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党积极稳妥地领导政治体制改革，20年来取得明显成效：既保持了政治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功地避免了体制转换过程中常见的“政权易手”、“规范疲软”或“旧者已亡而新者未立”的无序状态。本文拟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谈几点体会，以求教于专家同仁。
一、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
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制度改革和创新都必然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上的变革。通过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逐渐瓦解旧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确立新制度的价值观念，创设有利于新制度运作的环境氛围。
脱胎于革命战争，适应计划经济需要，以中央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原政治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等诸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随着日渐暴露的重大弊端而减弱。这种高度集权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中央高度集权，地方、企业没有积极性，忽视民主法制建设，权大于法，导致政治生活中“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崇拜，犯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错误。而政治体制却无力加以防止和约束，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坚定地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而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6页。）这就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发出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则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目标、主要内容、原则步骤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从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97页。）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把人们从教条主义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神圣化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并为政治体制的顺利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我党从1979年开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于1982年修订了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符合改革开放现代化需要的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修改人大选举法，实行差额选举，扩大代表直选范围到县级，加强了旨在实现领导班子“四化”、提高行政效率的机构改革，迈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判断各项工作是非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2页。）。解决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姓资姓社问题，从而在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推进机构改革。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纳入基本纲领的范畴，从而强化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报告第一次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并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我党面向21世纪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并把构建一个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从而更加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大大拓宽了改革的领域，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揭开了新的一页。
由上观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深入发展，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舆论先导。其意义十分重大。
二、改革的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邓小平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9页。）人民民主专政是手段，邓小平强调：“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9页。）改革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利益的再分配，加上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搞和平演变；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寻机捣乱，阶级斗争虽然不是主要矛盾，但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还可能激化。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持改革有序发展，达到国家安定、人民富裕的有力手段。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1页。）党要始终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在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2页。），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了。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排除一切思想混乱的有效保障。社会转型期，有来自右的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特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来自“左”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念看待一切新生事物等等的干扰，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分清是非，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界限。背离它，就会犯历史性错误。
三、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最大实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注：《第二个十年》第七卷，沈冲、何熙扬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1页。）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进一步把这一观点上升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从来就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受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制约，都具有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本质属性。西方议会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相对封建专制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大进步，但其国家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少数人的民主，广大劳动人民实际被排除在外。西方议会民主搞三权鼎立、多党制，总统竞选，表面上看似乎很“民主”，实际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使这“民主”不能不是“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0页。）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则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民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注：《第二个十年》第六卷，沈冲、何熙扬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页。）因此，我们不照搬西方议会民主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资产阶级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国体不符，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本对立，不能体现人民权力的至上性、全权性。
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必须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民主社会主义是本世纪末西方社会势力最大影响最巨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50年代后又成为西欧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思想，其政治民主观点主要是走议会道路，搞多党制。法兰克福宣言声称：“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当反对派的权利。”（注：《西方民主史》应克复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16页。）这实质上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贩卖资本主义民主的货色。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点在于它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同时抹杀民主的阶级性，鼓吹抽象的纯粹的“民主”。其实这也并非是什么新鲜东西，它是本世纪初为列宁所早已批判过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之再版。我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要充分注意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性。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之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所谓“新思维”，就是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殷鉴不远，理应汲取教训，坚决杜绝民主社会主义的干扰。
我们不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决定的。我国人口众多，文化素质不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搞多党竞选必然带来动乱。邓小平曾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4页。）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0页。）并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避免很多牵扯。另外，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历史选择的结果，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50年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追溯了先进的中国志士仁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处处碰壁最后才找到马列主义的历史后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历史已一再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行不通。50年后的今天，还有极少数人主张在中国搞西方议会民主制那一套，这是无视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也是无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不可动摇的现实，是注定要失败的。
四、改革的方针：积极稳妥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保证，也是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要遵循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主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主动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邓小平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因而“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6页。）“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59页。）“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7页。）江泽民同志继承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针，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五项原则：“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切实遵循这五项原则，就有利于大大减少社会利益摩擦，把政治改革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政治体制改革坚决摒弃“文化大革命”时“群众运动”、“大批判”那一套“左”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171页。）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政治体制改革有序发展。
五、改革的优化：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靠闭门造车所能完善得了的。邓小平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能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37页。）江泽民同志在接受法国《国际政治》杂志记者采访时也说过，在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既要坚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注：《第二个十年》第七卷，沈冲、何熙杨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页。）党的十五大描绘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架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目标，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又适应了市场经济对政治上层建筑的需要，体现了中国人民最广泛而根本的利益，这个宏伟目标也只能建立在综合中外一切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之上。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我国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要使制度创新取得成功，达到上述设定的目标，就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现有的进一步可供挖掘的制度资源；二是有机地可供吸纳的外来制度资源。前者就是要求我们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后者就是要求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广采众收，吸取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果实。我们拒绝西方议会民主制，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三百年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其中也含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人类文明成果，如民主的程序原则、限权原则、公务员制度、社会中介组织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等，这些并无姓“资”姓“社”的区别，可以大胆拿来为我们所用。政治体制改革也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1993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公布联邦政府改革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运作更佳和花费较少的政府。日本在1990年成立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7月内阁作出决议确立改革方案，逐步实施。英国于1988年发起一场“白厅静悄悄的革命”，中央政府30万名文官中只留2万名在白厅各部任职，其余28万将到新建立的100多个独立机构任职，承担原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承担的具体行政事务。在韩国，政府根据适时性、小政府、信息化组织、高效率行政等6原则建设新政府。（注：《中国行政改革》任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2-14页。）改革是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永恒的主题，我们要密切关注其发展动态，根据国情，及时而大胆地吸
收其成功的经验，使之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益材料。我们只有善于学习，才能克敌制胜，才能让社会主义民主之花傲然芬芳于21世纪。
六、改革的长期性：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首先从经济上看，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民主的发展进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工农业产品产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很大距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处于低收入国家和基本解决温饱向小康迈进的行列。这样的起点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物质条件还相当遥远。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此外，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建立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非易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都处于初始阶段，很不完善，带有过渡性，达到完善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因而与之配套的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需要总体设计，分步到位。
其次从文化上看，尽管我国具有少量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但普遍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近9亿文盲中，中国占近2亿。在校学生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各占1/3，职工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绝大多数（注：陈锡喜主编《邓小平理论概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85页。）。因此，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普遍吸收其参与国家管理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再次从历史传统上看，“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32页。）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特殊化等封建性质的东西，目前仍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流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解放后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又屡次遇到“左”倾错误干扰，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因此，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排除“左”倾错误干扰，不能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最后，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看，它具有高风险性，搞不好会导致社会生活瘫痪。江泽民强调指出：“历史经验说明，凡是涉及带群众性的问题和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格外慎重对待，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少说多做。”（注：《第二个十年》第七卷，沈冲、何熙杨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98页。）因此，要坚决摒弃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边立边破方法，逐步转变职能，降低风险，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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