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东[1]2001年在《论国有商业银行融合投资银行业务的现实选择》文中研究说明80年代以来，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英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放弃金融业分业经营制度，重新确立混业经营的金融制度，“金融超市”、“金融巨无霸”随之不断涌现，商业银行融合投资银行业务成为了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的中国在金融制度方面不可能长期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有鉴于此，本文从借鉴分析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经营模式入手，结合我国的金融实际，在考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融合经营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在现有金融制度安排下全面融合投资银行业务的经营策略和目标模式选择。 本论文认为，通过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在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期内分叁个阶段实现商业银行全面融合投资银行业务，即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的条件下，在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下实行银行业和证券业并行运作是我国金融业经营的现实选择。
徐加胜[2]2007年在《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和我国银行业已经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形势严峻，经营压力很大。论文研究目的旨在从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来探讨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研究商业银行。作者想在深入探讨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商业银行上市与机制完善、商业银行的资本市场业务创新以及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融合的风险与监管等问题的思考。论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有：①制度分析和供求分析的方法；②历史分析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③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实证上靠理论逻辑演绎自身，在经验实证上主要限于一般性数据罗列。论文研究总体上沿着从理论到实践的思路，首先是充分奠定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坚实理论基础，然后对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业务创新以及风险监管等现实问题逐一进行具体论述。从篇章结构的安排来看，除引言外，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对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来阐述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部分，作者从默顿和博迪的金融功能观、系统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金融资产同质性理论、金融资源共享理论、金融共生理论等多个角度对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两者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第二章主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作一整理总结，并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作一梳理，按照“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原则，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国商业银行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充分揭示中国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现实意义。同时分别以美国和中国的数据为基础对证券资产与传统商业银行总资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叁章主要对商业银行上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这一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作一专门分析。作者对商业银行上市中存在的诸如商业银行上市的现实意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路径选择、商业银行IPO定价、商业银行上市的法律问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与控制权问题以及关于股票期权、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机制建设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章主要探讨商业银行的资本市场业务创新问题。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操作层面的。作者首先对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进行理论诠释，介绍国际上商业银行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经验，然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供需因素，指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并对银行全能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继而，作者对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市场业务的原则、发展战略等问题提出思考，最后作者对一些需要着力发展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作一介绍，比如财务顾问业务、企业重组并购业务、银团贷款业务、资产证券化等具体业务。第五章主要分析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相互融合的风险及其监管。作者首先对商业银行上市的风险、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以及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等拓展资本市场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根据我国实际，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风险监管战略，并对风险监管体系构建、以及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融合的风险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论文主要创新之处是：1．选题上的创新。论文跳出了就商业银行论商业银行的传统局限，明确以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问题研究作为题目，这在以往所有论着和文献检索中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文选题有些新意。2．理论分析的创新。论文从多个视角对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从而使论文在前人基础上对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有所发展。3．论文对有关中外金融史料和现实中的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是各国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大趋势；第二，证券市场发展并未对商业银行资产增长产生显着负面影响。4．论文对中国商业银行上市的路径选择、商业银行IPO定价、商业银行上市的法律问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探讨。5．论文提出了商业银行上市后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的政策建议。6．论文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放宽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入股比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坚持国有的观点，指出设置“金股”是我国政府保持国有商业银行战略控制权的有效途径。7．论文提出银行全能化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目标模式的观点，指出商业银行发展资本市场业务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提出了商业银行发展资本市场业务的总体战略思路。8．论文对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风险、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等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提出了建立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风险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
向宇[3]2005年在《金融全球化下的银行全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于2001年末加入WTO,承诺于2006年全境向外资银行机构开放人民币业务,我国的商业银行第一次切实感受到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对自身改革甚至生存的巨大压力。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银行的实践来看,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银行积极探索自身的发展之道,不约而同的走上全能化的发展道路。研究金融全球化下银行业的全能化趋势,特别是仔细分析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全球化下银行全能化的过程、影响及其监管,对于全球金融乃至经济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同时,对于进一步深入探索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银行改革与重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特别是为我国的银行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总结他国经验、吸取他国教训,充分利用我国银行的“后发优势”,为稳步推进我国银行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全能化改革提供决策的思路。 本文在探讨金融全球化下的银行全能化问题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全球化概述。本章首先对经济全球化的有关概念、理论进行梳理,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这一对有争议的基本概念进行比较,随后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全球经济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文进一步阐述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全球化的各个侧面,包括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第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探讨银行生存环境的变迁。跨国公司的巨型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传统业务的蚕食鲸吞、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对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及操作手段的排斥,都使银行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存空间大量被挤占。 第叁,在生存环境恶化之时,银行并没有坐以待毙。全球各国的银行在奋起争取生存的激烈竞争中,殊途同归地选择了银行全能化的道路。本文在此章中界定了“全能银行”、“银行全能化”等重要概念,简要回顾了银行全能化的
黄卫华[4]2005年在《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发展趋势探索》文中提出当前,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本文分析了这种趋势并结合我国当前银行改革的实际,揭示了我国实施混业经营与实现银行改革目标的互动关系,并阐述了金融经营体制向混业经营体制转变的观点。一、本文主要内容如下:(一)明确界定了金融混业经营体制和分业经营体制的概念,并对混业经营类型作了划分。不同于其他人的概念划分,笔者将混业经营细分为四种类型,从核算层次来看有广义混业、不完全混业、完全混业和综合型混业,它们之间混业程度的深浅及风险程度的大小不同。但是,不同混业类型的风险大小并不是绝对的,混业并不是风险的代名词。(二)在对混业经营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历史视角和横向视角相结合的二维角度对国际金融业金融经营体制的演变作了回顾和纵览,揭示了国际金融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原因。既从历史趋势分析了混业经营取代分业经营的总的发展方向,又从不同国家的实际分析了混业经营发展变化的不同特征。国际金融业并购浪潮迭起,银行业向综合化、网络化发展。历史地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阶段性反映了金融经营体制的发展变化。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造就了金融业的这种发展变化。横向看,各国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过程有不同的特点。部分国家表现为由原来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向混业经营体制的回归,如美国;部分国家在原来的混业经营框架内有了新内涵,如德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由原来金融压制状态下的分业经营体制向鼓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混业经营体制转变,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叁)混业经营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本文从微观、宏观和监管约束叁个层次详细论述了金融混业的环境条件,构筑了一个混业经营的理论环境体系。微观环境包括金融机构的产权明晰和内控机制的完善,宏观环境包括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法2治完善和有效的外部监管等。尤其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实施的金融监管,它是金融经营体制选择的最重要约束条件。笔者创新性地将金融监管理论归纳为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叁类。金融监管向功能型监管和审慎监管过渡,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不管是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放松管制的条件都是监管有效。但这并不是说要阻止放松管制的趋势,而是要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实行混业经营还要考虑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混业经营并不一定会使金融脆弱性增强,反而使金融业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四)分析了国际金融业金融经营体制的演变之后,再来分析我国的情况。我国当前的国有银行改革面临困境。我国银行改革的现状是治理结构存在难题,内在成长机制没有形成,分业经营体制对银行经营绩效存在不利影响,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等。对于银行改革有多种观点,主要有产权论和产权无关论及资产结构论等观点。产权论认为国有银行的国有性质是造成问题的根源,所以需要分散产权、上市,以分散的产权结构对银行的经营机制形成约束,从而完善治理结构。产权无关论认为银行的问题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经营管理机制,重点是让专业化的经营人员来经营银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资产结构论则认为当前的改革应该从银行的资产结构方面寻找突破口,改变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好,改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贷款结构。政府的选择是进行产权改革,并且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国有银行的上市近在眼前。以上这些关于银行改革的观点都有其中肯之处,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很难说哪种方法就是绝对有效和绝对正确的,影响银行改革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还需要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撑、切实消除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减轻财政政策对银行的压力、同步进行利率改革,实施混业经营等。必须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实施改革才能实现银行改革的目标。(五)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混业经营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绝对的,而我国国有银行改革是个长期性问题。治理结构完善具有相对性,实施混业经营与实现银行改革的目标是一3种互动关系。由于现代商业银行以综合化经营为特征,所以银行改革本身暗含了向混业经营体制的变革。考察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体制,分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构建混业经营的微观基础,分业具有难以消除的缺陷,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我国实务界已经存在各种形式的低层次的混业经营,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有更深入发展。因此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从两个角度对我国的金融混业将选择的模式进行了阐述。一是混业的边界,不同银行情况不同,银行业务与不同金融业务的结合应有区别,所以,混业边界有所不同。二是我国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遵循“叁段”式的发展模式。二、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逻辑结构:我国的国有银行改革多年,现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存在很多争议,有产权论,产权无关
杨文冬[5]2009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研究》文中指出过去20多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及理论创新使我国商业银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银行业在经营和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与新兴的外资银行相比还是显得竞争力不足。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WTO给予的银行业开放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银行业迎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2007年1月之后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对外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国市场显示了其拓展市场、创新业务、优化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强劲竞争能力。我国商业银行不仅面临着来自国内同行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外资银行的严峻挑战。去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一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生活深度影响的逐步显现,我国商业银行既承担着支持经济振兴、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的任务,同时,也承担着对行业自身检讨、改革和发展的重任。因此,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支柱的商业银行,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发挥本土优势,增强竞争优势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全面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本文基于核心竞争力理论,借助价值链分析,将商业银行复杂的经营过程解构为一系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价值创造环节,并构建了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研究的战略框架。在该框架下,商业银行通过分析自身的内部资源、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由此判断竞争优势所在,制定竞争战略;在该战略指导下确定价值链上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环节。本文还进一步针对各个价值创造的战略环节系统地讨论了各环节价值创造的现状、特征,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结合核心竞争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来研究商业银行的价值创造,对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九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首先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阐述了本文研究课题提出的背景,并说明了本文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接着对当前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以及价值链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目前利用核心竞争力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价值链进行的研究整体水平较低,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实践缺乏指导性建议;最后给出了本文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并总结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创造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了两个重要的基本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的相关内容,为后文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说明了价值链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借鉴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本章将商业银行价值链定义为:商业银行为实现金融服务、赚取利润而从事的在经济效果上和技术上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所组成的价值链系统。第叁章“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研究”。首先在借鉴国外商业银行价值链管理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价值链进行了分析,厘清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活动和价值链构成,为本章基于价值链的深入讨论奠定了分析的基础,并将我国商业银行的价值链系统划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内部基础价值链包括实体链(资金筹集、资金运用)、内部优化、虚拟价值链(风险管理、服务创新)。外部衍生价值链主要指商业银行与其他战略伙伴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接下来制定了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分为叁个层次,分别是(1)根据资源、能力、环境确定竞争战略,(2)通过价值链分析确定“战略环节”,(3)在各战略环节上实施价值链管理。最后分析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对商业银行的资源优势和缺陷以及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进行了SWOT分析,并提出商业银行优化价值创造活动时应该遵循的几个重要原则。以后的第四章至第九章就分别按照价值链分析确定的战略环节,按照“商业银行资金筹措的价值创造”、“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价值创造”、“商业银行内部优化的价值创造”、“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价值创造”、“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的价值创造”、“商业银行衍生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五个部分,依次阐述商业银行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价值创造的相关理论、特点评价、价值创造策略和案例分析。商业银行的资金筹措,是商业银行为投资或其他经营项目吸收资金或资本的活动,是商业银行价值链的起始环节。资金筹措是整个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较依赖于存贷利差产生的收入,在筹集资金环节上,成本将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和关注点,因此本文提出在资金筹措环节采用作业成本法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资金运用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是最核心的价值创造环节,并且能够带来交叉业务的增长。然而资金运用活动不同于资金筹措活动,它是和风险紧密联系的。传统的以经营利润为核心的经营目标体系往往通过盲目的规模扩张忽视了资本约束与风险管控,使银行积累了大量未被覆盖的风险,形成隐患。通过经济资本管理使商业银行将有限的经济资本在各类风险、各个层面和各项业务之间进行分配,衡量各类组合资产的风险收益,对商业银行总体风险和各类风险进行总量控制,使商业银行价值得以提升。内部优化环节以平衡计分卡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了内部优化的实施框架,主要包括流程再造、组织重构、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信息化以及内部控制等六种内部辅助价值创造活动。(1)流程再造贯穿于商业银行改革全过程,是重中之重。传统的商业银行流程因组织而定,形成职能型群体,将完整的业务流程分割开来。应通过流程再造,使商业银行逐步转变为“流程银行”。(2)科学的组织架构作为商业银行整体管理框架,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管理、业务开展及稳定,我国商业银行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相对独立的业务板块率先推行“事业部制”,待条件成熟之后全面推行“矩阵式组织架构”。本文还针对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信息化以及内部控制等内部活动提出了优化的具体措施。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独创造价值,但却是重要的价值保障措施,正日益成为商业银行核心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风险管理具有事前管理、主动动态管理、全面性、连续性、自律性、社会性等特征。文章第七章分析了我国风险管理的现状和问题,并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分类,分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相应的价值创造策略。在服务创新环节,本文提出应该将金融创新的过程与客户关系管理(CRM)战略的推行相结合,其核心是顾客价值的发掘、利用、整合和实现。服务创新按照最终产品的营销效果可分为产品创新与营销创新两个方面。产品创新应遵循针对性原则、简单易行原则、自主创新与借鉴相结合的原则和效益性原则,通过构建“金融超市”,创新个人零售业务的产品组合,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等手段增强产品创新的能力。在营销创新方面,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营销观念,并致力于整体营销创新、产品营销创新、关系营销创新、内部营销创新、服务营销创新、品牌营销创新和网络营销创新。扩展商业银行外部衍生价值链是商业银行寻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不具备优势的环节寻求战略伙伴、组建联盟、实现增值通常有四种方式:(1)优势互补的行业联盟——与国内其他银行联盟;(2)低附加值业务外包的交易联盟——与外部服务公司联盟;(3)充分利用资源展开业务能力的职能联盟——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盟;(4)借助外部智力运用信息技术的动态联盟——与信息技术企业结盟。另外,通过与其他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商业银行还可以大力发展代理业务、业务外包、保理业务、基金托管业务等中间业务。本文的研究不仅是对价值创造理论在理论上进行的总结、补充和完善,而且研究思路从现有的研究角度来看有创新性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具体说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理解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和经营活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2)基于以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等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以及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商业银行价值链理论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分析框架;(3)按照商业银行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依次详细分析了各个战略环节价值创造的原理,以及如何通过价值链的优化来整合商业银行内外资源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出了可操作的指导性建议。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银行优化价值链管理模式,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应对危机和市场挑战,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雪梅[6]2006年在《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有很大的关系。而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3.1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入，这些巨额不良资产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隐患。如果让其长期滞留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将像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弹，不仅严重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威胁着我国经济及金融业的安全运行。因此，如何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以迎接全球化挑战是摆在我国政府和银行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国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和处置建、中、农、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经营效率备受指责。而我国正处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转轨时期，并且已经加入了WTO，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届时，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是国内外银行机构的竞争压力。因此，不良资产处置的成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有必要对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找出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本原因，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七年来经营运作的是非功过有个客观评价，并探讨隐藏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低下的效率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未来发展探寻更有利的路径。因此，本文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法、现代系统论、统计数据分析法及理论联系实际等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机制、运作效率、转型策略和思路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本文是循着软预算约束下强弱对比的制度安排这一线索来组织主要结构的。首先运用比较法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严重程度，提出造成我国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下“一强二弱”的制度安排，即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统揽一切，国有银行只是一个
张燕[7]2009年在《中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选取中国大陆的传媒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投融资学的融资理论和投资理论为研究范式,从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两个层面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现状、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并以此为基础从产业经济和媒介经济的视角,指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在融资时存在股权融资的偏好,在投资时存在的结构偏向性和投资的低效率,最后在定性和定量分析、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传媒的企业化运作、上市之举以及传媒概念股的形成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结果。在经历了“企业化→企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后,上市为传媒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公募资金,该融资渠道缓解了传媒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制约。但研究发现,传媒上市公司的IPO(全称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高抑价大大降低了融资效率,同时传媒上市公司普遍呈现出的低资产负债率,表明传媒厌恶财务杠杆经营,另外,传媒上市公司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内源融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目前股权融资仍是传媒上市公司首选的融资渠道。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内容产业应是传媒产业的基础,应成为传媒公司的千古基业,传媒公司理当努力保持基业长青。本文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内容业务投资偏低的九大原因,认为由于传媒内容产品的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政府应给予资助和鼓励。作为中国占据最好资源的传媒上市公司更应该时不我待,加紧内容产业的运作,因为内容才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基业和制高点。从投资结构论的研究视角看,传媒上市公司不能拘泥于一己之域,传媒产业与一般产业有一个显着的区别,即传媒提供的消费是一种信息消费,信息消费的高低受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状况影响。所以传媒企业在发达地区的投资是资本追逐利益的本能表现。基于中国现有的体制,中国传媒的跨区域经营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基于与国际传媒市场接轨的需要,中国传媒还应谨慎地试水跨国投资。论文以传媒公司的真实融资情况作为案例,分析了传媒公司的资金成本。本文认为合理设计的融资产品的发行价格能有效降低个别资本成本；在进行融资方案的选择时,必须综合考虑资金的加权平均成本和融资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论文选取电广传媒和中视股份两家公司,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投资效益。同时还进行数据挖掘,深入分析了两家公司的关联交易对其投资效率的真实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新闻集团的相关多元化投资经营过程的梳理发现：并购是其进行扩展的基本投资手段,并且是紧密围绕传媒产业价值链的两大核心——内容和渠道展开,新闻集团投资新设、新建的项目极少,它总是积极寻找目标,然后买来经营,践行“开店不如买店”的投资原则。同时新闻集团还通过售卖资产减轻并购的资金压力,同时又达到投资结构调整的目的。本文认为传媒的多元化投资是对分散投资理论的践行。但一些传媒上市公司的离散投资业务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才、经验基础,往往是惨淡经营或亏损经营,牵扯了传媒上市公司的精力和财力,不利于传媒主业的发展。本文还指出传媒上市公司的一些“类金融公司”的投资行为—金融投资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此本文认为传媒的多元化投资应是围绕传媒主业的相关多元化经营,并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在进行相关多元化投资时,必须遵循一些投资战略：·基于“开店不如买店”的并购投资战略·基于“1+1>2”的联盟投资战略·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横向一体化投资战略·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战略·基于“新组合”的创新投资战略·基于“技术领先”的新技术投资战略针对我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论文从政府融资、企业融资、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层面对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提出了改进建议。本文认为：传媒产业还只是个幼稚产业,但同时又是国家的战略产业,应争取国家投融资对传媒上市公司的扶持；为了更高效的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应加强传媒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与合作；鉴于传媒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传媒上市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投融资是一个可行的融资渠道；鉴于传媒上市公司是由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原来他们是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而股份制单位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这两种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传媒上市公司应注重对财务管理能力的培育(主要是金融关系能力的培育和财务预警能力的培养)；为保证传媒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健的成长,应加强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控制。
张俊[8]2016年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叁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叁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叁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叁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叁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倪子健[9]2016年在《从矛盾论视角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业也随着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不断转型、不断变化,金融市场竞争日渐激烈,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已逐步显现,在市场竞争过程中通过矛盾双方的不断斗争和同一,银行业市场已逐步显现为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同时存在的形态。与此同时,由于银行业风险控制不善,资产质量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银行面临着严重的不良资产包袱等诸多矛盾,这些都给银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带来了阻碍,制约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面临着多方的市场机遇和挑战以及业务的选择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制定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发展战略,如何确定业务利润贡献的主导地位,以及该主导地位在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和需要克服的困难,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国有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急需研究的课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将马克思矛盾理论应用到问题的分析解决上,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对国有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张荣林[10]2006年在《中国邮政金融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邮政金融恢复开办2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邮政金融与邮政的关系,为邮政金融的产业性质、产业归属、产业功能明确定位。本文主要研究中国邮政金融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为背景,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结构等理论,阐述邮政金融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借鉴国外邮政金融的成功经验,分析中国邮政金融市场环境和业务设计,探讨中国邮政金融治理结构、路径选择等重大战略问题,提出机制创新和业务发展的新途径。论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中国邮政金融的特殊性,建立邮政金融理论的基本框架。通过对邮政金融产生的背景、发展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界定了邮政金融的概念。邮政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依托邮政的网络设施为个人提供金融服务,2004年以前是央行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直至邮政储蓄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才形成了完整的邮政金融概念,即在金融市场环境下利用邮政基础设施经营货币资金融通业务,对资金进行跨期最优配置。第二章,比较分析国际邮政金融发展。国际邮政金融的发展以市场化为主旋律。日本、韩国邮政金融和德国的邮政银行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业务各异,但为中国邮政金融加快改革步伐、开拓资金运用渠道、加强信息化建设、创新邮政金融产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第叁章,分析中国邮政金融发展的市场环境和业务定位。随着我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加快,邮政金融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这叁类主体的体制安排及其行为逻辑引致了高度的利率政策风险、处于市场化边缘、治理结构行政化等运行特征,邮政金融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自身的业务发展也受到转存款利率政策调整、业务范围狭窄等问题的困扰。因此,必须设计新的邮政金融业务制度安排,由此创造性地确立了邮政金融业务发展的基本思路。第四章,分析中国邮政金融的治理结构。邮政金融治理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邮政金融的效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形式的考察和对国有金融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表明,邮政金融发展和改革的终结点是国有控股前提下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国邮政金融必须不断完善国有邮政金融治理结构,在邮政金融内部建立代表国家产权的独立的董事会,建立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的基本制衡机制,改变邮政金融现有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 论国有商业银行融合投资银行业务的现实选择[D]. 金伟东. 浙江大学. 2001
[2]. 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问题研究[D]. 徐加胜.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3]. 金融全球化下的银行全能化研究[D]. 向宇. 四川大学. 2005
[4]. 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发展趋势探索[D]. 黄卫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5]. 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研究[D]. 杨文冬.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6]. 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D]. 刘雪梅. 西北大学. 2006
[7]. 中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研究[D]. 张燕. 武汉大学. 2009
[8].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9]. 从矛盾论视角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D]. 倪子健. 吉林财经大学. 2016
[10]. 中国邮政金融发展研究[D]. 张荣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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