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进程、发展战略转变与金融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进程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虚拟化与发展战略的转变
经济转型进程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演化过程。尽管对转型进程的研究各具特色，但从转型国家的实践来看，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在转型初期，自由化、市场化是经济转型的主要表现，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比重减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强等等体制转型问题会比较突出；而到了转型的后期，法制化进程、政府职能的转换、金融市场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等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将会成为经济转型的更主要内容和更重要的标志。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与工业化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工业化的成功是中国经济转型绩效优于俄罗斯、东欧等其他转型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说，制定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战略，就在于针对转型的不同阶段，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战略以顺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需要，进而推动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体制转型与比较优势
中国在转型前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套歪曲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产品经济，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这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扭曲，重工业的相对过度发展和服务业的相对发展不足，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供求状况。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1]详细地论述了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形成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和逻辑顺序。他们认为，传统体制弊端的根源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资金相对稀缺的资源结构之间的矛盾，与赶超战略将重心放在特定行业的技术基础与生产的水平与总量上，将其增长看作整个经济发展的标志不同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是以有效率地使用本国可用资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等)、增加其总量、提升其质量和结构为基础，以此来增加国民剩余产品的总量、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最终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转换经济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
从1978年到1997年是中国的体制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通过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的生产潜能，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比例关系，解决结构比例失调以及产业运行机制混乱的问题，矫正扭曲的产业结构。这样做的结果，因为符合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不足的国情，真正发挥了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一系列由增长引致的制度变革，实现了市场体制的构建，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融入世界产业分工当中，成为“世界工厂”。
(二)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与经济虚拟化
“比较优势”战略的实质是将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推广到世界范围中去，但经济发展的虚拟化使得这种以纯粹技术关系为基础的产业分工上面蒙上了一层“面纱”，从而使得以资源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不再有效。回顾一下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有助于我们对“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建立的资源禀赋模型，他们从理论上推导出一国将会从事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当时的世界经济正经历着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国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经济混乱，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并且这种国际贸易的萎缩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后，因而资源禀赋模型能够解释国际间进行贸易的原因，这使得经济学家将“比较优势”视为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然而世界经济在二战后迎来了更加繁荣的时期，随着各国经济壁垒的取消，世界各国在贸易、货币和投资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开始活跃起来，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渐脱离开实体经济，并且这种脱节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革命之后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世界经济的虚拟化趋势使得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要素禀赋理论与实际贸易方式不相符，它无法解释世界经济中业已出现的美国和西欧这种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所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基于此，人们开始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加以修正，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完全竞争、“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技术革新和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引入其中，出现了战略贸易理论。然而，战略贸易理论也没有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虚拟化趋势，同样遭到了批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战略贸易理论是与现实世界的贸易政策无关的理论游戏。更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的是，在人们在纠缠在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贸易理论的争论中时，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脚步，这就使“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后果更加差强人意。
(三)经济发展与竞争优势
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顺利跨过了经济转型的临界点，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融入到世界产业分工当中。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廉价的优势，使得中国长期滞留在低端产业、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这在为中国带来体制转型的成功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能源供给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入的推动，而忽视了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因而这种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
进入到经济发展阶段，资本积累的逐年增长、货币经济的建立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使得中国资源禀赋的差别不再像体制转型阶段那样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进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需要。在这方面，迈克尔·波特(Porter，1997)[2]的“竞争优势”理论似乎更加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用“竞争优势”这个词代替以前所常用的“比较优势”，在他看来，生产要素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属于外生性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条件差别很大，这种要素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特定产业上的优势和劣势地位。良好的产业结构应当是充分发挥优势生产要素的作用，尽量降低劣势生产要素的影响，为提高产业竞争力谋求基础优势。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原来对产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初级生产要素正逐步让位于高级生产要素。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术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日本就是充分利用其科学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避开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典型。
二、发展战略转变与转型中的金融构架
虽然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呈现出虚拟化的趋势，但是虚拟经济一时一刻也没有从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独立出去，因而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战略的研究，仍要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
(一)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经济发展的虚拟化是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的，现代化是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赋予了经济现代化新的含义，在当今世界，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全球金融日益融合，国际投资空前活跃，生产要素实现了跨国配置，信息技术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这一切使得世界经济往来不断增多，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封闭的经济实体由于不能分享产业分工和信息交流的好处而几乎无法生存。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已经向信息社会迈进，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已经初现端倪，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现阶段，中国应当将市场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使体制转型战略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在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来促进经济转型。具体说来，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更好地保持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的齐头并进，一方面调整扭曲的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使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向信息化迈进。
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目前来看，产业转移是推动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产业技术扩散，发达国家通过将其产业链分解，通过直接投资、生产外包和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并同中国的产业链进行连接，实现产业融合，从而实现国际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开拓更大的需求空间。然而，虽然承接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扩散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使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去，但是这也带来了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依赖，使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下游。事实上，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都是其传统产业和传统技术，虽然在中国现阶段，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保证了中国在中低档产品生产和加工制造业的中低端生产环节(特别是组装)上的低成本、低价格，从而成为中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一个很大优势，但毫无疑问，不进行原发性技术创新，中国必将永远在技术上依附于发达国家，滞留在低端产业、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上。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只有把产业发展的基点放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至拥有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和保持持续增长的空间，进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动力。
(二)金融构架(Financial architecture)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从开放的视角来看，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它表明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具有国际联动效应，其实施效果也往往要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因而大多只是处于全球经济的外围，在金融和技术方面丧失了自主权，从而依附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世界经济往来不断增多，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日益融合，高度开放，这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并和重组的方式进行技术升级，在各产业之间相对容易地进入退出，从而大大缩短了产业升级换代的时间，为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主导产业，赶超发达国家，在短时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样看来，只要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本国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进程，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
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来看，中国由于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因而其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工业需要实现信息化、而农业则需要实现工业化，二者同步进行。然而，工业化和信息化毕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它们本身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因而找到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之间发展的共同点，使两者协调在一个统一的经济系统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与演变的研究表明，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不同的特征，但越来越明确的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金融体系则是这套价值系统的外在体现，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转型时期，金融架构是制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建立起与实现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必然选择。经济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扩散，都不能依赖于国外资本，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作支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投融资改革严重滞后，主要的还是以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配置资源方式为主，所动员的社会资本并不能满足经济现代化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毫无疑问的是，金融体系在积累资本、配置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构架出一套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这既可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利于实现自主技术创新，从而向信息化迈进。
三、如何进行金融转型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都内在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进程当中。现代经济的发展在于它强化了金融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因而在制定中国转型期经济发展战略时，中国必须注意金融体系作为经济上层建筑的作用，使其与经济基础——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而加速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来看，金融转型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和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因而中国在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可以通过金融的发展得以解决。这样，金融构架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既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在工业化的同时向信息化迈进的必然选择。那么中国到底需要构架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呢?通过对转型国家的研究，Bergl of and Bolton(2002)[3]发现，如今的转型国家在GDP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大分化：以捷克、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转型国家成功地跨越了鸿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则陷入了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走在前列的国家基本的金融构架都极为相似：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主要向政府放款，外资在银行的持股比率越来越大，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大多数外部长期融资来自外国直接投资；而落后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则严重滞后。他们认为，由于所有的转型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从一个机构——单一银行演变而来，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某些发展阶段，银行融资为主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努力发展股票市场也许还不到时机。金融转型的成功需要有相应的货币、财政和监管环境相配合。Gianni De Nicoló、Sami Geadah and Dmitriy Rozhkov(2003)[4]进一步指出，独联体七国与经济转型绩效最好的中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差距，自1995年以来在不断拉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制度基础薄弱，这妨碍了他们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因而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强化立法和执法上，制定会计和审计标准，改善银行部门和私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国进行金融改革至今所形成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虽然是过渡性的，但却是金融转型的必经阶段，由于在中国现阶段，金融改革同样面临着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和资本市场的体制性缺陷等问题，因此这种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进一步转型尚需时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将继续在金融结构中占垄断地位。然而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商业银行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不利于抵御外来的冲击，再加上一直困扰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使其具有很大的金融风险。这样看来，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将金融发展战略的制定放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下综合考虑，从而使我们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完成金融转型。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得金融活动在日趋虚拟化，但它一时一刻也没有从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独立出去，金融体系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因而金融发展的规模、速度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对中国而言，合理有效的金融体系应当具备两个标准：一是能够抵御外来冲击，降低金融风险；二是能够促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这样看来，金融转型战略的制定依赖于产业发展，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系统性风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中国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又是压抑产业技术进步，妨碍中国产业升级的不利因素。因此，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应当是，大力发展中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这不仅是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需要，而且也可以加速资本积累，为金融转型创造条件。中国的信息化战略应当是，对于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大企业，鼓励他们利用国际金融市场，通过资本运作购并、重组一些具有本行业核心技术或营销渠道的企业，不断提高市场控制力，进而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向信息化迈进，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由于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四大商业银行加以解决，因此，与产业发展战略相对应，中国应当大力发展中小银行，这既可以为大量的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是改变四大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进行金融转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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