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新就业形态 ：内涵 、影响及发展对策
王 娟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就业质量、增加人民收入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伴随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在我国快速发展，并催生出新就业形态。当前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就业形态是什么，“新”在哪儿，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如何应对。新就业形态是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新就业模式，将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对传统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提出了挑战。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以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导向，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型组织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质量也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改善民生和提高就业质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九大报告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提到了重要位置。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新经济的关键时期，以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型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是新时代就业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概念，指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也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就业的新变化与趋势。虽然典型(传统)就业仍然是目前经济社会中的主流就业形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角度看，新就业形态将成为未来主流的就业模式，成为就业的“增长极”。当前，新就业形态的实践步伐比其理论和政策要快，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对新就业形态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新就业形态是什么，“新”在哪儿，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如何应对做了分析。
一、新就业形态的内涵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概念的兴起，反映了就业模式的变化。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性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与“工业时代”就业概念的区别，也体现了新时代用工与择业的新变化和趋势。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内涵，张成刚(2016)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从生产力角度看，新就业形态，描述的是劳动者与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资料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灵活协作的工作模式；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新就业形态指的是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1]更多的学者是结合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将新就业形态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研究了就业方式的变化(曾湘泉、徐长杰，2015；纪雯雯、赖徳胜，2016；孙亚男，2017)。[2,3,4]新就业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就业方式，还是以技术的根本性变革为基础的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技术进步为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方式。
布莱恩·阿瑟(2014)在《技术的本质》中认为，当新技术出现并发展的时候，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模式，一项新技术的采用会使应用技术的产业从中获益，随后应用这些产业的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就如同牵拉一根丝会引起整个蜘蛛网的伸展和重塑一样，一项新技术的到来会引起经济中的价格和生产网络在各行各业伸展、重塑。”[5]171阿瑟将经济看作是技术的一种表达，经济是技术作为中介(覆盖)的一系列关于商品和劳务的活动。技术构成了经济的框架，经济中的其余部分，如商业活动、就业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物流、服务流等构成了经济中的神经和血液。当企业把新技术带来的发明或成果引入到生产经营体系中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就产生熊彼特(Schumpeter，1934)意义上的创新行为。[注]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市场、新制度等。具体参见：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34。 当这种创新行为上升到产业层面或者宏观层面的时候，产生新的供给和需求模式，从而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出现。创新经济学家多西(Dosi，1982)、弗里曼和佩蕾丝(Freeman&Perez，1988)、佩蕾丝(Perez，2010)将新技术推动微观和宏观经济结构与运行模式的改变过程概括为“技术—经济范式”。[6,7,8]
两组术中均未见血酮体阳性患者，对照组术前和术后血酮体阳性分别为7例和5例，研究组分别为9例和2例，术中两组患者血酮体均得到有效控制，见表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提高就业质量是制定就业政策的根本要求，以高质量发展引领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加快形成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政策体系等，发挥高质量就业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撑作用。
据奥维云网（AVC）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嵌入式一体机全渠道均价4351元，同比下跌了8.4%，然而全渠道零售额同比涨幅却达到了99.0%。值得注意的是，当嵌入式一体机产品的均价呈现下跌态势，销售额竟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新就业形态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第一种类型，创新驱动型就业。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会创造新产品、新分工、新产业，并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方式。如，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数据标注员、算法工程师、云客服、受众分析员、优化师(App Store Optimization，ASO)等新职业；机器人技术直接创造了专业技能培训、机器人维修师、机器人租赁等新的就业机会。创新驱动型就业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较高。
第二种类型，新技术与传统经济相融合产生的新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即新经济就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平台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与各产业相互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并由此衍生出了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产业形态，新兴业态带动了新的就业模式的出现，产生新就业形态。如，阿里巴巴、Uber、滴滴出行、Airbnb等创造的新就业模式。
最后，新就业形态有助于破解当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搜寻匹配理论认为，结构性失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匹配机制，搜寻是延长失业时间的主要因素，搜寻过程需要时间和摩擦性成本。而新就业形态可以缩短就业市场中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搜寻时间与成本。例如在平台式就业模式中，平台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资源调度和配置者的角色，复杂的工作可以通过虚拟管理系统软件自动分割成小的、独立的任务，然后通过平台自动发送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工作和技能的匹配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劳动力不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工作，强大的后台技术运算能够使得需求和供给实现即时的点对点对接，从而使平台从业者找工作的成本为零，大幅降低了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搜寻与工作匹配的交易成本。平台型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更高效地匹配从业者与消费者，如滴滴出行公司未来2年内的目标是，达到全国平均3分钟以内网约车抵达叫车人身边。而且新就业形态就业边界的扩大化和全球化，可以提供即时劳动力供给，即时劳动力并不是传统的稳定的劳动力，而是可以灵活伸缩的网络劳动力，起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可以根据需求和合适度随时开始与结束，以更有效和准确的方式供给劳动力，降低了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测量参数为:测前速度1.0mm/s，测中速度2.0mm/s，测后速度10.00mm/s，触发力15g，每秒采集数据200个，单位以g表示。每个样品测6次平行。
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到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上。我国就业领域目前的就业不充分、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就是新矛盾在民生领域的一大体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就业的理解在变化，期待在提升。劳动者不仅希望找到就业岗位，而且期望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十九大报告把提高就业质量放到了重要位置，提高就业质量，不仅包括充分就业，还包括平等就业和体面就业。新就业形态是新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求解”手段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雇佣关系弹性化、虚拟化、多重化：传统雇佣关系是工业时代的“员工+企业”的模式，员工与企业签订正规的就业合同，并通过企业与市场进行价值交换，享受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和期限通过劳动合同固定化；与传统雇佣关系相比，国外学者弗里曼(Freeman，1987)，用“非典型雇佣”(Atypical-employment)关系形容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雇佣。[11]新就业形态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脱离雇佣组织，向非雇佣形式转变，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和期限变得灵活化、弹性化。例如，在平台就业模式下，劳动者通过虚拟账号就可以成为平台的服务方，通过平台实现个人就业，甚至可以通过平台实现多重就业。
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目前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就业总量压力大，在未来三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城镇每年需要安排的就业人员超过1500万人。高校毕业生的持续增加以及化解产能过剩导致的职工分流使就业总量压力大。另一方面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是就业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现象并存。随着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新就业形态在缓解就业总量压力和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方面表现突出。
“也不是的，我二三十岁时很想结婚。但最初的几次婚姻，更像是彩排。后来，我找到了能过一辈子的女人，是她遏制了我结婚或离婚的惯性，但她婚后几个月就死了。”
第三，就业边界扩大化、全球化。在传统就业方式中，就业依赖雇佣组织，就业边界受到职业资格准入与身份的限制。新就业形态突破了对就业者时间、地点及身体素质等的限制，可以无差别地接入全球性的工作机会，就业边界随之扩大。例如Upwork、猪八戒网等自由就业平台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以全球最大的自由求职平台Upwork为例，目前它已为1000万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无国界的就业平台。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500万人通过“Freelancer.com”和“Upwork”这类线上自由职业平台从事远程工作。[14]据统计，截至2016年，美国有5500万人从事自由职业，技术、灵活性和自由正在推动自由职业者的兴起。[15]
三、新就业形态的影响
(一)新就业形态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矛盾，对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有重要意义。
第二，组织方式平台化、无组织化：传统就业形态基于工业时代“泰勒制+福特制”的组织模式，实行科层制、职能制或事业部制的垂直组织模式，威廉·拉让尼克(2011)称之为“组织人模式”。[1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组织内部信息沟通更加便捷和迅速，企业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和扁平化；而新就业形态对传统企业的组织架构形成挑战，随着就业组织方从“工厂、公司”向“平台”进行迁移，科层制企业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平台化的组织形式。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阿里研究院提炼出了平台化企业组织的四大重要特征：大量自主小前端、大规模支撑平台、多元的生态体系，以及自上而下的创业精神。[13]而创业式就业、自主灵活化就业模式的出现，使就业呈现无组织化特点。
第四种类型，依托于信息技术和市场分工细化带来的新兴职业。互联网使市场分工细化，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下，市场存在大量个性化、差异化和零散化的需求，新兴职业层出不穷，如网络摄影、叫醒服务、告白服务等创造了无数长尾就业机会。
首先，新经济、新业态延伸了就业链条，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是解决当前就业总量问题的重要抓手。2016年，新经济带动的新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6.4%。[16]《中国分享经济报告2017》显示，我国分享企业2015年提供服务总人数为5000万，2016年该人数超过6000万，分享经济的平台就业人数约585万人。以共享单车为例，当前我国共享单车行业共带动就业10万人。[17]仅2015年一年，阿里平台总体为社会创造3083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交易型就业1176万、支撑型就业418万(电商物流203万，电商服务业215万)、带动(衍生型)就业1489万，主要包括上下游制造业、批发业、金融、物流、服务商等行业和岗位。[注] 此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阿里零售平台带动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利用投入产出法进行测量的结果。 《2016年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众创空间数量超过4200家，与30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多家加速器形成创业孵化服务链条，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超过40万家，培育上市挂牌企业近1000家，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48%，总就业容量将达4.15亿。[18]新就业形态对就业总量的支撑力度越来越大，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程度上缩减了所涉及行业的就业容量，但是新就业形态扩大了就业，是未来确保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保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转型升级等压力，传统行业中的制造业、能源行业等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互联网、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新业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扩大就业容量、缓冲失业风险的重要载体。在《平台经济与新就业形态：中国优步就业促进研究报告(2016)》的调查样本中，26.7%的平台司机在开优步之前属于下岗失业人员。司机群体中有32%来自煤炭、钢铁等过剩产能行业的下岗人员，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在优步平台找到再就业的机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过程中，将产生近1000万的劳动力流动，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专项奖补资金，用于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防控去产能过程中失业风险的最重要的办法还是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2016年，滴滴出行发布《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报告显示，截至5月份，滴滴出行平台已经为国家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388.6万个就业机会。滴滴司机中有21.9万来自钢铁行业，31.1万来自煤炭行业，占中央煤炭钢铁去产能职工数的60.2%，占“十三五”规划期间煤炭钢铁去产能安置人员数的29.4%。2016年全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机会，其中238.4万来自去产能行业。2017年，滴滴平台解决了133万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其中在加入平台前失业1年以上的司机占比超过 12%。[19]
第三种类型，创业式就业。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降低了网络创业的门槛，“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为创新创业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更高效的途径，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式就业。2015届大学生中约有20.4万人选择了创业，在创业领域方面，移动互联网成为90后创业的首选，其中社交、购物、视频为主要的创业方向。[9]云计算与大数据也激活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平台阿里云为例，阿里云生态创造的就业机会约120万个，其中七成以上为创业型企业，近六成为首次创业。创业就业机会主要集中于：电商、网站、IT与软件开发、音视频领域，四者占比超过70%。[10]
(二)新就业形态是化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之一。
新就业形态的“新”，是相较于传统就业形态而言的，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就业形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新就业形态有利于消除就业歧视，打破关键群体的增收瓶颈，促进就业公平。就业公平是衡量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方面。在就业市场上存在因性别、年龄、残障或户籍等造成的就业歧视现象，平台就业、创业式就业、自由职业等新就业形态有利于消除就业歧视，并在残疾人群体、失业群体等关键群体的增收方面成效显著。2016年，滴滴平台为209.3万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前，在淘宝网店中，女性店主占比50.1%，交易规模占总交易额的46%。淘宝网在农村创造了一种新的就业：村小二和淘帮手。其中村小二中超过1/3是女性。中国残联和阿里研究院的联合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淘宝网上有16万家残疾人网店，目前，淘宝网商残疾人卖家已经突破45万人，销售额超120亿元。[20]据统计，2016年，近三成的网约车兼职司机的专车收入占其月总收入的25%～50%。网约车平台在增加下岗失业人员收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在32.94%之前曾是下岗失业的司机中，开优步月收入占其每月总收入3/4以上，52%之前曾是下岗失业的专车司机中，开优步的月收入占其每月总收入的一半以上。[21]
其次，新就业形态激活就业扶贫的新渠道。电商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实施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之一。利用电商平台，可以直接带动就业，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电商扶贫促进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开展创新与创业，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最终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2015年上半年，在阿里零售平台上，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网商达29.27万人。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发现各种类型的集中开展农民网商的村庄1311个，分布在浙江、广东、江苏等18个省市区，整体带来直接就业达100万人左右。[22]2016年，在国家级贫困县发现18个淘宝村，在省级贫困县发现200多个淘宝村。在阿里零售平台上，有28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40余个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超过1亿元。[23]截至2017年7月，农村淘宝已经覆盖了全国约700个县域，其中包括17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47个省级贫困县，建立起约3万个村级服务站，招募了3万名村小二和3万名淘帮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推动下，农村电商为贫困地区农民就业增收开辟了新渠道，也为返乡青年创业提供了新舞台。
最后，新就业形态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带来社会效益，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到2025年，从线上招聘平台获益的人数将超过540万人，最高10%的劳动年龄人口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平台在提升就业匹配度、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就业参与度等方面的作用正在增强(见图1)。到2030年，以滴滴网约车为代表的共享出行将拉动各行业新增就业人数300万人，共享出行在2030年可创造约6000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价值，以及价值约2.8万亿元的社会效益。共享出行促进城市出行消费总额将达1万亿元，拉动GDP净增长总额将达6000亿元。共享出行还将提高乘客出行效率、增加司机收入，每天将有280万小时的出行时间因此节约，减少事故死亡600人，城市拥堵率降低9%，司机每年将增加0.7万亿元的收入(见图2)。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指导人们形成正确思想行为的科学，它以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的规律以及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人的思想、观点和立场的转变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规律是研究的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
(三)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挑战
第一，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判断就业形势、衡量就业失业情况和调查劳动力市场的方式等提出了新的挑战。现有的就业概念和统计口径已无法清晰界定正在出现和发展的新就业形态。传统就业形态下，一般采用国家和地方统计局的就业率、失业率、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衡量就业市场的变化情况。新就业形态的兴起，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就业和失业越来越难以衡量，因为多重兼职、自由职业以及流动性自主创业扰乱了传统的定义和衡量标准。电子商务、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业态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在大多数统计数字中对于这些职业是没有体现的。传统就业市场的就业指标体系的灵敏度难以反映新就业形态的变化。如何测量就业，这对劳动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第二，新就业形态是新的就业增长点，但新的用工和就业模式对传统劳动关系模式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劳动关系是检验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传统就业形态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都建立在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中。而新就业形态因雇佣关系的虚拟化、工作场所的无形化等特点，使许多劳动关系无法用传统劳动关系下的法律体系确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权等难以得到保障。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和从业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人力云”(human cloud)在网上雇用员工、企业或平台将工作分解、打包、发布，人们可以通过这种虚拟的临时公司选取工作任务，在契约框架内选择工作方式并获得报酬。“人力云”催生了“无声离岸外包”(无声是因为人力云平台没有上市，无须披露数据)，劳动报酬大多采用分成制，劳动者很难享有分成比例决定权及商品服务的定价权，这可能会拉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例如，翻译公司通过全球翻译平台翻译通(Flitto)可以将翻译任务分成无数碎片、众包给数百万的用户，从而使数百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它给劳动者提供的是“血汗工厂”式的低廉工资；目前，大约有500万人使用亚马逊运营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从事类似转录音频这样的工作，而每份任务的工资则基本不超过几美分。在传统就业形态下，工会代表劳动者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存在着难以加入工会或被工会全部覆盖的难题，现行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能力受到削弱。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发展必须采取新思路。
孤石局部露头型是指孤石上部仅有小部分出露于坡表(如图5所示)，孤石下部绝大部分仍然埋入周边残积土层中，孤石的埋入量大于80%。由于孤石大部分埋入边坡中，孤石的下部支撑物不明，与局部埋入型不同的是孤石出露表面部分非常少，对其整体估计更为困难。但，此类孤石一般比较稳定，发生失稳情况较少。
图 1
图 2
注：图1、2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在“远见2046—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2017)”的主题演讲“数字革命新浪潮”整理得到。
第三，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也对我国目前的社保制度提出了挑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也是建立在劳动合同基础上的，例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一般都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对雇员与雇主都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还需要按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进行缴费。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比较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且很难准确衡量，不一定具备参与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的基本条件。此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工厂或生产线人员流动低的前提下，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而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就业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劳动者极易在不同地区间更换或者从事工作，而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或者将劳动者工伤、生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义务转嫁给劳动者个人或者正规社会，给劳动者造成负担、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根据2014年中国就业促进会《网络创业就业统计和社保研究项目公告》调查研究，有42%的个人网店店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有32.7%的企业网店店主没有参加社会保险，75.6%的个人网店受雇员工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主要原因是社保费用高，成本压力大。《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初，全国203万名电商物流从业人员，近一半的站点人员工作年限在1年以下，快递员跨省流动比例在50%以上。新就业形态的出现，给目前的社保制度带来了挑战。
四、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强调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作用，它不仅导致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发生变化，而且会影响经济生产的范围、规模和水平。每一次新的技术浪潮，会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每一种技术—经济范式都有自己通行的组织原则和最优的惯行模式，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发生变化，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发展方式也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进而衍生新的产业链，改变宏观经济结构，并创造新的就业形态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变迁伴随生产技术的变迁而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被广泛地推广和渗透到国民经济中的各个行业，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旧经济范式正被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取代。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互联网+”的通用技术体系，正推动互联网技术、平台和应用向传统产业领域渗透和扩散，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就业方式、就业结构等，促使就业方式转型，从而产生新就业形态。
1.完善统计标准体系，构建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就业市场指数体系，以更准确地测量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当前，如何构建一套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就业市场指数体系是新时期就业战略的目标之一。对此，需要完善统计监测制度，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的统计监测指标，建立统计监测分析，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度。如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一起发布就业市场指数(CIER)来反映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 (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供给，CIER>1，就业景气度高；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供给，CIER<1，就业景气程度低)，该指数可以动态监测职位空缺和求职人数比例的变化。其次，扩大就业数据信息来源，加强统计手段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app端等开展就业监测。自2018年4月起，国家统计局将“调查失业率”[注] 调查失业率是指通过劳动力调查和相关抽样调查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 纳入主要统计信息发布计划中，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相比，调查对象的范围扩大了，可以更好地监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状况。
2.激发就业市场主体中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新就业形态发展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市场，首先要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降低市场准入和就业门槛，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使企业真正成为在扩大就业和促进高质量就业过程中积极创新的主体。作为企业来说，新就业形态的出现要求企业的雇佣模式更加“弹性”，逐步采用灵活性、多元化、弹性化的雇佣策略，以满足新就业形态日趋弹性化、灵活化的需求。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尤其需要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劳动者要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为目标，积极主动提升自己的就业技能，提高自己的收入和时间管理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
第三，3月份是气温剧变高峰期。一年之中唯3月份温度变幅最大，最高温度可达20℃以上，最低温度在0℃以下，温差超过20℃。这样剧烈的温度变化，容易形成嫁接口愈合不彻底，出现“假活”现象，严重降低成活率。每年3月份嫁接成活率较低，主要就是温度变化无常对伤口愈合的直接影响。
3.新就业形态减轻了政府解决就业的压力，但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既要保证充分就业，又要保证就业人员质量，对此，政府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为新就业形态提供支持。
第一，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劳动者技能形成体系。新就业形态对人的创造力、灵活性、快速学习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中国社科院2015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仅有39.7%的劳动者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单位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2017年，我国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建设改革方案》，第一次使用“技能形成体系”[注] “技能形成体系”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国家协调社会各部门、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以合作的方式，培育社会发展所需技能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包括：技能供应制度、技能评价和资格认证制度、技能使用及合作制度等。 的概念，提出了提升工人职业技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包括，统筹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推进全国职业技能鉴定服务与监管平台的建设等。构建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梁州这个移入场是他个人的主动选择，他仿佛第一次掌握了命运的主动权，他理想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生活方式似乎就在这里可以得到实践，他收复中原、一统天下的理想也只能在这里才可以实现。主动选择使陆游拥有了欢快的情绪与良好的精神状态，因而使他的地域书写情调高昂。诗人的主观愿望是否得到满足，决定了他的情绪或心境，而其情绪与心境又决定着其地域文化书写。
第二，加大对新经济、新就业的政策支持。对于新兴业态的企业，政府应构建更完善的配套扶持政策，对于新业态企业在信贷、融资、准入门槛等方面提供创业创新发展的优惠政策，如提供低息创业贷款、对小微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对新经济创业就业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政府联合大学、培训机构等为创业者提供培训和指导，以促进新企业的创建。同时，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作用，推动政府部门带头购买新兴业态企业产品和服务。
第三，探索和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的用工和社会保障制度适用于传统的就业形态，政府需要对现有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法律进行适当调整，把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落实到法律层面，指导新业态企业与从业者签订就业合同，将新就业形态下的就业保护写进劳动法。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用工和社会保障方式，打破用人单位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参与渠道，增加劳动者直接参与社会保障的模式，加快建设“网上社保”，鼓励“互联网+”社保，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保及社保转移接续提供便利。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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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9)03-0131-11
[收稿日期 ]2018-0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引领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18ZDA1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价值链分工理论与我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研究”(16BJL007)
[作者简介 ]王娟(1982-)，女，山东莱芜人，讲师，博士，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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