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从《车间主任》、《选择》引起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当代论文,车间主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电视剧创作日趋多元范式的新格局里，流行着一种回避深度、回避崇高的平面化叙述方式，诸如戏说历史、疏离现实，皆成了趋之若鹜的时髦。作为对此类“时髦病”的反拨，人们看到，紧扣着中国工业重镇的时代脉搏而获得鲜活灵感的两部长篇电视剧脱颖而出。以曾于50、60年代声名显赫的北方重型机械厂为背景，抒写在大变革洪流中工人阶级锐意求变、励志图新时代风采的《车间主任》（20集，张宏森编剧，巴特尔导演），以素有“东方鲁尔”之称的沈阳市一家大型机床厂为背景，展示经济转型期新一代企业改革家知危奋起、再振雄风的时代步履的《选择》（25集，谈歌、黄净伟编剧，黄净伟导演），它们共同的创作特点是：不浮躁，不矫饰，敢于直面现实，揭示国有大型企业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着力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它们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二部艺术作品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深刻地体现了时代变革对艺术创作的召唤，还标志着我们的艺术家不随波逐流而遵循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所开拓的新生面。
作为一种美学精神，现实主义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紧随着时代生活的演进而呈现出不断更新的特质。在90年代以“世俗梦想”为主导的大众文化语境里，敢于坚持现实主义美学法则而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无疑是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意味的命题。《车间主任》和《选择》的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创作者敢于拥抱大变革热浪滚滚的现实，敢于选择重工业这一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量级”题材来攻坚，与时代同步地去发掘现实矛盾及其变化，去发现濡染着时代风采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尽管还不能说这两部作品已臻于至善至美，但这种敢为风气先的探索及其艺术形象创造，很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关注点之一：叙述视角的当代性，必然伴随着与时代同步地对现实关系及其变化在新的深度上的开掘，它要求创作者持久地浸泡于现实生活，从而获得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进而去构筑艺术叙述的总体框架。可以说，这正是创作者主体与时代精神遇合的结晶。《车间主任》的叙述笔触是凝重、灼热而充盈着时代的悲壮情怀的，侧重透过“车间主任”这一现代工业的底层空间，将车间主任段启明及其钢铁般的工人群体推到矛盾的焦点上，如剥茧抽丝般一层层揭示了“北重”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所遭到的艰难、窘迫和巨大冲击，并有力地昭示出，正是段启明及其坚韧不拔的工人群体，才是推动“北重”在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中再度崛起的中坚力量。该剧叙事的独特性及其深度恰恰在于，创作者善于将企业改革的现实矛盾，交融于以段启明为核心的这个工人群体的当下生存处境以及诸般人际关系的变动之中，诸如性格刚毅、敢冲敢拚仍葆有当年军旅之勇的工段长耿海，如技术过硬、视产品质量如同生命的维修工程全，如青春韶华、1500万个焊点无一疵点的女电焊工肖岚，如爱厂如家、工伤后仍坚持岗位直到病逝的老工人刘义山，甚至如一度失足、其后在艰难的反省中重新寻回做一个工人尊严的李万全等等，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无不与企业改革的进退切身相关，他们每一个人无不经历着并承担着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催生的阵痛。生存的压力，爱情与婚姻的曲折或悲剧性变故（如程全倾心爱恋的纯情女工郭燕燕被迫致死），还有自我的精神压抑，凡此种种，于散点铺陈中凝聚为一种叙事的内在张力，生动地呈现出工人劳动者处变不惊、无怨无悔的崇高精神境界，刻画出工人劳动者顾全改革大局而负重前行的铮铮铁骨，讴歌了工人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及其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该剧年轻的编剧张宏森，作为工人之子，对工人阶级的当下生存状况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忧患意识，曾自山东远赴东北富拉尔基大型工业基地深入生活，在车间、工段和班组，与工人师傅一起摸爬滚打，将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由是获得创作冲动与灵感，并找到了以“车间”为叙事支点的形象布局，赋予电视剧艺术叙事在现实深度上重构的魅力。
《选择》的叙事切入点有所不同，不是写企业的基层，而是侧重透过企业“上层”——即大阳机床厂领导班子在改革中经受的考验和锤炼，将叙述视野引向更宏阔的现实空间，如大阳厂作为国有大厂与新兴的乡镇企业东风厂之间的竞争，再如开发WT机床新产品并与国际市场接轨而赋予企业以新的生机。新的切点、新的视野，带来新的艺术难度。该剧创作者敢于鲜明地高张理想的风帆，鲜明地推崇精神人格的崇高，其叙述笔致严峻、质朴并追求恢宏的史诗气度。该剧没有沿袭以往工业题材作品“主题先行”流于大而无当的模式，也不局限于浮面式摹写困境、罗列问题的做法，而是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一种体制的深刻转型、一种思潮的强劲冲击来发掘现实矛盾的深度，从而雄辩地揭示出时代变革的历史必然，以及一代人在以艰难而悲壮的历史行进中实践着并完成着现代人格的重构。剧中以临危受命的新任厂长刘志明、党委书记蔡阳和总工程师陈英杰等为代表的大阳厂领导班子为叙事轴心，写了他们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体制的转轨，坚定地与在改革实践中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的工人群众（如女工李敏为争取订货合同拯救工厂而成了屈辱的“新娘”）拧成一股绳，又通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曾是竞争对手的东风厂组成机床生产集团，终于一步步克服了企业内、外部的种种危机，同时还克服了企业改革家自身的心理危机（如厂长刘志明扬弃“曲线晋升”的私心而为工厂再铸辉煌奉献一切，实现了人格的升华）。由是所描绘、所透示出的正是我们改革时代之魂，我们民族工业振兴之路，以及我们民族现代人格的锻造和重构。《选择》所形象地揭示的主题，无疑具有一定的时代深度。由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斑斓，站在时代改革潮头的实践家刘志明们，以自觉的历史抉择，为我们呈现出一派改革必胜的希望、一派拥抱理想的辉光。这和某些以逃避理想、摹写现实表象为自足的作品，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该剧作者谈歌，以写《大厂》、《合资风波》等工业题材和工人阶级当下生存状态的小说力作而著称，他的眼力、胆识，他的扎扎实实的生活根底和形象积累，恰恰是决定这部电视剧实现深度开掘的前提。
关注点之二：当代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立，是与时代同步的当代性思考的必然产物。这在电视剧的谋篇布局里，主要是熔铸于体理着时代精神亮色的新人形象的刻画上的。创作者的理想、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也必然是通过人物命运和形象的辩证法来实现的。《车间主任》和《选择》这两部难得的力作，其艺术形象结构是建立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上的，不妨说是在社会热点上的聚焦。推进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社会热点，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命运，也是对现代中国人命运的挑战，势将深刻地改变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两部电视剧，都是写有主角的工人群像组合，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在形象结构的总体上升腾出一种久所罕见的中国工业史诗的气势和阳刚之美。在《车间主任》里，站在生产第一线的车间主任段启明（由王荣奎饰演），是全剧用墨最浓、刻画得也最见深度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他既是企业改革的基层领导者，又是企业改革的具体实践者，但改革之始步履维艰，“北重”昔日的辉煌早已随风而去，旧的产业机制和构架（包括旧有的习惯势力）难以承受新兴市场的压力，现实的诸般矛盾纷至沓来，压在他肩头的担子可谓不堪其沉重。但创作者并未赋予他什么超凡的能力或英雄的壮举，而只是遵照生活的、形象的辩证法，既不人为拔高，质朴地描写了他的“有所为”；同时，又带着几分郁郁而悲壮的色调描写了他的“有所不能为”。由此交错地呈现出段启明这一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被考验、被塑造的新一代工人改革者虎虎有生气的性格。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他在义无反顽地支持将产品打向市场以实现企业转轨上的果断、刚强和内在的坚定性，当改革的领航人张一平厂长遭受诬陷、车间濒临停产危局，又是他发动工人签名向检察院送上申诉材料并澄清真相，终于迎回张厂长，推动工厂招商招标、再度振兴。这里特别应提到，段启明和父亲段世民之间的思想冲突，父亲曾当过车间主任又是“老劳模”，退休后仍心系工厂，但却因观念守旧，一度被裹挟进了“倒张风潮”。这场父与子较量的插曲，既富于生活情趣，又相当生动地烘托出主人公段启明身上迥然不同于父一辈的时代亮色。再看他的“有所不能为”，他眼睁睁面对车间和周遭发生的种种社会不公和不幸事件，却每每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譬如优秀的维修工程全，因无力对抗受到特权势力庇护的恶徒杨子江，曾两度受屈系狱，心爱的姑娘郭燕燕更被迫惨死，他终于在绝望中离弃车间而去，而段启明虽心痛如割却也无力唤回东风，徒对车间四壁。再如老工人李万全的一度先足之恨，工段长耿海婚姻破裂之苦，女电焊工肖岚爱情被玷污之辱，刘师傅积劳辞世之悲，青工“小鼻涕”难申正义之屈，凡此种种无不在段启明心灵上投入阴影而挥之不去；甚至在他自己家庭里，由于领养二十余年的儿子小亮突然被其由贫致富的生父认走，随后又远赴美国留学，一时间家事、亲情也搅得他六神无主。这样一些或聚或散的艺术笔墨，带着各自不同的现实的、人性的意蕴，从不同侧面烘托着也深化了主人公段启明“这一个”具有内在人性的丰富性和坚实性的新人性格。
《选择》在为当代工人阶级及其改革家塑像上，以高张理想、回归崇高作为审美的追求，却又坚持不拔高、不扭曲、不跑调、不走味的真实性准则。从这一真实性准则出发，创作者勇于摒弃以往陈陈相因的“二元对立”的道德化叙述模式，刻画人物不是简单地局囿于作出道德的评判，而是从现实关系及其必然的变动中来剖析主人公的性格矛盾及其发展，以历史的评判来界定人物在艺术叙述中的地位、意义及其性格内涵。剧中由刘子枫饰演的主人公刘志明，首当其冲面临着企业改革的诸般矛盾和生死抉择。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艺术突破是，敢于揭示在大阳厂改革中居于舵手位置的正面人物刘志明性格的分裂及其灵魂的自我搏斗，并且带着某种现代幽默的意味，清晰地勾勒出这一人物紧跟着企业改革的艰难历史行进而锤炼自身、完善自身的性格发展轨迹。刘志明原为主管工业的副局长，到大阳厂任厂长，其实仅只是为了“曲线晋升”的权宜之计。但是，当他一步步被卷进大阳厂企业改革的矛盾漩涡之中，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工人群众敢于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另方面又在与蔡阳、陈英杰、郑一东等人的共事中相处中，逐步形成一种跳出旧有机制及其习惯势力的改革新思维，毅然抛弃了当“维持会长”的私心，坚定了与大阳厂生死与共的信念。当大阳厂走出困境、迎来生机时，局领导要调刘志明回局里去主持工作，他却摇头婉拒，掏出一片肺腑之言：“这里的工人就是我的知已啊！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很难离开他们了。我目前如果离开大阳厂，我会一生不得安宁的。”
认工人为“知已”，将个人命运融汇于工人阶级的大命运中去，这是刘志明经历了灵魂的艰难搏斗作出的选择。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是遵从时代召唤的明智之举，同时又是贯注着充实的人生内涵而实现人格升华的奋然一搏。诚然，这也是创作者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独创新意的一次独创新意的一次艺术的突围。
剧中着力写了对于主人公刘志明灵魂的搏斗形成巨大冲击的两件事：一是女工李敏以牺牲爱情去换回工厂所需的合同而远嫁；一是党委书记蔡阳向他的“维持会长”心态挑战，促使他自觉地去锤炼并完善作为现代企业改革家的人格。在那次产品定货会上，李敏为了工厂的生存，万不得已作出了嫁给订货大户霍主任残疾儿子的选择。事实上，对于这次定货会，刘志明是不惜血本、志在必得的，但却险遭全军复没；而工于谋算的销售处长郭春林则早已暗地牵线，预先搭桥，迫使李敏别无退路。欢送李敏屈辱远嫁的“婚礼”，透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的尴尬。面对此情此景，刘志明陷于痛苦的内心分裂，强烈地发出了灵魂的自谴；但市场竞争的严酷现实，既迫使他不得不吞咽下这枚有背良心的苦果，更激励了他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走改革的必由之路的坚定意志。再看蔡阳作为与刘志明共谋改革大业的“诤友”，曾责问他为什么不敢把李敏远嫁的真相告诉大家，并情辞恳切地对他进言：“大阳厂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五千余名职工都没有了退路，我们还能偷偷地给自己找退路吗？我们要就要像个干样，把心思全扑在大阳厂的发展上。不干，就趁早离开大阳厂。”他的快语直言，字字铿锵，直叩心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不久的日子，蔡阳积劳成疾，壮志未酬，猝然而逝，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平凡而高尚的精神风范。蔡阳的诤言和蔡阳的病逝，显然正是最后促成刘志明克服自我心理危机而攀登上现代改革者精神高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由于工业题材难度大，曾经被人们视为畏途；又由于近年间关注工人生活和处境的电视剧作品不大多见，形象丰盈的则更少，因此，我对于《车间主任》和《选择》在探求与时代同步的叙述视角当代性上的努力比较看重；而且，它们的现实底蕴厚重，人物形象血肉充实，更令人由衷地感到欣喜，期盼着继此能有更多更好的力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