在地设定了一种终极性的东西——尽管不是科学之外的上帝，而是科学之内的真理——由于真理与人的创造无关，所以人只能试图去发现真理，并在顺从真理的情况下生活。这样，人和真理的关系就成了谋事在人，成事在真理。显然，这种不懂重视“相继近似”这一重要概念的观念，越深刻精致就越容易为神学提供有力的论证。因为正如罗素指出的：“神学家惯于嘲笑科学的变更。他们说：‘看看我们！我们在西尼亚会议上所主张的现在依然主张；而科学家两三年前才主张的现在已过时且被遗忘。’”（注：［英］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主持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P87-88)
在这个意义上，波普的反本质主义无疑堪称彻底的战斗的无神论，并肩负起了“科学领域无神论启蒙”的使命。它从不在任何一个领域设定和寻求绝对的东西，不认为科学现在所相信的便是永远正确的；而只将其看作是通往真理之路的一个阶段。在其《自述》中谈论本质主义时，波普专门指出：正是本质主义常用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定义，才“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3)甚至他还曾以近于顽皮的口吻借用神学的术语来论说自己“开放宇宙”的鲜明立场：“如果上帝想一开始就把一切事物塞进世界中，上帝就创造了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有机体和进化、以及没有人和人的变化的经验的世界。但是上帝似乎考虑到一个产生连上帝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件的活宇宙比一个死宇宙有趣得多。”（注：［英］波普：《无穷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36)
虽然，波普在其形而上学实在论中也声称外部世界的存在，但波普的“存在”，泛指一切不可由经验言说的东西，并且强调没有价值去认真地对待它，也就是说，波普从不企图将科学神化。因此，波普的“存在”不具有通常的神秘主义的含义。这种对终极存在的怀疑，对科学知识的不信任，“也许是痛苦的，也许是无益的，但它至少是诚实的，是追求真理的产物。它也许不会持久，但重新接受业已抛弃的愚昧时代的信仰绝不是真正的出路。”（注：［英］罗素：《我的信仰》.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