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与大写的历史的再现——评《我的父亲邓小平》兼谈领袖传记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人与论文,传记论文,领袖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毛毛（即邓榕）先后以六年时间，从蕴酿积累到最后完成《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写作之时，她恐怕没有想到出版后竟是如此的轰动，更没有想到这本极其严肃方正、价格有十几元之高的书竟为不法书商所盗版；而只是倾吐着她对父亲及其所走的那段辉煌历史的崇敬、缅怀之情，以完成自己向往已久的一个夙愿。可是，从接受美学和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以为《我的父亲邓小平》获得这样特殊意外的效果，却也是颇合情理的事。这个中的道理，不仅因为邓小平是中国第二代领导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的特殊的领袖高位，使他天生具有一种万民瞩目的明星效应；更主要是作者锲而不舍的韧劲与她基于特殊环境条件的特殊情感的巧妙融合，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别人往往所没有的真实份量和艺术感染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扎实而又完整、系统的邓小平形象。
为领袖人物作传，是很具难度的工作。一方面，出于严肃的政治性，也出于对社会对读者的负责，在现阶段我们是不能随意驱策虚构想象的，需要严格地遵循历史大关节目的真实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逻辑，这给领袖传记的创作带来了许多难以逾越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传主对象生活在高层的领导核心，接触的基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加之年代久远，一般的作者是很难进行史料搜集采访的。特别是像邓小平这样一个具有90年生涯、70余年革命历程而又性格内向、不愿他人为他作传的健在领袖来说，要将他写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难度就更大了。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许多作家都从领袖身边的贴身卫士、保健医生、阿姨等人那里广撷材料，通过对领袖平民化、生活化的描写来塑造其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对于解放思想，破除多年来形成的个人迷信是一个很好的反拨，也颇能满足普通者的窥伺欲和好奇心。但这种专事领袖平凡琐事的描写却也存在着对重大历史真实无奈、回避、讨巧的倾向；并且老是一味地这样写不仅有失浅显琐碎，而且时间一长遂成新的公式化、概念化，它于领袖题材固有的深邃丰厚的历史内涵以及传记文学的艺术创新是很不相适的。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毛毛凭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通过对父亲身边的许多革命前辈调查访问的基础上，以挫万物于笔端的开阔视野将邓小平放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加以表现，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它标志着领袖传记文学的日趋深化。置身作者构筑的历史世界，我们首先为它的广阔深长的历史容量吸引住了。作品的时空背景是1904至1949年的这45年间（1949年到现在的这45年将在下卷展开）。虽然它写的是邓小平个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大写的“人生历史”，但随着人物思想性格成长发展依次展开的，却是近现代中国整个波澜状阔的大写的“时代历史”。在这里，传主邓小平既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经线，也是粘合他那个时代风云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纬线。从纵的来看，它通过“族宗寻迹”和“大颓大败的民族悲史”的回顾，将笔墨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结尾还将邓小平后半生的故事梗概作了介绍，前后跨越的历史有150多年之长。从横的来看，它写了个人家庭、家族、四川故乡，也写了家事、国事、军事、艺术；触笔不仅囊括国内、党内、统一战线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将万里之外的法国和前苏联的有关生活引自笔端。真可谓包罗万象，堪称是时代历史的镜子。尽管在具体描写中还尚存重史轻诗、宏观有余微观不足的缺点，但她终究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塑造了邓小平形象，较为成功地再现了一个大写的人和一段大写的历史；也与近年来专门荟集领袖生活琐事、只见人物不见历史的许多“人化”乃至“俗化”的作品严格区别开来，为领袖传记文学走下神坛圣殿之后如何出新、求深、致真，进一步提高发展作了可贵的艺术探索，带来了一片葱茏的新绿。
按照《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的条目解释，《我的父亲邓小平》当属“来源性传记”或“原料性传记”。准确地说是名人子女写名人的传记。中外文学史上，名人的子女写名人的作品是很多的，但他们并不都恭维他们的父母，非议的也大有人在。毛毛与之截然不同，她对父亲的描写，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和挚爱之情。这部传记可以说是她作为女儿也作为晚辈献给父亲和革命前辈的一曲颂歌。但崇敬并不神化，它使我们读时仍能感到真实可信。这里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处理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作者不仅有深长恢宏的思维视野，而且还有真实至上、直面历史的艺术真诚。从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真实准确地把握了传主的“这一个”个性物质：(1)邓小平不是先知先觉、手操胜券的神性领袖，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而是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之中，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低水平到高水平，才一步一个脚印成长锤炼而成、寻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如在旅法勤工俭学期间，作者就如实地描写他没有参加“拒款斗争”和“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两次大型斗争而只是在学生联名给蔡元培的信中签了名；虽然在《赤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言辞泼竦、颇具机锋的文章，但却缺少应有的思想深度，尚未上升到理论和政论的水平。这不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也合乎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邓小平思想性格的内在逻辑。诚为作者在描写中述评：因为此时的“父亲虽已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虽已饱受勤工俭学遭遇的磨练，但那时的他，还仅仅只具有初步的觉悟和进步意识，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感召，还未跻身于自觉地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行列。”所以，艺术地表现了这一切，这就使作者笔下的邓小平形象“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其思想性格显得既较为丰富而又富于动感。(2)邓小平性格内向、不拘言笑背后蕴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忱的爱，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本主义思想、忧患意识和求实而富于开拓的革命精神，像红线一样地贯穿他充满传奇的一生。这既是他从凡人走向伟人或曰走向伟人的凡人的精神内驱力，也是他长期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成为中国人民忠诚儿子和杰出代表的根本命脉。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人物内在的精神实质，使其思想性格的描写顺理成章地由一般外在的史实层向内在的心灵层转换。以此衡之，我们自然不能说《我的父亲邓小平》就达到了这样的化境。在对传主精神思想的把握上，本书往往较多地着眼于历史本事的观照，史实性的记叙超过了心灵性的披沥。但它毕竟准确地揭示了人物这一精神之光，并将其作为丰富、深化邓小平形象的一个很重要艺术手段。就拿刚才所说的邓小平旅欧时的表现来说吧，这期间邓虽幼稚、不成熟，但其内在思想感情在历史环境中的新变，包括理想、信念、意志、毅力、精神面貌诸方面，作品还是给予相当充分的映现。这样，我们就不但知其人物之所然，同时还知其他为什么所然。于是全书的人事描写就程度不等地从历史进入心史的范畴。
也许是年龄与价值观相近的缘故，我对作者描写时所表现的对社会人生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特别感兴趣。这种终极关怀主要是社会责任心、时代义务感以及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参与意识、历史意识等。它在书中如此鲜明突出的强化式的表现，其功能作用以至远远超出了一般教科书所谓的夹叙夹议而直接成为沟通作家——传主——读者彼此对话、催发整体文本艺术感染力的枢机所在。翻读作品，我们随处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写到这里，我都已经热泪满颊。”“我们这些后辈，面对他们，常常会从心底泛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同时伴随的，便是那自我惭愧和一点淡淡的忧思。”“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这些话的大量引进穿插，其实是可以看作这部传记创作的初衷意念的，它跳动着作者火热的心。这既是她主体情感热烈投入的标志，也是她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价值观的突出表现，读来往往具有迪人警世的力量。有人曾把领袖传记文学称之为“警示今人，启示后人，功在千秋”的崇高美的伟大创造事业，《我的父亲邓小平》就是这样一部书。它给予我们最大教益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直面现实的社会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这样才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的一生。
近年来，我国文坛出版了大量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品，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的瞬间》、《地球上的红飘带》、《霜重色愈浓》、《遵义会议纪实》、《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等。有关这方面的创作不仅发展快、数量多而且成就堪可称道（详见拙文《论近年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但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和商品经济大潮的消极影响，这之中的确也存在日益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有些作家屈从钱袋，不加批判地照搬欧美所谓的“病理性传记”，或专捡那些柔软绮靡的东西，热衷于“秘闻”、“绯闻”、“内幕”的大曝光，这只需看看诸多传记赫然冠之以《×××野史》、《×××外传》、《×××秘闻》之类故意耸人听闻的标题就很清楚了，或视历史为儿戏，仅凭道听途说或很不全面的材料就信手编撰，甚至贬损诬蔑革命领袖，如被查封的《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一书就是非常典型。或格调低下，情趣庸俗，为了以广招徕，不惜津津有味渲染一些无聊的内容，去迎合读者中一部分人的低层要求。凡此种种，不仅造成了领袖传记在艺术上向媚俗化的大面积滑坡，更为严重的是混淆、误导视听，损害党和领袖的形象。广大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对此是很有意见的。
众所周知，领袖传记文学是当代文学中非常严肃而特殊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意义作用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领袖传记文学创作当然也需要多样化，而不应朝着简单划一的格局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像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样以强烈的价值关怀之情去书写大写的领袖形象的，无疑值得我们特别推崇而应成为创作的主流。因为领袖虽然是人不是神，但毕竟是伟人。惟其是伟人，这就越是需要我们站在历史时代的高度对他的思想性格、功过是非进行深刻全面的审视。现在，领袖“人化”（从神到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们该是重新呼唤伟大崇高的时候了。这也是当今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的社会向我们传记作家提出的要求。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