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中“超市”的转型--基于“婚恋”杂志的历时比较_亲密关系论文

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型——基于婚恋杂志的历时性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婚恋论文,亲密关系论文,当代论文,超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6-0100-07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所在，能够满足人们对归属和关爱的基本需要。”[1]然而，随着激情在公共领域发生嬗变的同时，私人领域中亲密关系的情感也在悄然生变，其中尤以爱情法则的转变最为明显。虽然学界对于亲密关系的定义较为宽泛，但两性间的爱情关系无疑是最典型的亲密关系，研究也多直接将亲密关系具象化为爱情，故本文中的“亲密关系”被限定在“爱情”范畴。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的变迁正在打破以往的各种传统，人们的情感体验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本文所谈论的正是以爱情为代表的亲密关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变革，尤其以青年亲密关系为代表。在这个流动成为常态、个体成为核心的时代，爱情充满了各种变数，青年爱情正在进行一种“超市化”的转型。

      一、现代性中的爱情流变研究

      晚近西方的社会学家，开始针对现代性中的爱情流变著书论述，这揭示了现代人在爱情中遭遇困难与迷惘的社会现实。吉登斯从情感民主化视角论述爱情的流变及其原因。[2]贝克夫妇则主要从个体化视角来研究爱情流变，[3]鲍曼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消费主义视角出发，强调流动性。[4]

      我国学者也对爱情流变作了一定的积极探索。在对当代中国城市婚恋观的变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徐安琪等人提出，尽管青年人中婚后不可离异的意识已淡化，但社会规范依然强调良性的家庭职责和婚姻道德。[5]阎云翔则根据在中国乡村的田野研究材料指出，青年择偶经历了一场浪漫革命。[6]就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性观念的变迁来说，李银河与潘绥铭都作出了积极的关于“性革命”的论断。[7]

      整体来看，国内关于爱情流变的研究已具有一定基础，但囿于时间范畴有限等原因并未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社会亲密关系的转型轨迹，并且较少关注转型背后的深层逻辑。

      本研究以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为时代背景，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婚恋杂志历时性的内容分析来研究亲密关系的转型。资料主要来源于《爱情婚姻家庭》与《恋爱婚姻家庭》这两本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这两本杂志是根据纪实性、影响力等要求从婚恋类杂志中挑选出来的。通过对历年杂志的梳理发现，改革开放后我国青年爱情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据此对两本杂志在相应时期内的内容进行典型抽样以作具体分析，并按照爱情观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两大范畴梳理。爱情观主导话语是指具有话语主导权的言论与叙事，在杂志中表现为引言、编辑评议与编读往来；爱情纪实则是指真实的个体的爱情行为与主观体验，在杂志中表现为读者来信与爱情经历稿件。在范畴梳理的基础上，对样本内容进行简单降维分析，形成各阶段的特征，进而通过阶段间的比较总结出中国青年爱情流变的转型方向。

      亲密关系的叙事一般呈现出两种形态：主导型的公开叙事与普遍性的个人叙事。主导型公开叙事指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具有话语权的叙事，基于经济、政治及社会等结构博弈建构爱情理想与爱情话语；普遍性的个人叙事则指来自生活情境中的个体性的爱情叙事。主导叙事与个人叙事相互影响、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爱情生态。以往的研究常局限于某一种叙事，本研究力图通过“主导叙事——个人叙事”的框架，剖析中国青年亲密关系三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与特征变化。

      二、20世纪80年代：自主的社会主义现实爱

      (一)特征：自主性、社会性、稳定性、私密性

      考虑到文化惯性的滞后性，为避免转折节点的不成熟性，选择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的样本进行爱情观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两大范畴的分析。分析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爱情观的主导话语中，青年爱情首先被期待为高稳定性的，强调爱情的专一、忠贞以及道德责任；其次，爱情被宣传为一种去利益化的情感；再次，爱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共同理想与追求，爱情与事业是一体的；最后，爱情被给予隐私性，不提倡公开性。除了这些较为传统与集体化的爱情理念外，主导话语中还出现鼓励自主，要求打破封建禁忌的内容(见表1)。可见，在这一阶段对于主流爱情话语的构建中，国家不仅从促进社会稳定与建设的角度出发，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去传统化。

      

      对于属于私人叙事范畴的爱情纪实部分，主要从爱情纪实的领域与主题、爱情纪实的主体体验以及爱情纪实的关键词等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在爱情纪实的领域与主题中，核心领域主要有爱情与事业、择偶方式、婚恋选择、婚恋相处以及异地相思等方面。结合主体体验的内容，爱情与事业主题下的稿件基本都在强调爱情在事业中得到发展与圆满，这再次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是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社会性；择偶方式主要集中在相亲与介绍领域，但根据主体体验内容可以发现，自主权大大提高；在婚恋选择方面，爱情的重要性凸显；在婚恋相处方面，青年多表达与表现出郑重、谨慎的态度，稳定性较高；对于偶发的婚外恋行为，则坚持批判态度，主体体验也多为忏悔并主动结束，欲望在爱情中尚未凸显(见表2)。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爱情仍主要处于低公开度的状态，公开求爱被认为是可耻的，公开征婚多受非议(征婚多匿名)。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简单的降维分类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爱情纪实的关键词主要落在自主性、稳定性、社会性与私密性四个维度中。

      

      综合主导话语的叙事与爱情纪实的私人叙事，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是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现实爱，以自主性、社会性、稳定性和私密性为主要特征。社会主义现实爱是指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征的爱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源自苏联文化，强调艺术(文学、文化)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引申出“社会主义现实爱”则是强调爱情的社会性与高稳定性：这一时期的爱情强调“将个人情感体验附于国家建设与爱国情感上”[8]；同时，青年不仅仅将爱情追求作为一种个体性的情感体验，而是自觉地赋予其社会稳定的意涵，以忠贞、责任为己任的传统爱情观继续流行。但青年并不是完全遵循传统，基于一定的感情基础进行自主选择成为应有之义。这一时期的主导叙事与个人叙事基本重合，主导叙事主要由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形塑，国家出于社会建设与解放思想的双重考虑，既迎合了青年群体的文化传统惯性，又满足了青年群体在社会变化中的发展需求。

      (二)国家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国家政治，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改革的力量渗透于亲密关系中。

      1.国家建设与国家控制

      20世纪80年代，市场力量尚未进入亲密关系领域，国家的力量主导亲密关系话语。国家在非市场经济状态下为了促发展，仍进行着一定的经济建设动员，通过宣传建立爱情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青年们在处理婚恋问题时，不自觉地把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与个体的爱情追求和婚姻生活联系起来。

      2.“苏式”爱情模式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长期受苏联影响。作家王蒙回忆说：“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爱情主要依靠“苏式”爱情模式在运转——即与爱国激情、事业理想相联系的坚贞执著、真挚纯情的模式。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化还未大举进入国内，爱情规范在没有受到外力冲击的情况下惯性保持着“苏式”特色。同时，经济发展的策略调整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作支撑，因为政治意识对人们审美与社会价值的惯性影响，此时的爱情是理想、忠贞与稳定的。另外，国家还战略性地以妇女与情感的解放带动其他领域的解放，并借此抓牢话语权，因此，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归生活，增强了自主权与灵活性。

      三、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的浪漫爱

      (一)特征：浪漫情感性、世俗性、弱稳定性、半公开性

      20世纪90年代的抽样仍主要集中于中后期，多种变革与冲击的时代背景使得爱情观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的特征以及两者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多元。

      在这一时期，爱情观的主导话语出现了分流：一方面，爱情期待被塑造为基于两情相悦的揭露式(深知与了解)浪漫爱；另一方面，爱情又被赋予了理智性的期待。同样，在爱情与物质的关系上，爱情既被期待去物质化，又被期待以物质形式来表达。这一时期爱情观的主导话语中来源于国家政治、市场经济与非本土文化等不同的力量展开了联合与博弈，造成了主导话语层面存在矛盾与分歧(见表3)。

      

      20世纪90年代，爱情纪实的核心领域与主题主要有婚恋选择、择偶与表达方式、恋爱经历与心情、婚恋消费、感情危机以及婚外恋等方面。结合主体体验的内容可以发现，在婚恋选择中，青年大大提高了对感情甚至是激情以及深入交流的关注；在择偶与表达方式方面，公开度增加，青年开始敢于公开恋爱私密；而婚恋消费的增加、扩张与形成模式也反映了青年爱情中对物质的需求(见表4)。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感情危机问题凸显，虽然在80年代时也存在婚外恋现象，但相关的主体经验大不相同，80年代婚外恋主角大多忏悔并主动结束，而发展至90年代则多沉迷于婚外恋。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作简单的降维分类分析发现，主要落在浪漫情感性、世俗性、弱稳定性与半公开性四个维度。

      

      综合爱情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可以认为，90年代的爱情是一种渐趋世俗的浪漫之爱，主要特征是浪漫情感性、世俗性、弱稳定性与半公开性。根据朱伟珏的总结，浪漫之爱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却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爱的形式；是在激情之爱基础上，融入基督教道德价值理念之后形成的爱情理想形式。浪漫之爱虽然脱胎于激情之爱，但存在着本质区别。在浪漫之爱中，一见钟情不是性吸引，而是对另一个人人格的直觉把握，浪漫之爱被塑造为一种天长地久至死不渝的爱情。[9]90年代的爱情确实彰显着浪漫之爱的诸多特征，但是，浪漫之爱只是一种理想形式，由于其本质的不稳定性极易褪却为激情爱，并与市场经济有一种先天的亲和性，因此浪漫之爱在后期发展中被经济力量与其他思潮世俗化，物质成为表示浪漫爱与形成浪漫爱的基础，激情与欲望也时常脱出浪漫之爱的范畴，从而呈现出混杂着世俗化、欲望化与弱稳定性的复杂浪漫爱图景。

      20世纪90年代，关于亲密关系的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并非完全重合，主导叙事不仅具有私人叙事中异化的浪漫爱倾向，同样具有去世俗化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话语中不仅有国家的政治意识，更有市场经济的力量与非本土文化的力量。

      (二)市场经济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在20世纪90年代，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与逻辑开始取代国家意识进入亲密关系的领域。

      1.“西式”爱情模式与大众传媒的联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浪漫爱观念与性解放思潮通过港台直入内地，全面渗透入青年思想。同时，电视等大众传媒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春天，关于浪漫爱情的作品充斥青年的生活，浪漫爱作为一种话语开始泛滥，浪漫话语对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生产一套关于浪漫爱的知识体系，引导青年产生对亲密情感的需要。而大众传媒基于自身的虚构性特点以及与商业市场的亲和性，在浪漫爱的传播异化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自1992年市场经济路线确立之后，市场的力量迅速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意识既有经济发展的诉求也有社会稳定的诉求，国家在这一时期对亲密关系话语的塑造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变动，但始终坚持提倡去世俗化。然而，市场经济从诞生开始就自动自发地试图取代国家意识在亲密关系领域的话语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逻辑的潜移默化下，“浪漫爱一方面被构建成一种交往仪式的存在，这种交往仪式与消费符号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它又被现实话语所排挤和消解，当代关于现实生活的话语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宏大的消费欲望与有限的经济能力之间的落差和不满”。[10]

      四、21世纪初：流动的“超市”爱

      (一)特征：物质化、流动化、公开化与欲望化

      进入21世纪，青年爱情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样态，而《爱情婚姻家庭》杂志在进入新世纪后风格从纪实取向转向抒情取向为研究带来了困难，故而选择继续保持纪实取向的《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为了获取当代社会的最新细节，本研究代表性地选择了2013年的杂志作为分析样本。

      根据统计，21世纪初爱情观的主导话语呈现出批判状态，批判爱情中的流动化、欲望化与物质化的倾向(见表5)。青年期待爱情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严肃交往，呼吁增强交流沟通与信任，呼吁坚守道德和理智，而非是游戏式的暧昧与放纵、喜新厌旧；且强调爱情不是只寻求物质的经济现象，物质并不能带来爱情的幸福。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亲密关系问题凸显，国家意识与社会意识对此作出反馈式调整与反思，但这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爱情的生态。

      

      21世纪初，爱情纪实的核心领域与主题主要包括动人爱情、爱情与事业、情场暧昧、爱情危机与情变、异地矛盾、婚外恋与一夜情、物质与爱情等方面。结合主观体验内容可以看出，情场暧昧成为当下爱情生态的一种主流，爱情危机与情变频发，青年自我剖析已习惯暧昧、常喜新厌旧以及发展多边爱情关系，在爱情中稳定不再是常态，流动成为时尚；婚外恋与一夜情的高频发生不仅成为社会事实，也成为一种爱情心态，主体的过度欲望化较少受到自我谴责；而爱情与物质的关系也变得更为直接，通过爱情获得物质保障的行为已成为共识。除此以外，爱情与事业的关系表现为互相矛盾的现状，这从侧面反映了青年爱情中个人主义的膨胀。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作简单的降维分类分析发现，主要落在物质化、流动化、欲望化与公开化三个维度(见表6)。

      

      综合关于亲密关系的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分析，21世纪初的爱情是一种流动的“超市”爱，以物质化、流动化、欲望化与公开化为特征。物欲的膨胀无疑是这一时期爱情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现阶段中国青年的爱情观念，严重受到“面包”的支配。经济与消费占据了这个亲密关系的主导地位，也影响着爱情的一切行为准则。爱情的物质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流动化，沈杰指出，亲密关系的世俗化取向也给青年在面对爱的世界时增添了选择上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感受质量的至高无上的追求，以及对选择自由的更加充分的拥有，使得以往的“从一而终”的模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状态下，爱对于它的主体已不可能有固定感可言。[11]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亲密关系公开化、公共化的时代。若承认私密性的公开化仍在用身体言说爱情的范畴，那么欲望化则很可能将身体与爱情分裂开来，欲望化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分离着性爱与情爱。当代青年的爱情进入了一种“超市”型恋爱的模式。这一时期的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呈现一定的对立状态，国家政治意识反馈式地介入公开叙事以期重塑亲密关系的话语与体验，但以消费主义和科技主导的另一套话语对私人叙事的深入影响仍在继续。同时，由于国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消费主义的刺激，因此对消费主义中的恶性逻辑侵入亲密关系领域无能为力。

      (二)消费主义与科技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在改革开放日渐深入的21世纪初，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力量来自于消费主义与科技的发展。

      1.消费主义革命与消费主义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末，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正如鲍曼所言，亲密关系是消费市场大肆入侵的场域。[12]居主导地位的消费生活模式鼓励人们以消费对象的模式来评价他人，是否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跃居为评判标准之首。同时，消费社会是一个丰裕的社会，需要制造人们的欲望来提高消费，而这些欲望往往不是真实需求，消费社会通过传媒提高了人们的欲望点，增加了亲密关系中的成本与经济期望。消费主义不在于采购率而在于淘汰率，当亲密关系为愿望所引导，遵循的也会是购物模式，亲密关系就像其他消费一样可以是一次性的。大众消费文化鼓吹一种自我迷恋、自我疏离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自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自我自私的个体主义，使得青年伴侣间难以妥协与宽容，严重破坏亲密关系的稳定性。

      追究亲密关系公开化与欲望化的时代原因，也必须回到消费主义的性化逻辑上。杨柳在对“性的消费主义”进行论述时曾总结过：“消费的性化营造了一个性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也为性的消费化提供了刺激的欲求。在现今社会性领域中，性实践的消费属性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性不仅是在私人空间中得到表达，同时也在公共空间中呈现。”[13]于此，亲密性的公开化必然成为一种常态，亲密性已经成为一种可被消费、可用于炫耀的符号。性的消费化将性爱与情爱剥离，亲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欲望的消费行为。

      2.科技时代的情感秩序

      在快速流转的科技时代，交通、通讯技术与网络技术加速了亲密关系的流动化。吉登斯曾指出，现代交通与通讯将个体从时空中“脱域”，因此个体不受时空固定化与唯一化的局限，情感流动加速。而网络技术，尤其是现代社交工具再一次拓宽了男女交往的空间与可能，同时网络社交的“即时连线与断线”特质也使得青年渴望在各种层次的亲密关系中，能够即连即断，保持没有束缚的联系。

      五、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向

      青年亲密关系的模式与特征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通过对以上三个时期的纵向比较，发现核心的变化趋势主要集中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程度、物质程度、稳定程度以及公开程度与欲望程度等四个方面。在情感程度层面，亲密关系中的情感程度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在亲密关系中追求对国家与家庭的责任，个人的情感并不作为主要考虑标准；20世纪90年代，青年开始在亲密关系中追求浪漫的情感，个人的情感开始成为亲密关系的基础；到了21世纪初，亲密关系中情感的重要程度出现悖论，感情在被越来越重视的同时也经常被其他条件所遮蔽而沦为“第二性”的因素，亲密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化倾向。在物质程度层面，亲密关系对物质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的去利益化到90年代的世俗性及至21世纪初的物质性，呈现出物质化的趋势。在稳定程度层面，亲密关系的稳定程度不断减弱，20世纪80年代的高稳定性到90年代已逐渐式微，到了21世纪初爱情展现出“漂浮”的流动态，其间的选择度不断提高，呈现出流动化的趋势。在公开程度与欲望程度层面上，从20世纪80年代的私密性与回避欲望，到90年代的半公开化与展现欲望，直至到21世纪初的公开化与过度欲望化，亲密关系的公开化与欲望化不断增强，呈现出公开化与欲望化趋势。这四维转向共同体现出了一种“超市化”的转向。

      现代日常生活的“超市化”逻辑是鲍曼在论述人际纽带时提出的概念，根据其论述可整合出以下特征：使购物计算化——一切都是明码标价；使购物翻新化——如果商品不满意随时可以替换，并且常常在升级版的诱惑下丢弃良好的商品；使购物高度选择化——超级市场物品的丰富性为顾客提供了高度的选择空间；使购物欲望公开化——商品更多成为身份的象征或标签。这是一种高选择度、高消费性、高公开度、高欲望度与低稳定度的模式，契合着转型中青年亲密关系情感化、物质化、流动化、公开化与欲望化的逻辑与特征。当代青年的爱情日益体验着超市模式带来的新快感与新问题。总而言之，当代中国青年的亲密关系正在经历一种“超市化”的转型。当然，“超市化”只是现在的一种趋势，并非现在就已是主流或者将是未来的主流。在这样的结构变化之下，当代青年情感上对于安全感与自由感的双重追求形塑了现下的爱情生态。当代青年在个体化进程中发展出强烈的为自己而活的欲望与惯习，追求自由变成一种本能，但同时又要面对转型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传统伦理的缺失，孤独感与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极度渴求能够带来安全感的抚慰，这样的悖论与消费主义逻辑相结合导致了今日爱情的复杂样貌与混乱生态。那么未来的取向如何？又何以可能呢？这并不要求青年复归传统模式，但需要青年学着放下自我，从消费主义的完全控制中抽身出来，回归传统修养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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