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远意义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远意义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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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话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会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所作的报告,科学地总结历史,缜密地规划未来。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在十五大精神的鼓舞下,正以极大的热情,意气奋发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中。

十五大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大会。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政策、新思路,同时,它也包孕着极其丰富的可以缘此从事新探索的思想萌芽。我们深信,十五大所作出的理论创新,一定能给火热的改革实践带来新的动力、新的生机,并将结出新的果实,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未来的征程中开创新气象、跃上新台阶。

为了深入学习十五大精神,为了把十五大所包含的理论创新成果建设性地加以光大,我们约请部分理论工作者撰写了这组“学习十五大精神特稿”,就十五大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对十五大精神进行阐发。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出这组文章。敬请读者垂注。

伟大孕育于质朴无华。

中国改革开放廿年来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的实践中得出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质朴无华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前景如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终命运如何,中华民族在廿一世纪的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能否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质朴无华的历史真理。

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感到欣悦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不仅郑重地重申了这一结论,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需要经历一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以辩证发展、动态实践的视角,从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特征,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现实过程和理想目标的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前提和历史使命

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和选择未来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以对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历史前提的自觉意识和正确把握为前提的。

我们知道,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就我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水平而言,我们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是不具备这个一般历史前提的。我们之所以能在缺乏这个一般历史前提的情况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继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达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只有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封建阶级无法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历经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统治方式,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腐朽没落。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视一切现代文明事物为洪水猛兽,一方面长期地抑制了本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另一方面却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它只能招来亡国之祸。先天发育不良的资产阶级同样不足以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扮演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它要么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结盟,要么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阶级结盟,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性质,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把中国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能够担当起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起,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从“史前历史”到真正的人的历史,从狭隘的“民族历史”到统一的“世界历史”的逐渐过渡。随着“世界历史”的逐渐形成,便有了“世界历史”进程与“民族历史”进程之间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有了国际性有机体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或者说,有了现代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各个国家、民族不断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中,某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不再仅仅决定于该国社会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它所处的外部世界环境。甚至可以说,外部世界不再仅仅作为外部环境、外在因素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将每个国家当作组成要素纳入其中的系统而存在。当然,真正统一的人类社会远未形成,世界各国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世界性社会系统的要素存在,它们同时依然作为相对独立的民族社会存在,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既有世界性的一面,又有民族性的一面。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作用,使得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巨大历史变迁(社会历史的非常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冲突,导致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相互转化,从而使得像中国这样的落后民族有可能站在反抗国际资本压迫的第一线,并在适当的条件下争取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遭遇以及由此决定的求独立、求解放、求生存、求发展的特殊历史任务,提出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途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客观历史需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历史起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角色转换:首先,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不是由于本国社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的结果。革命解决了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历史冲突之后,中国社会内部还根本就不存在作为这种历史冲突根本原因的现代生产力;其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民族救亡的方式,是一种信仰和道义力量;再次,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唯一可能的现代化方式。现代化是近代世界文明的主潮流,也是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理想。不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就永远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历史命运,其他的一切就无从谈起;最后,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在特殊历史境遇中提出的历史远景或未来蓝图。从总体文明水准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历史起点与资本主义在西欧某些国家的历史起点差别不大。在这个起点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历史任务和特殊发展道路。十五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要担当的两大历史使命。在中国,离开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去谈论社会主义,只能使社会主义变成一堆苍白的概念;把第一项任务的完成当作社会主义大厦的最终建成,也会使社会主义背离自己的初衷。

二、客观制约、主观失误及其教训

人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然而,在某些情势下,客观历史环境越是恶劣,或者说,客观历史条件越是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走出历史的冲动反倒越加强烈。当然,在人与历史的这种搏斗中,失败者总是人而不会是历史。这种情况,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中国也不例外。

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我们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跳跃,这一跳跃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历史空白”——依然没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却没能从被推翻者那里继承财富。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足150元。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却也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我们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固然为克服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提供了可能性,但生产关系毕竟只属于社会发展的形式方面,它的性质总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落后的生产力总在顽强地改变着人们按自己的理想建立起来的并不适合它的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我们用法律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法令无法彻底改变社会生活,在我们庆幸法令使得社会改变了运行方向时,原有的生活秩序实际上在走着它的老路。革命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使我国社会形态的更替超越常规而实现跳跃,这充分显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革命胜利并未能使我国社会在一夜这间脱胎换骨,这充分显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对人的能动性的制约作用。

要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就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然而,现代化又谈何容易!我国的现代化属于典型的“外生型”现代化,从其启动时就是对原有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外在否定。在其发展过程中,外来的现代因素往往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生长的土壤,本社会内部的各种传统因素虽遭外来冲击却很难在短时期内被消灭或改造。外来的现代化因素生机勃勃、势不可挡;内在的非现代化因素根深蒂固、惯性强大。在新旧力量的对抗中,新的力量由弱渐强,旧的力量由强渐弱。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在此过程的前期,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观念和计划上,只有等到外来现代化因素成为本社会的有机成分时,只有等到本社会原有因素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被改造、没有生命力的部分被淘汰的时候,只有在本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时候,徒具形式的现代化才会转变为真正的现代化。很显然,新中国成立时,真正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启动。革命的成功虽然为现代化的启动准备了前提,却并不等于现代化的启动。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缺乏社会主义的必备物质基础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遇到的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历史悖论。在1853年4 月12日致魏德迈的信中,恩格斯曾为德国工人政党设想过这样的情景:“……我们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恩格斯所设想的情况与我国革命胜利时的情况何其相似,这不能不让我们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恩格斯对历史的辩证运动和现实的复杂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异乎寻常的清醒冷静!但是,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恰恰缺乏恩格斯的那种清醒冷静。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事实非但没有使我们加倍地审慎从事,反倒使得我们一味地激进盲动。我们没能从“世界历史”进程去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命运,选择一条既顺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本民族实际的发展道路;我们常常无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错把社会主义当作可以呼风唤雨的神杖,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去不折不扣地实行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常常忘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使命——实现现代化,把作为近代世界文明主潮流的现代化进程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加以抵制,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加以排斥;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对资本主义的外在否定,从而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样一些错误做法,既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活力和生机,又延滞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以上错误做法的祸根是曾经在党内外广有市场、至今仍未绝迹的“左”倾思潮。这种思潮,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石,在历史观上倒退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由于它经常把空想诉诸于实践,其危害性远远大于空想社会主义。它所推崇的思想观念,大都是些被置于历史和现实之外而不受历史和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它把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对人类常识的否定和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否定,常常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否定人类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和社会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它把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美丽童话改写为宗教千年王国的神话,然后按照随意编造的情节来安排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生活。它往往与封建残余势力结合在一起,阻碍历史的进步;在改革开放中,它是一种最主要的保守势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自觉,换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盲目的自发的历史过程。不知自己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当然就不能自由地创造历史。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

社会进步既依赖于高尚而远大的理想,又依赖于简单而现实的需要。无论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政党,还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通过将远大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完美结合而成就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一代伟人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融为一体,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他以冷峻的、历史的、批判的眼光,从总体上观照我国的现实,洞察其历史的源流和未来的走向,将理性的火把高高举过现实的山峦,投微光于未来的星空,构想出未来的蓝图。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样使社会主义理想放置在中国的现实之上。如果把邓小平理论比作一座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其坚固的基石。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们说“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朴素的结论,因为这一结论无非确认了两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我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国仍然是个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同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结论,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运动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这个美丽的概念与“初级阶段”这个意指不发达、落后的概念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全新的概念,还因为这个结论一经获得就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许有人说,这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概念。是的,这是一个包含矛盾的概念,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溶进了深刻的历史真理,反映了现实的真实状况。只是,如果以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概念,就无法把握其丰富深刻的内涵,并会将它视为一个不合乎逻辑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大多数人不就是因为受这种思想方式的影响,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而对落后的现实视而不见吗?也许有人会说,承认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后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后退,但这是一种理智的、策略的撤退,是由幻想的天空退回到现实的大地,是由盲动冒进退回到科学理性,是由通往绝境的迷途退回通往胜利的坦途。这不仅不是历史倒退,而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的、重大的一步。这不仅不是胆怯,而且是一种大智大勇。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撤退的军队,不是明智的军队,在复杂难测的战役演变中是难以出奇制胜的。

一个士兵的背包并不像一个囚犯的锁链那样沉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视落后的现实,耽于幻想,一味急躁冒进,或面对落后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落后的现实就会像束缚手脚的锁链,历史的主体就变成了历史的囚犯。反之,承认落后又不甘于落后,“知耻而后勇”,采取大胆而又审慎的对策,在坚韧不拔的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就能逐步地摆脱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十五大报告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段极其精彩的论述,既明确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又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视作与我们正在做的具体事情相脱节的抽象概念,而是把这些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目标;既清醒地认识到了现实的困难,又充满信心地指出了克服困难摆脱落后的有效途径;既强调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人的制约,又强调了人对客观环境的能动改造作用;既表现出了一种尊重规律务实求真的冷静,又洋溢着一种志在必得气吞山河的豪情。在这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静止的、外在于历史主体的纯客观状态,而是一个为主体的自觉历史意识所照亮、将主体的实践纳入其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动态历史过程。在这里,现实和理想不再是被隔离在此岸与彼岸的可望不可即的两端,而是随着历史的实践一起成长的东西。理想不再是君临天下、指手画脚、为现实颁布律令的上帝,而是为现实运行指引方向、提供精神动力的天使。现实不再是理想的奴仆,而是为理想之树提供养份的土壤。在这里,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再被视为不停奔驰着的社会列车所要停靠的在空间上相互隔离的三个驿站,而是被看作历史实践中具有共时性关系的三种因素:历史在现实中积存,未来在现实中萌生;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未来的起点,是历史走向未来的动态过程。

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运用实践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既为我们“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制定了大政方针,又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确信,它还将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丰沛不竭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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