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创新机制：基于改革开放后管理思想发展的研究_管理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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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4.10.002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众多企业的成功崛起吸引了管理学领域学者的关注与诠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在经历了多年“学习、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后，我国管理科学已经具备了进入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条件。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被视为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管理理论工作者也在尝试通过反思来挖掘我国企业成功中的管理因素，试图构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

      任何的历史分析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如WREN的管理思想史研究都依据明确的理论框架展开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已开始尝试在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管理思想史进行研究，如高良谋等通过构建管理移植的动态模型，探讨了鞍钢宪法对20世纪管理思想移植路径的影响和作用。基于创新是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定，本研究尝试用管理创新理论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演化的轨迹，并希望从中能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

      1 文献回顾

      管理是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所有学科中最动态的学科之一，过去管理思想百余年的发展史已经展示了其进步的不确定性本质，管理创新研究正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管理创新是近年来创新研究领域不断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新领域拓展的结果，当前研究中常将其界定为组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而发明和实施的新管理实践活动、管理过程、组织结构或管理技术等，既包括相对于整个管理知识体系与实践而言的创新，也包括相对于某组织而言的创新。本研究将循此定义展开讨论。

      1.1 个人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

      个人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由企业组织的本质决定。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满足于投入产出均衡理论框架之下对企业展开分析，将其看作机械的分析单位，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管理组织应具有的特性。在PENROSE的推动下，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蓬勃发展，从不同角度诠释企业的“黑箱”结构。PENROSE把企业定义为管理型组织，认为管理是个连续产生新的非标准化操作规范和程序性决策的过程，企业的成长立足于最有效率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在某些方向上进行有利可图的扩张，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才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因此，面对企业竞争优势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现实，企业只能不断挖掘、改善内部的企业家服务与管理服务，以持续不断的管理创新来产生新的知识与实践，从而推动企业发展。

      现实中的企业组织进行管理创新活动的原因是复杂的。基于理性视角和SIMON的行为主义理论，管理创新是企业获得动态能力的驱动力，随着所处的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日益突出，组织会通过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来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具体到某个管理创新产生的动因，管理者对现状的认识和不满应该是推动具体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即管理创新应该是问题导向的。ABRAHAMSON将此总结为技术经济因素的作用，并认为主要包含3个方面：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于管理创新的需求；劳资双方的矛盾迫使管理者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管理内在的不可调和矛盾使得管理者虽居于其中但难以把握实践应用的尺度，于是不断追求管理创新。

      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从组织特征、管理创新能力等方面探讨企业内影响管理创新的因素以及管理创新的过程。组织特征被认为是引发组织管理创新的主要情境因素，现有的相关研究也表明，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组织绩效、组织成员受教育程度、组织内部沟通状况、组织管理者任职时间以及领导风格、市场范围等组织特征会影响组织的管理创新倾向。但组织是否能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有目的地创造、延伸或改进管理措施取决于其管理创新能力的强弱，管理创新能力贯穿于动态能力的各个组成部分，甚至可把动态能力等同于管理创新能力，并将管理创新能力分解为诊断能力、新知识搜寻能力和执行能力。管理创新过程研究则在早期的简单线性过程描述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性的管理创新过程模型，将管理创新主体分为组织内的实践主体和组织之外学术研究者、管理咨询公司等组成的管理知识供给者主体，结合WALLACE科学研究过程的推理模型、NONAKA等的知识创造螺旋模型等理论，将每个管理创新主体的活动都分为激发、发明、实施、理论与标志化4个阶段，不同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活动内容不相同，且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影响。

      个人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研究或聚焦于组织领导者、企业家等具体个人，或将组织整体视为个体研究单位，认为个体是管理活动中唯一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进行决策，于是在研究中常把一些复杂的外部因素摒弃，突出了个体组织从事管理创新的主要规律。这种分析可以达到一定精确性，对管理创新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描写得十分清楚，但它得到的结果往往是有前提条件的，与现实不符，因为任何管理创新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应该脱离环境单独研究管理创新本身。

      1.2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

      结构主义是20世纪初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满于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认为应系统地研究社会科学的结构和规律性，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将社会结构或情景因素视为产生管理创新的主要原因，认为管理创新是组织对外部因素刺激的一种自然反应，如MCLOUGHLIN等就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视为对经济、技术等环境因素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产生诱因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理性诱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经济诱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西方经济长波现象，管理风潮的涨落和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无论宏观经济是萧条还是过热，被视为“自动人”的企业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刺激性的创新行为。技术诱因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等对于管理创新的影响、作用。美国学者怀特的观点可看做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最好诠释，他认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由居于结构底层的技术系统、居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系统和居于结构上层的观念系统所构成，其中，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也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如DRUCKER注意到了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挑战，HAMMER等提出的业务流程再造思想被视为是对信息技术时代顾客需求多元化趋势日趋强烈的反应。但强调技术对管理创新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其将技术视为一个独立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看到管理者以及管理措施对于技术变化的制约、引导作用，主张技术与管理创新之间是共同进化的关系。除了经济与技术因素外，政治、社会等因素对管理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也被一些学者注意到。WREN提出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与制度的框架下，有关人、管理和组织的观点不断变化，管理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并构建了由经济、社会、政治及科技层面构成的框架；管理思想是环境的产物。非理性的诱因主要是ABRAHAMSON等从时尚视角所进行的总结。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创新研究克服了个人主义视角的缺陷，但其假设管理创新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是组织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这意味着管理创新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具有不可抗性、中性特征，管理创新的发生组织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机会，因此，所有的组织都是同质的，从事管理创新的组织是被动的，这是和现实不相符的，每个自我控制的个体的管理创新活动也不可能完全用超个体的因素来做分析。

      2 理论框架模型的构建

      针对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的分歧，SLAPPENDEL提出应以“互动过程视角”来研究个体的行动及其所处的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影响组织的创新活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被视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根基，也是争论的焦点，GIDDENS将其概括为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除了对立的观点，社会科学学者中也有人试图做跨越的尝试。其中，COLEMAN提出了一个宏观与微观之间互动的跨层次分析模型，也常称为“浴缸”模型，目前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模型为弥合两种视角下管理创新研究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本研究认为，管理创新行动者和宏观环境因素二者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既定现象，而是体现了一种二重性，即在实践基础上的使动性和制约性的统一，主体能动性和宏观环境的统一。借助其基本框架，本研究将管理创新视为创新活动主体与社会环境结构之间互动的结果，提出了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管理创新实现机制的理论框架模型(见图1)，并分别讨论宏观环境因素如何对企业管理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以及管理创新行为如何反作用于宏观环境。

      

      图1 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管理创新实现机制的理论框架模型

      2.1 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管理创新行为的影响

      根据行为决策理论，决策者对未来状况的判断会由于外部和内在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知觉上的偏差，进而影响其行动。一般认为，激发组织进行管理创新的起点是对组织内部问题的判断，或者是对外部环境中存在机会或威胁的识别。因此，宏观环境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管理创新的动机来实现对行为的影响，并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影响。

      (1)宏观环境因素对管理创新行为的理性影响 管理者在实践中力求解决的每个问题都会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宏观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与管理创新、外在环境和管理者的当时需求密不可分，具有时代性特征。管理思想史学家WREN非常重视思想背后的社会动力，为更深刻地揭示管理思想发展演化的脉络，以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其中，科学管理思想的产生根源于“文化的重生”，即催生了工业时代的整体性环境变化，包括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的“三位一体”。之后的人际关系学说能够迅速流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于19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危机所造成“灵魂的混乱”，人们怀抱的凭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美国梦”被打破，企业主和工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个人主义中感到孤独，需要某种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事物，如上帝、国家、公司、工会或其他，以得到自我认同。于是在企业中，人们很自然期望在组织里找到心理安慰和生活稳定，自然而然地对团结、归属及和睦相处的需求更强烈。鉴于这种现实的变化，企业和研究者也自觉地反思以往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开始重视群体意识，并自觉研究企业中小群体对职工行为的影响，职工的情绪、态度与工作效率的关系，最终产生了组织行为学。二战后日本式管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美国管理的学习，同时也是继承本国文化积淀和文化机制的结果。19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企业、特别是汽车产业的竞争力超过美国，丰田生产方式受到广泛关注和模仿。质量环理论从日本扩散到美国，缘于美国企业界首先会关注到美日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并将该问题的原因归于日本企业的高生产率和质量，进而将解决方法归于质量环，于是美国企业开始学习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由此可见，当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这可能将组织内的管理重新退回至失衡状态，使得管理者重新产生了管理创新的冲动。

      (2)宏观环境因素对管理创新行为的非理性影响 其根源在于管理者在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首先，管理者希望通过采纳社会上正在流行的管理理论或技术，向外部的股东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并获得信任，捍卫和提高自己地位的合理性。其次，由于个人主义与革新的心理需求以及攀比的心理，或者是出于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一些管理者经常感到挫折和失望，寻求新的成功办法，于是把希望寄托在采用新的、正在流行的管理技术上。另外，社会学学者早就指出，流行与时尚是一种阶级分野的产物，即流行是识别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当老的管理理论或技术被较低声誉的组织大量采用时，新的管理理论或技术将会浮现，即低级别的公司总是试图模仿高级别公司采用的管理技巧，而高级别公司却希望能与低级别公司采用的管理技巧有所区别，于是他们就会选择进行管理创新，此时，就使管理时尚化作一种符号象征，当扩散模糊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时，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去寻求新的管理理论或技术。因此，由于管理知识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能够通过供需双方共同的作用形成管理知识市场，并会如同人们的装扮、趣味一样产生流行时尚现象，即当管理知识的供给者能敏锐捕捉并满足需求者的需要时，流行的管理时尚就出现了，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组织的管理活动，但对解决组织绩效问题可能并没有什么帮助，还会浪费组织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2.2 管理创新行动对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

      从社会实践的时空延伸角度看，管理创新者的实践行为不仅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塑造环境因素，宏观环境既是管理创新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的结果。管理创新行动对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成功的管理创新最终会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 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本来的目的并不追求科学，它追求的是出类拔萃的卓越，但企业对与众不同的追求为管理知识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影响到其他组织的管理实践活动。因此，在成功实施管理创新后，组织会将其在组织内制度化，组织或者外部的创新推动者会通过对实践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提炼，通过去情景化以发展出普适的管理理论或方法。如丰田生产方式的成功引起企业家和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美国学者在理论上加以概括与总结，称之为精益生产，随着《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在全世界的畅销，精益生产在全世界得到认可。

      (2)企业家的管理创新行为推动了环境因素的演化 企业家一方面受到他们所处制度环境的约束，但另一方面也在用他们的行动塑造新的制度环境，这种具有能动性的管理者常被称为制度企业家，他们创造出了自己认同且利益相一致的技术、认知规范、行为模式等，并将这些标准的合法性传播到了社会其他成员中，或者其行为经受实践检验后，会逐渐成为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改变其他管理者对宏观环境的理性认知。这种企业家常被称为制度企业家，如美国MCI公司前总裁麦高文坚信改变管制规则将会有横财可发，通过促成“AT & T分拆案”，打破了该公司的垄断，通过改变规则而成就了一个企业的辉煌，开创了美国电信业的新纪元。

      (3)其他管理者对成功管理创新的模仿行为会在社会中形成新的管理时尚 大多数管理者难以判断其他组织的管理创新的价值，但会采纳公认有较好效果的管理创新。于是，由管理者的相互模仿行为而产生了新的管理时尚。同时，由于庞大的管理知识市场的存在，管理时尚的供给者必然会运用市场化策略把一些新的管理技术转化为管理知识市场上的流行商品，于是在20世纪后半叶就曾经流行目标管理、标杆管理等16个管理时尚，并在美国表现出以10年为周期的特征。这些日趋繁多的管理知识市场商业活动只会降低管理者的辨别能力，使得模仿行为变得更加非理性，将严重干扰管理创新活动的良性发展和传播。

      综上，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宏观环境的变化是共同演进的。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其过程。从内部来说，管理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各阶段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从外部来讲，管理思想一直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影响。同时，管理思想的发展对宏观环境因素的改变，是管理实践主体在一定环境因素制约下能动性的表现。

      3 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思想的演变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渐进变化而发展，是一个从全面引进，积极学习，结合实践，提高水平，到在学习、结合和提高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的过程。由此，可以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看作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的过程，并利用前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对此过程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改革开放后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特征与管理思想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环境下的创新主体行为特征。鉴于目前管理创新主体对宏观环境的作用没有那么显著，本研究将不对此进行分析。

      3.1 改革开放后宏观环境的演进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

      改革开放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论与技术是管理领域的重要特征，管理创新属于渐进性质，但不同阶段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管理思想重点的不同主要是由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化所决定。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是宏观环境因素主导下的渐进型创新过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学者对中国管理思想演变阶段的划分也多是遵循环境变迁的特征，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制度变迁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管理学科上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环境特征是管理创新的主导驱动因素，其渐进变化使得企业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企业管理的范围、内容和特性也在随之变化。于是，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制度演变的总体特征，管理创新驱动力从“行政驱动”、“计划和市场驱动”、“市场驱动”到“国际化驱动”的变化历程，管理创新也可划分为4个阶段：科学管理启蒙阶段、转型阶段、中西融合阶段、与国际接轨阶段。其中，科学启蒙阶段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借助整顿和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引进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等途径学习国外经验，普及管理知识；转型阶段则是由于市场开始对资源起到配置作用，围绕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进行探索；中西融合阶段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背景下，开始更多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同时开始与企业的实际结合；与国际接轨阶段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之后，企业开始面对全球竞争，自觉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也意识到要与中国企业的实际相结合，甚至有观点认为经济高速发展表明了中国式管理时代的到来，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见表1)。

      从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环境的演进与管理思想发展的分析中可见，历史时期不同、问题不同，管理思想所关注的焦点、解决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而国外管理科学百年的积累，以及“先进”国家在管理创新方面所提供的丰富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创新多属于模仿并创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主导作用。但在大胆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企业已开始认识到要把引进外部经验与自主变革相结合，企业自主变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我国不同阶段流行的管理思想深受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环境因素的变迁。

      表1 中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环境的演进与管理思想的发展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创新微观主体的变化与创新行为

      环境因素对管理创新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管理创新主体及其行为中。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创新的主体逐渐趋于多元化，既包括作为实践主体的企业，也包括企业组织外的其他组织，如学术研究者、管理咨询公司等。

      3.2.1 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企业的管理创新行为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会受到创新主体结构变化的影响，即不同性质企业的结构变化影响；这种变化又是由改革开放的进程所决定的，受制于宏观环境因素。经济改革之初主要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制度性，于是政府在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社会范围内的管理创新体现出的是强制性或者准强制性特点，先进经验的引入是通过政府确定试点、总结经验、确定标杆、推广普及的方式进行的。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迅速得到了发展壮大，政府角色也被重新定位于服务角色，管理创新主体逐渐回归到企业。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管理思想不再受限于时空的阻隔而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同步登场，各国企业管理的共同属性使这些管理创新无须借助语言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引发人们竞相模仿、追逐的浪潮，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以19世纪80年代流行的质量管理理论为例，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当时质量管理薄弱、产品普遍质量不高的状况，引入并开展当时西方流行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作为切入点之一也就顺理成章。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在1978年9月举办了首个“质量月”活动，把全面质量管理从美、日等国引入中国，并在1979年成立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等，全面质量管理在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高潮，体现出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创新行为的影响。1990年之后，政府对多种主体的管理创新则更多是起引导作用，把企业的兴趣和注意力转向了贯彻实施ISO9000族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上，掀起了认证的热潮。在新世纪之后，企业才开始成为管理创新的真正独立主体，六西格玛等管理技术开始在管理咨询公司等的推波助澜下流行开来，受到流行管理思想的非理性影响。

      3.2.2 管理教育与研究者的创新行为分析

      管理教育与研究者是企业之外影响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早期，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本身定位所具有的强制性，他们在管理创新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介绍性引进和20世纪80—90年代初的全方位引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迅速开展的MBA教育更是对管理实践者普及现代管理知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末以来，西方主流科学研究的范式与发展趋势开始更深入地影响中国学术界的管理研究和创新。以1998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志，中国管理学研究迅速与“国际惯例”接轨，不仅是研究方法开始规范化、实证化，甚至关注的研究问题也开始与国际接轨，这些问题可能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现象被一些知名管理学者所诟病，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认为这种学术上的拿来主义应该更多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不是研究问题上的，“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成为重要共识。但在管理创新中，由于对问题判断的依据不同产生了新的争论。徐淑英等提出可以选择了西方管理研究中的热门现象，并沿用西方管理学界业已成熟的方法和框架来诠释中国情境下的问题，进而验证现有理论并发展新的平台。相反，谭劲松认为，真正要发扬本土研究，应该是用严格的国际规范，来发展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现象的理论，构成中国管理学对普世的管理学理论的贡献。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西方管理研究中的问题还是中国管理现实中的问题，即中国是个情境因素还是问题本身。

      管理教育与研究者的管理创新行为的变化既反映了其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从本土培养的学者为主体逐步变化为受国际主流管理研究教育为主的趋势，也反映了其行为从深受国内时间的影响变化为更多受到国际上对学科和科学研究规律性认识的影响，表明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化对管理教育与研究者创新行为的影响。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管理创新理论为基础，借助社会学和管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建立了一个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的管理创新实现机制的理论模型，试图克服现有管理创新的文献多数只单纯关注宏观或微观的缺陷，满足理论发展和现实分析的需要，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新理论视角下分析和说明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客观制约性、管理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研究思路的拓宽，对反思诸多相关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1)管理创新分析对理解理论发展的巨大作用 有效的管理创新意味着管理知识的增长。对于组织而言，管理需要变革和持续的改进，因为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但管理创新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黑箱”，管理创新研究的“解密”将有助于揭示管理知识体系的动态变化过程。

      (2)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对于寻找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路径与方法，推动中国管理思想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历史梳理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对其研究及对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深度不够，缺乏理论框架的指导，这使得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作用被忽略，更多的是一种观念史，缺乏研究深度。因此，深入地反思和总结将是发展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础，而新发展出来的管理创新理论与方法为系统研究与反思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以此为指导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反思和理论创新，找到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可能路径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由于管理创新理论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理论，本身尚在不断发展中，因此就限制了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指导性。但正是由于这个理论的不完善，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管理创新问题为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本研究虽然构建了宏观、微观互动视角下的管理创新实现机制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管理创新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但缺乏较规范的实证研究作进一步的支撑。未来要继续深化理论模型，以此为基础提出假设并验证，增加研究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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