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诗学韩愈与宋诗的自成面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安论文,面目论文,韩愈论文,宋诗论文,石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曾标举“王荆公体”，历代学者多把荆公视为宋诗独特风貌形成过程中之关键。明代胡应麟这样评价王安石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①欧阳修、梅尧臣对于宋诗有发轫之功，但在他们手上尚未形成典型意义上的宋调。王安石诗歌的独创新奇，让宋诗在偏离以风神情韵为主的唐诗道路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的崛起才让宋诗大变唐人格调，助成了宋诗的自成面目，足见王诗于宋调形成中之转关作用。
历来论及王安石诗的艺术渊源，多标举唐代的杜甫、韩愈与李商隐三人。王安石最心仪的唐代诗人是杜甫，他编选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诗，将杜甫置于首席，其《杜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他不仅赞叹杜甫忧国爱民的仁者之心，还推许杜诗为“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的崇高艺术范式。②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看，他极力推崇老杜，对李商隐诗也表现出欣赏态度和浓厚兴趣；但是却没有什么赞誉韩愈诗歌的评价。一方面，王诗面目较韩相去有间；另一方面，他又对韩愈学问人品多讥诋之词，给人造成不喜退之的印象。
首先从王安石评议韩愈说起。荆公评韩，第一认为其文足以传，诗次之；而其学、其继孔孟之道统、其哲学思想，则上不及先秦诸子（包括孔子、孟子等），下不及本朝之理学家。③很明显，王安石对韩愈的贬抑非议基本未涉及韩诗。细绎王诗，不难看出韩诗之于“王荆公体”的濡染之功甚深。众所周知，王安石对杜甫是拳拳服膺的，他学杜也颇有成就，但王诗像老杜的地方，在于“瘦硬”，乃是笔走偏锋。刘熙载说：“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④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王安石虽云学杜，但风格似更接近韩愈。韩愈学杜就是笔走偏锋，王安石的情况有类于此。不妨说韩愈和王安石是学杜的同路人。故他虽不甚满意韩愈之学术与人品，却在诗歌艺术手法方面颇多借鉴韩诗。王安石对诗歌的品赏感悟力极强，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⑤各用李、杜、韩自家的句子准确精辟地评说三家诗，可知他对唐诗确有精深的研习体认，而“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正是对韩诗特征的极好形容。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荆公才较爽健，而情韵幽深，不逮欧公。二公皆从韩出，而雄奇排奡皆逊之。可见二公虽各用力于韩，而随才之成就，只得如此。”⑥明确揭橥了欧阳修和王安石的诗都是学自韩愈，不过王安石的才气健拔过人、性情木强躁动，他的条件比欧阳修更适宜学韩，故而荆公更能学得韩诗之精粹，显出雄奇爽健的特色。
王安石论诗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诗”字从言从寺，而“寺”乃“法度之所在”。⑦追求诗歌语言的法度整严，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无视作诗用意经营的韩愈。王安石前期诗歌的最显著特色，莫若“以文为诗”，像造硬语、押险韵、好用典、改窜古人诗句以为己有这些手段，皆可从中觅到学韩的蛛丝马迹。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中标举韩愈作为诗文典范，一时引发北宋诗坛诗风丕变。韩愈的诗好是好，但究竟有狠重奇险、失之太过的弊病。于是王安石就以杜甫置换了欧阳修诗论中的韩愈，奉老杜为圭臬。王安石虽由韩愈上溯到杜甫，更加“取法乎上”，但韩愈终究是他学杜绕不开的中介渠道。清人延君寿云：“王介甫诗……古体学杜、韩而不袭，殊胜六一；今体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⑧
论者多将王安石诗分成三期：景祐、治平年间为步趋欧、梅等新变派时期；熙宁十年(1077)为变化创新期；元丰至元祐元年，为晚年诗律精严期。就王诗学韩而言，前期主要是研习韩愈古体诗的诗法诗艺以增强笔力；待有了相当的艺术积累后，中期开始进入自觉创意阶段，形成逋峭谨严、雄健劲直的艺术风格；后期的王诗尤其精工细密，复归唐风而“不脱宋人习气”，主要在绝句上借鉴了韩诗的意趣神韵。下面试分期论之。
王安石开始诗歌创作时，欧阳修、梅尧臣等新变派在诗坛的声势颇为浩大，他处于新变派的周围，多写作古体诗，艺术上受到欧、梅等人的影响，“以文为诗”，峭厉雄直，有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倾向。而且王安石其时与新变派一样，对韩愈亦有相当好感，比如其《寄孙正之》就流露出：“少时已感韩子语，东西南北皆欲往。”这时的诗作也可明显看出学韩的痕迹，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题画诗《虎图》就因工于赋物而为崇韩的欧阳修击节赞赏。诗云：
壮哉非罴亦非
，目光夹镜当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顾盼欲去仍踌躇。卒然我见心为动，熟视稍稍摩其须。因知画者巧为此，此物安肯来庭除。想当槃礴欲画时，睥睨众史如庸奴。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悲风飒飒吹黄芦，上有寒雀惊相呼，槎牙死树鸣老乌，向之俯噣如哺雏。山墙野壁黄昏后，冯妇遥看亦下车。
这首诗语极雄健，状画上之虎威风凛凛，犹如真虎咆哮山岗，气势非凡。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承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气胜笔锐，不以情韵而以气格取胜。作品用语之生新恢奇、音韵之刚劲铿锵、想象之奇特新颖、议论之透彻宏肆，都全然体现了韩、欧古体一路诗风。延君寿云：“七古……六一、介甫学韩。”⑨信然。
梁崑评王安石早期古体云：“盖公初年古体虽亦不恶，终不过如欧阳一派能道人所不及道，章法开合，笔意纵横而已，谓之绝妙，似有未可。”⑩这说明王安石早期诗作深受欧、梅等新变派的影响，“以文为诗”的痕迹很深。而新变派的艺术渊源主要就是韩诗，然则王诗与韩诗之间的绍递承续关系也清晰可辨了。梁启超评说王安石古体“用刻入之思，炼奇矫之语，斗逼仄之韵，缒幽凿险，曲尽昌黎之技也”。(11)用意、语词、押韵，在在体现出荆公学韩的轨迹。观其《思王逢原三首》、《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用其韵和酬》等作品，确是学韩而自出机杼，有相当的艺术功力。
皇祐年间，王安石无论是学术文辞，还是为官论政，都已著闻于当时。至嘉祐中声名更著，随着诗歌技艺的日趋精熟，王安石在创作上进入自觉创意的阶段。这时创作实践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写作了大量勇于翻案、见解新颖的咏史诗，议论而能义理深湛、精辟透彻。
自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之后，历代歌咏桃源之事的篇什层出不穷。唐代王维、韩愈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照理，这个题材已不大可能翻新出奇，然而创新意识雄强的王安石硬是摆去束缚，写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警之意。试比较韩愈《桃源图》与王安石《桃源行》：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怳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韩愈《桃源图》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王安石《桃源行》
说王安石的诗研摹韩愈是没有问题的。方东树《昭昧詹言》评韩诗云：“《桃源图》，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后来人无不被其凌罩。此其独所开格，意句创造己出，安可不知？欧、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12)明确指出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作诗的章法、句法学此。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里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其（按，指金德瑛）评昌黎《桃源图》诗云：‘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如《桃源》，陶公五言，尔雅从容，草荣、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诘不得不变七言，然犹皆用本色语，不露斧凿痕也。昌黎则加以雄健壮丽，犹一一依故事铺陈也。至后来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使拘拘陈迹，则古有名篇，后可搁笔，何庸多赘！诗格固尔，用意亦然。前人皆于实境点染，昌黎云：“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议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执一而不知变也。’”(13)古人同题之作确实有助于分析每人不同的思路和手段，可以体会后来者在何处承袭了前人，在何处精刻突过前人。从主题上看，韩诗劈头就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全诗以批判神仙之说的荒唐无根为归旨；而王作则于仙境非仙境置若罔闻，表达了“虽有父子无君臣”的政治理想，两诗主题判然有别。从章法结构上看，韩诗铺陈始终，先叙画图，次及本事，先事描写，后加议论，犹如一篇游记；王诗则夹叙夹议，以叙为议，以议为叙，笔法错综凝炼，两诗章法框架也各具特色。看得出王诗有意变化争胜，欲自具一副笔墨。然则，韩、王二作的消息相通之处在哪里？细细斟酌，两首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关捩。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14)王氏论诗推崇盛唐之兴象玲珑、无迹可求，故而王维之作最得好评，他以“努力挽强”为喻，虽含贬义，但也确实道出了韩、王二诗在艺术上的消息相通之处。撇开主题、章法不论，韩诗王作都以雄健的笔力驱驾议论，力去陈言，别出新意，在艺术风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诗学到了韩愈那种雄伟健拔的艺术表现力，而又自具逋峭谨严之特色。
此期王安石古体诗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篇幅体制明显减短，以十句左右成章的为多。韩、欧等人的古体歌行长篇巨制较多，容易流于平直散缓，王安石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专力写作一种概括凝炼的短篇古体。然而，篇幅体制由长变短并不意味着诗歌容量、表现力的减少削弱；相反，王安石擅长以极简练的笔墨叙写议论极繁多复杂的内容头绪。比如《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龙窜藏魑魅伏。心志幽妖尚觊隙，以金铸鼎空九牧。冶云赤天涨为黑，鞴风余吹山拔木。鼎成聚观变怪索，夜人行歌鬼昼哭。功施元元后无极，三姓卫守相传属。弱周无人有宜出，沉之九幽折地轴。始皇区区求不得，坐令神奸窥邑屋。
写九鼎由铸造到秦始皇泗水打捞而不得的整个变迁过程，全诗只十四句，但简短的篇幅浓缩了丰富的内涵，有锤炼深曲的艺术效果。方东树评云：“大题短篇能尽，以深创也。”(15)很有见地。
王安石还有意在古体里写一些偶俪的对句。这也与韩、欧颇相异趣。韩、欧刻意以散句单行造成奇崛波澜，但往往不够圆润流畅；王诗古体在句法上用排偶之句，运单行之气，使诗格凝炼整饬，有抑扬顿挫的韵致。像“墙隅返照媚槐谷，池面过雨苏篁苇”（《示平甫弟》）、“千秋钟梵已变响，十庙桑竹空成阴”（《光宅寺》）等，这种对偶或基本对偶的句子在王诗古体里可举出不少，体现出王安石已开始自觉讲求法度，注意篇法、句法的锻炼精严，避免了长篇古体容易僵硬散缓的弊病，这实质上是对韩、欧“以文为诗”的一种发展。
这时王安石的诗已有独特艺术个性，他的学韩为其诗步入更深刻、更成熟的艺术境地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
熙宁十年，王安石再度罢相，被挤出政治激流之外，早年的锐气渐趋消磨，归隐江宁后，倾全部精力于诗歌创作，诗风大变。他流连山水、咏诗学佛，写了大量徜徉山水、抒愤遣情的律绝诗。这些作品讲究艺术表现手法，注重写境，寓悲壮之气于宁静淡泊之中，以用意深刻而又明净空灵的境界代替以往的峭厉奇拔。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16)称道的即是王安石晚年脍炙人口的绝句。对于这些精工淡雅绝句的艺术渊源，前人多以为学陶（渊明）、学王（维），有唐人风味固然很有道理。其实“半山绝句，颇欲于唐音外别立一帜”，(17)尤其韩、王绝句间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关联，虽极少有人提及，但亦为不可忽视之事实。
金元时的刘埙独具慧眼，悟出韩王绝句之间的机轴，他说：“半山清远韵度，独步辈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意半山绝句机此。其发也，变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长者。”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此韩诗也。荆公早年悟其机轴，平生绝句实得于此。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18)刘氏一再谈及，自非空穴来风。
按，韩愈虽是奇险诗风的主要倡导者，但其诗亦有平正蕴藉、情韵不匮的一面，这尤其体现在他后期的绝句创作中。他的绝句多作于44岁之后，诗风已渐趋平淡自然。韩愈的绝诗近百首，占全部诗作的近四分之一，多写景咏物之作，往往在文从字顺、清淡自然之总体风貌统摄下含有语言新颖、譬喻奇趣、对仗工稳等特色。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云：“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玉磬”、“金铃”云云揭示出韩诗近体经过人工锤炼而又深婉不迫的艺术风貌，故而与盛唐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格律诗仍有质的区别。钱基博说：“（韩愈）律绝近体，寂寥短章，亦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19)比如韩诗七绝《盆池》其三、其五：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纯用白描手法，刻画寻常风景而略带妩媚恢诡。上文刘埙所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是韩诗绝句中最有名的一首，前半写景精工细腻，后半再以议论摹景，益觉境豁意深，这实际已开那种既新警工巧又含蓄委婉的宋诗绝句之先河。王安石晚年也多工巧精致的景物诗，这些作品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艺术上与韩愈有异曲同工之妙。叶梦得云：“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20)叶文所举即安石七绝《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作品一方面有“舒闲容与之态”，显出复归唐风的倾向；另一面又“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看出新奇工巧的宋诗风貌，故和韩愈绝句在艺术上有内在的相通处。再看一些作品：
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南浦》）
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有岁华。（《染云》）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
这几首诗以工巧精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一派闲淡秀雅的自然景致，与韩愈的《秋怀》、《南溪始泛》等作品面貌虽殊而神骨暗合。
陈延杰说：“荆公定林后诗意幽婉，脱去流俗，非少作可比。犹韩文公贬潮州后之作亦妙绝矣！境遇成就诗人，岂小也哉！”(21)可见王安石后期依然学韩，只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人事经历的变迁，王安石和后期的韩愈一样，都认识到早年戛戛独造的诗在艺术、情韵上还是有所欠缺的，于是就致力于修补，显现出一种复归唐调的变化。需要辨明的是，所谓复归，并非真的回归盛唐，而是表现为经过人工锤炼后的深婉闲淡的艺术风貌。这与盛唐诗还是有微妙差异的。概而言之，后期的王安石主要借鉴了韩愈律诗绝句的风格意趣，表现在对其精神特质的领悟、化用上。
二
从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王诗、韩诗之间的渊源关系，说明王安石研习韩诗经历了一个由近而远、由浅而深的逐渐推进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论述一个作家在创作中接受前代诗人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诗歌艺术上的“精神交通”往往很玄妙，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极难用语言精确表达出来。相对而言，最基础、最具说服力的办法莫过于将两位诗人的集子比照而读，爬梳出两人在语句、典故、章法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钱锺书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22)关于王安石对韩诗的研习、摹仿、借鉴、化用，钱锺书《谈艺录》十八“荆公用昌黎诗”条辨之甚详。钱先生认为王诗师韩有偷语、偷意、偷势以及善用语助几种途径。“偷语”与“偷意”意思略近，是指对韩诗语词、譬喻、典故等的模拟，试举例见表1：
表1
王诗韩诗
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 （《寄杨德逢》） 或如龟坼兆，或如卦分繇 （《南山》）
微言归易悟，捷若髭赴镊
（《再用前韵蔡天启》） 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 （《寄崔立之》）
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怀钟山》） 须著人间比梦间 （《遣兴》）
圣人道大能亦博，学者所得皆秋毫 （《孔子》） 吾尝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
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 （《送王秀才序》）
山木悲鸣水怒流，百虫专夜思高秋
（《寄育王大觉禅师》） 夜深静卧百虫绝
（《山石》）
前三例王诗在异于韩诗的情境下化用了其诗语词、比喻；第四例王诗把韩文掰碎了散在诗里；最后王诗反用韩诗句意。类似例证甚多。“偷势”指王诗模拟韩诗之句式、章法，如《和文淑湓浦见寄》之“发为感伤无翠葆，眼从瞻望有玄花”，本于昌黎《次邓州界》之“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游土山示蔡天启》之“或皆眼委翳”四句、《用前韵赠叶致远》之“或撞关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诗“烂漫推众皱”一段格调。
与欧阳修学韩重铺叙、笔力略有不同，王安石接受、研习韩诗的最显著特征在“以文为诗”的法度技艺。钱锺书《谈艺录》十八独拈“以文为诗”之一端“善用语助”加以详论。作诗用语助，可以造成诗句转折顿挫、疏密有间的散文化艺术效果。前人对此认识得很深刻：“宋人实有以文为诗者，于其用虚词作转关提顿及排直叙事处，注目便知。”(23)王安石古体诗运用语助就非常普遍，钱锤书说：“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钱先生旁征博引，举了汉魏以来古诗用语助虚字的成功范例，而这其中韩愈独能“荟萃诸家句法之长”，“神通大力，充类至尽，穷态极妍”（《谈艺录》十八）。钱文特别指出韩愈善用“而”、“而我”，诸如《苦寒》之“而我于此时，思觉何由治”、《食曲河驿》之“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我亦伤秋”等例，在艺术效果上都有“转巨石、挽狂澜之力”。而王安石于此点也尤为精通，像《邀望之过》：“岂鱼有此乐，而我与子无”；《车载板》：“而我更歌呼，与之相往返”；《送张拱微》：“嗟人皆行乐，而我方坐愁”等，钱先生以为“观此诸例，则宗风断可识矣”。诗用虚字，确有技巧。明人李东阳云：“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24)
王安石确实是会学、善学、巧学的聪明人。他学韩愈，有时可以让人看不出一点痕迹，这就是天赋和功力的问题了。清人延君寿举例：
昌黎咏雪云：“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旙旂。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极形容之妙。王荆公咏雪云：“滔天有冻浪，匝地无荒陇。飞扬类挟富，委翳等辞宠。穿幽偶相重，值险辄孤耸。”又“荒林无空枝，幽瓦有高陇。分纔一毛轻，聚或千钧重。飞扬窥已眩，摧压听还凶。渔舟平系舷，樵
没归踵。空令物象莹，岂免川途壅。争光姮娥妒，失色羲和恐”。又作一样形容，不蹈韩之一字。壮夫斩将搴旗，各有能手，斯为大家。(25)
所举的韩诗是《辛卯年雪》，王诗为《和吴冲卿雪》和《和冲卿雪诗并示持国》。雪在万事万物中最难描摹，但越是困难，大诗人越要争奇斗胜。韩诗颇有思致，巧于妆点，但细味却有万钧之力。王诗字面虽无一句似韩，但那种无句不奇、力大如山的气格，实韩诗之嫡传。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对韩诗下过极深的功夫，韩诗是王诗的重要艺术渊源之一。其实，王安石学韩的这些方面可用“以文为诗”来总萃之。韩愈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即为“以文为诗”，而王安石注重学习的地方正在于此，只不过他的学习借鉴是创造性的，他之研习韩诗主要还是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基础。请看王安石的《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回梦中语。
《巫山高》虽说是乐府旧题，但读王诗却令人联想到欧阳修的《庐山高》。的确，为王诗作注的李壁就说：“公此诗体制颇类欧公《庐山高》，皆一代之杰作。”(26)王安石自言爱葛蕴诗的飘逸风格，但细读并不能体会出多少飘逸的味道。陈衍评云：
三四两句，横绝一世，何减“嵚崎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为诗”者。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犹词费矣。“山鬼”于各诗辞中，三次见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惊人语。(27)
试析之。陈衍极力称道三四句，并引左思《吴都赋》里的两句加以比较，指出特色就在能“以文为诗”。句中的虚字“于”、“亦”对举，而“实至险”、“为波涛”纯系描述性的散文句子，合起来非常整饬流转，让诗有一种驱驾气势、飞流直下的风概，这正是王安石“以文为诗”的佳例。以巫山巫峡为题材，不能不写巫峡之高峻凶险与神女之朝云暮雨，此本题中应有之义。王安石写来得心应手，造语瑰奇新颖，意脉纡徐卓荦。此诗之风格与其说飘逸，不如说奇诡。不知王安石作此诗是否有与欧阳修暗暗较劲的意思，笔者认为王诗高出欧诗之上，堪称佳作。
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以王荆公为最。王逢原长篇亦有其笔。欧阳永叔、梅圣俞亦颇效之。诸公皆有变化，不若荆公之专一也。”(28)王令才高命短，姑不论；欧、梅学韩到后期皆有大变化；比较而言，倒是王安石终生悉心学韩，从前期的戛戛独造到后期的追求情韵，韩愈对其诗学道路的影响是贯彻始终的。
三
王安石的个性雄强、脾气倔强，与韩愈颇有相似之处。清人袁枚云：“昔人言白香山诗，无一句不自在；故其为人和平乐易。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愚谓荆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项；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其平生最得意句云：‘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余以为首句是乞儿向阳，次句是村童逃学。”(29)袁枚以性灵的标准去评价王安石，自然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王安石的性情刻酷，会对他的诗凿险缒幽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至于“自堕魔障”。王诗也有从艰险岔道进入，又走回康庄大道的时候。正是王安石的“意气”，决定了他对前代的韩愈不会服气。不过，就学诗而言，两人的道路又体现出不期然而然的相似状况，很值得深思。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韩愈之于宋人，就像西天拜佛取经路上绕不过去的火焰山一样，任王安石的本领有多高强，也无济于事。宋人敖陶孙《诗评》云：“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30)清人王士禛也批评王安石“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无一天性语”。(31)话讲得虽然不好听，但确实道出了王安石和韩愈的共同点。
王安石在众多学韩诗的宋人中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人物，探究其诗之学韩，不仅对研究王本人的诗歌艺术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梳理赵宋一代之诗学也有不可忽视的诗学意义与价值。简言之，关于宋诗的艺术特征，历代学者做过不少精辟允当的概括，笔者较欣赏陈衍“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评析，以为颇能抉出宋调内在的真精神，而王安石的诗是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此种特征的，这和他的学杜参韩颇有关系。王安石是宋诗一代面目的成就者，其诗之学韩的深层意义在于为宋诗的发展辟山开道。
欧阳修之后，宋人“以文为诗”已成汹涌澎湃的诗学潮流，即使安石主观上对韩愈有微词，但客观上总还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一时风气的浸染。在北宋，欧、梅等首先标举韩愈“以文为诗”，他们为以思理筋骨见胜的“新宋诗”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学韩也颇有缺失，叨叙事理时有语言平实滞缓之病，而缺少一种抑扬顿挫的法度。比较而论，王安石对韩诗艺术有更为优秀的创造性继承，他“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32)他还注重探讨韩诗章法、句法、字法，进入自觉研习法度的新阶段。在章法上，王安石刻意安排，笔力纵横；在句法上化骈为散，以骈偶之句，运单行之气；在字法上融百家语汇，精于锻炼。方东树说：“向谓欧公思深，今读半山，其思深妙，更过于欧。”(33)所谓“其思深妙，更过于欧”恐怕就是指安石比欧阳修更多地在诗艺诗法上用力锻炼。梁昆《宋诗派别论》专门列有“荆公派”，论及此派“习尚”，认为有好古体、重炼意、好纪事、好集句、好窜改古人诗句以为己诗、好用联绵字等诸项，实则这些“习尚”皆“以文为诗”的种种表现，都与王氏在欧阳修基础上学韩密不可分。
凡事都需一分为二地看待。厚学养而作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片面地用学识去补救诗情的匮乏，大掉书袋，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王安石，“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34)这也算“以文为诗”给诗歌带来的负面效应。
王安石承欧阳修借鉴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议论精警、讲究锻炼、刻意求奇，已开江西派之先声，且让宋诗更明晰地表现出自身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诗的发展方向。如梁启超说：“山谷为江西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35)当然，韩愈只是王安石研习诗歌的众多前代典范中的“这一个”，但“这一个”相当重要，对王安石形成自己的诗歌风貌、对推动宋诗的历史演进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清人田雯曰：“王临川恢奇纵横，可为欧阳后劲，苏、黄前矛矣。”(36)要之，王安石诗借鉴韩诗而法度整严，比欧阳修、梅尧臣等更多表现出“新宋诗”的独特面目，是宋诗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宋调面貌特质的彰显有相当影响，可视为宋诗上承欧、梅下启苏、黄的枢纽人物。
注释：
①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7页。
③参见拙文：《荆公评韩新论》，《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刘熙载：《诗概》，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31页。
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第30页。
⑥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页。
⑦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后集卷一五，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⑧⑨延君寿：《老生常谈》，见《清诗话续编》，第1805、1799页。
⑩梁崑：《宋诗派别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60页。
(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845页。
(12)方东树：《昭昧詹言》，第270页。
(13)陆以湉：《冷庐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9页。
(14)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2页。
(15)方东树：《昭昧詹言》，第291页。
(1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第235页。
(17)黄普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见《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05页。
(18)刘埙：《隐居通议》卷六，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3页。
(20)叶梦得：《石林诗话》，见《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06页。
(21)陈延杰：《宋诗之派别》，见《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
(22)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十八“荆公用昌黎诗 诗用语助”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5-218页。
(23)阙名：《静居绪言》，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44页。
(24)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76页。
(25)延君寿：《老生常谈》，见《清诗话续编》，第1822页。
(26)李壁、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81页。
(27)陈衍：《宋诗精华录》，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31页。
(28)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58页。
(29)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1-167页。
(30)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31)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
(32)(34)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7、68页。
(33)方东树：《昭昧詹言》，第284页。
(3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844页。
(36)田雯：《古欢堂集杂著》，见《清诗话续编》，第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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