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视域下的 英国福利治理逻辑与启示 *
张金亮 李 萍
摘 要 现代国家福利制度通过提供扶贫济困为主的基本保障，以维持人的尊严并承担伦理责任。在英国福利国家治理过程中，英国福利责任伦理历经数次发展演变与不同范式推进，缓和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危机和社会矛盾。责任伦理为变革时代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伦理视窗，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治理的责任逻辑，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责任 伦理 英国 福利 治理 逻辑
“责任伦理”概念最初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是指行为者必须具备务实的态度和对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与担当意识，为自己言行后果承担责任。责任伦理对人们主观意图之善恶抱有理性怀疑，并否定一切以善意虚饰的恶为，要求人们必须为自己涉及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作出说明，必须承受与此行为相关的所有人对此种行为之正当性的审判和评价①。
观察胎儿正中矢状切面多为观察胼胝体及小脑蚓部等重要结构，胼胝体与小脑蚓部均要到16～18周之后才能发育完成，而孕周较大的胎儿由于胎头较低，颅骨衰减明显等原因极难获得正中矢状切面，故选择孕周19～34周的胎儿，对其分别进行二维及三维的扫查方法获得正中矢状切面。
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责任伦理是通过提供基本保障以扶贫济困并维持人的尊严。“在当代福利国家中有关‘责任’的理念已经被高度伦理化”②，“虽然各国的福利制度、福利技术不尽相同，但它们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理念，被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所界定”③。
开展调查研究是人大工作的基本功，是人大议事之基、决策之据。要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必须把握全局、摸透实情，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来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提出有针对性、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建议。为此，市人大常委会把调查研究摆在首要位置，贯穿工作全过程。
综观英国福利国家从萌芽到诞生，再到改革和治理，“责任”概念在英国福利历史中的伦理逻辑可概括为：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再到“市场责任”、“政府责任”，最终到“政府主导的多元责任”的发展演变，即福利国家治理沿着“社会中心、政府中心、市场中心及多元治理，再到元治理”等不同范式向前推进，“责任”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也随之变化。
摘 要：早期的科学教育，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科学探究活动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实验，实验教学在小学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实验操作的规范、严谨和准确性，既有助于学生获取新知，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和相应的实验技能。科学的实验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社会责任主导 ：从社会失灵到政府被动干预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元能传递疼痛信号，那我们又是靠什么来区分温柔的抚摸和恶狠狠的拳头的呢？答案是不同种类的神经元。有些神经元只在感受到轻微压力时发出信号，令我们感到愉悦；另一些神经元只对突发的剧烈感受有反应，这就会让我们感到疼痛。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手指头划破一个小口子会那么痛？这是因为树突（神经末梢）在人体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而树突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和指尖。
建立由当地政府主导、人民银行牵头、金融机构参与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服务工作常态机制。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统筹规划，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工与职责，建立常态化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大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服务专项工作部门（小组），探索符合易地扶贫搬迁实际需要的信贷支持模式。保险公司加快推广“保险融资”业务。
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福利的责任理念一直强调自助性保障。即，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人们应靠自身努力来获取好的生活，个人的失败、荣辱等问题主要归因于自身而非社会。故，解决这些问题是个人责任而非社会责任，政府不应为全部成员提供完全和充分的保障。这使得英国早期社会福利内容与涵盖范围的极端有限，家庭供给是福利来源的主要方面，而宗教、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的救助是重要补充。在当时，只有家庭保障和社会慈善救助无法满足人们需要时，政府才会通过济贫等官方制度措施提供救助。这一阶段，英国福利是以“慈善救助、行业互助再到济贫救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责任主导历程，即主要依靠社会(含家庭和个人)的自治力和自我维护力来维持社会福利的运作。
随着社会救济与贫困救助捉襟现肘，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成员缺失社会正义与社会自治力和自我维护力的缺失而导致社会溃败，社会日趋失灵，从而引起了应有的社会监督和公益性缺失，最终使经济系统陷入动荡，社会走向溃败并损害社会成员利益，英国政府的被动救助责任开始提到议事日程，政府开始介入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到1601年《济贫法》出台，再到1662年《居住法》和1795年《斯宾汉姆兰法》，政府陆续被动地对民众提供一些制度化的基本生活救助，尽管救济对象十分苛刻且救济面很窄，涵盖范围也不广，甚至有很大的羞辱性。但是，这已经将早期的宗教或社会救助惯例法律化，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开启了社会福利的济贫制度时代，实现了社会福利再分配。这种初步社会保障性质的济贫制度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为产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从这一时期福利责任伦理的演变来看，“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就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慈悲是善心的情操，正义是制度化公理，前者无法持久，而后者却可以长久运行”。⑦因此，英国早期的社会救助带有浓厚的宗教“博爱”色彩，同时又有强烈的社会歧视，官方介入非常有限，显示了政府从漠视、放弃自身责任到被动干预社会问题、修复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关系的系统努力与制度设置。
①m(AMPS)∶m(AA)的确定在引发剂加量0.1%，pH值6，水浴温度70℃条件下合成缓凝剂，并配置水泥浆（配方A）进行性能评价，实验结果显示：最佳的m(AMPS)∶m(AA)为6∶4（表2）。
二 、政府责任主导 ：从政府主动干预到政府失灵
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而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矛盾激化，最终民族国家承担起了扶危济困和维持社会公正的责任，补上长期以来缺位的福利供给。自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至今，特别是《贝弗里奇报告》实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纷纷建立，主动地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范式占据中心地位。英国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全面调控和管理，也通过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对自身福利制度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巩固和加强了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系统，福利责任的国家供给也巩固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滞胀”局面。对英国来说，经过二战后两次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是“石油危机”导致英国经济也陷入滞胀。福利国家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利国家的问题日渐凸现，陷入了重重困境，表明政府并非万能，即政府责任主导下的福利也必然因其内在缺陷而导致“政府失灵”。到1979年撒切尔政府执政后，英国私有化主导的市场进程成为现实的改革进程。然而几十年过去，过分依赖政府福利供给又陷入尾大不掉，“政府失灵”导致的英国福利国家危机使国家干预模式穷途末路。
政府责任主导的福利治理充分认识到，市场有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和公平的缺陷，认为市场发展会导致“马太效应”般社会两级分化，无法解决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难题，这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而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和责任，建立一种“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制度，无疑是解决纠正社会和市场缺陷下的社会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政府责任下的福利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失灵，即干预无效和过度干预。前者表现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法和措施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社会和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后者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⑧。政府失灵的内在原因则是福利国家的内涵危机，是国家与其他参与主体“共赢”局面的瓦解，国家与公民契约式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衡。虽然以政府责任直接提供服务的缺陷有目共睹，但完全交给私营机构或实行市场化，不仅存在技术困难，更易引发政治问题。因此，政府购买服务成了克服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内卷化的有效而可行的选择。
目前，高校的教育对象主要是“90后”。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判断和自律能力弱，易受大数据的不利影响，从而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大数据信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大学生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严重依赖信息网络等网络成瘾现象，不利于大学生思想心理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一些罪犯利用它进行欺诈活动等不法行为,从而对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形成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有可能发生行为失控、道德观念模糊等问题酿成悲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按照历史发展先后，社会责任下的救济与互助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福利体系和满足需要的基本途径④，随后是各种慈善活动(泛指个人、组织对需要之人提供的各类帮助)。从英国福利历史发展看，虽然国家介入弱势群体的福利供给和服务递送的传统悠久，但在工业化前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事务(赈灾和济贫)是依靠自治状态的社会互助来实现，比如教会及其分布各地的教堂来行使宗教和社会的职能⑤，国家的作用和角色相对处于边缘化的地带。“福利是教会的工作，是在家人、朋友、邻居与社区成员之间相互帮助、排忧解难的基础上辅以具有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在福利成为国家责任之前，慈善活动在英国人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社会福利提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⑥。
由此，英国福利的责任逻辑从基督教教义中的“慈悲正义”思想和“乐善好施”行为，到民间自发互助，再由被动地国家干预发展到主动地国家干预，“国家行为逐渐替代了由宗教慈善组织倡导的慈善事业，逐步转化为干预贫困问题、承担福利的功能，政府对国民的福利责任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⑨
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于2018年9月推出《医之魂——医学人文油画及雕塑展》。本次展览由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教授与北京大学王一方教授共同策展，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承办，旨在通过鉴赏医学名画、分享医学故事，让医学院的学生们感受人类疾苦、感触死亡，寻找医学生涯的价值，唤醒生命探索兴趣与关爱生命的本质。
三 、市场责任主导 ：从市场失灵到多元治理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面对国内的严峻状况，英国开始了以市场责任伦理为指导的福利国家治理。1979年，撒切尔领导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主张缩小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计划，试图改“普遍性”福利模式为“选择性”⑩，并实行了一系列权力下放和私有化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进一步夯实了英国现代经济的基础。
住院方面，低收入与中低收入组因住院就医而产生高于其他收入人群的经济风险(矫正RR值大于1)，住院就医风险度随着患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市场责任主导的福利伦理认为，市场以其“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实现个人福利最大化，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国家介入福利服务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要自己负责，只有那些非人为的因素比如伤残、疾病或意外事故等造成的贫困，国家或社会才能给予帮助，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持市场繁荣为出发点。
但“市场责任”主导的福利伦理夸大市场作用，把市场看成是一部运行巧妙、低成本和高效益的装置，有效地调节着经济运行和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但以福利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竞争，剥夺或者限制了失败者的社会福利权，“而且社会福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非排他性，也使得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将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事实证明，市场有精准配置生产和服务资源的优势，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即现实中并无完全理想化的充分竞争和精准的再分配功能市场。而这一内在缺陷导致了市场失灵。加之，由普遍贫穷到普遍提高的财富创造期，这些问题基本上被日益丰富的物质所替代和掩盖，但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刚性增长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市场失灵
，纯粹市场机制难以施行于社会福利领域。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福利治理责任伦理的逻辑主线是：从最早的福利个人责任主导的自救及家庭义务，到社会责任主导的救助，“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的社会权利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至今，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
经过多年发展，英国福利治理下的责任多元化原则已确立，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一是政府能否摆脱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在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之外，不再更多地介入社会服务？二是在当前政策条件和监管环境下，第三部门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对其管理是否会影响到自身独立性？三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下，家庭能否作为福利提供的有效主体，其福利功能未来如何定位和规划？这样看起来，福利多元主义更多是一种假设，比如社会化是有效的福利提供方式、地方政府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志愿组织比公共机构更有效等，目前似乎还没有论据足够证明
。当然，这也就是治理“治理失灵”要解决的问题了。
四 、治理责任主导 ：从治理失灵到 “元治理 ”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使得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引发的问题日益显现，人们对“国家(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反思”
，福利治理的伦理责任又一次开始发生转移，主张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共治的多元治理应运而生，自愿参与的各方福利的供给和管理都应是治理主体。
与市场责任下的自发秩序和国家责任下的强力控制相比，治理理论主张参与主体多元化，倡导管理体系网络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各主体都可能根据自身利益设定治理目标，导致目标“异质化”，很难达成共识。此外，治理还存在一个天然无解的内在缺陷，即疏忽和漠视了各治理主体间的责任划分和认定，从而使治理主体的责任界限不清且行为因缺少刚性约束而失范，导致治理结果也会因绩效低下、治理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而失灵，甚至可能比传统管理或统治模式还糟。由此，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提出了“元治理”(亦称“治理的治理”)理论。
⑨ 潘屹：《国家福利功能的演变及启示》，济南：《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第16页。
新世纪以来，英国通过对福利治理的反思和借鉴，兼收了治理特别是“元治理”责任主导的合理成分，并针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进行了创新。在政府掌握总决策权并作为福利资源的拥有者、支配者的前提下，福利国家治理变被动权利型为主动责任型，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式福利为事前预防式，强调“无责任则无权利”。英国具体的福利政策也由提供保障向提供技能转变，鼓励和培育积极的工作道德，打破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和惰性，提高社会成员责任能力，减少失业和减轻财政负担。
“元治理”责任主导下的英国福利治理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趋向多元化与民主化，放手让社会或地方以更大自主性和积极性去创造福利，主张利用市场竞争将效率最大化，同时坚持公平并重新将公平定义为“包容性”，在福利国家治理中寻求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平衡机制，从关注“社会分配”转向“社会投资”，力图解决和重建社会公正，建立一个开放的、以个人才能和平等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当然，“元治理”的具体实施、成功和有效性会受到文化、行政传统与历史和社会制度、领导者个人的品格和信念、对政府职能的社会期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此来指导福利治理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较小确定性，故与科层治理、公民社会的网络治理、企业的市场治理一样，“元治理”也面临着失败和失效危险
。
五 、分析与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对市场的干预导致政府职能扩张与机构膨胀，以及经济滞胀和高失业率等严重问题，这说明单纯的市场手段或者政府干预都无法实现高效地社会资源配置。因此，作为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治理就顺势出场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事务复杂化，现代福利社会治理需要国家与市场及其他组织和团体充分合作
，要发挥市场、社区与第三部门的力量，共同解决面临的挑战。由此，英国福利治理也开始走向责任和主体的多中心化，提出在充分发挥国家功能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共同承担责任以满足社会需要。福利多元主义使英国提高了对社会福利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意识到社会福利政策除了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功能，还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保证劳动力质量
。
② 周弘、张浚：《福利伦理的演变：“责任”概念的共性与特性》，北京：《社会保障研究》，2014年第4期，第1页。
福利及其现代化治理，是任何一个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遇到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现代社会的福利建设起步较晚，而改革开放促使现代化快速前行，各种问题和矛盾又日益凸显，在福利责任的推动下，现阶段正处于实施和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化改革期。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福利治理及其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治理的责任逻辑并增进民生福祉，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责任伦理的演进对英国福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伦理视窗”
，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① 徐邦友：《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中国政治伦理精神的嬗变》，杭州：《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第121页。
英国社会福利责任演变逻辑是从一元化的“社会责任”、“市场责任”和“政府责任”治理，到多元化的治理，再到政府主导的多元平衡式福利的治理，反映了国家(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和公民个体责任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整个福利体系中的角色分配、责任分担及权利划分。随着福利国家功能的拓展和日趋复杂化、专业化，英国福利国家治理从过去的官僚体制转向“新公共管理体制”，福利供给从专业监管、独立监管，再发展到事前主动监管，即更加关注成本收益、强化内外部审计和责任制，提高效率并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正在向提供“发展性福利”的“授能型国家”迈进。英国福利责任逻辑的演变还包含着“个人与集体、国家”责任观的讨论和“公平与效率”理念的思辨。即：积累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求效率”为主导的财富创造，必然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和个人的主动意识；分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求公平”为主导的财富分配，就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机制的力量。
③ 罗红光：《为福利社会建设找寻伦理基础和文化内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4日第10版。
⑧ 陈立周：《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沈阳：《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28页。
④ 刘继同：《国家与社会：社会福利体系结构性变迁规律与制度框架特征》，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6页。
⑤ 周弘：《福利国家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⑥ 杨山鸽：《福利国家的变迁——政治学视角下的解析》，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第132页。
⑦Trarmer Walter .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US :The Free Press .1989,p 326.
清整池塘，为鱼苗提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是苗种培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池塘清整首先要清除塘底过多的淤泥，只保留5～10cm的底泥。底泥最好能经过冻结、干燥和曝晒过程，这样不仅能杀死病菌和部分敌害生物，还使底泥更容易分解，提高池塘肥力。其次要清塘消毒，主要是通过使用药物的方法杀灭池塘里的野杂鱼、敌害生物和有害病原。常用药物有生石灰和漂白粉，生石灰清塘功效要比漂白粉好。如果池塘里螺蛳、泥鳅、水草等敌害生物较多时，可以先选择针对性的药物进行清塘，然后再用生石灰或漂白粉消毒。
“元治理”旨在对市场、国家、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重新组合治理机制，协调多元福利治理体系中不同主体的立场并达成一致目标。与治理责任相比，“元治理”更强调国家(政府)在福利治理中的中心作用和地位，定义国家(政府)是新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同辈中的长者”，负责顶层制度设计，并为社会运行确立相关准则，使社会系统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下提升自身的自组织，从而成就福利治理的既定目标。因此，“元治理”责任逻辑和机制下，政府仍是福利供给的主要机构，是福利责任的首要责任者，是对治理理论和责任模式的修正和完善。
⑩Nick Ellison . From welfare to post-welfare contemporary society? Labor’s social policy in historical and perspective. Brian Rrivati and Tim Rale . New Labor in Power precedents and prospects. Routledge , 1997, p 166.
雷雨若，王浦劬：《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7页。
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在思想上引领、情感上交流、生活上关爱、素质上提升、成长上关怀，沟通思想，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解决困难，做到全方位、多方式、全过程、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
螃蟹笑声未止，又见蜈蚣从树上掉下来。螃蟹嘻嘻哈哈地教导蜈蚣，腿多不顶用！为什么呢？你知道吗？蜈蚣摇摇头，说自己不知道，请螃蟹先生指教。螃蟹逐个拍打自己的八条粗腿，自信满满地教导蜈蚣，粗腿有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天下无敌。
黄万丁，张子厚：《近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历史演进述评》，北京：《社会保障研究》，2012年第3期，第77页。
张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基于改革逻辑的解析》，南宁：《学术论坛》，2014年第12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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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缘园：《“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沈阳：《理论界》，2013年第6期，第62页。
丁冬汉：《从“元治理”理论视角构建服务型政府》，海南：《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5期，第18页。
熊节春，陶学荣：《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235页。
杨敏，郑杭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25页。
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成都：《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第9页。
贾志雄，宫玉宽：《责任伦理变革时代的伦理探索》，太原：《理论导刊》2017年第1期，第63页。
中图分类号 B 8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9)02-0089-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 ”(项目号 16JJD 710016)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张金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 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刘慧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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