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体系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体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前，以“中国经验”作为典型对象，构建更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认识条件。作为构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讨论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式问题已经成为摆在研究日程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结合具体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式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议程以供学界参考。
一、当前的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质上就是理论的形式化问题。其基本意义在于确立观念背景、假设前提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个逻辑一致的、严谨的、封闭的理论范式，从而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为经济理论范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开辟道路，提供基本前提和构架。[1～4]因此，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叙述方法和总体结构的讨论和研究，就成为确立观念背景和方法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前骤。
迄今为止，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和阐述，表现为具体理论。而理论体系并不是对具体经济问题研究的简单堆砌，不能把所有具体经济理论的集合简单地当作是经济理论的体系。具体理论相当于理论体系的内容(观点)，是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规定，是其主要部分。但由于内容范畴的部分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然潜在包含着形式(体系)的规定性，但其本身并没有实现理论体系的全部规定性。经济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在理论体系没有实际出现之前，尽管可以先有理论观点，并且这些理论观点也必然潜在包含了理论体系的规定性，但这时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并没有实际展现出来，还需要通过研究和添加进一步的规定性，来展开和获得体系本身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形式(体系)范畴虽然具有全体性，但它不具有独立的、本身的规定性，它是通过对内容范畴规定性的进一步添加来获得其本身规定性的。因此，内容范畴是形式范畴的前提和基础，形式范畴是内容范畴的进一步展开[5]。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体，具有整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内容范畴的具体理论的创新发展，为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可能性。但理论体系除了具体理论这一重要的内容作为“血肉”之外，还必须研究如何把这些“血肉”贯穿结合在一起的“躯干”构架问题，研究使这些“躯干”得以站立行走的“灵魂”，即观念背景和方法论基础问题。因此，对形式(体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不需要加以讨论的，而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以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式问题实际上已经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讨论，[6～9]只不过并没有在这一论题下明确提出问题，而是以其他的特殊性论题表现出来①。现在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更为一般性的论题提出，更具有理论的抽象高度和规范意义，能够对以往的思想发展脉络和问题概括有一个更清楚全面的把握，从而有利于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二、运用总体方法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结构
由马克思创立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被经典阐述和运用的总体方法论[10]7～8，[11]，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因为只有充分认识并运用总体方法论，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在结构，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式结构。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构，马克思曾自信地对恩格斯说，“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12]。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层面的“结构”：具体总体的客观结构；思想总体的结构，即具体总体在思维中得以再现的过程和结构；以及理论体系的“形式化”结构，即经济理论著作的编排顺序和篇章结构。②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三种结构层层外化，共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其中，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系统中最深层的结构，它决定了相应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并由此决定着思想总体的结构及其外化形式[13]33～58。
要坚持并运用总体方法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必须注重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地位，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
以“当前的经济事实”作为理论抽象的客观对象，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当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进行准确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为我们科学严谨地理解和把握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为从整体上把握它们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提供了可能性。当前最重要的经济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前的经济事实”并研究和提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基本阶层据以存在的经济范畴”时丰富的素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理论、中国转型经济理论等创新性成果，为展开这一意义上的更抽象层次的经济范畴批判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因此，运用总体方法论研究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必须要特别注重对社会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分析和确认。
运用总体方法论研究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必须注重从当前社会的整体联系上去认识和把握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结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整体联系”中、从对当前社会整体结构和关系的把握中，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结构。
我们当前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首先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整体结构和关系，即具体总体的结构，准确把握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层依据的范畴。然后根据这些范畴所对应的客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次序”。这就要求首先对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展开批判，以当前社会的事实为依据，研究这些从批判中得出的范畴在整个社会结构从而思想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最终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外在形式结构。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来说，“生产总体”是核心范畴，也是运用总体方法论对生产关系进行抽象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范畴。生产总体可以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要正确运用总体方法论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结构，就必须处理好思想总体和具体总体的关系问题，处理好经济范畴同现实社会经济运动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普遍性错误，就是“把虚幻的生产关系当作真实的生产关系来研究”[14]。这种错误的方法论根源在于对经济范畴的抽象没有建立在现实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没有真实描述现实经济关系，从而导致经济范畴未能真实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离开现实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既不可能正确理解经济范畴本身的规定性，也不可能理解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排列次序，更谈不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
作为生产总体，既具有一般规定性，也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规定。但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社会性。在把社会主义现实经济关系抽象成经济范畴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重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以其特殊规定性来确定经济范畴在理论体系中的序列和结构。[10]7～8要时刻牢记，当前所要研究的不是一般性的生产总体，而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或者以此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总体。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抽去了所有具体社会经济特征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和方法。社会主义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运用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和方法被运用于分析特定社会经济形式，加入了这一社会经济形式的特殊规定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具有了特殊性。政治经济学具有若干这样的特殊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经济是其中的一种。反过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一般性研究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所有社会经济形式时都会涉及的问题。这时候，各种特殊形式的对象被抽去了其各自的特殊规定性，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规定性。因为只有这种没有特殊内容的纯粹形式上的规定，才能够成为各种特殊形式社会经济的共同对象和一般性对象。这种纯粹的形式上的规定就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因此，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实际上就是要讨论确立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方法和分析框架。
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纯粹形式上的规定，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初一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对社会整体结构和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必要前提。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提出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并从社会结构序列中选取了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前向序列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联系中，与同一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后向序列的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中，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3]33～58
马克思在这里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总体”，是抽去了具体社会经济形式特殊规定性的一种纯粹的形式规定，是适用于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分析框架和方法。
相应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在于加入了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即“社会主义生产总体”，或者处于“整体联系”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特殊研究对象并不是独立于其一般性研究对象的，而是在一般性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添加规定发展而来的。它包含了一般性研究对象，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特殊研究对象就是处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式)——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这一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总体。
根据总体方法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特殊研究对象的序列结构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畴本身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规定性，只有同更简单、更抽象的生产力及其运动形式(生产方式)范畴一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畴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独立范围和本身规定性的范畴。这也就是说，离开生产力及其运动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畴是不存在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整体出发，坚持研究对象的特殊社会性和历史性，而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抽象地谈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研究对象。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特殊性是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一般性是指导这一研究的方法。否则，研究的就只是形式规定，而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者就是各种具体内容的拼凑和堆砌，而没有严格的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个别性，就是在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添加具体对象在国别国情、民族心理、传统风俗、历史文化、地理人文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来说，这一个别性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殊国情条件的社会主义。当然，作为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的个别，应当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别，以保证研究具有科学意义。从目前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矛盾最复杂、发展最充分，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个别研究对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
可见，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个别性是包含了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典型的个别；而特殊性寓于个别性之中，并通过对个别性的分析和抽象体现出来。特殊性是建立在个别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它潜在包含了个别性；而个别性是具有特殊典型意义的个别，是能够体现特殊性的个别。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研究对象，是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个别的、具体的客观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别性又包含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定性。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
“叙述方法”是指思维借助外在结构和形式再现具体总体的方法，主要是对理论叙述的内在逻辑顺序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看，“叙述的方法”就是根据思想总体的结构形成理论体系外化篇章结构的方法。任何理论要建立自己的体系，都要考虑叙述方法的问题。“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当坚持的科学叙述方法。
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要善于利用经济范畴的“纽结”作用，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逻辑演绎结构。为此，需要批判性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上升发展的过程和逻辑终点这三个关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基本问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方法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不仅是逻辑终点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理论体系逻辑发展的“上限”和“下限”，而且关系到理论体系本身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范畴的相互联系以及排列顺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逻辑起点就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缩影，而理论体系是逻辑起点的逐次展开[15]316。
依据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和要求，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是在保留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础上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同时也应当是最初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表面”的、直接摆在面前的经济关系(物质关系)。而且这一起点范畴应当包含着整个体系所有矛盾由以展开的因素，表现为这个体系的细胞和元素形式。经过一系列逻辑中介的过渡、转化和螺旋式扩展的过程，这一逻辑起点最终能够以新的、更具体的、更复杂的形式得以再现[15]338～360。对于这一逻辑起点的具体批判性研究，作者将另文撰写。
综合以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讨论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议程：首先，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典型对象的整体社会结构的认识和把握，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明确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其次，通过对生产总体中结构性经济范畴的批判性研究，明确各经济范畴在思想具体中的排列“次序”，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最后，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安排篇章结构，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外化形式结构。
注释：
①例如，对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讨论，以及对“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讨论等，实质上都是在特殊性层面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问题。
②关于政治经济学三层结构之间的关系，顾海良在《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一书第39～52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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