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
魏 玲
[内容提要]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从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体系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周边在我国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安全观是对于我在周边安全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周边安全的认知；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边体系的原则和规则的根本看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传承特征。
[关 键 词] 新中国周边外交 体系观 安全观 秩序观 继承与创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历史关头，回顾新中国外交的70年历程，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在演变的国际体系中的历史方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因此，周边外交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分析样本，便于我们在回顾和梳理70年外交历程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做一些深入的学理探究，思考中国外交在传承和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力。
既有的关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外交史、外交战略和政策分析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开始了“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建设，就研究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为构建周边外交研究体系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 《世界知识》杂志曾在2018年就“中国周边学”进行过两次专题讨论，发表了一些学者的看法。比如，石源华：《“中国周边学”呼之欲出？——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第14—16页；肖阳：《再探“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进展与前景》，《世界知识》2018年第15期，第70—71页。 除具体问题研究外，新世纪以来还产生了不少回顾类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一般采取历史和归纳的方法，对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进行分段研究，并就各个阶段的突出实践、特色和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 比如，石源华：《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50页；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71页；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外交评论》2007年第3期，第38—43页；贺圣达：《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张历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演变》，《人民论坛》2014年第7期(上)，第2—29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5—25页；祁怀高：《新中国70多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43—64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70 年课题组：《中国外交70年专家谈(之二)——周边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国际观察》2019年第4期，第1—22页，等等。
本文拟在上述相关回顾和归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周边外交的逻辑机理和发展脉络，通过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分析，从总体上回答70年来我们如何看待和定位周边体系、如何界定和促进国家安全和周边安全以及如何维护周边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70年来我们秉持的相关理念和倡导的主要规范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在实践中是如何推进，在国际国内双向互动中又进行了哪些重大创新和突破。
一、体系观：从“和而不同”到“命运共同体”
体系是由按照一定规律互动的单元所构成的，是单元的集合。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行为革命的兴起和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才逐步建立了体系概念和体系理论。(3) Karen A. Mingst and Ivan M. Arreguín-Toft,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Chapter 4.体系观是对体系的基本认识，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涉及对单元、互动规律以及集合形态的认知。国际政治的三大主流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以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都接受国际体系无政府的基本假定。经典现实主义认为，“为权力而斗争”是主权国家互动的基本规律；结构现实主义提出，实力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布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无政府是体系内单元互动的第一推动力，冲突是国家间互动的常态；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冲突性，但是提出国际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合作；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体系的社会属性，认为无政府具有不同的文化，互主身份和共有规范决定体系中单元的互动模式。(4)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国际体系观在一国外交战略和决策中发挥着基础规范的作用，是“规范中的规范”。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受到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和关系属性。西方理性基于个体本位，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系思维，即体系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关系理性是体系内单元互动的基本逻辑。(5) 参见秦亚青：《中国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21—33页；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反映了对社会关系体系的基本看法。乐黛云曾在比较文化研究中，讨论过“和而不同”原则。(6) 参见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第22—28页。
在国际体系语境中，“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体系观。首先，“和而不同”承认体系是由多元多样的单元构成的，多元性在单元之间和单元内部普遍存在。其次，“和”是“不同”的协调，在协调中形成新的更大、更完美的和谐，多元多样的单元之间是相生相济、共同发展的关系。再次，“和”的主要内容是“适度”，恰到好处，通过适度的行动原则达到各方面的和谐。儒家认为，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礼”，即遵守共有规范和原则。(7) 同上。 因此，可以说“和而不同”的体系观认为体系是由多元多样的单元构成的，单元之间相互关联，在互动中只有行为适度、遵守共有规范和原则，才能实现相生相济、共同发展，才能达成体系的和谐。
“和而不同”的体系观是新中国周边外交思想和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70年周边外交实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不同时期推动了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在大小、强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性较大，且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还存在海上和陆上边界争议。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复杂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和而不同”的体系观成为“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对苏联“一边倒”的同时，仍然坚持主权原则；面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敌视政策仍将日本划入“中间地带”，发展经济关系和人文交流；执行“修睦四邻”的原则，基于共同利益，妥善解决相关历史、边界和民族问题。(8) 参见石源华：《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第39—41页。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各方达成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求同存异”方针的提出，正是基于“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国际体系观。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都遭遇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具有共同基础，应在共同基础上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尽管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是不妨碍求同和团结。(9) 参见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81页。 从中可以看出，了解和尊重不同意见是“存异”，是对多元体系的认可；在共同基础上的求同是对“不同”的协调，以形成新的、更大的和谐。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从战略互疑到战略伙伴的迅速发展，中国成为地区增长引擎，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和而不同”的体系观。中国与其东亚邻国接受“多元”和“不同”，并视之为重要的地区价值和合作动力，从而产生了不同于欧盟模式的东亚地区主义进程。这一进程的韧性与活力，又反过来强化和促进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合作与和谐，强化了周边在中国外交全局和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不仅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与它们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成为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33) 参见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8—9页。 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构建周边政治经济秩序方面逐渐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其中一个重大创新是地区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多边进程。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此后，中国陆续加入并参与推动了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全部东亚多边进程，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在东北亚方向，中国积极协调朝核六方会谈进程，并推动建立和参与了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在俄罗斯和中亚方向，中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南亚方向，中国被南亚国家联盟接纳为观察员国。通过参与和构建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进程来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并通过多边合作来构建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这是冷战后中国周边秩序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34) 参见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15页。
中国在周边的地区多边主义实践，可以称为务实多边主义。首先，它继承了协商合作的秩序观。有学者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是因为它聚焦于各方共同安全，找到了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上合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它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以平等参与和友好协商为基础，进行安全合作，为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上合组织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军事结盟的另一种更为温和的秩序选择。(35) 参见冯玉军：《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第14—16页。 其次，中国在长期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进程中，实现了大国社会化，内化了“东盟方式”和松散多边协商的秩序观。(36) 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松散多边协商型秩序是“一种以主权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弱化意识形态冲突、高度包容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大国之间不以争霸为战略目标、大小国家共同实行协商治理、体系成员充分注重相互舒适度”；东盟是最接近这种秩序的形态。(37) 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与国家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第13—15页。 再次，新时代的周边秩序观，继承了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灵活性和务实性突出。务实多边主义以达成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利益为宗旨，不拘泥于特定的规则或制度形式；合作基于自愿原则，合作议程不是通过制度结构强加给参与方的，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基于各方认可才能够设立；务实多边合作进程是开放的，参与方可以就合作形式、具体议程和合作目标进行灵活选择，自主协商确定。(38) 参见娜塔莎·马里奇、魏玲：《务实制度主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41—68页。 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充分体现了务实多边主义的理念特征，虽然合作往往是由具体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所驱动的，但是对中国周边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2016年正式启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就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性实践。湄公河流域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时期，面临艰巨的脱贫、建设和发展任务，通过推动澜湄合作，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流域国家共同发展，这是落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践行正确义利观，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15) 参见王毅：《大力推进澜湄合作，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纪念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启动一周年》，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448115.shtml[2019-08-15]。 2018年，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达成了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的共识，各方已同意启动具体落实方案。(16) 参见王毅：《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外交部网站，2018年12月1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22569.shtml[2019-08-15]。 2018年，中国同湄公河五国的贸易额达2615亿美元，比三年前增长1/3以上；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322亿美元，比三年前增长近60%；中国同湄公河五国人员往来超过4500万人次，每周往来航班达2614个，约为三年前的三倍。三年来，澜湄合作已经形成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和态势。(17) 参见彭芳菁：《澜湄合作三周年暨2019年“澜湄周”招待会在京举行》，环球网，2019年3月23日，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9-03/14597355.html?agt=15438[2019-08-15]。
试验数据分析在实用统计分析及其计算机处理平台（DPS）（唐启义等，1997）上进行，经DMRT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评价药效[2]。
二、安全观：从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到发展安全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周边地区处于两极对抗前沿，中国主权和领土安全，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直接受制于美苏对抗。中国先后制定了联苏抗美、反苏反美和联美抗苏的外交大战略，在此过程中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争取团结与联合周边国家，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的“和平共处”，是两极对抗格局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和相互安全所遵循的基本安全规范。1950年，中国先后与越南、印尼、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用实际行动体现了相互尊重、不干涉与和平共处的意愿和态度，为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关系创造了条件。(18) 参见贺圣达：《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第23页。 60年代，联合和团结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越南、柬埔寨和蒙古六国；1963—1964年，周总理的亚非13国访问，包括了周边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对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尼提供了经济援助；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和印尼等国签署了友好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和经贸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70年代，“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中日建交并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先后建交，并开始与新加坡交往，为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 参见石源华：《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第42—44页。
安全观是对安全威胁、安全利益和维护安全利益的手段的认知。“和平共处”是中国周边外交所依托的最根本的安全观，70年来在安全规范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体现了中国周边安全观的继承性特征。“和平共处”规范的正式提出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其五项具体原则体现了新中国对于国家面临的根本安全威胁、需要捍卫的核心安全利益以及维护利益的基本路径和手段的原则认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五项原则中的首要原则，说明当时新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来自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领土和主权安全也是新中国需要维护的核心安全利益。“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体现了中国倡导的国与国之间维护领土和主权安全的基本行为规范。“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则体现了在“和而不同”体系观的关照下，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互动规范，即如何在“不同”中协调和维护各方利益，促进体系的总体和谐，增进共同利益。“和平共处”是国家安全和体系安全的协调统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判断开始发生改变，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20) 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经济建设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的中心地位。(22) 同上书，第375页。 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发展”越来越成为中国周边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坚持和平共处根本原则的同时，强调和平发展，倡导新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其中的创新主线就是“发展”。也就是说，发展在周边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发展与安全相互促进，互为目的和手段。
秩序观是对维护体系稳定有序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手段的认知。“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29)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5页。 协商合作是中国周边秩序观的基础和根本理念，在70年周边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清晰的继承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制于美苏对抗和国内政治波动的双重影响，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定位和互动在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较为被动，经历了艰难的调整。(30) 参见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8页。 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周边稳定，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的协商合作是非制度性的，主要是在具体问题上争取团结、寻求共识，具有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特点。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周边秩序观和秩序构建实践出现重大创新，即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学习与自觉践行地区多边主义，并以协商合作为基础规范，形成了务实多边主义的特色和风格。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务实多边主义理念，并为构建稳定繁荣的周边政治安全与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1997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周边安全合作。“新安全观”将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列入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要求将共同的经济发展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务。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强调了安全的相互性，突破了单方绝对安全的思维模式。(23) 参见秦亚青：《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第27—28、29页。 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金融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存在诸多矛盾，势必会被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所代替，这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就是共产主义时代。
2005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两部白皮书，指出：“和平发展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共同构建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中国倡导新安全观，就是要寻求实现与国际社会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针对周边安全，2011年白皮书指出，“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中国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将“永做亚洲其他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4)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book/1069230.htm[2019-08-1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6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book/node_7126563.htm[2019-08-15]。
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综合、共同、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中国周边地区大国竞争与地缘矛盾复杂，历史问题与现实摩擦交织，各方安全利益多元，亚洲安全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亚洲安全观中的“可持续安全”是一个重大创新，是对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25) 参见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2019-08-16]。 “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突出了发展在周边安全中的基础性地位，为睦邻友好和周边安全实践创新提供了理念支撑。
近年来，发展安全已经成为解决周边相关争议问题、维护周边稳定、推动周边共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发展安全实践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基础，以维护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为前提；参与互动的各方在国内和国际议程中突出发展的优先地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为抓手推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消除造成安全威胁的贫困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国与国之间面临安全争议和冲突时，通过协商和对话，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通过推动共同发展维护基本稳定，逐步增进互信，通过维护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来进一步强化安全。
总之，发展安全就是维护基本稳定和聚焦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中菲南海争议在2016年出现转圜，正是因为双方坚持稳定局势、发展优先的原则。杜特尔特认识到，与南海问题相比，菲律宾面临的更严峻安全威胁是贫困、毒品和腐败，因此他积极谋求与中国改善政治安全关系，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争取中国对菲律宾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禁毒等领域的支持。中菲南海问题的转圜，不仅稳定和发展了两国互利合作关系，还在整个地区产生了安全溢出效应，推动了南海紧张局势的总体降温，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扫除了障碍。(26) Wei Ling, “China’s Rise, 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amid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st Asian Community Review , Vol.1, No.1, 2018, pp.19-32. 在中国与缅甸的交往中，也充分体现了发展安全的理念。中方支持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促成缅北地区停火、使有关方转入对话谈判，以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发展援助和互利合作，支持缅甸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帮助其消除国内冲突的根源，强化中国周边安全。在若开邦问题上，中方提出“停火—协商—发展”的三阶段解决思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该地区摆脱贫困的支持和投入，以脱贫带动发展，以发展实现稳定”。(27) 参见王毅：《中方提出分三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设想》，外交部网站，2017年11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t1512004.shtml[2019-08-16]。 同时，中方积极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尤其是考虑到缅甸安全与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了“人”字形走廊的设计，以推动缅甸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实行皎漂深水港项目与皎漂经济开发区建设的同步推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共享发展、合作安全。(28) Wei Ling, “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thcoming.
三、秩序观：从协商合作到务实多边主义
（1）引进国外先进的成本控制的方法，对公司落后的成本控制方案积极进行改进，只有先进的成本控制方案才能使公司稳定地发展，使公司不断地进步。成本控制要根据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状况制定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案，使得成本控制更加符合项目工程的需要，通过不断变更成本控制的方案使利益最大化。
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中国通过协商合作争取亚非国家信任和支持，构建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个经典案例。(31) 参见尹承德：《万隆会议——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丰碑》，《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29页。 首先，协商的前提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其次，聚焦共同利益，以团结和大局为重，积极构建共识。针对会议各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讨论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原则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争取达成一致，至于协议的具体提法是可以变通的。他指出，五项原则的数目可以增减，写法也可以修改，“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他将各方的共同点吸收进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变通方案，还采纳了日本代表团关于议案的建议，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扫清了障碍。后来各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形成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在内的万隆会议十原则。(32) 参见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第81—82页。 亚非会议的成功，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局面。
本文以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为主线，讨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提出“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虽然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均受到当时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不乏偏差性的表现，出现了一些曲折，但总体而言，在大的发展趋势方面还是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和鲜明的继承性。
2013年，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和而不同”体系观的继承和发展，又进一步指导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创新。“命运共同体意识”意味着要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使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10) 参见《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2019-08-10]。 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提出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1) 参见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新华网，2015 年3 月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8/c_1114794507.htm[2019-08-10]。 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包括五大基本内涵，即“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以文化互鉴凝聚共识”和“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12) 参见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页。 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优先方向”。(13) 参见孔铉佑：《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求是》2019年第8期。
四是坚持出精品和出名家的统一。漓江画派人才队伍建设，要紧紧抓住“出精品、出名家”这个重点。十多年来，漓江画派始终坚持“多出精品、服务社会”的理念，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艺术创作的新高峰，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动了广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和而不同”的体系观。它将国际体系和周边体系视为有机共同体，否定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的必然推论，认为世界各国共处于一个有机体系之中，彼此关联，命运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有机体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一条以各方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为标志的多元协调的发展道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和而不同”体系观和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它把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寓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与共的责任与担当。(14) 参见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第5页。
成功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要提升小学数学网络课堂教学效果，首先要创新小学数学网络课堂教学的意识，树立全新的小学数学网络课堂教学的理念[2]。小学数学教师要主动接纳、主动融入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潮流中，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要积极探索新型的网络课堂教学模式，要将网络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融入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测评体系和课堂教学过程创新之中，实现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根本性变革和突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创新的理念指导小学数学网络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才有可能为提升小学数学网络课堂教学效果奠定思想基础。
务实多边主义在推动构建周边安全秩序和周边经济秩序方面已经显示出重要积极的影响。除了上文提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建设，更为具体的案例是围绕南海问题的周边外交实践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运作。在南海问题上，首先，中国早在2002年就与东盟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展现了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构建共同安全的诚意。其次，在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同时，坚持要以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实际上强调的是务实合作，希望能够以确认、扩大和强化共同利益基础来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再次，2014年以来，中国接受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具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由相关声索方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地区稳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双轨思路”一方面表达了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实际上又调整了“南海问题双边解决”的原有思路，通过多边进程建设安全规范和行为规则，更有利于各方增进信任、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启动三年多来，在成员数量和项目成果方面已经获得了超出预期的结果，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成为地区和国际经济制度的重要补充。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务实多边主义。首先，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针对的是在这一领域的巨大的投资缺口和实实在在的发展需求；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当地环保要求、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需求，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和务实的项目导向。其次，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伙伴关系，借鉴已有的制度规则和最佳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现有多边经济金融机制对亚投行的疑虑和抵触；既表明中国无意推翻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是又展示了对其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再次，在吸纳新成员方面，亚投行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原则。是否参加亚投行是各个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选择，即便还不是成员，也不妨碍与亚投行的合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双赢、多赢。(39) 参见俞岚、王恩博：《金立群：亚投行开业三年表现无可争议》，《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期； Jeffrey D. Wils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Bank: From a Revisionist toStatus-seeking Agend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 19,2019, pp. 147—176。倡导和建设亚投行，是中国周边外交构建地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成功实践。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广玉兰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者写广玉兰不仅仔细观察，还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特点。这节课我们就来发现和学习作者的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
四、结语：继承、创新与贡献
大港油田在开发过程中聚焦突出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以创新为引领，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开发“五场”建设取得了很好成果。开发指标上，油田整体的自然递减由19%下降至15.8%，含水上升率由0.5 下降至-0.3，采收率整体提高了3 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了1800 万吨可采储量。效益指标上，油田开发完全成本下降了16.1%，实现了低油价下盈利，生产综合能耗由93.8 千克标煤/吨下降到88.2 千克标煤/吨。劳动效率上，一线劳动用工总量下降了5%，公司总体用工结构更加优化。大港油田的开发“五场”建设实践，值得我国东部老油田借鉴。
“和而不同”的体系观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多元多样的单元构成的，单元之间相互关联，在互动中只有行为适度、遵守共有规范和原则，才能实现相生相济、共同发展，才能达成体系的和谐。“和平共处”的安全观则体现了在“和而不同”体系观的关照下，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互动规范，即如何在“不同”中协调和维护各方利益，促进体系的总体和谐，增进共同利益；“和平共处”是国家安全和体系安全的协调统一。“协商合作”的秩序观是指以主权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弱化意识形态冲突，大小国家相互尊重、相互照顾舒适度、协商共识，构建基于共同利益、高度包容的体系秩序。上述理念虽然指导着中国外交的普遍实践，但是具有突出的中国哲学和东亚文化传统特征，且在周边外交实践中体现最为充分。
由动能定理E=Mv2可知，列车速度越低，列车的动能就越小，紧急制动的距离和安全制动距离亦相应同步变小。根据式(3)可知，正线追踪间隔与速度的关系类似于反抛物线，当速度过低时追踪间隔反而会陡然增大，如图4所示。
在继承上述基础和根本理念的同时，中国周边外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不同时期，尤其是在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上提出了一些重大创新理念，并产生了具有体系性影响的创新性实践。如上文所述，周边外交固然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双重影响，但创新的动力主要是内生的，来自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中国与国际和周边体系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创新的能力来自沟通、学习和互动实践，即中国与国际和周边体系的互动。创新的重要时间节点有三个：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冷战结束，三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40) 参见徐崇温：《真理标准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中国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以此作为出发点反思和重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开始了从体系外革命性国家到体系内建设性国家的历史转变。这时，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发生变化，除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为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和而不同”的体系观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开始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在安全观方面，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在秩序观方面，中国成为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开始“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这一时期具有体系性影响的外交创新实践，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41) 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5—16页。
冷战结束后，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和西方对华制裁与孤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以冷静务实的态度审视和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继续坚持“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睦邻外交作为突破口和先行区，建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互利合作的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创新的亮点。中国同周边所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邻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周边地区合作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断融合，逐步形成构建“东亚共同体”等地区共同体意识。中国还在积极参与并主动构建地区多边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实践中，成为地区多边秩序的维护者和塑造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改良者，也是演进中的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引领者，需要承担更大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际义务和国际担当。在中国强起来的过程中，国际战略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中国周边转移，周边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中国外交创新理念与实践的先行先试区域。周边外交围绕体系、安全、秩序三条主线展开，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周边体系，构建发展和安全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新型亚洲安全，以及积极推动和引领地区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创新，塑造周边安全和经济秩序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突破。共建“一带一路”和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其中的范例。中国对维护和促进周边乃至全球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回顾70年周边外交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把握未来。70年来，周边外交所依托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深深根植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推动睦邻外交不断扩大发展，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不断实现利益交融、安全相系、命运相连。70年来，中国也在持续学习和反思中创新外交思维与外交实践，从周边和国际体系中的外来者、融入者和参与者，成为体系建设的贡献者和体系演进的塑造者与引领者。在大变局的历史关头，在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和更加务实的精神，深化中国与周边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与周边国家共同参与和推进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维护体系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克什米尔位于南亚西北部，东面与中国交界，西面是巴基斯坦，南面是印度，北面与阿富汗接壤。地形主要是高原和山地。这里历史悠久，曾是古印度思想的交汇场所，如今分别纳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范围。但在19世纪中叶，克什米尔还是英属印度的一个邦。
[作者简介] 魏玲，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邮编：100037)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5-00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编号：18VZT001)
[责任编辑：林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