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座箐[1]2004年在《当代汉语文本言语特征系统提取研究》文中认为“基于网络的过程性创新人才评价与选拔系统”(简称“网络评价系统”)项目由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办,目的是探索更加科学的考生评价测试模式。为提高“网络评价”的效度与信度,该项目专门开发了“网上风格识别系统”,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系统测试学生网上提交的作品的真实程度。本文以语料库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语言风格学等知识为理论依据,运用归纳、演绎、定量、对比等研究方法,试图提取区别意义显着的言语特征,并通过对言语特征的分析和综合考察,建立可资利用的数据模型。从而对特定学生的语言风格进行识别,为“网络评价作文风格识别系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言语风格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构成言语风格的语言项目本身及其适当的组合形成系统,才能构成具有区别风格特征作用的模型。MD/MF模型是贝博在研究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语体的特征时建立的。该模型注重语体间整体的异同,从多个维度上对某文本的特征进行描述,强调维度的连续性,对于风格特征的描述更加具体和全面。因此,本文在进行个人风格的言语特征提取和作者身份认定研究时,借鉴了这一分析方法。本文也注意到,贝博的案例主要适用于区分不同“文体”的文本,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区分文本在文体上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作者的言语风格特点。这就必须重点考察如何调整和选择各维度的语言项目、建立什么样的维度和维度体系,才能使之适应并可能最大限度地区分不同作者的个人风格。通过因素分析,本文为个人风格建立了六个维度。分别定义为:“语气张扬化/语气收敛化”维度,“表意繁复倾向/表意简约倾向”维度,“叙述性/交互性”维度,“表述求工倾向/表述求新倾向”维度,“书面化色彩/口语化色彩”维度,“侧重修饰限定性/侧重补充描述性”维度。每个维度都包含一组独特的语言项目,都定义了文体差别不大的前提下个人风格差异的一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表达功能。验证过程是将指定文章代入已有的MD/MF模型,根据指定文本在模型中的分数是否介于其所在文集在该维度得分的区间范围内,从而对二者的作者是否相同做出参考性的判断。
胡显耀[2]2006年在《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规范的语料库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工具和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当代汉语翻译小说中的翻译规范。本文所谓的“翻译规范”是指：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人们对什么是翻译和应当如何翻译等问题达成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体现为社会成员通过翻译政策对翻译文本、语种和译者的选择与对翻译总体性质的期待；带有一定的规约性和奖惩性；译者作为译语社会文化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翻译规范；它的存在使翻译文本的总体呈现出特定的语言特征。 翻译规范是翻译行为社会性的体现，它与翻译行为的本质具有必然的联系。本文用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阐释了翻译行为的性质：翻译行为的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即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翻译行为涉及叁个不同的世界：一是原文所构成和呈现的客观世界；二是译文赖以生存的译语社会世界；叁是译者自身的主观(主体)世界。作为行为主体的译者必须协调与这叁个世界的关系，使翻译行为满足交往合理性的叁原则：一、表述的真实性，指翻译行为应准确反映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即与原文的关系，包括原文的结构和原文所呈现的事件和事实。二、表述的规范性，指译者应当遵循有效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正确处理主体与社会世界(读者、出版商、政治经济结构、诗学、意识形态等等)的关系。叁、主体表达的真诚性。意义的生成不是纯客观的，理解和再现都必然伴随着主体性。译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她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交往合理性默认语言的可理解性。对翻译而言，语言的可理解性，即译语的可理解性。交往行为及其合理性理论为翻译规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真实性、规范性和真诚性都是翻译作为一种交往行为的本质属性。片面强调某一属性，忽略其它属性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不能完整地实现翻译的功能和解释翻译的本质。 本文认为，翻译规范只是翻译本质属性的一方面，即翻译的社会性。规范的社会性与再现原文的客观世界和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并不矛盾，因为叁种属性分别面向不同的世界：规范的作用是协调译者与其它主体构成的社会世界的关系，而其它两者分别应对客观世界和主体世界。规范的存在并不意味否定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享有遵循或违背规范的自由。但是，一旦翻译的目的是进入社会世界，它就必须遵循与其它主体交往的社会规范。研究翻译规范的意义在于揭示翻译社会性的真实规律。作为翻译性质的一个方面，它也将推动对翻译的真实性和创造性的认识。 翻译规范的存在使特定时期的翻译文本总体呈现某些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语
党静鹏[3]2017年在《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文中认为词语借用是一个过程,是词汇项目从源语转移到受语,并经过竞争与选择而最终融入受语词汇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大规模语料库和称名问卷为研究工具,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英源外来词的借用过程进行考察,并揭示借用过程背后的机制。本文采用创新与创新的传播这一有关语言演变的理论模型,将外来词借用过程阐述为两个过程:跨语际的词汇创新与词汇创新在受语言语社区的传播。外来词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借用者将英语中的词汇成分译借至汉语,在汉语中再创造为一个新的词语,由于这种词汇创新发生于两种语言之间,因此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机制是借用者的语际识别。语言的创新是功能性的,作为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外来词因汉语表达空缺或语用等动因的促动而借入汉语。创新的传播是社会性的,外来词借入汉语后在汉语言语社区内的传播实质上就是汉语说话人选择的过程,选择发生在语言系统和言语社区两个层面。语言系统层面,汉语说话人在表达同一概念的多种词形中进行选择,被选择的词形将规约化为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成员,未被选择的将被淘汰,逐渐隐退。本文在语料库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表达同一概念的音译词和意译词或固有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音译词词位变体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同义音译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字母词与对应汉字表达形式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语言特征和词语使用两方面讨论了影响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语言特征方面,将影响音译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原则:填空优先原则、表义清晰性原则、语言经济性原则和受语模式匹配原则;字母词选择倾向性主要受表义清晰性原则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词语使用方面,外来词的借用时间、持续使用时间、使用频次和使用范围等因素都会对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产生影响。言语社区层面,在称名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年龄、英语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的汉语说话人在外来词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新外来词上,新外来词在不同社会特征人群中选择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外来词在借用过程中在言语社区内的传播方向。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研究是汉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词语借用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外来词的借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现象,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与深化。
管志斌[4]2012年在《语篇互文形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现代汉语语篇的互文形式。主旨是根据语言研究所遵循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将文学批评的互文性概念语言学化,藉此分析语篇的文本互动机制,具体研究语篇互文的标记形式和表现形式。第一章是绪论。介绍和梳理了语篇研究的相关现象和历史背景,指出本文以文本关系为研究对象,综述了语篇互文研究的基本现状、理论背景和研究契机。第二章探讨互文性的哲学渊源和语言学化。文章首先从索绪尔的符号联想理论和巴赫金的文本对话理论探索了互文性思想的哲学源流以及从中获得的理论启示。文章在梳理文学批评领域互文理论的流变之后,结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研究原则,将互文性概念语言学化,并揭示出了互文性概念的语言学内核,藉此而把它分为联想互文和形式互文,指出形式互文对于揭示语篇的组织规律和文本关系模式最具语言学价值。第叁章研究语篇互文的互动机制与语言表现。文章首先界定了语篇互文研究中一些常用的基本概念,包括互文性、文本、主文本、互文本、互文标记、互文形式等,分析了语篇里文本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调适机制,文本互动的基本特征和类型,考察了语篇互文的语言表现形式,指出语篇是文本的互动场,语篇结构是文本的互动模式。第四章分析语篇互文的标记形式。具体考察了语篇互文的六种标记形式：指示成分、指称词语、转述语、标点符号、话语标记和功能明示标签。其中把话语标记分为心理话语标记、交互话语标记和程序话语标记,指出话语标记中只有程序话语标记具有互文性,只有它具有调节话语、编织语篇、指引语篇理解和明示文本关系的标记功能。第五章考察语篇互文的表现形式。具体讨论了叁种互文形式：指称互文、镶嵌互文和外接互文。根据语言的指称差异,把指称互文分为域内文本指示互文和跨域文本指称互文。此外还把镶嵌互文分为平行式镶嵌互文和程序式镶嵌互文,把外接互文分为意图性外接互文和程序式外接互文。第六章是结语。对全文提出和论证了的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潘智丹[5]2009年在《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人剧作家创作的明清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明清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清传奇的英译实践目前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翻译界对明清传奇英译的理论研究相对不够充分。理论的主要功能是其认识功能,为了深刻地认识和解释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实践、揭示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规律,本文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和对《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四部明清传奇的七个英语译本进行的案例分析,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为保障,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进行明清传奇的英译理论研究时把与翻译相关的文本分析、翻译语料库、翻译转换研究和翻译规范等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定性分析也注重定量分析,既注重系统分析也注重综合分析,使整个研究集描述性、分析性、比较性、解释性、评价性和统计性六种属性于一身,目的是确保所建立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本文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为起点。文本分析属于定性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本文总结出明清传奇的文学文本具有语言层面、文学层面、文化层面和美学层面四个层面的特征,其中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的特征分布在文本的不同层次中,而美学层面的特征实际上包括分散于其他叁个层次中的能够带来审美体验的信息,并且不同层面的特征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确定文本特征之后的工作就是以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为语料建立翻译语料库,并参照所挑选出的文本特征设计语料库的标注方案,然后根据标注方案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文本特征与翻译特征的人工标注。标注后的语料库就可以通过检索提取所需的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除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之外,对所选案例的翻译转换研究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目的都是寻找译者在翻译具体的文本特征时采取的普遍性翻译策略,即翻译规范,和个性化翻译行为。将译者的翻译规范与个性化翻译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和整合之后就可以提出明清传奇的翻译原则,进而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通过定性分析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本文建立了明清传奇的总体翻译原则、各个层面特征的具体翻译原则及同时处理明清传奇不同层面特征的动态翻译原则。另外,本文还在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包括自然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模式、印象主义模式和唯美主义模式,本文所选的七个译本分别是这四个翻译模式的典型代表。当然,本文建立的四种模式的正确性和解释力都有待在将来的翻译实践中进行检验,如果这些模式能经受住足够翻译实践的检验,明清传奇的翻译理论便能够最终建立起来。总的来说,本文认为,不论采用哪种翻译模式,只要译文能够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能够体现明清传奇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价值的翻译作品。如果译文能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再现明清传奇的美学特征,就可以称为佳作。正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翻译的艺术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明清传奇的翻译世界中永远只有更“浓”的译作,永远没有最“浓”的译作,但即使是最“淡”的译文,它折射到目的语中的也是一抹飞红。明清传奇的英译就是要求在满足“淡妆”的最低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向着“浓妆”的最高标准前进——“学无止境”,艺术更无止境。
倪盛俭[6]2013年在《汉语文本蕴涵识别研究》文中提出文本蕴涵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文本蕴涵识别,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有很多应用。但现有文本蕴涵识别效果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距离。一个重要原因是文本蕴涵及其识别涉及的语言理据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深挖或改进,这正是本文要做的主要工作。研究内容方面,现有汉语文本蕴涵理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语关系、句法转换等。本研究尝试利用语义-文本理论(Meaning-text theory)的词汇函数完善对词语关系的表达和分析,特别是将意象图式作为文本蕴涵的理据,用来表示文本蕴涵识别所需的语言知识信息。文本蕴涵的识别方法方面,现有的句法依存分析不足以揭示文本蕴涵所需的语言信息。本研究采用概念依存分析来完善句法依存分析。但概念依存分析也无法挖掘文本蕴涵背后的所有语言理据,如元语言功能、抽象概念与具体言语表达间的对应关系。词汇函数可用来描述这些理据。意象图式之所以能成为文本蕴涵的理据,是因为其具有理想性、规约性、可预测性。对常识加以规约化,可以提高文本蕴涵识别中语料的覆盖率。词汇函数和意象图式都有规约化常识的功能,两者在规约化常识方面具有互补性。文本蕴涵识别作为文本推理、理解的主要过程,涉及各种认知机制,如概念整合、隐喻、转喻等。针对这些问题,不是单一分析方法就能明确所有的理据,也不是单一理论就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为此,本文采取了综合的方法和多角度的解释。比如,利用词汇函数来填补基于图式映射的概念依存分析的许多空白,除了概念整合理论外,还利用其它一些理论如默认理论、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来解释汉语文本蕴涵识别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和现象。全文分九章,主要内容或观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说明文本蕴涵的概念、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内容、目的和意义,并介绍本研究主要理论背景、方法和资源。第二章对文本蕴涵的类型加以划分和界定,并讨论文本语义蕴涵识别方法及其识别过程中涉及的理据。本章主要利用框架依存分析和词汇函数对语义蕴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概念依存分析可以有效识别文本语义蕴涵;概念依存分析与词汇函数在文本蕴涵识别中具有互补性；转喻不一定都基于意象图式。第叁章研究文本语义预设的识别和涉及的理据。分析表明,意象图式在文本语义预设识别中有重要作用,概念依存分析的根本理念或操作是从概念结构到具体语句间的图式投射,而不是体现在对具体文本内部语义关系的分析。第四章研究文本规约会话含义的识别和理据并探讨文本蕴涵识别中常识的规约化问题。分析表明：(1)文本规约会话含义最能体现各类意象图式和概念依存分析的作用,特别是框架和框架依存分析的作用；(2)以意象图式为理据的文本蕴涵识别过程中,基于意象图式的压缩有效地扩展了概念整合理论有关关键关系压缩的范围；(3)概念依存分析与概念整合间有着密切的联系；(4)抽象、元语言性概念与具体、体验性表达间的对应蕴涵关系的识别是对基于概念依存分析、词语关系、句法转换等文本蕴涵识别方法的补充。如何做好元语言性概念与体验性表达之间的衔接是完善文本蕴涵识别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五章讨论文本结果蕴涵的识别和语言理据。分析表明,脚本在文本结果蕴涵的识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句法和词语关系也能体现因果关系,也能成为文本结果蕴涵的理据。第六章基于前面的研究和对语料的梳理,初步讨论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汉语文本蕴涵识别有关资源建设问题。不同资源的构建必须考虑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特点。所有资源的构建,其目标是一致的：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汉语文本蕴涵识别服务。这就要求不同资源的构建,对语料的覆盖上既要做到全面,又要避免过多交叉,达到合适的离散性。另外,不同资料间尽量避免冲突,如果无法避免冲突,也需提供解决冲突的机制。由于构建的资源是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因而所有意象图式库必须是机器可读的,这就需要计算机专家和人才的参与。第七章是本研究应用举例。汉语文本蕴涵识别研究的应用,既有比前面文本蕴涵识别研究简单的地方,也有复杂的地方。本章绝大部分的例子都取白汉语水平考试试题,同时体现了本研究在白然语言处理领域汉语文本蕴涵识别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潜在的应用价值。第八章讨论本研究中遇到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文本蕴涵识别的难度、概率、文本语义预设的可取消性和投射性、文本蕴涵识别涉及的隐喻和转喻等。第九章是结论,对本研究加以总结并指出下一步可能要进行的工作。
栾妮[7]2009年在《《红楼梦》中的修辞造词研究》文中认为语音、词汇和语法被称作语言的叁要素。而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叁要素的方法和手段。交际中为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使用语言的人们总是尽力选择各种方法和手段。因此,修辞是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研究语音、词汇、语法的运用的。它同语言叁要素的关系既不是并列的,也不是从属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以往关于修辞与词汇的研究中,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修辞对词义演变的作用。认为修辞是词义发展的动因之一,临时的修辞用法上升为词语的固定义项是词义引申的重要方式。其实,修辞与词汇相互作用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修辞造词。“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法和手段。在造词活动中,人们也往往运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进行造词,如把某种像螺蛳的事物称为‘螺丝',把木头做的一种马形的玩具称做‘木马',就是运用修辞的手法进行造词的。”“修辞是语言的艺术,把这种艺术方法用来创造新词,就成了修辞学造词法”。最初的时候,这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成的相当于词的结构只是临时的修辞用法,如“雀斑”(用麻雀屎比喻脸上的小斑点)、“笑面虎”(用笑着的虎比喻装得善良而心地凶狠的人)、“呼噜”(通过模拟粗重的呼吸声来表示打鼾的意思)、“作古”(用作了古人婉称人死)等。但逐渐地,由于这些结构在清晰表达概念意义的同时,更鲜明地表达出了色彩意义,因此不断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接受和袭用(有的被减缩),最终上升为固定的词素组合(即词)。因为在这些词的创制过程中修辞方式始终起着链接造词材料的作用,因此我们称其为修辞造词。从本质上说,修辞造词其实是修辞方式在词汇系统中最终固化的结果。学者们提出修辞造词理论,是建立在两个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区分造词与构词的不同。这是因为:很多的词,仅从构词的角度,无法说明构词方法相同,表义却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例如,同为偏正式复合词,“菠菜”是菜,“木耳”却不是“耳”。还有一些词,造词材料和构词方法完全相同,但表义仍然大相径庭。例如,“绿豆”是“绿色的豆”,“豆绿”却是“像(青)豆子一样的绿”。按照葛本仪先生的造词法理论,词序的不同仅仅是其表象,关键在于它们使用的造词法不同:“菠菜”、“绿豆”使用了说明造词法,而“木耳“、“豆绿”使用了比拟造词法。其次是区分一般造词法和修辞造词法的不同。这是因为:很多词,仅从传统造词法的角度,无法解释造词方法相同,为什么词的色彩意义却大不相同。例如,同为句法学造词法,“龙眼“比“桂圆”更形象生动,“归西”比“死亡”更含蓄委婉,“垂青”比“重视”更有古典韵味等。正是为了揭示该问题,任学良先生建立了修辞学造词法体系。他说“句法学造词法都是注重科学性的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则是注重艺术性的造词法”。汉语中一切词语的创制都离不开语音、语法、词汇(已有的)等语言的要素。造词方法就是对这些语言要素的运用。但是,造词的素材被使用的是形式还是内容,抑或形式与内容并重?是在什么方式下被使用,是直接使用还是用来打比方,或者只是用来作为语法标记?依靠何种组织关系使用,是一般的意合还是修辞的方式?等等。这些都关系着一个词产生之后的概念义、色彩义等的不同。如果说,用一般造词法创制出的词语是对语言要素的常规运用,侧重表达的是词的理性义的话,用修辞造词法造出的词语则是变异运用语言要素的结果,侧重表达的是词的附加义。如“短暂”和“眨眼”、“好笑”和“喷饭”、“黑色”和“黑魃魃”等。如果说,一般造词法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汉语中所有词,修辞造词法的研究对象则只是汉语词汇中那些造词时借助了修辞方式因而有独特附加意义的成员。如葛本仪先生造词法体系中属于说明法造出的“鸡胸”、“瓜分”、“鸭舌帽”等同时也属于比拟法造词。因此,修辞造词法与一般造词法理论并不冲突或对立。二者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也是相互交叉的关系,同时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关系。对其进行专门研究非常有必要。但综观汉语研究史,虽然不乏学者曾经对其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如前面提到的孙常叙、任学良、葛本仪等先生),但目前更多的研究或局限于修辞学的角度,满足于对修辞造词类型的简单列举;或从词汇学的角度,将其附属于造词类型之一而简单带过。总的来说,还缺乏对汉语修辞造词现象的系统研究和相关理论建树。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修辞造词类型、数量丰富的经典巨着《红楼梦》为基本语料,综合运用词汇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红楼梦》中修辞造词概貌的整理、统计、分析,描写出不同类型修辞造词的静态分布(包括定义、类型、审美特征、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形成的心理过程以及认知机制等);通过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分析出《红楼梦》修辞造词的特色——丰富性和唯美性——与整部小说语言艺术风格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性质语料的收集、对比、分析,尽可能真实地构拟出汉语修辞造词这一语言现象,从个性化的临时修辞格固化为大众化的稳定词语的动态过程、固化途径、影响其固化的因素等等。本论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是修辞造词概说。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第一节是对“造词”、“造词理据”和“修辞造词”这叁个相关概念相互关系的阐述。造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交际需要。最初的词,名称和所指称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到后来,用什么样的语音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往往是有“理据”可说的,即词“有理据性”。促使一个词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的动因有很多,也就是词有很多不同的理据。以修辞方式作为方法和手段,把语音、词汇等语言要素结合起来,创制出新词,通俗地称作修辞造词,其实质就是以修辞方式作为造词理据的造词方法。第二节粗线条梳理了汉语修辞造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上古早期的《诗经》中摹声、重言词的出现,到上古末期《汉书》中借代造词类型的异彩纷呈,再到现代汉语中仿拟和缩略替代比喻、借代成为最强势的修辞造词方式,汉语修辞造词在不断发展。第叁节分析了汉语修辞造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修辞造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集中于语言事实的罗列,缺乏对修辞造词过程的动态研究,深度挖掘不足,还未有重大理论的建树。第四节阐述了汉语修辞造词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以修辞方式创制的词除了表达词汇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色彩义。对这些词来说,仅仅从构词上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而从造词的角度分析,它也区别于一般造词法造出的词。因此,把修辞造词从传统的构词法中分离出来、从传统的造词法中突显出来专门研究非常有必要。第二章是《红楼梦》修辞造词概貌的描述。也是整篇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一节是比喻造词。将比喻辞格应用于词的创制,即比喻造词。依据比喻四成分:本体、喻体、喻词和喻解在词语表层的出现情况,把比喻造词分为叁类:借喻式、暗喻式和明喻式。在深层心理层面,比喻造词总是按照感知本体一捕捉“边”一发散联想一找寻喻体表象的轨迹进行的。比喻最突出的美质是具象美。这充分体现了汉民族长于形象思维的特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比喻造词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认知机制——隐喻的反映,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认知活动规律的折射。第二节是借代造词。将借代辞格应用于词的创制,即借代造词。根据角度和标准的不同,借代造词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语义划分则是最传统的分类方法。与比喻造词基于“相似联想”的心理机制不同,借代造词基于“关系联想”。借代造词有多种美质,但最突出的仍是具象美。反映出汉民族重直观、感性的具象思维传统。与比喻造词一样,从人的认知角度来分析,借代造词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我们说话、思维甚至行为的一种惯常模式之一。是在一个认知框架内,用一个概念实体去帮助理解另一个概念实体的转喻认知机制在语言上的反映。第叁节对委婉造词、摹绘造词等其他修辞造词类型作了相对粗略的介绍。委婉造词是汉族人崇尚含蓄委婉的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夸张造词则是汉族人重于写意、轻于写实的内在思维特征的语言外化,本论文对这两种修辞造词类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此外,本节的研究还涉及用典、摹绘等修辞造词的类型。第叁章从丰富性和唯美性两个方面归纳概括了《红楼梦》修辞造词的显着特色。第一节是《红楼梦》修辞造词的丰富性。在语体上,《红楼梦》修辞造词包含了官话、口语、文言和方言多种风格。在内容上,《红楼梦》修辞造词涉及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建筑文化、婚丧文化等多个方面。第二节是《红楼梦》修辞造词的唯美性。从绘画美、音乐美和典雅美叁个方面分析了《红楼梦》修辞造词独特的色彩意义和表达效果。第四章总结了《红楼梦》修辞造词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即修辞造词是修辞现象在词汇系统中固化的结果。第一节阐述了从个性鲜明、对语境有强烈依赖的修辞格,到大众普遍认同和效仿的普遍修辞文本,再到最终成为抽象的、稳固的词汇库成员,修辞造词是一个漫长的历时过程。第二节归纳了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固化的两个途径。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固化,除了固化为新词(即我们所说的“修辞造词”),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固化为新义(即传统所称的“修辞引申”)。在作者看来,修辞格固化为新义只是一种中间状态,最终还是会固化为“新词”。只不过,后者的语音形式与前者有所不同:它不是形新、义新的。但从词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个角度来看,它仍是“新词”——新的音义结合体,新的语言交际符号。因此,当然也应该被看做是词汇库中新的成员。第叁节揭示了对修辞格固化为词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语言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民族的审美观念、词语本身的语体风格、情感色彩等很多因素都可能对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的固化与否产生影响。
吉益民[8]2016年在《现代汉语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现代汉语中具有主观极量表达特点的图式性构式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语言观为研究向导,以构式语法、功能语法、语义语法、主观性和主观化理论、语法与修辞互联理论等为研究手段,较为系统地探究了现代汉语中诸多图式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语用功能和生成理据等问题,为现代汉语中特定义类构式的系统性研究和理据性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八章,按照从总体到个案顺序编排研究内容。第一、二章属于总体研究,第叁章到第八章属于个案研究,所讨论的构式个案主要包括:1)同语差比图式构式“比X还X”;2)同语修饰图式构式“X中的X”;3)紧缩倚变图式构式“要多X有多X”;4)喻化唯补图式构式“A/V+C+(了)”;5)跨域转指图式构式“X(的)Y”;6)元语否定图式构式“最M+H,没有之一”。第一章探讨了图式构式与主观极量表达的关系问题。首先指出本文考察的图式构式是一种“框架标”,由恒定框架与可变构件组合而成,可以允准多个实例,结构语义具有一定的规约性。然后从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互联角度阐述了相关问题,认为本文所考察的主观极量图式构式分布于“语法构式-修辞构式”连续统上,呈现出程度不等的语法性和修辞性,构式语义来源于二者的交融互动。最后重点探究了主观极量义的图式化表达问题,认为图式构式是现代汉语表达主观极量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其赋义机制是:基于范畴化结构模框并通过充填可量化构件而运作起来。第二章基于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开展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的多维研究。首先概述了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强调句法、语义和语用有规约性互动关联;然后分别探究了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和语用功能等问题。关于建构机制,重点分析了建构类型与“图式范畴化”机制;关于语义表达,文章将其细分为八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关于语用功能,文章分别探究了语境分布、组篇功能、语用顺应和主观评价等问题。第叁章研究对象为同语差比图式构式“比X还X”,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特征、语义表达和生成理据等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构式中比较结果与比较客体同形,致使该构式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评价性、比较客体的优选性和比较结果的认知性等性质特点。所谓的修辞性与变异性只是表层现象,在潜层次上,该构式的建构蕴涵着人类特有的认知功能动因。主观认知评价、比较客体的典型性、主客体之间的相似性、转喻认知、比较结果的认知强化、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推理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比X还X”主观极量表达结构的产生与流行。第四章研究对象为同语修饰图式构式“X中的X”,主要探究了“X中的X”的图式构式特征、主观极量义的生成机制、语境依存与功能拓展等问题,并附带论及了其他同语复迭表达结构。第一,构式中“X”的嵌入需要接受音节形式和语义条件的限制;第二,其主观极量义是构式赋义、认知处理和后“X”极化共同作用的产物;第叁,该类构式所依存的语境具有肯定评价、称名标记和多式连用等共性特点;第四,与同语重复修饰建构相伴而生的是语义表达的主观极量性和语用功能的夸饰评价性。第五章研究对象为紧缩倚变图式构式“要多X有多X”,分别探究了结构模框与待嵌成分、紧缩倚变与极量表达、语篇组织与情感强化等问题。从形式上来看,“要多X有多X”是一种紧缩构式,形式上的紧凑概括为其语义表达与用例衍生提供了规约性固化载体;从语义表达来看,该构式语义具有倚变互动关系,现实性的“有多X”依据意愿性的“要多X”而动,主观意愿决定现实拥有,可以为主观极量表达提供一种具有“唯心论”色彩的语义基础,致使相关语义表达极具夸张性。第六章研究对象为喻化唯补图式构式“A/V+C+(了)”,重点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与运行状况。第一,由具象域中的广义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是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重要建构机制;第二,在核心谓词前后的程度化句法环境中,补位比状位更具极性程度表达优势;第叁,遵循“关联标记模式”,该类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运行呈现出强烈否定排斥表达倾向;第四,为了弥补程度磨损,去惯例化已成为其不断拓展衍生的重要动因。第七章研究对象为跨域转指图式构式“X(的)Y”,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义域类型、认知理据和语义表达等问题。研究发现,“X(的)Y”是汉语中的一种极性评价表达式。该构式所转指的义域类型具有多样化特点;属种范畴错置是其建构机制,双域特质彰显是其生成条件,源域属性泛化是其多样转指的内在动因:极性评价是该类构式语义表达的共有特征,其极性评价义的生成是构式赋义、极性传导和语境帮衬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八章研究对象为元语否定图式构式“最M+H,没有之一”,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修辞特质和流行动因等问题。研究发现,“最M+H,没有之一”是一种新兴主观极量构式。该构式通过元语否定得以建构,旨在固化并突显评价对象与表述对象之间的极性等同关系;其主观极量义是构式框架、待嵌构件和依存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结构性质来看,该构式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而生成的修辞构式,其修辞特质表现在建构机制、表义特点与具体运用等方面;网络语境、形式意味与文化涵义赋予该类构式以广泛流行的传播优势,能够满足网民们的极端情绪化诉求。总之,图式构式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主观极量表达的一种典型样态,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对该表达样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句法变异与加工,语义增值与转移,语用调节与顺应,都可以在该理论视阈中得到全面而科学的阐释。
熊子瑜[9]2003年在《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及其交际功能》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基于973口语电话语料库，从话语交际角度考察自然口语中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比较不同交际功能的语句边界在韵律表现上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语句边界韵律特征的叁种话语交际功能：分界功能、话轮提示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 研究过程分做五个基本步骤：第一，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来论述语句边界韵律特征可能具有上述叁种话语交际功能，并简要论述前人在此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以听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语句边界韵律特征是否具有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第叁，以韵律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语句边界实现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的韵律特征，并概括出语句边界交际功能的韵律模式。第四，以统计判别的方法来验证语句边界韵律特征的话语交际功能。第五，以“啊”为例考察了韵律特征与其话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 听辨实验证明，语句边界韵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界功能、话轮提示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声学特征分析表明，语句边界的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有着相对稳定的韵律模式；统计判别分析表明，依据语句边界韵律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确定语句边界的位置和类型。这些结果表明，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与其话语交际功能密切相关。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判别语句边界的位置和类型来说，韵律特征尽管能够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惟一的，还需要和句法、语义、语用以及语境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唐善生[10]2005年在《话语指及其篇章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之所以需要语言就是要用语言来谈论世界,可是语言一旦产生,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同样要用语言来谈论。目前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主要是外指状态的语言,即研究语言是如何谈论语言之外的世界的。对于日常交际中如何用语言来谈论语言的现象还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以汉语中用来谈论语言的必要条件——话语指为研究对象,在自元语言理论背景下,主要运用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语义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基本理论,按照从形式到功能的研究思路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旨在探讨汉语话语指的基本特征及其篇章功能。 全文由叁大篇组成,第一篇是总论,上篇讨论话语指的类型以及与话语指相关的语用现象——引语,下篇讨论话语指的篇章功能,共分七章。 总论。本章简要介绍话语指研究的理论背景及与话语指相关的研究,指明话语指的研究对象以及深入研究的内容,说明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话语指称。本章根据语言单位包括形式与内容(意义)的特点将话语指称分为叁个层次:整体指、形式指、内容指;根据指称特点的不同,对话语指称进行分类,最后分析话语指称语内部以及话语指称语与外指状态语言的指称在句法和功能上的差异。 第二章话语指示。本章首先指出国内在话语指示的界定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话语指示进行界定,认为指示性与话语性是话语指示的本质特征。其次,根据话语指示的指示对象及其在篇章内外的表现对话语指示的类型进行分类。再次,分析话语指示与话语指称关的系以及其话语指示与一般指示的差异。认为话语指示语的所指对象可以在篇章中出现,是话语指示与一般指示的最大差异。 第叁章话语实示。本章在对实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话语实示的层级分类系统。然后,着重讨论口语交际书面实示与篇章话语的书面实示的差异。接着,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不同类型的话语实示的言语行为特征。最后,分析话语实示与话语指称和话语指示的关系。 第四章引语。本章在国内外引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引语类型进行分类,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并提出了分类的标准。运用意向性理论分析引语的生成机制,讨论引语的递归结构。最后,分析引语与话语指称、话语指示和话语实示的关系。 第五章话语指的篇章组织功能。本章讨论话语指照应与回指现象,分析话语指的篇章衔接功能以及文本(篇章)嵌入功能。分析话语照应以及话语回指/下指与一般照应和回指/下指之间的区别;分析话语指篇章衔接功能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性质的话语指衔接功能的差异;分析话语指文本嵌入功能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性质的话语指文本嵌入功能的差异。 第六章话语指的篇章结构功能。本章讨论话语指的管界现象及其篇章结构的标记功能。着重分析话语指示语和话语指称语的篇章管界作用、引语的被管界问题,归纳确定话语管界的手段。讨论话语指的篇章宏观结构的标记功能与篇章局部结构的标记功能以及篇章结构功能实现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当代汉语文本言语特征系统提取研究[D]. 刘座箐. 清华大学. 2004
[2]. 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规范的语料库研究[D]. 胡显耀.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D]. 党静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4]. 语篇互文形式研究[D]. 管志斌. 复旦大学. 2012
[5].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D]. 潘智丹. 苏州大学. 2009
[6]. 汉语文本蕴涵识别研究[D]. 倪盛俭. 武汉大学. 2013
[7]. 《红楼梦》中的修辞造词研究[D]. 栾妮. 山东大学. 2009
[8]. 现代汉语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研究[D]. 吉益民. 扬州大学. 2016
[9]. 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及其交际功能[D]. 熊子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10]. 话语指及其篇章功能研究[D]. 唐善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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