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经营”转变企业管理新理念_变革管理论文

“依法经营”转变企业管理新理念_变革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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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商管理”的兴起

      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度日益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风险已明显凸现,转变发展方式和建立经济发展“新常态”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已有企业管理强调的“效益最大化”“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已受到质疑。可以断定:国内外经营环境的转变与已有企业管理发展模式存在极大的冲突。面临这样的新挑战,“只有那些现在就开始重视这些挑战,同时不仅自己做好准备,而且帮助组织做好应对挑战准备的人,才能引领潮流,才能主宰自己的未来。”[1]

      今天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尤其需要一种超越已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经营智慧和战略理念,用以指导其摆脱经营迷茫和驾驭大转折的挑战,以实现企业安全持续的健康发展。这种创新管理理念及模式即从1994年开始探索,历经20多年潜心研究和开拓实践,已在国内外受到极大关注的“法商管理”[2]。

      简而言之,法商管理就是追求效率的经济价值观与方法论同追求公平的法治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的管理过程[2]。关于法商管理中“法”的界定,狭义来看主要是指法律条文、成文的规章制度等;但本文主要采用广义上的理解,即影响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则。法商管理是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其对传统企业管理的变革和创新主要表现为:坚持“精商明法,敏思善行”的新商道,善用“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新思维,推行“用规则创造价值”的新主张,实施“整合资源和驾驭规则”的新战略,创造“安全经营和持续发展”的新财富,塑造“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的新领袖。

      二、新商道:“精商明法、敏思善行”

      所谓商道即指企业商业经营之道,通常也是商业领袖们的成功经营秘籍。潘地亚(2004)把顶尖商业领袖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发掘市场需求;利用价格赢得竞争优势;抢先发现商机;快速学习;建设公司文化;诚信;建设组织品牌;风险管理”这八项要素[3]。如果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解剖,本文认为前四项更多强调了精通商业运作,后四项更突出了要把握行为规则。而法商管理的核心理念对商业经营之道进行了更精炼和更深刻的概括,即“精商明法,敏思善行”。从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既要精通商业运作的技巧,还要明晰和掌握相关的行为规则;既具有敏捷思维的经营头脑,还善于把握机遇和风险并适时开拓及拥有市场。

      今天有很多企业经营者在“精商”方面可以堪称出类拔萃,不可否认他们的经营知识和实践经验练就了“精商”的智慧,特别是在市场秩序和管理规范还不完善的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他们运用这样的“精商”智慧可以左右逢源、指哪打哪。

      但是,在今天新的经营环境或“新常态”的建立过程中,这样的“精商”智慧就显得乏力了。因为中国现在已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中,必将越来越重视相关规则和法律的规范,这必然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某些无视规则的所谓精商秘籍,而是用“精商明法”的新商业智慧引领企业家和经营者把控好“敏思善行”的创富新商道。

      三、新思维:“效率与公平均衡”

      在企业管理乃至一般管理中,关于“效率”和“公平”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等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十分关注及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管理学的思维来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是管理工作的根本;而从法律的思维来说,一切活动的基本前提和价值在于能否保证公平的权益安排及分享。但从法商管理思维来看,任何的管理决策既要追求效率的目标又要维护公平的关系,这样的资源配置、权益安排和经营模式才是最为安全并能够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关系如同矛盾的两个方面或太极的阴阳两极,它们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极端的效率思维和管理决策将导致资源的透支或耗竭,而片面的公平思维又将导致丧失创新或停滞不前。然而,传统管理思维从本质上把这两种思维截然分离了:比如,很多企业以“效率至上”作为决策的根本追求,一味强调投资收益最大化,但是因为没有以公平的思维维护或调整好内部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反而陷入了赚钱越多问题越多的困境;甚至有的企业管理者为了实现收益目标而做出“野蛮生长”的极端选择或越轨经营导致其身陷囹圄并衰败下去。与之相反,片面强调所谓公平又会陷入“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困境。再比如,前几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么片面强调“市场效率”主导,要么极端强调“政府公平”主导,这些片面决策都致使房地产市场震荡剧烈;而曾经基于公平的考虑即“保护雇员权益”修订并颁布的新《劳动法》则导致企业投资人的抱怨甚至撤离。这些实例或表现都是管理思维分离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均衡关系所致。

      法商管理所要坚持的就是追求效率的经济价值观与方法论同追求公平的法治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的管理决策。实际上就是要变革曾经人为分离这两种思维的管理决策,在法商管理决策中既要分析经济要素变量,也要分析规则或法律要素变量,可以说“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思维是新常态背景下管理思维的“升级版”。依此管理思维的决策,可以超越传统经营的局限和约束,真正实现高屋建瓴的战略选择。比如从法商思维来看,今天为什么对“合作竞争”青睐有加?实际上这就是“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典型表现:一方面,通过合作竞争既能够资源互补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合作过程的参与者都能够依据其参与程度或贡献大小分享利益,而这样的公平分享将保持合作竞争的持续优势。因此,合作竞争的模式实质上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商管理思维经营模式。

      四、新主张:“用规则创造价值”

      对于“规则”的界定可以是狭义的或广义的,狭义的理解就是成文的法律、条文、规定等;而广义的理解涉及一切影响人们行为的惯例、规矩、风俗等。事实上,只要能够对社会或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作用的相关约定都属于规则的范畴,笔者曾经把它们界定为“正式约定”和“非正式约定”[4]。卢瑟福(1999)认为:“有些社会规则属于惯例,惯例可能因遵守同一规则符合所有个人的利益而自我实施。法律规范则是由惩罚违抗者的警察力量和司法系统强迫实施的规则。”[5]

      法商管理超越传统管理的新发现和新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认为经济活动的价值不是仅仅追求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关键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则”进行资源配置。通俗地说,传统管理更善于在“整合资源”层面进行资源配置,而法商管理将其提升为“驾驭规则”层面的资源运筹,关键是既要能够驾驭正式规则,也要能够驾驭非正式规则。因此,法商管理的核心价值主张就是“用规则创造价值”。这一价值主张主要有三层含义:

      其一,“规则”是创造价值的核心机制。关于这一层含义,一般人容易理解的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没有相应市场活动的法治条规或法律条文,市场经济是不复存在的。然而,仅仅停留在法律法规层面上理解或认识市场经济是不深入和不全面的,因为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中更主要是产生正式约束机制的作用,而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发挥“符合所有个人的利益而自我实施”的动力机制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揭示了价格机制所形成的符合大家利益而自我实施的“规则”是创造价值的核心动力机制。由于这种“高质量的规则可能会得到适量预期的效果”[6],由此引导人们做出市场活动的选择。也就是说,所谓“无形的手”实质上就是一系列引导和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因此,现在可以更明确或更准确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规则经济”。

      其二,“规则”将改变或决定资源的价值。经济活动的前提是需要拥有或具备必需的资源,传统管理对资源价值的认定往往依赖于这些资源自然的、物理的或功效的特征,但事实上,这样的认识仅仅确定了资源自然属性的价值。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对资源的价值改变越来越起到支配或决定作用,而价格机制的很多因素都来自于具有社会或心理属性的一系列规则。比如,当降低或提高拥有某种资源门槛的规则,或者由心理预期带来的对特定产品价值的判断影响,其结果就必然反映到由这些已有资源创造出的产品价格高低,从而改变或决定这些资源带来的价值。

      其三,“规则”是创业创新的价值突破口。今天正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上讲这对所有人提供了机会均等的发展契机。然而,要具体把握创业创新的机会就必须敏锐地发现市场需求,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寻找价值突破口。事实上,在市场或社会转型期往往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新需求,原因是过去人们熟悉或行之有效的东西会因为转型的变化而引发相应的改变,因此,如果能够从转型的内在机理或根本转变来发现价值突破口将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艾森哈特和萨尔(2004)认为:传统战略的优势来自于挖掘资源和战略定位,而新经济战略的优势来自于成功捕捉稍纵即逝机会的“简单规则的战略”[7]。如果从事物转化的逻辑来看,一切变化带来的机会不外乎都是“打破旧规则,重建新规则”而迎来新契机。今天讨论的“互联网+”,特别是最典型的案例“滴滴打车”,这都是通过变革“规则”寻找到了新的价值突破口。

      五、新战略:“整合资源和驾驭规则”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基于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有效配置资源而展开的,因此企业如何运筹时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企业发展战略。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几乎都是基于传统管理的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战略理念进行战略设计和安排;同样,在战略推进和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或阻碍也是沿袭如何改善资源配置效益而惯用的经济措施和手段来处理。这样的战略理念及措施与现在和未来新常态的“游戏规则”难于弥合,并将导致企业战略上的失误甚至衰落。

      比如,在中国最具创新能力和战略运筹的阿里巴巴集团,几年前因为在其淘宝商城推出提高“保证金”制度而遭到商家们的围攻,最后马云不得不宣布停止新的保证金制度的执行。为什么阿里集团为了维护淘宝商城的诚信从战略上推出新的“保证金”制度会遭到围攻并被迫撤销?原因是他们仅仅沿用传统的“资源层面”的战略决策即提高保证金以遏制所谓不法商家。尽管阿里集团力图借助提高保证金的经济手段整肃淘宝商城的初衷是不可置疑的,然而阿里集团事先并未与商家们进行沟通协商,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因为这些商家与淘宝已经是事实上的合同关系,阿里没有权利单方面提高保证金。同样,曾经在中国白酒行业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茅台和五粮液集团,在2013年初因为沿用过去强制执行“价格指令”的经销商管理办法,而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触犯《反垄断法》的缘由罚款4.49亿元;而类似因为触犯特定规则不得不付出极大代价或遭到处理的案例不断发生。

      为什么这些行业巨头和标杆企业在战略上也屡屡犯错?深入分析后可以看到:他们的经营战略和管理决策仍然考虑的只是如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结果都有意无意地在“驾驭规则”方面暴露出战略上的极大缺陷。

      由于在传统的战略管理中,管理者对战略中的核心资源的认识和控制都聚集在经济变量的资源要素上,所以制定和执行战略都主要是在运筹资源的层面,通常把这样的战略管理比喻为“整合资源”的战略,这样的战略更多反映在粗放发展阶段甚至是“野蛮发展”的过程中。然而,在今天由追求数量和外延扩张转向提高质量和内涵发展的转型发展中,战略管理的核心资源也从单纯的整合经济变量资源转变为既要能够整合经济资源还要能够把控规则变量,因为“规则”是一切战略的内在逻辑变量,它将主导和决定其他经济变量的价值。

      事实上,不仅国内经营环境的转变需要管理者具备驾驭规则的能力,在国际化发展中更需要提升管理者驾驭规则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在推进国际化战略时,绝不能仅仅在资源层面把国际化战略局限在“产品的国际化”“资源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等方面。国际化战略从根本上来说,不仅仅是要竞争国际市场而要善于竞争国际标准,不仅仅是要整合国际资源而更要善于整合国际规则。

      六、新财富:“安全经营和持续发展”

      人们常常把拥有和创造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或一个人的主要成功标准,因此追求更多的财富就成为人们的发展目标。尽管不能够完全否定追求更多财富的目标,但是需要认识到这样的目标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其一,这往往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为生存需要而设定的数量层面的财富目标;其二,这也往往是财富分配不均衡状态下以占有财富多少来体现其社会地位的一种所谓成功的表现。

      如今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和跨越为满足基本生存的初级阶段的“创富目标”,寻求建成小康社会的财富均衡分享的“升级版”发展模式。在这种新常态的转型背景下,对财富的追求和创造也需要建立起新的目标,本文把这种升级版的创富目标定义为“新财富”。相对于传统创富目标更多聚焦于获取或拥有多少财富而言,“新财富”则界定要安全、持续创造和拥有财富。因此,树立“新财富”的理念主要有以下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新财富强调“安全经营”。在过去的创富发展中主要受到“效率至上”的经营理念的指导,侧重于如何获取和积累财富,因此经营过程中很少甚至几乎不会把“安全”作为战略指标纳入到战略设计、战略流程、战略评价和战略结果的控制过程中。其结果正如一种调侃说法:“一群走在监狱路上的人”。因为今天很多“豪门”企业或个人都存在财富安全的极大隐患。

      关于财富安全问题可以从宏观或微观的多种角度来认识,但是用法商管理思维解剖这样的安全隐患,本文认为更能够一语中的:财富安全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对“规则”的把控和运用。具体而言,财富安全问题的隐患,一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和管理者在过去的经营中因侧重于资源效益而有意无意忽略甚至逾越了相关规则的边界,今天中国要建立的“新常态”,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对这样的行为用“相关规则”进行纠偏,这就势必带来财富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转型发展已经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之道,这意味着将全面走上“规则之路”,但很多企业及其管理者极为缺乏的就是把控和运用规则的智慧及能力,这都将对其创造财富的经营过程埋下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其二,新财富坚持“持续发展”。如何衡量对财富的真正拥有?与前面所述法商思维的“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内在逻辑相关联的就是财富的“时空均衡”,也就是衡量对财富的真正拥有不仅只看其空间上的占有,还要测量其时间上的占有。在过去或传统的财富经营理念中更多是对财富或资源的“空间占有”的追求,比如,财富增长规模、增长速度、占有率等;而“新财富”的理念既强调空间上的财富占有,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财富占有和延续,也就是财富的持续发展或持久拥有。

      概而言之,新财富坚持的“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首先,创造财富模式的持续性。这主要涉及企业经营模式问题,今天很多企业尽管能够很快获取巨额的财富,但是能否持续地获取财富却是难以保障的。其次,使用财富方式的持续性。很多经营者在资源极度匮乏时能够坚持渡过难关,但是当其资源相对丰富时却逐渐衰落下去,这一定是使用财富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第三,拥有财富价值持续性。这里的新财富所强调的财富价值的持续性实质上就是财富的保值增值问题,财富持续发展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不断变革或创新。

      七、新领袖:“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

      在管理领域中的领袖通常就是指能够引领特定行业或创新管理模式的领导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管理或商业领域里的确产生了一批杰出的领导者即商业精英,但是有很多商业精英都是昙花一现或负有“原罪”匆匆离场。用法商视角分析,可以断定更多是因为他们只是在“资源层面”具有经商智慧,而在“规则层面”却被陷入了困境或失败。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被比喻为“野蛮生长”,主要因为很多成功者或商业精英的经商秘籍是“讲关系、懂潜规则、有背景、善公关”。所以,在今天或未来企业发展中,真正需要的是超越或变革这些负有原罪的商业精英的“新领袖”。

      作为新常态背景下的新领袖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一)讲政治

      从管理角度来谈“讲政治”主要是强调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即作为管理者应该要有大局和长远眼光,自觉践行组织和整体利益至上,这是新领袖最基本的领导素质。但是,过去甚至今天还有很多拥有或占有资源的管理者所践行的却是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高于一切,这必然导致其个人或组织的短视行为甚至与主流趋势背道而驰走向衰落,这正好反衬出新领袖“讲政治”的十分必要性。

      (二)懂法律

      如本文前面所述,这里的“懂法律”既是强调要明晰从狭义上来看的法律、规范、条例等,更要自觉把控广义的相关行为规则。事实上,在过去很多成功者的经营秘籍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红线”寻找经营机会,甚至无视组织或国家的规矩规则,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因此,新领袖绝对不能够再走“野蛮生长”的老路,必须从驾驭规则和整合资源的创新能力中获取安全持续的财富。

      (三)有思想

      企业的新领袖必须重塑新的企业观,正如马利克(2010)所指出的:“企业不再是现在那种提高劳动力的机器,而是提高智能的系统,不再是经济意义上的造钱机器,而是信息和交流系统。”[8]纵观古今中外真正的杰出管理者,他们都不是只会在物质资源层面具有“立地”的经营睿智,而是还具有“顶天”的思想和智慧,比如,GE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等都是这样顶天立地的领袖。中国的领先企业及其管理者与世界级的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主要差距就是缺乏这样有思想的顶天立地的商业领袖。

      (四)善经营

      “善经营”本应是企业管理者的天职,然而,在中国尚待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环境中,不具备法商智慧和能力的善经营者可能或必将走向野蛮的善经营,过去和今天屡屡出现的典型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今天更需要的是能够自觉地用“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的法商思想武装和指导企业经营的“新领袖”。

      八、新境界:“成功企业、卓越企业、领袖企业”

      依据熊彼德的观点,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就是不断创新。然而,中国很多企业家或经营管理者对不断创新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对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具象的经营对象方面,这些创新实质上更多是在“资源层面”上的经营创新。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所具有的精明商业智慧在世界上备受推崇,因此“华商”已驰骋世界。但是,为什么几乎没有领世界风骚的“规则层面”的创新模式能够独占鳌头?

      从法商管理视角透视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经营境界短视所致,要实现规则层面的创新就必须改变单纯整合资源的经营管理,用“整合资源与驾驭规则”的法商思维变革习以为常的效率至上的经营模式,在经营境界上实现从“成功企业”到“卓越企业”再到“领袖企业”的不断升华。

      (一)成功企业境界

      关于成功的认识或评判现在更多偏重于有效配置资源而创造财富的经济指标的量化评价,比如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是因为超越了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或其规模或其销售额居于行业领先水平。如今国内外很多指数或排序的发布都是对成功企业的褒奖,比如,世界500强、行业前10等,很多经营者所追逐的就是实现“成功者的梦”。由此可以看到,成功企业主要是在资源层面追逐经济指标的业绩显赫,因此,成功企业的境界往往就是以“投入产出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市场占有率第一”等经营价值导向为核心。

      (二)卓越企业境界

      成功企业更多体现了经济上的出类拔萃,而卓越企业则更突出综合实力的超凡脱俗。柯林斯(2009)研究了企业如何从经济强盛的竞争力演化到以经济文化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的战略转型,他在书中所表述的“优秀企业”主要体现在优秀的经济业绩上,与本文界定的“成功企业”基本内涵一致。他指出:“从优秀到卓越”主要是要实现“训练有素的人;训练有素的思想;训练有素的行为;训练有素的文化”等的跨越[9]。其阐述的有些观点与本文提出的从“成功企业到卓越企业”的发展如出一辙。如果深入透视卓越企业的经营境界,除了保持着成功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更主要是具备和强化了“卓越的企业文化”“领先的商业模式”“创新的行业标杆”等更高更全面的经营价值体系。

      (三)领袖企业境界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发展境界的研究几乎都止步于卓越企业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还存在比卓越企业更高经营境界的企业类型——“领袖企业”。通常理解的“领袖”具有如下特征和气质:第一,构建信仰体系的能力,因此能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第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因此其思想和精神不受国度及时代的限制。笔者这里用“领袖”一词来归类的这种企业,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也具有领袖的这两种特质:其一,这类企业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人们崇拜的信仰系统;其二,这类企业的影响力远超行业、国度或时代。比如,GE公司、IBM公司、微软公司、松下公司等都具有这样的领袖气质。

      这里归纳的三重境界的企业既是要揭示企业螺旋上升的逻辑轨迹,也是要说明主导未来经济、国家或世界变化的竞争力大架构:成功企业主要能够主导的是“硬实力”的经济竞争力;卓越企业和领袖企业将能够主导“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文明竞争力;特别是领袖企业将能够引领或主导规则系统或价值体系。相比较而言,中国尽管已经产生很多成功企业,但却很少有持续优势的卓越企业,更是缺乏主导规则系统的领袖企业。因此,用法商管理变革传统的或现有的企业管理的理念将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使中国更多的企业从成功企业转变为卓越企业,再通过升级跨越而产生能够主导世界新规则系统的领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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