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明[1]2000年在《农业投资项目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的宗旨是吸收国际农业投资项目分析的方法，借鉴其成功经验，改进我国农业投资项目分析的技术和方法，改善我国农业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行的管理水平，以提高我国农业投资项目的效率和效益。本研究分两大组成部分，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主要问题研究方面，本文将在概述国际通用投资项目的分析方法的框架基础上，根据近年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做的农业投资项目分析实践，并结合我国农业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重点研究农业项目投资分析的理论依据、关键性问题及其案例实证分析。 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前提和基础，而农业投资又是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进而对农业投资的研究已成学术届及决策者的关注重点之一。其研究重点在检讨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投资政策，阐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归纳农业增长与投资的正相关系，结论大都则为呼吁决策者从国家预算“馅饼”上为农业切出较大的份额。诚然，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尤其是在最直接体现财政政策的预算分配层次，争取更多的农业公共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同时挖掘其他农业投资渠道（如信贷、债券和私有部门投资等）也是十分可取的，其目的均在于增加农业投资总量。本研究基于赞同扩大农业投资总量的基础上，将着重探讨如何通过投资项目形式，提高已有投资资金的利用效率。 项目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然而资金短缺和由于其通用二 农业投资顶目理论U实践州究性O）所引起机会成本，将成约索或掐导投资顶目的重要因素。因此，以谋颐效益（包括经济、杜会、环擦等方面）最大（佳）化的投资项目分析就自然会成为学术界及决策者关注的霎耍课题。 毋容置疑，在有限的农业投资资益匣用过程中，浪费、无效或效率低下的现霎时常发生，换言之，提高农业没资效益的潜力是巨大的和现买的。当然，农业投资顶目分析井不以取代综台的农业发展战阴，同阿项目一级活动也无法确定优先投资领域，或制定价格政策。但是在有既定的农业发履战略，有明确投资目标的靓提之下，投资项目分析可以保证项目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须目目标的顺利实现。 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下问题： 通货膨胀（紧缩）对经济及财务分析的影响：在项目经济分析和财务分析中需亘接考虑通烫膨胀的影响。原因有如下方面：第一，实际贷叙和需求及支付款额亘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通这通掇膨胀率影响项目的财务收益。主要表现在通过对项目税收的壹接间接影响，比如若企业硕目固定资产窒估滞后于通贸膨胀，资产折旧额实际价格将变低，田此所得税纳税基数将会提高。另一方面，若项目贷煎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顶目实际得到了隐性补贴；通货膨胀率影响现金流回，尤其是在项目大回依赖8义利率较高贷款的懂况下。严格说来，项目的筹资偿款所发生的财务费用井不影响项目的经济分析结果，也不会影响项目的经济净现值。然而若项目在财务方面谁以维持，夏经济效益弧谁以实现。另一方面，通厌膨胀可以通过税收对利益分配方面的产生影响。因此，尽管经济分析要以实际价格进行，按惯例应使用8义价格建立现金流回表以正踊恼计筹资的需要。以实际价格表示的现金流匹用以计算财务或经济净现值或内部扳酬串以及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名义价格建立现益流亟需要迸行通货膨胀预测。 J＄b 3 农业项目分析中目前通常的做法是以实际价格来建立现金流回进行经济和财务分析。如上所述，项目分析中，尤其是财务分析中，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会造成对财务收益错误估瞩。 项目的凤险分析：项目的财务和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对主要变毋（如产品投入产出物的价格）的最佳预测的基础之上的。而宋来是十分难以准确预测的，困此这些夫键变回很难用一个单个翻值来表示。这慧昧着计羹项目的成本与奴益必须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溉宰判断。而这些判断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财务、经济分析的结果。欧感性分析是一种比较酉接简单的风险分析工具。它主要通过改变影响顶目效益的主要变回来分析顶目的风险性。厕感牲分析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不考虑变回发生变化的慨率以及变回之间的相关性。菩虑到上述原因正确估计顶目的风险需要采用摸拟枝术。豪特卡罗谨似是风险分析中常用的方法。它能够克眼敏感性分析的同限性。当然与欧感性分析相比，它需要更多的数据资料及经验判断。本文探讨具在农业项目分析中的应用。 项目成本回收及产品或服务费用定价：农业公只投资项目与真它公共投资项目一样，面临着如何回收投资成本的问题。投资回收的蔓本原则是产品或者眼务的使用者应支付提供该产员或眼务所消耗的经济成本。这一原则在实际谓况申很难实施，许多公共投资项目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以补贴的?
刘忠[2]2015年在《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属于世界性难题,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特征使农村金融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也是促进新农村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引擎。当前,我国正处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普惠金融”第一次写入党的决议,意味着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春天到来,作为十三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村人口的我国来说,发展普惠金融的重中之重必然是发展普惠型农村金融,因此,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普惠型农村金融与以往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不一样,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需要兼顾商业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目标,达到两者协调持续发展。我国从2003年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2006年至2011年成立24个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其中,6个试验区以建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而红色革命老区广西百色田东作为6个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之一,更具有典范意义,其改革好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革命老区广大老百姓的脱贫至富问题,更是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本文力图根据作者多年的金融工作实践,通过对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进行实地考察和问卷,以对我国普惠性型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考察为主线,广泛吸收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探索,以广西百色田东的普惠型农村改革实践、绩效、可复制性和政策等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和思考。本文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阐释,并以农村金融市场特征、结构、体系为切入点,对农村金融的约束性、普惠式发展约束性、融资方式、成本收益、信贷激励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试图探究农村金融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其次,在梳理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外典型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的模式和经验,同时,描述了我国当前普惠式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第三,结合关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规律,对我国的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从“机构论”到“功能观”、从“政府”到“市场”,再到“政府与市场”的理论演进规律,寻找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的理论融合点,在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新思路；第四,重点对广西百色田东县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进行考察,对田东农村金融改革背景的特殊性、实质性、复制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田东模式”的可复制性结论；最后,基于广西百色田东县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和国内外发展普惠型农村金融的成功经验,从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和发展新业态、鼓励创新、市场选择等五个方面提出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思路和对策。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融资博弈性结论。本文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农村金融的供需进行分析,得出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缺口的对策是：政府应该对金融机构涉农业务设计激励机制,对农户融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管,促使市场达到充分有效,使农村金融供需均衡得到帕累托改进。(2)理论融合性结论。本文通过对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两大理论历史发展进行论述可见,发展普惠型农村金融是一个新思路,其融合点在于发展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新模式、新业态,最终打造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完善的普惠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3)两性兼容结论。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规模经济、成本边际递减理论认为涉农金融机构的普惠型金融服务的广覆盖达到一定规模后,其收益必然会随着涉农业务量的增加而增加,最终达到金融机构服务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相兼容发展的结果。通过对田东模式既普惠型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提出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思路：全面建立充分、有效发挥其金融功能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让广大被正规金融排斥在外的农户、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等都能及时地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因此,通盘考虑各项农村金融改革政策措施,政府应该从金融改革创新战略的高度来对农村金融改革政策进行顶层设计、科学筹划和整体融合,推动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创新、市场等各种因素良性互动,推动普惠性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构建、完善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
曾万明[3]2011年在《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统筹城乡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破除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历史沿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实质性转变,城乡差距仍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进入发达国家序列必须完成的任务。2003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城乡统筹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探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和实现路径,以期为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提供借鉴与参考。1、论文的主要内容全文共分九章,除第一章导论外,在结构安排上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文献综述、国内外实践和基本理论部分。后四章为第二部分,主要是探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途径和方法。(1)导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界定以及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总结了创新与不足之处。(2)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对国内外一些相关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并对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第一节,国外城乡发展关系研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论、杜能的“孤立国”理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等国外城乡发展关系的代表性理论,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述。第三节,国内统筹城乡发展研究。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分阶段总结了国内学术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进程。第四节,研究述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的发展相当迅速,研究也较为深刻,在许多方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但仍然存在着理论体系有待完善、研究范围相对局限、研究内容不够丰富、评价指标涉及很少、持续性评价研究不足等问题。(3)国内外城乡发展关系的发展、变迁与实践。追溯国内外城乡发展关系的历史演进,梳理和研究各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启示。第一节,国外城乡发展关系的演变及启示。美国、英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沿着“合—分—合”的历史轨迹正步入城乡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选择农村工业化作为实现城乡共同发展战略。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第二节,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发展关系的变迁与实践。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产生差距,到差距趋向缩小、到又急剧扩大、再到走向统筹协调发展的过程,可以概括分为城市优先发展阶段、城乡互助发展阶段和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等三个阶段。(4)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介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发展的基本态势,剖析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问题及原因,阐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撑条件。第一节,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发展的基本态势。从生产要素配置、生产生活方式、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第二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原因剖析。从宏观视角分析了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第三节,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必然与现实意义。从历史必然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对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第四节,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撑条件分析。从工业化、城市化,财政投入、农村金融体系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条件。(5)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分析评价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框架,阐述统筹城乡发展科学内涵及基本理论问题,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一节,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基础。重点研究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分工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第二节,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框架。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旨在用统筹的方式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对接与融合,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市场经济动力机制、城市扩散动力机制、农村内部动力机制以及外部发展动力机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总体路径。阐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手段,提出我国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第一节,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统筹城乡发展最直接的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其战略重点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战略手段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发展。第二节,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路径。分析探讨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生态保护等“六个一体化”的发展路径。(7)统筹城乡发展的成都模式—基于成都“试验区”的实证研究。总结了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重点领域和基本经验,对成都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第一节,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第二节,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领域。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在产业互动、财政、金融、土地、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探索,着力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第三节,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经验。“成都模式”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典型模式,特别是在规划、产品供给、生产要素配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其诸多尝试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第四节,统筹城乡发展“成都模式”的特殊性和普适性分析。“成都模式”具有其特殊性,其他地区不能照搬照套。但同时“成都模式”的许多做法也具有普适性,在产业发展、农村资源配置、投融资平台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做法和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8)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难题和现实障碍。探讨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运用上存在的缺陷,分析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第一节,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理论难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过去的城乡统筹理论从研究的重点、起源、角度等来看,对发展中国家来讲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而且这些理论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进行,在运用上也存在一定缺陷。第二节,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在实证分析成都试验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仍然面临城乡产业互动、农村土地改革、财政投入、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改善城乡发展的总体环境,发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推进城乡不断融合,实现统筹发展。(9)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成都为例。在对“成都模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构建一套科学的城乡一体化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评价模型,并利用评价模型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静态、动态分析,综合评价。第一节,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在介绍成都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指出成都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第二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评价指标体系原则、逻辑等入手,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对统筹城乡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结论及政策建议。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方向和相关政策建议,并提出未来可能拓展方向。第一节,研究结论。主要包括：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和条件；探索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路径；总结了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模式。第二节,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方向。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突破城乡要素配置的制度约束,具体方向主要有：构建区域产业互动良性机制；推进土地产权向农民“还权赋能”；构建有效的新型农业融资平台；建立全覆盖、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第三节,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构建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调整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改革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等。第四节,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城乡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总结推广等。2、论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形成创新点：(1)丰富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内涵。对统筹城乡发展科学内涵、目标体系、总体路径,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分析研究,解释我国城乡分割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非均衡发展现象,深化了对中国统筹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丰富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内涵,为我国缩小城乡差距,推行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依据。(2)探索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模式。对统筹城乡“成都模式”的经验的实证分析,总结提炼个性和共性规律,得出“成都模式”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结论,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对策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障碍。在探讨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存在缺陷的基础上,以成都试验区实践为例,深入分析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现实障碍,为进一步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加快统筹城乡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建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体系。对“成都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方法,为建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参考。
戴广翠[4]2009年在《森林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气候变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干旱缺水、物种灭绝、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与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改善生态、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需求。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环境服务功能。世界各国通过保护、恢复和增加森林植被以满足人类社会对森林环境服务需要的努力实际上就是森林环境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生态工程建设等措施不断增加森林环境服务的供给,但是,相对于社会对森林环境服务的需求来说,缺口仍然很大。由此,如何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本文在选择森林环境价值理论、评估理论、核算理论、供需理论、交易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搭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森林环境服务业的概念、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进行了定性分析;通过对我国森林环境服务的供需缺口分析,得出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必要性;通过对我国森林环境业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的分析,得出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可行性;通过对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和蛟河市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实证分析,提出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可行方式;鉴于国外森林环境服务等生态建设事业较为发达,本文也对发达国家森林环境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以资借鉴;最后,作者讨论了发展我国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对策及相关政策。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系统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对森林环境服务业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分析了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研究关注了在林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森林环境服务被社会无偿使用的数量,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应给予支付的数量。基于此,作者提出以政府为投入主体的现行政策模式并不能消除林业经济正外部性,森林环境服务业有待得到重视。第三,系统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基于系统分析原理,探析不同层面的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融合。选择我国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和蛟河市为案例,开展案例分析方法,以拓展和丰富具体分析的一般性结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森林环境服务业可被定义为特定环境服务依托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者或产权所有者作为服务的供给者,以社会公众、特定行业、群体作为服务的需求者,通过经济手段或供需双方达成的特定规则,促使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予以对应,并根据特定的管理规定,通过产业组织的方式来进行森林环境资源的培育,使之发挥环境服务功能的一个行业;第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森林环境服务业具有重大的现实需求,且目前由政府主导的森林环境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迫在眉睫;第三,当前可通过森林环境服务业产业化发展,促使个人或法人组织成为森林环境供给的主体,弥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作为供给主体存在的不足,使得我国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具有可行性;第四,以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和蛟河市为案例,通过评估与核算森林环境服务价值,将森林环境服务的受益区界定为全国或全球、当地、省内,受益行业界定为旅游业、水利水电、城市供水、农业和渔业等,从而提出了通过市场机制发展森林服务业的可行方式;第五,通过回顾和分析国外森林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得出公共财政支付和市场手段的融合是发展趋势,森林环境服务市场工具的运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第六,提出我国发展森林环境服务业的对策与政策建议,包括组织形式、制度保障、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撑。
杨翼[5]2013年在《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世界各国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一直受到相关学者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已基本走完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经济社会结构也由二元转化为一元,乡村和城市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普遍存在,城乡关系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其城乡关系问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更是具有全局性、关键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城乡分治的制度,通过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步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但受制度和市场惯性的影响,城乡差距并没有随之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方略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村社会事业投入、支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等；各地也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因此,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相关理论以及实践经验展开,着重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和指标体系。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经济机制的分析,厘清在宏微观层面城乡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和机制路径,从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给予理论指导。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评价中国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合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和实践评价,借鉴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与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挑战、战略框架、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初步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现阶段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总言之,本文主要分析探讨了以下问题。一是,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本文分别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背景、特征及意义出发,系统分析了其内涵与外延。本文认为,统筹城乡是指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把农业和工业视为互为条件、同步发展的有机整体；把乡村和城市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把农民和市民视为共享发展、权利平等的有机整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使城市和农村良性互动、公平发展,以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二是,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本文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经济机制是对城乡发展中各主体以及影响它们的各种关系、运行环节的总称,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涉及城乡关系的各个主体及其关系诱致性调节和强制性变迁,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矛盾、和谐城乡关系,从而使乡村和城市实现协调、平衡、融合发展的机能。按照这一概念,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将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分为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从微观上看,机制设计要聚焦于资源要素的均衡配置,明确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路径选择,阐明城乡区域间的空间作用机制；从宏观上看,机制设计要聚焦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化这一目标,明确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基本思路和路径选择,阐明城乡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因此,城乡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空间作用机制是统筹城乡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通过健全城乡空间作用机制,增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有序流动,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通过健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居民在生活生产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差距。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机制的系统分析,为分析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打下了理论基础。三是,构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涵盖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城乡知识水平、城乡卫生和健康差距等内容组成的统筹城乡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此体系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进行了评价分析,揭示了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整个演变过程。从实证研究的结论看,2000年-2004年,中国统筹城乡发展指数是下降的,表明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自2004年以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指数不断上升,表明随着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城乡差距出现了逐步缩小的局面。四是,剖析了国内二元结构形成的背景和原因。本文从纵向分析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从产业政策、要素配置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匹配,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一直较大。分析了中国处理城乡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快速发展导致的带动就业能力不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提出的挑战；城镇化质量较低,对现代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提出的挑战；农业基础薄弱,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明确问题所在及其形成的原因,为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路与政策做了铺垫。五是,总结了国外一些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经验。在横向比较上,本文选择了先行工业化的美国、赶超工业化的日本、新型工业化国家韩国、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巴西等,对它们在处理城乡关系方面的做法进行了介绍和梳理。通过比较分析,本文提出了国外的主要经验借鉴：一是发挥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作用；三是必须依托产业发展规模,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推进；四是在国家调控工农城乡关系的工具运用上,高度重视运用立法工具,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五是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部门有序转移。六是,采取实地调研的方式,对国内一些城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实践进行了总结。本文对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河南省新乡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系统介绍,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经验：一是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布局；三是积极培育特色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四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构建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并从财政、金融、土地、劳动力等方面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借鉴。七是,分析提出了当前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要以构建城乡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为总体目标,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战略主线,以发展县域经济为重要纽带,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为保证,以破解城乡二元制度为关键环节,从而搭建了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并从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与用地管理、发展规划、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在经济机制分析上,分别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出发,探讨研究了城乡间的空间作用机制和公共产品投入机制,进而构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丰富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视野。二是在统筹城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建立了涵盖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城乡投入水平差距、城乡知识水平差距、城乡卫生水平差距的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统筹城乡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测算了统筹城乡发展指数,丰富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的理论成果。三是在研究路线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经济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国内外发展实践的研究结论,较为系统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路径选择和思路建议,结论更具客观性,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张亚军[6]2004年在《上海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由传统型向现代集约型方向过渡，作为现代集约型农业示范窗口的农业现代科技圆应运而生，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上海金山区近年来也在借鉴学习过程中对现代农业圆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将从金山发展农业现代园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回顾了农业现代园发展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农业科技园区的内涵、特点和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其次结合金山农业现代园区的发展实践，首先介绍了发展的背景，已经取得了成绩，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关系园区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制度工程—金山农业园区总体规划，并就园区的开发管理和运行特点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阶段园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一)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发展符合国情、市情、区情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突出五大原则；(二)强化农业高新技术创新成果和资本市场结合，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三)近一步明晰关系，明确各行为主体角色定位；(四)强化园区内部创新意识，培育和打造园区核心竞争力。
臧明仪[7]2006年在《中国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策性金融问题一直是中外专家学者、法律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致力寻求最佳答案的重点热点问题。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建立现代政策性金融体系是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 1994年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形成。十几年来，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现行结构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1、政策性金融机构种类少而且业务范围比较狭窄；2、政策性资金筹措与运用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3、政府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存在着缺陷；4、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外部的关系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等等。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与探讨。 本文以市场经济理论、转轨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研究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造入手，借鉴国外的政策性金融发展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建议。 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首先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包括政策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状况。旨在说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设计是与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等各种综合因素相关的，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建立符合实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第二章通过对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总结性回顾，分析了政策性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政策性金融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相应提出了未来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战略。 第三章作了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国别比较。介绍了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和法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并重点介绍了国外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
杜庆[8]2016年在《湿地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荒漠-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区(黄土高原-风沙区)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的缩影,也是鸟类迁徙途经地和重要的繁殖地。为加强保护区的保护和建设,2014年国家启动“中央财政湿地补贴项目：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以下简称试点项目)”。本文研究以“试点项目”为例,从湿地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文献整理及资料收集,探讨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同时,通过现地调查、问卷调查、座谈交流以及研讨会等方法,全面系统的总结“试点项目”的经验,旨在为今后类似湿地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保护区生态补偿范围应在三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划分的基础上,确定由于所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造成保护区及周边农作物损失的范围。(2)通过利益相关者分析,湿地生态补偿主体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企业和个人、湿地管理部门(保护区管理局)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补偿客体为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居民、湿地管理部门(保护区管理局)、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企业、个人和湿地所在政府。(3)运用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和条件价值法分别计算出机会成本损失价值为69.89元／(亩·年)、直接经济损失价值为31.8元／(亩·年)以及农户意愿值为140.67元／(亩·年)。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时,将直接经济损失价值作为其下限,农户意愿值为其上限,采用机会成本损失价值作为补偿标准。(4)选择湿地生态补偿方式时,应考虑到保护区湿地生态补偿主客体的多样性、社会及个人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目前湿地生态补偿方式最合理的方式是社区共管。(5)总结此次“试点项目”经验包括：生态补偿过程中应全面考虑群众(农户)的需求,同时,生态补偿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保护区相关科研工作应受到重视。
董慧慧[9]2008年在《山岳型风景名胜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山岳型风景区作为风景区的一类,显著特征就是风景区以山岳为主体。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和丘陵约占国土面积的2/3,相应地,山岳风景区在数量上居于首位,成为最大的一个类型。有关现代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报道,但是,在规划过程中也暴露出规划理论及方法上的不足。本研究拟以白云山项目为实例,研究怎样科学地组织风景区的风景资源,更好的开发建设山岳型风景区,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并能充实和丰富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论文介绍了山岳型风景名胜区的概念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述;提出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山岳型风景区规划的基本理论以及规划的内容;论文结合实例对山岳型风景区规划的方法进行探讨。在对白云山风景名胜区进行资源调查,并对其景观资源进行筛选、命名、分类分级评价的基础上,对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条件进行了分析;对风景区的游人容量进行的测算,并预测了近远期的游人发展规模;对风景区的性质作了合理的概括;对白云山风景区的道路交通、风景游赏、旅游设施、风景保护培育、典型景观、土地利用协调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并绘制了详细的的规划图;最后提出白云山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对策和建议。论文提出在进行山岳型风景区规划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原则:1.保护性原则:山岳型风景名胜区要进行分区保护,根据各项资源,分析确定合理的规模容量,确定各建设项目的保护措施。2.可持续发展原则:山岳型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规划必须以发展生态旅游为主,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景观环境保护、旅游开发与自然生态保护、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延续、旅游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开发与市场需求这五个关系,适度开发,避免不当的开发利用,造成环境的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3.协调性原则:建立各级旅游假日协调组织机构,建立各项措施及应急预案,应对假日及旅游旺季的旅游热问题。4.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宣传,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理顺管理体制,避免多头管理;建议实行VIP制度。
杨志平[10]2012年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我国的经济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过程,关注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历史经验、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对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论文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主要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基础。第三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历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章至第九章,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章,系统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时代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其经济学方面的时代价值,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论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创新之处：第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选题的新意在于论文作者并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思想单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而是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为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对某一位领导人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分析、概括,或是侧重对某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多,种类丰富。而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三,从作者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在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报告、讲话精神,而本论文作者则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
参考文献：
[1]. 农业投资项目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学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0
[2]. 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忠. 武汉大学. 2015
[3]. 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D]. 曾万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4]. 森林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戴广翠.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5].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翼.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6]. 上海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亚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7]. 中国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D]. 臧明仪.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8]. 湿地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杜庆.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9]. 山岳型风景名胜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D]. 董慧慧. 福建农林大学. 2008
[10].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D]. 杨志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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