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183;技巧#183;审美——论外文在《围城》中的运用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文论文,修辞论文,成因论文,围城论文,技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城》是钱钟书独具匠心的长篇小说。小说将一些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夹进中文里是最与众不同的。这些外文，既有单个的词汇，也有完整的句子，或出现在对话中，或出现在叙述与描写中。其表现形态大致有两种：一是外文作为中文的附注夹进去。这些外文用括号圈起来了；二是外文直接代替中文进入小说，其中文意思或不出现，或在页底作脚注。在定本中，共有149处用了外文，其中有55 处加了页底脚注。钱先生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夹用外文呢？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手段，而是有更丰富的意义的。本文试对《围城》中外文的运用及其成因进行一些探讨。
别开生面的写作技巧
高尔基指出：“在劳动和创作的一切领域里，技巧是文化成长的一个基本力量，是文化全部过程的一种主导力量。”（注：高尔基：《高尔基论文学》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围城》在中文里大量夹进外文，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疑是写作技巧的灵活运用，是促使《围城》诞生的“基本力量”，显得新颖别致。纵观《围城》中的外文，作为写作技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照应。照应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写作技巧。合理地巧妙地运用照应手段，能使文脉贯通、章法灵活，行文谨严致密。在《围城》中，有些外文是起照应作用的。既有行文中的前后照应，又有情节上的照应。方鸿渐到张家相亲，吃完饭见沙发边有一个小书架，其中的读物是“一大堆西风”，而其中一本小蓝书是“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钱先生在中文名后附注外文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 。这是一种行文中的照应。从近处讲，是为了照应句中的“西风”二字，说明这是一本外文书；从远处讲，是为了与前面的洋奴环境相照应。这就使行文更加严密。
曹元朗文才贫乏，作诗时拉杂错综地在诗中夹进西文，方鸿渐、唐晓芙等看后都斥之以鼻，予以挖苦和讽刺，而苏文纨看后却极力赞誉：“这题目就够巧妙了。一结尤其好。‘无声的呐喊’五个字真把夏天蠢动怒发的生机全部传达出来了。Tout y fourmille de vie， 亏曹先生体会得出！”“Tout y fourmille de vie ”是“一切充满了生命”的意思。这是一个伏笔和暗示，说明苏文纨与曹元朗存在本质上的一致：一样的无才，一样的媚外。既照应了下文苏文纨偷诗的情节，更为后来他们两人结婚埋下了伏笔。
（二）映衬。映衬是写作中一种常见的手法，往往通过对比、衬托和铺垫等方式来描写事件，刻画人物。《围城》中的外文，有些是用于映衬的。陆子潇是方鸿渐的情敌，见他与孙柔嘉结婚，便想找点岔子整他。他到他房间里看见一本“ 家庭大学丛书（ Homeuniversity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的‘共产主义论’”，他虽然外语不好，但是认出了书上Communism 这个字，就偷偷告诉李梅亭，李梅亭报告给高校长，方鸿渐因此被解聘，显示了他灵魂的肮脏与心地的卑污。钱先生在“家庭大学丛书”和拉斯基后写上外文，是基于一种烘托与铺垫的需要，说明这本书从里到外全是外文，依他的外语水平是看不懂的，更不会注意是一本什么外语书，可是他却认得“ Communism”这个词，说明用心狠毒，这样就起了一种很好的烘托和铺垫作用。
范懿是一个很有心计而又十分做作的女人。小说写她的做作就借外文进行衬托和铺垫：
范小组眼睛稍微近视，她不知道美国人的名言——
Men never make passes
At girls wearing glasses——
可是她不戴眼镜。……
本来，眼睛近视，戴上眼镜更方便些，理当戴上眼镜，况且她不知道美国人“Men never make passes at girls Wearing glasses（男人不向戴眼镜的女人调情）”的名言，更会戴眼镜，可是她却不戴眼镜。这就突现了她的做作。其中的外文，实际上起了一种反衬和铺垫作用。
（三）强调。强调也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技法，往往通过反复、渲染等多种方式来突出特点，增强表达效果。方鸿渐与孙柔嘉最后一次吵架，李妈瞎闹，打电话要孙的姑妈来，方鸿渐怕她来了更扯不清，拿起衣服就走。孙柔嘉见他这样软弱，就鄙薄地骂他：“你是个Coward! Coward! Coward!我再也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Coward”是“懦夫”的意思，这里反复使用，就起了强调作用，突现了她的失望和伤心。高松年在汪处厚家里听到汪太太和几个年青人大谈打麻将打桥牌，就“一连声tut! tut! tut!”表示不满，“tut”的反复运用， 就起了强调作用。
曹元朗结婚那天，男傧相对作为女傧相的唐晓芙大献殷勤，想搏取好感与欢心，撇着英国腔向曹元朗说道：“Dash it! That girl isforger - me -not and touch - me -not in one,a red rose whichhas somehow turned into the blue flower（真的， 那个女孩子是‘无忘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是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蔚蓝花’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曹元朗赞他语妙天下……。句中的外文，极尽赞美爱慕之意。作者在这里将外文写出，运用的是铺陈渲染的写法，意欲强调和突现男傧相那种丢人现眼的神态。
（四）曲笔。曲笔也是写作时常见的手法，主要是用反语、婉转、避讳和倒反等修辞手法来造成含蓄或讥嘲效果。《围城》中的外文，许多都属于曲笔的运用。因为在中文中夹进外文属于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有一种回避和转换语气的功能，可以避免和减轻使用某些母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鸿渐因不满孙柔嘉姑妈的霸道而不愿到她家里去，当然也不愿意自己的妻子常去。一个星期天，孙柔嘉照例去了姑妈家，早上九点钟出去，下午四点钟才回来，还说是怕方鸿渐等她就赶早回来了。于是方鸿渐就说吃中饭等了她很久，后又问羊毛坎肩织好了没有，他要穿。明知故问，使孙柔嘉很生气，说：“没有结，要穿，你自己去买。我没有见过象你这样Nasty的人！”Nasty是英语，意思是“找岔子的”，用在这里，回避了汉语词的攻击性成份，使语气显得委婉和缓。因为孙柔嘉是爱方鸿渐的，也理解他此时的心情，虽然他故意为难自己，自己“回敬”时也不愿意伤害他。
范懿送书给赵辛楣，一阵一阵的笑声，似乎向全校师生宣布赵辛楣正与她恋爱，使赵无所适从。送走范懿以后，生气的赵辛楣来到方鸿渐的房间，嚷道：“Damn孙柔嘉小混蛋，她跟陆子潇有约会，为什么带范懿来，我碰见她，骂她个臭死。”这里为什么用“Damn孙柔嘉”（中文意思是“他妈的孙柔嘉”）来骂人呢？因为用汉语直接骂“他妈的”显得太粗鲁，语气太重，而用“Damn”替代，就显得文雅和婉转得多了。这与赵辛楣那种“我们是留学生，好象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的想法正好一致。
丰富深厚的审美价值
钱先生在《围城》中这样大量地夹用外文，是有其多向度的用意的，并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所能涵盖的。他不仅在技巧上做文章，更在审美上下功夫，赋予它们丰富深厚的审美价值。审美是它的一个立足点，作为技巧来运用时也始终以审美为核心。综观《围城》中的外文，其审美功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细腻深刻地刻画人物。人物是小说，尤其是性格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围城》描写的不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个开放的人像展览构架，写作重点在于人物。在作品中，即使出场不多的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许多夹用的外文，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有的是侧重展现人物心理的。请看苏文纨用车将被赵辛楣作为情敌灌醉的方鸿渐送回家时的情景：
……在这个自造的昏天黑地里，他觉得苏小姐凉快的手指摸他的前额，又听他用法语低声自语：“Pauvre petit!”他力不从心， 不能跳起来抗议。……
从写作上说，“Pauvre petit!”是一个细节， 融注了苏文纨复杂细腻的情感，赋予了丰富的审美价值。苏文纨在归国途中就恋上了方鸿渐，回国后赵辛楣却一直追她。这使她非常满足，她希望看到两个男人为自己争斗，而又希望获胜的是方鸿渐。可是今天的宴席上失败的竟是方鸿渐，这使她很难过，在酒席她就替方鸿渐说话，把手指按在他的前额，以显示自己的温存自己的爱。在车上，她看到方鸿渐这种狼狈而可怜的样子，情人的爱，朋友的情，女性的温柔与怜悯，全都涌上心头，集结在一起，于是她时而问他要不要解松领结， 时而叫他闭目歇息。“Pauvre petit”是“可怜的小东西”的意思，夹在这里，便是此种情感和心绪的集中体现。
有的外文主要是用于表现人物性格的。赵辛楣与方鸿渐在香港会面，看到方鸿渐只定一个房间，就问为什么不结了婚再旅行。方鸿渐说孙柔嘉一定要到上海结婚。赵辛楣听说是这样，便说：“那么，你太weak。”赵辛楣与汪太太的关系暴露后即到了重庆，此时已在国防委员会做官，变得更加圆滑和世故。作者在这里不使用中文而使用“weak”这个双关语，从赵辛楣来说是曲笔，但钱先生是着眼表现他的性格。赵辛楣这样想：假使他们俩不出人所料已有关系， 就是 but the flesh isweak，意即“太不够坚强，给肉欲摆布了”，假使他们并无关系，这个词就是说他不够坚强，拿不定主意，结婚与否，全听她摆布。这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圆滑和世故。当然也反映了他男权至上的封建思想。
显现人物的本性也是它的一个方面。鲍小姐在回归船上与方鸿渐讲不到几句话，就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e，你的相貌跟他象极了！”“Fiance”原是个法语词，后来进入英语，中文意思是“未婚夫”，夹用在此，从写作角度看是照应前面苏小姐和孙太太对话中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和对后面鲍小姐到香港后“扑向一个半秃顶、带大眼镜的黑胖子的怀里”的伏笔，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展示她的本性。鲍小姐是个“熟食铺子”、“局部真理”，本性淫荡，行为轻佻，生活随便，没有节操，善于耍手段猎取玩弄的对象。这里不直说“未婚夫”而绕弯子说“Fiance”，故意让它沾上点洋气，染上点羞怯，使方鸿渐想入非非，一下就上钩了。所以，这一个轻松的“Fiance”是她耍手段猎取玩弄对象的写照，深刻地揭示了她的本性。
（二）准确全面地传达思想和蕴含。言语交际要表达思想，文学作品要反映创作意图、表现主题意蕴。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表现主题，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围城》中的许多外文，都是用来补充、完善和丰富思想与蕴含的。方鸿渐被三闾大学停聘，却又尚未公开，一些平时很疏远的同事风闻后前来拜访，探听虚实，表示婉惜和同情，使方鸿渐觉得更难受，气不打一处出。客人一走，他便咬牙切齿地骂起来：“To Hell 滚你妈的蛋。”这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咒骂。“To Hell”在英语中是用来加强语气和咒骂的。平常， 骂一句“滚你妈的蛋”足够了，但当时方鸿渐的火气并不是这几个字所能包容的。而“To Hell”一加，就起了强调和补充作用， 充分表现了方鸿渐当时的火气之大，反映了他当时极端愤恨和厌恶的思想情绪。
褚慎明和苏文纨等几个人谈及罗素的结婚离婚之事，褚慎明说他曾和罗素谈过，而罗素则用英国的一句古语解释，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文纨听他说过后接着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 assiégée，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fortress assiégée”， 是钱先生借苏文纨之口说出的小说名称，这是小说主题的一个隐喻，意义宽泛。表面看来，似乎与“鸟笼说”共同说明着“婚姻是一座围城”的主题。而《围城》的主题是通过一系列意象的共同隐喻和暗示显现出来的，它已经跳出了表象的显示。实际上，《围城》所要表现的是“作者对近现代以来关于‘立人’与‘救国’问题的切实而深沉的思考。”（注：刘家思：《“立人”与“救国”的反思——〈围城〉符号隐喻的文化接受与阐释》，《宜春师专学报》96年第6 期。）“鸟笼”、“围城”都是从一个方面去隐喻，使其显得宽泛、 深邃。法语
fortressassiégée的标出，是要使读者从别的文化语境中去认识“围城”这个词，这就在作品中赋予了更加丰富、宽泛、深邃的文化蕴含，使读者跳出单个意象与隐喻的一般意义层面，全方位地从内外联系中去探寻作品的思想。所以，法语fortress assiégée 对表现主题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三）含蓄辛辣地进行讽刺和批判。《围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鲁迅指出：“讽刺小说贵在旨微而语婉。”（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304页。）在《围城》中，钱先生调动了许多方式和技巧来进行讽刺和批判，其中，许多外文就是用来进行讽刺和批判的。李石清的名片，正面俗气而可怜地印着三个虚空的头衔还不够，
背面又附庸风雅地印着：“ ProfessorMay Din Lea（李梅亭教授）”May Din Lea 是向别人请教的， 发音近似“梅亭李”，在英语里的意思分别为“五月”、“吵闹”、“草地”，使赵辛楣想起“Mating”这个词跟“梅亭”“同音而更有意义”，而Mating的中文意思是“交配”。这样，强烈的讽刺就机智巧妙地寄寓在谐音之中，显得含蓄而辛辣。
方鸿渐问为什么韩学愈的薪水是系主任中最高的，陆子潇说：“因为他是博士，Ph.D.。我没到过美国， 所以没有听见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在这里，陆子潇无意去讽刺韩学愈，而讽刺却从他嘴里的洋文流了出来。他说韩学愈是博士，又用英文肯定地补充说是“Ph.D.（哲学博士）”， 实际上运用了反讽手法。克莱登大学是方鸿渐花了四十美金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的所谓大学，只不过是爱尔兰人的一个骗局。韩学愈凭一张假文凭招摇撞骗，在三闾大学得到重用，这就不只讽刺了韩学愈，还讽刺了整个社会。
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日益加剧，在上海这座侵略者强取豪夺的大都市里，殖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一些没有人格和国格的民族渣滓崇洋媚外的心态日益昭彰。《围城》中的不少外文就是用以批判上海十里洋场这种丑恶社会风气的。沈太太说话常有“Tiens！”“O la la！”那些法文感叹；陆太太养条狗都取了个洋名，叫“babby”，说话中常夹着外语，喜欢孙柔嘉叫她“Auntie”，而不是叫“姑妈”，反映了她们极强的洋奴心理。而张吉民则是洋奴中的代表。他是美国花旗洋行的买办，喜欢别人叫他Jimmy（英文名字Jim的昵称），四十多岁的肥胖太太也给取了个小巧玲珑的外国名字Jessie，给自己的千金取的外国名字听声音象“我你他”，他请方鸿渐吃饭，交谈时到处夹杂着洋文。这一节与其说是写方鸿渐相亲，张吉民择婿，倒不如说是为了彰示张吉民的媚外心理。在《围城》中，钱先生借助外文给这种奴颜与媚态进行“取影”，给予彰显和突现，就是要对崇洋媚外的丑恶社会风气进行批判。
（四）新颖别致地创造幽默和诙谐。钱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昆仑。他诙谐幽默，充满着智慧之光。他的作品常常显露出幽默风趣、生动诙谐的语言格调。在《围城》中，许多外文的夹用都是为了谋求一种幽默和诙谐的艺术氛围的。方鸿渐去三闾大学之前，邀请赵辛楣、董斜川上咖啡馆。不料席中方、赵因唐晓芙而生口角，方气愤地离席而去。因为主人已走，作为客座的赵、董二人又未带钱，无法结帐，被扣在咖啡馆里，于是赵辛楣打来电话央求：“哙，老方呀，我道歉可以，可是你不要假生气溜呀，今天你做主人的没付帐就跑，我做客人的身上没带钱，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S.O.S.快来，晚上一杯水酒谢罪。”话中夹杂的“S.O.S.”是国际通用的呼救信号。这个词一用，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使方鸿渐一听忍不住笑起来，立即答应去。
方鸿渐看见唐晓芙即情思恍动，可又担心她已有爱人。在电车上见一对青年男女喁喁情话，女的刀尺厉害，就“忽然想唐小姐并不十分妆饰，刻意打扮的女孩子或者是已有了男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兴趣，发现了新价值，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唐小姐无意修饰，可见他心里并没有男人。鸿渐以为这个结论有深刻的心理依据，合严谨的逻辑推理，可以背后批Q、E、 D、的。”这里的Q、E、D、是拉丁文“quod erat demons trandun ”的简缩，是几何学上的一个惯用语，意思是“证明完毕”。它的夹用，使语言显得幽默诙谐，鲜活有味。同时，这种生动有趣的语言还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方鸿渐那种“大功告成”的得意心态。
成因：主客体的自然融合。
外文在《围城》中大量地被夹用，既准确又流畅，鲜活独特，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功能。这种成功，是主客体两方面自然融合的结果。
（一）上海特定的接受环境。作品是否能被读者接受，是钱先生一向很重视的。早在上大学期间写作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即已指出：“文章要旨，不在其题材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足见其对文学接受的重视。这种文学观必然会使钱先生从遣词造句到构思立意都认真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围城》大量夹用外语，是以上海这个特定的语境为基础的。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加深，十里洋场的上海殖民文化色彩日益加剧，语言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言混杂，外国语越来越多地在交际中出现，产生了“洋泾浜”语言现象。这就为《围城》夹用外文提供了接受基础，使读者不会因有外文而生文字障碍，影响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后来，限于读者群的扩大，接受环境发生了变化，夹用的外文有可能成为读者的接受障碍时，钱先生就在定本中给一些外文加了汉语脚注。
（二）创作题材的决定。《围城》主要写的是一群欧美留学生归国后的生活，其意图是要以此对近现代以来在“立人”与“救国”问题上出现的偏失进行反思。写留学生题材，在一群喝过洋墨水的人物的生活中，本身就不排除外语的运用。因此，在《围城》中夹用外文，不仅与人物的身份妥贴，而且与整个题材协调融洽。
（三）钱先生扎实的外语功底是基础。钱先生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曾担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不仅如此，他还精通法、德、意、拉丁、西班牙语多种语言，他的外文，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对其文化蕴含和功能全部融通，烂熟于心。这种外语功底，正是钱先生在《围城》中大量夹用外文的基础。这种功底，使得小说中的外文各得其所，各显其彩，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钱先生独特个性的制约。钱先生的个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狂狷、好批评人和好挖苦人；二是谦虚谨慎；三是幽默俏皮。这种个性往往使他遇人遇事有见地，不人云亦云，对自己要求甚严，目标很高，也使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灿莲花，隽思妙语，令人捧腹大笑。《围城》中外语的夹用以及它所显示出的流丽、妥切与生动机趣的特色，与这种个性有着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围城》中夹用的外语是有着多向度的功能意义的，既是写作技巧的灵活运用，显得新颖别致，更是非凡的审美创造，具有丰富深厚的审美价值。这是特定的创作题材和接受语境决定的，以作家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外语功底为基础的，显示了独有的品格。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为论述的方便，从写作和审美两个角度来探讨了它的功能意义，但互相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可以绝然划开的。其实，多向功能并存与交叉在作品中是大量的，只不过有主次轻重之分罢了。这恰恰说明钱先生艺术的高妙。
收稿日期：1997—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