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持人：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主持人的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更多更深更广的国际合作。中国大力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仅提供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而且使合作者共同创造全球公共产品成为可能。“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既包括国际合作促进又蕴含公共产品创造，目的是通过各方共同参与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重申，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共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中国坚持的是正确的义利观，是与沿线国家共同寻找利益汇合点、政策理念共鸣点、互补合作契合点。在欧洲，“一带一路”提升了中欧合作水平并扩大了中欧合作范围；在亚洲，中国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开展区域合作，打造区域合作构架。共建“一带一路”需要面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公共产品需求和供给的对接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必须准确把握中国提供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的理念创新与路径平台，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希望本期刊登的三篇文章，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研究、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有所裨益。
有研究表明，更年期会使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细胞被吸收的速度快于产生速度，引起骨质不断流失。女性在绝经后的数年内，骨密度或可减少20%，这使得30%的老年女性面临骨质疏松症风险。近日，美国一项研究发现，豆类食物及豆制品可以壮骨，对更年期前后女性的骨骼起到保护作用。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与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文／沈铭辉 张中元
摘要： 在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合作的新平台，向世界提供了更丰富的公共产品，为当前处于困境之中的国际经济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的重要引擎。通过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合作、经贸合作、开发合作等机制化建设，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积极探索构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机制，致力于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将引领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实现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范的出现，最终有利于推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规则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公共产品
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关于全球治理进程是否会出现逆转的讨论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难民危机等问题的解决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原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头羊”作用的欧美国家在政策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如果全球范围的公共秩序与这些发达国家的根本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一致的情形下，发达国家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和解决国际共同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而在全球公共秩序及其实现机制与自身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反或不符的情形下，发达国家则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倾向于放弃维护国际秩序和支持解决国际问题的责任。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全球治理对于自身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有意愿参与其中，但受制于能力有限，在既有国际秩序中难以有所作为。由于当前的制度性安排和秩序理念无法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而导致全球治理失灵，使得各国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1]
在当代全球治理中，要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深入有效地开展，仅仅凭借传统西方大国的行动已经显得难以为继。相比之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主动发起的一个合作倡议，其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治理发展的产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连接起来，打破了现有发展合作主要由西方主导的一元主义模式；“一带一路”在包容的框架下没有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规定和成员资格要求，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新型治理观的“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新型国际经济治理模式，将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和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一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动力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行动日益积极，正在从参与者向倡导者转变。[2]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始终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推动“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形成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合作目标，得到了沿线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3]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分享；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促进区域及区域间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以契合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不断推进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产品。[4]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时代崇高的战略目标，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而提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是在新时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的步骤。所谓的“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可将其定义为“服务于‘一带一路’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5]“一带一路”建设正是通过区域合作带来的公共产品正外部性效应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为当前处于困境之中的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6]
[8]权衡：《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困境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引擎》，《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形的连接纽带，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先导；资金融通作为无形支撑，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中国通过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完善多元投资主体、发挥开发性金融带动作用等方式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出适合本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板。[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存在巨大缺口，但开发性金融合作中出现的规则供给不足和规则体系不健全现象已经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因素。传统的金融合作规则已不能适应与满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的现实需要，甚至成为沿线国家跨国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规则与制度障碍；一些新兴跨国融资合作行为与业务，由于规则供给主体缺位，导致对其进行规则规范的缺失；而且对跨国融资合作行为进行规范的各种规则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矛盾甚至是冲突，远远不能适应跨国融资合作的需要。[11]因此，亟须通过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多方面构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国际融资合作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跨国合作，解决发展瓶颈和资金问题。[12]
1.3 观察指标 ①血压控制情况:由医护人员为小组成员测量血压并予以记录，了解成员血压控制情况。实验组半个月测量1次，对照组3个月测量1次。②年门诊输液或住院情况:由医护人员对两组成员因高血压诱发心脑血管事件而引起的门诊输液、住院情况进行统计。③高血压知识掌握情况:由医护人员发放问卷调查表了解两组成员高血压知识掌握情况。④自我测压技能情况:两组成员进行血压测量操作，由医护人员评估的方式了解其自我测压技能掌握情况。
二 基础设施融资合作机制化：解决发展瓶颈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构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机制，有利于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发展导向型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满足沿线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启动和拓展各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比较优势，利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覆盖范围大，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很难通过以超国家权威或霸权国为主导的单独供给模式实现公共产品供给。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发展战略的对接，制定公共产品供给方案，建立以多边合作机制为核心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体系是“一带一路”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也是加强构建包容性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公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可复制的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行的模式是域内国家联合供给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模式，其与传统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基点是合作共赢，即联合提供、集体决策、成本合理分摊、利益共同分享，而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既实现了参与国家的共赢，又为新的跨国公共产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9]
企业若没有制定一套科学的成本管理制度，会导致公司内部各部门的权责分工不明确，成本费用分摊不合理，公司无法合理量化成本费用，导致公司业绩考核标准不公平，影响员工的积极性。没有健全的成本管理体系，也会导致成本管理方法无法有效落实，企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按定额领用材料，没有严格的材料领用流程；各部门的成本费用与预算相差较大，没有方法去检验实际成本费用的合理性；仓储部门没有严格的存货保管制度，导致存货变质、破损、被盗等。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推动者，主动承担起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融资合作规则的积极提供者和规则体系建构的责任，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合作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方面，建立“一带一路”多层次融资体系。一是中资银行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国际大型商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增加“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资金供给，探索银行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服务。[13]二是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展公私合营机制。以开发性金融为先导，鼓励中国政策性银行和丝路基金与沿线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拓展合作，积极利用多边和双边金融合作机制，促进沿线国家政府参与项目融资；在以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中，促进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三是建立债券市场合作体系，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直接融资渠道。目前，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债券市场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主要集中在试点“一带一路”债券，通过境内外债券市场拓展“一带一路”项目资金，以及“一带一路”债券债券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14]
另一方面，推动建立新兴多边开发机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出了明显的负外部性，对这种负外部性的治理需要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但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难度较大，进行局部改良是更为现实的选择。[15]其中“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合作正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局部改良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参与和主导了一些新兴多边开发机构与开发基金，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设立的宗旨都在于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和互联互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宗旨则是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促进全球增长与发展。[16]这些多边开发机构通过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规划对接，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财政资金以及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服务，正在逐步形成既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际，又符合国际公共产品投资趋势的投融资新体制机制，推动资金需求方形成经济发展的自身造血机制。
三 贸易合作机制化：强调发展导向
年份对于葡萄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符合葡萄酒“大年”的条件都在2015年一一组合，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波尔多列级庄联合会（UGCB）主席奥利维·贝尔纳（Olivier Bernard）。
[3]《“一带一路”堪称最受欢迎公共产品》，2019年2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12/c_1210057481.htm，2019年2月24日。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强调通过政策协调和对接方式，为沿线各国提供简便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贸易治理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探索创新了通过“对接”中国与沿线各国以及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战略，例如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上支点”战略、蒙古的“草原之路”战略等对接，拓展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态，该方式强调国际贸易治理主要基于协调和整合，即在现有各国经济发展“契合点”基础上而进行的积极行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接”的方式实现沿线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协同，这既是对各国主权的尊重，也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尊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基础是从现有的规则体系出发，整合双边或多边产业政策、贸易投资政策等经济发展战略，这个过程不仅涉及贸易通道的畅通，而且涉及各国间的制度协调，“对接”的主张实际上是充分考虑各国的利益诉求，通过灵活务实的方案兼顾各国的权益，化解各国间的矛盾，通过贸易投资政策的协商和规则完善，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贸易管理机构的现代化，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国际环境，逐渐在更优良的要素约束和市场条件下构建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事实上，采用政策“对接”的方式就是从能够合作的领域找到契合点，就共同关心的领域达成共识，非常类似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早期收获”，这种从优先领域开始合作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合作方式，无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迅速启动合作进程，有助于解决当前国际贸易治理失灵的问题。[20]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开放性，客观上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强调利用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为美国争取更多的利益，客观上不仅由于双边贸易协定的排他性造成了他国利益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多边贸易体系也屡屡遭受冲击。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特征，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不同，“一带一路”并不具有排他性，愿意参加的国家都可以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特别是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能够自由地加入到这一新型国际合作进程中。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贸易合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这与单一的贸易协定削减关税不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具有极强的外溢或者正外部性，全球从事相关贸易的个体都会从中受益，这与多边贸易体系强调的普惠和非歧视性是一致的。另外，“一带一路”本身也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已经从被动适应多边贸易规则的要求进行开放转化为自主开放，在自主开放过程中，并不要求其他国家给予相应的对等开放，而其他国家却可以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过程中受益更多，这显然更具开放性。[21]“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赢就是要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它不是要取代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而是对现行国际贸易治理机制进行丰富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不断推动双边或区域贸易合作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这有助于提升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推动国际贸易治理模式加快转型。
如果你发现这些前景令人担忧，如果你不喜欢生活在数字专政或某种退化的社会中，那么你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找到办法，防止过多的数据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并找到方法使分布式数据处理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有效率。这些任务并不容易。但实现这些目标可能是民主的最佳保障。
在教学活动的空间上，可以让学生走出教室，在户外体验学习的乐趣。例如，开展“户外课堂”。这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学习模式，不但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还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仅学生锻炼了社会技能，还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有人说：“如果用说话告诉我，我可能会忘记；如果做给我看，我或许会记得；如果让我参与了，我就会理解。”生活是需要体验，在体验的活动中学生不仅获得了快乐，还在实践中有所收获，在体验中逐渐成长，这种教学形式让学生产生一种成就感，从而感受到课堂中的幸福。
四 合作开发机制化：构建新型南南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是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项援助计划。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援助和商业投资，也包括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合作开发。其中，对外援助是中国通过向沿线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提供资金、设施、物资和人员支持，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南南合作；合作开发则是被纳入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框架或规划、有开发性金融参与支持并具有一定收益的互利性经济合作活动。在对外援助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援助理论处理援外事务。而合作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受援国或地区之间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为核心目标，本质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互惠关系的合作。[22]“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同发展的目标，是注意到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本质需求；“一带一路”建设以合作开发为导向，由“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大量投资大部分投向了基础设施，对改善沿线国家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现代化港口、构建物流网络、建立工业园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发展导向的合作开发不仅能够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而且为进一步提升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竞争力的提升，解决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而受到了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
以对外援助和投资开发双重途径构建新型南南合作开发机制。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新型南南合作开发机制，采用了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落后经济体在引入建设资金的同时培养自主发展能力，引导发展融资模式从“输血式”资金援助向“造血式”投资开发转变。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仅为其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增加民生福利，还可以使其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方案在给沿线国家“输血”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增强沿线国家自主“造血”功能，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可以使其摆脱价值产业链的低端锁定效应，升级产业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开发借助对外援助和投资开发双重途径，突破了传统“北南援助”的“垂直范式”，借助多渠道融资，构建更具包容性、互惠性和自主性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沿线国家带去了资金、技术、市场、信息，促进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中国家不再处于外围的从属地位，而是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参与国实现了包容性增长。
教师在开展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时，利用微课这一教学软件，可以对教学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共享的效果。由于一些偏远地方的教学设施不够完善，难以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因此，教师利用微课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能够构建教学平台，达到教学资源的共享，教师将优质的课程视频放到教学平台中，可以优化教学的系统，对教学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教学资源的共享，进而进行有效的教学。
[1]戴长征：《全球治理格局变革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学术前沿》2017年第4期。
五 结 语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倡导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动者，积极与沿线各国共同推进和提供新型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引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最终有利于推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规则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当前，“一带一路”主要功能集中在经济、金融和投资等国际经济治理领域，但是随着其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不断增强，而其引领全球治理的角色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未来“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很有可能会随着沿线国家间合作的不断深化而超越经济领域，深入到更加敏感的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因此，“一带一路”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化建设，以建立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且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范的出现。
注释：
另外，加快构建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共同支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的投融资体系。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积极开展开发性金融体系顶层设计，夯实开发性金融资金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有针对性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照顾沿线国家的需求、发挥战略先导作用，对商业投资起到引导和示范效应，在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两优”贷款业务和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融资业务的基础上，推动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共同为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捆绑性项目提供融资，积极探索沿线国家社会资本进入开发合作领域，降低大型项目融资成本。目前，中国开始加大对各产能合作基金、各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和发展基金的整合管理、统筹联动和投资布局引导力度，积极引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我国战略利益所在的国家、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相应地，援助、开发融资也逐步从双边方式为主转变为多边方式，新的多边主义扩展了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增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相互学习和透明度。此外，中国还加快建立高效、快捷、覆盖面广的开发合作项目信用保险体系，构建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公司集团，形成较为完备的保险产品体系，推进政策性“信用+保险”合作，构建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和商业性保险机构组成的风险防控体系。事实上，“一带一路”既不是简单的对外援助项目，也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或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导向式的，以义利观为指导的新型南南合作开发机制，单一的对外援助或者对外投资理论都很难对此模式给予完美解释，而以往的融资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该机制的要求。[23]如何处理好政府与企业、长期与短期以及予和取的关系，特别是在合作开发中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等义利观，将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实效，这需要在实践中根据不同案例实施不同的规划并进一步加以探索。
[2]刘雨辰：《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太平洋学报》2015 年第 9期。
首先，“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机制建设坚持了差异化和多元化合作，切实为沿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搭建制度平台。二战后，美国作为霸权国主导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建，时至今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特征就是规则导向，即制定统一的贸易规则约束全体成员，只有达到标准的新成员才能加入这个体系，而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成员给予的差别待遇比较有限。“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实践中“一带一路”贸易机制制度构建路径与过去的霸权国家主导的规则导向有所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包容性增长，不要求各国必须达到统一标准才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首先从成员的实际出发，摸索具体合作路径，不排斥机制化的安排，但是不以机制化安排为前提条件，例如既可以和东盟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充分考虑各国差异的发展导向合作方式与传统上的规则导向存在较大差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创新的理念和模式为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效地规避了国际贸易治理霸权模式的弊端，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新的路径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并促进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19]推进国际贸易治理模式向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转型。
[4]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5]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
[6]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 “一带一路” 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把学生置于接受教育的一方，而很多时候，学生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教学相长”，说的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反思，而后在改进中不断进步的结果。对大家来说，每一个教育难题都是一次有益的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你就自动升级。
[7]沈铭辉：《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TPP到“一带一路”》，《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
“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的重要引擎。目前，全球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赤字状态，国际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发展、治理与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需求较大，需求的类型从最狭义的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产品，到协调各国法律与规则的公共制度，再到最广义的维系安全稳定在内的公共环境。构建这种跨国界、跨区域、跨领域的发展、治理与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模式，是中国主导发起、积极参与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抓手推动国际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和包容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开放合作与和谐包容发展理念，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应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推动国际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引擎。“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摈弃了传统的“零和博弈”，积极推动全球化实现合作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引领并推动实现更加包容和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7]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暗淡的背景下，更具包容性的“一带一路”方案有助于调动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加快世界经济发展的自我修复和调节，推动实现更加公平、包容、普惠、平衡和开放的世界经济。[8]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主导国际贸易制度的能力和意愿也发生了变化。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逐步暴露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意愿有所下降，提供全球性国际贸易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断下降，而中国的意愿和能力则逐步提升。[17]目前，国际贸易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治理困境”和“治理赤字”中，“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均衡、普惠的国际贸易治理模式，提供有效供给引发新的需求，保证各参与国公平地开展区域经济合作，通过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使沿线发展中国家能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入国际经济分工，加快构建更加包容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其国际实践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国际贸易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18]
[9]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
[10]姜安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发展经验的互鉴性——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12期。
[11]保建云：《“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的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家认为，译文和原文之间可以完全确切对等。翻译等值是将原文与译文的思想、修辞完全一致。等值的翻译虽然通常可以实现，但其受制于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翻译家提出有差异的等值，在不同语言间有非对称关系，语言信息无法完全等值。奈达就曾提出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的翻译等值方法，为人们认识翻译，从理论上、方法上实现翻译突破提供了广阔视野。这种从绝对的对等到功能的对应，体现了翻译等值观念的变通。随着跨文化交际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语言文化间的转换与交融，等值论思想值得质疑与反思。
[12]张汉林、张鹏举：《“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13]沈铭辉、张中元：《“一带一路”融资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新视野》2018年第5期。
[14]张中元、沈铭辉：《“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建设初探——以债券融资为例》，《亚太经济》2018年第6期。
[15]叶芳：《集体行动逻辑下的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基于区域间国际公共产品视角》，《财政研究》2018年第4期。
[16]刘洪钟、周帅：《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定位与包容性的提升——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视角》，《亚太经济》2017年第3期。
[17]李杨、黄艳希：《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基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数RED的贡献同等重要，故本文采用LNPgdp和LNLIIV的均值测算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同时，河北LCCC，LNPgdp，LNLIIV分别取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8个城市的均值。此外，京津冀城市群LCCC，LNPgdp，LNLIIV分别取北京、天津、河北8个城市的均值。
试验数据采用SAS 9.0软件的统计程序进行T检验分析，统计结果P＜0.01表示组间差异极显著，P＜0.05表示组间差异显著，0.05≤P＜0.10表示组间差异趋于显著。
[18]刘志中：《“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重构》，《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19]李向阳：《创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20]王芊霖、程大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21]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22]孙伟：《“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对外援助与开发合作》，《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 6期。
[23]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3-0108-07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区域合作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市，100007；张中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市，100007。
责任编辑 刘秀秀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机制化建设论文; 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论文; 公共产品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