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矛盾优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经验的路线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线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矛盾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1）03－0059－05
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能离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特殊经验，否则就难以得到全面阐释。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经验路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阶段。从理论范式转型发展的角度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部分时期和第三阶段，在方法论上，都强调特殊矛盾优先论的战略思维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角度看，特殊矛盾优先论与客观活动优先、“实际问题”（实践）优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元”理论的形式是一致的。
之所以强调“三个优先”的一致性，不是一般强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性原则，而是重点强调特殊矛盾优先论，如果脱离其他两个“优先”的约束条件，容易在实际工作中，蜕变为主观意志决定论或者“反作用方面决定论”，比如“上层建筑决定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就特别有意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本土经验看，在认识论上，是实践经验优先论的复兴；在本体论上，是改革试点优先论的复兴；在方法论上，是特殊矛盾优先论的复兴。
根据上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或许可以概括为，它是一个在“顶层设计”，即改革开放理念架构指导下的、实践经验的综合创新；其特点是，实践内化为真知，真知外化为经验。
一、特殊矛盾优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经验模式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宣传和教育，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宪政意义上也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但在现代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为什么会表现出两个明显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呢？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全球领域“被”一些学者和媒体概括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制造”、“中国创新”、“Chimerica（中美国）”等一系列具有强烈中国符号的形式？究其本质，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同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特殊理论模式，才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之一（如果从对世界贡献度的统计经验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旗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效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形态中，具有了优先性的“实践经验的话语权”。有理由认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经验——后发展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或在经济全球化的经验范围内，具有很强的解释和影响力。最根本的是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需求，其满足理论需求的经验模式“被”描述为中国模式。回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中国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开放的理论需求相一致。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到思想解放；从异化问题的理论研讨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再认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主体性问题的理论争论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入思考；从价值问题的认识和理论建构到人的自由、解放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争论，直至今天“以人为本”理论的提出和社会实践；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认同，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构建；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到小康社会的建设，直至民生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等。这些问题，都表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经验轨迹。同样，面向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线图，仍然离不开如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惯性或理论轨道，变化的只是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这一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内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即特殊矛盾。用列宁在《哲学笔记》“本质分级论”中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切从实际问题出发——特殊矛盾优先，都是“同级本质”的问题。
特殊矛盾优先论的经验案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方法论，讨论的文献浩如烟海，大致说来，基本上都强调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所谓“相结合”，在方法论上主要表现为三个命题的统一：一是理论与实际，二是普遍与特殊，三是主观与客观。这三个命题在实践经验中是一个过程的三个方面，其综合分类的描述可简述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中国特殊矛盾的优先化解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实质：特殊矛盾优先论图示：
标志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对特殊矛盾优先论应用的创新案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即一个“新”字，而“新”的本质则是“特”。用毛泽东的话说，所谓的民主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p.665)
标志2：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对特殊矛盾优先论应用的经典案例。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本身，就是特殊矛盾优先论的具体应用。它既区别于一般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一句话概括，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主要采取渐进的“规划—试点”模式，亦即特区模式。用邓小平的话说，即试点—定型—总结—推广。从政治哲学角度来阐释这一模式，它实际上也是牢牢掌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的经验模式。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本质上都是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三对矛盾统一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法论——特殊矛盾优先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特殊矛盾的实践内容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实际问题优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例如，在宏观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在微观上，保增长、调结构、增就业、促民生等。从“问题”出发，既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中国区别于他国的特殊矛盾。因此，可以说，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程度，决定了理论联系实际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三个最基本的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就必须优先回答。
第二，“特殊本质优先”。特殊本质的认识和解决，形成特殊经验和模式。特殊经验和模式被认同或被模仿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其影响力度的大小。特殊本质优先的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特殊实际，其方法论的条件，要求以一般原理为指导，认识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特殊本质”。简单地表达，即“一般＋特殊”。用辩证法的话说，就是一般与特殊相结合而统一于“共相”，即具体化的“新生事物”。例如，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新生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主义”还是“共相”，都必须优先认识和解决“特殊本质”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特色是主体，社会主义是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社会主义是主体，市场经济是特征。就世界历史而言，只有解决了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本质”，才会有中国的独特经验或被世界认同的所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案例”，才有所谓的“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总之，只有坚持特殊本质优先，才能更有效地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毛泽东曾调侃过“动辄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第三，“客观活动优先”。认识了事物的本质，还要使之转化为主观见之客观的活动，才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实践决定认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把握其“特殊本质”的过程，也是主观价值见之客观活动的实践过程。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就具体化为“人与规律”的创新性关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关于学习型政党的四大要求之一，就是“善于把握规律”。而要把握规律，除了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更重要的，还要处理好创新与风险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积极创新、规避风险是“中国道路”或“中国案例”的独特经验。例如，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不争论，是规避风险；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创新。这些客观活动方式的选择，都反映了创新与风险矛盾的历史辩证法。用哲学家的话说，一方面是实践辩证法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实践辩证法的历险。
因此，用发展的眼光看，《矛盾论》、《实践论》在今天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创新与风险”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掌握规律大有裨益。“创新与风险”的理论和方法，本质上是关于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概括。推而广之，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特殊矛盾论。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如何正确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四个怎样认识”。它既是新经验、新理论，也是新模式。
二、特殊矛盾普遍化：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思维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虽然是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矛盾为旨归，但特殊矛盾优先论并不是特殊矛盾绝对论。毋庸置疑，特殊矛盾也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体。特殊矛盾普遍化，即解决特殊矛盾的经验普遍化。
理论的普遍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反映客观经验的普遍性；二是概括时代精神的普遍性。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然要反映时代精神。21世纪的时代精神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乃至价值精神的全球互动。因此，全球化或全球思维，就是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思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即全球化的时代思维。全球化时代思维的本质一旦被认同，必然要面对解决中国特殊矛盾经验的普遍化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亦即全球化经验教训的中国路径。中国从融入、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特殊矛盾经验普遍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即世界的。
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阐释所谓的“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问题提出的必然性，才好解释一些学者提出“Chimerica”等概念来解释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的必然性。当然，我们不是在鼓吹这些共识论或理论本身如何如何正确，而是想借此说明，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思维（这种普遍思维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或实践的命题形式表达，如北京共识、竞争力报告、中国威胁论等），其理论本质都是解决中国特殊矛盾经验普遍化的适用边界，都是在思考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因素。一个关于中国的命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命题。所谓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的时代思维，其理论前提，必然包含着中国全球化的论题。
这是一个从特殊矛盾到普遍矛盾的世界化的过程。从中国的角度看，所谓的世界史，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全球化的经验史，它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史。
在此意义上，就会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时代化的命题。不过，在笔者看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世界维度，即全球化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本质上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的中国课题，在本质上是解决中国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特殊矛盾。其解决特殊矛盾的经验，反映了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时代课题的能力和水平，如中国与其他国家应如何竞争发展、包容发展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就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答。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经验命题。就理论命题而言，形式上要具有探索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就经验命题而言，内容上要以其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实际贡献为依据。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时俱进，“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456)最近，习近平在《学习时报》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
对世界性时代课题的回答，构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从“金砖四国”到“金砖五国”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国，特别是欧洲“笨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金融危机仍然“危”大于“机”。但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在国际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博弈中，发达国家不仅竭力维护和扩大于其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千方百计图谋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如何在这种全球矛盾中解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平崛起的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快速发展和持续发展所面临着的一个特殊矛盾。这就需要中国既要紧跟世界发展的时代步伐，又要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引领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方向。从中国在当代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在政治经济博弈上的基本方略，应是“合作共治”。不论是G20还是G2，或是Chinamerican，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的“全球治理”；无论是后金融危机，还是低碳经济、资源环保等问题的解决，离开中国的参与、努力和贡献，都是很难想象的。
这是由于“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需要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中国”。因此，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本质上就要探索或解决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问题。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思想来表达，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思维，是以解决中国特殊矛盾为基础、与时俱进、由特殊到普遍性的经验递进升级的结果。在这方面，理论升级与经验行动是一致的：中国经验，既要反映世界的游戏规则，又要参与构建世界的游戏规则。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反映中国经验，必须要沿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观”的路线图，以中国坐标的世界维度为参量，为人类提供面向未来的“认知绘图”：在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解构主义语境下，只有马克思世界生产方式的理论，才能承担起这一“宏观叙事”的时代使命。[3](pp.308－316)
三、特殊矛盾主体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民生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对“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特殊矛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化。用当前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述，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果进一步深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主体化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命题的“前逻辑范式”。一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主要是侧重理论宣传和教育，如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至此还不够，笔者以为，还必须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主体化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其一，理论掌握大众；其二，大众掌握理论。在当前，这两者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大众求生存、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武器，即促进民生的理论武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4](p.11)
从消费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其生产或创造出的文化产品要符合大众的需要。在这方面，一是要说清楚；二是要讲“根本”。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文化产品的理论宣传，一定要考虑到大众掌握理论的利益需求规律（而不是心理需求的特点。例如，大众目前对《物权法》、《合同法》以及与拆迁有关的法律和条例认真研读的程度，是空前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变成“库存文化”。在此意义上，大众化的本质是主体化需求。从生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如何能生产出满足大众民生需求的文化产品：社会政策、法律和法规以及核心价值观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民生建设、体面生存、政府良心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大众才会主动学习和运用。换句话说，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当务之急是要能为那些有利于制定和推行民生政策或民生决策的行为，提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在此意义上，大众化的核心是主体化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一理论精髓，在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笔者以为，这些讲话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大众性或主体化的最好诠释：生活更有尊严，劳动更加体面。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好处，要“化”在以大众为主体的身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p.9)
马克思主义要变成大众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成为大众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理论武器。当前集中表现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是否能与大众共享。否则，不仅不能与维护大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相结合，甚至与维护民生权力和权利的“武器性”渐行渐远。即使天天“讲故事”，甚至使之“娱乐化”、“讲座化”乃至“小品化”，搞不好，最终会使马克思主义“喜剧化”。
马克思主义变成大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民生利益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用贴近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用各种文化产品宣传大众、教育大众、武装大众。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被宣传教育和武装起来的大众，能够从自发到自觉地运用这些“文化产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论证自己的主张，如反贪污腐败、反暴力拆迁、反违法侵权、反非法用工、反不平等的社会政策等。
总之，特殊矛盾，只有优先解决，才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维护人身的各种平等权益。
标签：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