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体系建设论文,困境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1）05－0001－05
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而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这也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可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较之衰落中的大国更有信心，从而更能够理性地和平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
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
与之相比较，美国更注意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中国也有一些人有争强好胜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中国避免了前苏联的做法。前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的决策者作出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正是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
第二，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
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招致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当然，反应性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际能力的增加。无论在国际组织、区域多边组织还是双边关系上，很难低估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外交的“反应性”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中国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很难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都是以自己的步伐、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国防现代化。这和前苏联不同，也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当时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异常的消化问题的能力
这么多年，尽管中国国内问题很多，矛盾重重，但都能一一加以克服。如果不牵涉到任何制度，大国对问题的消化能力本来就比小国要强得多。加上制度因素，中国消化问题的能力远比其他国家强。在一些方面，甚至较美国强。不用说国内各种问题（例如街头抗议、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在国际事务上也是这样。在克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中国显现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中国因为其不可被阻止的崛起而自信，那么美国则是因为其不可阻止的衰落而显得信心不足。和中国相比较，美国很多方面在朝着和中国相反的方向发展。
第一，较之中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缺少大历史观。美国比较侧重于眼前利益，而较少顾及到长远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更是强化了这一点。美国是多党政治，而政党又是各种利益的聚合。美国的决策过程也是利益分配过程，包括外交政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短期利益，美国总能把其“国家利益”最大化。每时每刻把眼前利益最大化就构成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也是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地方，认为中国缺失“国家利益”观念。
第二，较之中国，美国外交呈现主动性，尤其是针对中国。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要维持霸权，美国恐惧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防止中国的挑战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头等要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尽管中国的外交都带有回应性，但中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美国解读成是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因此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其应付中国崛起的主动性。当然，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促成美国可以这样做。中国地缘政治很复杂，被周边数十个国家所包围。而处于北美的美国只有两个周边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是高度依附于美国的。美国的这种天然安全环境使它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把战略重点放在北美以外的国际空间，尤其是亚洲。
第三，尽管美国有这么好的安全环境，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很简单，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美国的衰落势头似乎很难遏制。美国从1890年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只有到了一战期间美国才开始卷入世界事务，逐渐成为世界大国。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作为世界体系领袖的欧洲遇到了很多麻烦，欧洲有求于美国，主动邀请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只是领导半个地球，即西方世界。冷战结束，美国的霸权达到了顶峰。但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一霸独大，有绝对的权力，也绝对要犯错误。这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美国霸权开始连续犯错误。美国犯错误是大国的本质所决定的，并非是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美国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决定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外交事务，美国已经遇到极大的麻烦。在国际事务方面，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推行民主，都遇到了挫折。在国内，持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政府无能应付这些危机严重打击着美国的信心。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问题，两党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只能看着危机产生负面影响而无能为力。
尽管美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信心不如从前。在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消极”的做法，即处处把中国看成是对手甚至是敌人，处处防备中国。这尤其表现在安全方面。美国的做法有几种。一是强化传统的联盟，例如美日、美韩的关系。美国不仅没有根据新形势来调整始于冷战的同盟政策，反而寻找各种新因素来强化这个同盟。美日、美韩的同盟近年来因为朝鲜问题而得到强化，并且有向美、日、韩同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也在加强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的建设，强化美、日、澳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在针对中国这方面，美国可以说一直在寻找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和印度的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尽管在一些时候，美国的做法可能表现为一厢情愿。
很显然，美国的这些“消极”做法，不是在增加亚洲的安全感，而是使得亚洲越来越不安全。很显然，美国的做法会引起中国异常的警惕，不得不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的反应。而中国的反应又促使着美国的行动升级。这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也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亚洲的安全困境同样与小国的利益有关。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小国需要发展，就要和大国处理好关系。因此，无论是东北亚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它们的选择是，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对小国来说，战略和经济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在和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上，亚洲小国家也面临困境。如果这两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那么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这表明这些国家就将被迫选择某一方。选择中国，就要牺牲从美国获得的战略利益；选择美国，就会牺牲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很显然，这个选择非常困难。但另一方面，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前些年所谓的G2结构，或者“中美国”，两国能够紧密合作，那么小国家的国际空间也会遽然缩小。如果什么事情都由中美两大国决定，那么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所以，无论从中美双边关系还是小国家的自身利益来看，小国家都会选择多边安全关系。对小国家来说，多边关系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制约中美两大国的行为。大国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声望、信用等非物质利益。在多边关系之内，中美两大国都要顾及声望问题。其次，多边主义有利于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或者说，多边主义是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的有效手段。
东盟一些小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一般认为，东盟国家采用的是平衡（balancing）战略，就是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但实际上，东盟正在努力超越这种简单的平衡战略。东盟为了自身的利益，曾经努力阻止其他大国的介入来保证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但现在正在转型成为大国互动的平台，东盟在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同时实现本身的参与。不过，东盟是否能保障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国互动平台，东盟要转型成为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维持亚洲安全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美国作为唯一霸权国家的行为逻辑已经比较清楚，它在很不自信地预防着中国的挑战，无论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另一方面，中国则比较小心地维持着和美国的“和平”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不能放弃朝鲜，但中国尽量和美国合作，以期最大限度地制约朝鲜的行为，尽管中国的制约并不总是成功的。在上海合作组织方面，尽管俄罗斯趋向于强调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强调商贸，中国的最大考量仍然是不要去触动美国的安全神经。在中国东盟关系上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双方关系的主体是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也没有显现出任何国家意志和计划，和美国竞争霸权地位。中国是在迈着自己设定的步伐进行国防军事的现代化建设。
但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脆弱的“和平”局面。中国如果不当心，就会陷入不安全困境。
亚洲缺乏集体安全体系。现存的机制多为经贸关系。如上所说，尽管存在着一些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机制是没有任何能力来应付亚洲的安全困境的，相反，它们有可能随时恶化亚洲的安全局面。
要实现亚洲长久和平，亚洲显然需要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亚洲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
积极的信息是，中美两国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亚洲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并已开始追求如何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的确立。美国尽管在努力强化其和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但也意识到现存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把中国容纳其中。这些年来，美国在努力追求和中国的军事和国防关系，迫切想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发展共同安全机制上有所努力。
中国方面更是这样。如上所说，中国的很多行为是反应式的，是深深“不安全感”的产物。从台湾海峡、黄海、东海到南海，中国都面临着因为美国或者周边国家所导致的“不安全”局面。可以说，中国尽管是崛起中的大国，但对安全的需要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提倡“和平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向其他国家昭示自己对世界和平的愿望，表示自己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的不和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求实现安全的机制和手段。在最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更是提到了“共同安全”的概念，把此作为新安全观来提倡。
中国周边的小国家更是需要一种集体安全机制。如上所说，这些国家都在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同时，追求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安全和经济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不过，也有很多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恶化，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种战略和经济分开的关系就变得不可持续了。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包容美国、中国和他们自己在内的亚洲集体安全机制。
那么，如何发展出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体系呢？现在中美双边关系上已经有了中美年度经贸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这个机制的产生是因为中美两国间这些关系发展的需求。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的双边战略对话也有可能再进一步建立制度化的安全关系。不过，这种双边关系并不够，并不能解决安全困境，因为双边关系是排他性的，把很多小国排挤在外。亚洲国家需要多边关系，把小国的安全利益考量在内。
因为中美双方的经济互相依赖性的日益增加，从长远来看，战略关系会变得重要起来。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进展正在受到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制约。显然，美国在和中国发展关系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美国和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的关系；同样，中国在发展和美国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双边经贸和战略关系得不到深化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多，但各方面的制度化水平低下，很难提高。这就说明了中美关系如果要得到具有实质性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双边关系，而在多边关系上下功夫。
亚洲存在的很多次区域安全机制造成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安全感，而中美双边对话的深化又需要超越双边关系而走向多边。这就表明，亚洲需要一个新型的能够同时超越和整合现存诸多次区域或者双边机制的集体安全体系。
很多人现在都希望东亚峰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体系的开端和起点。东亚峰会包容了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并且是一个开放体系，不排除其他国家。这本身就和传统尤其是冷战时期建立的多边组织区分开来。它是开放性的，不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从而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不安全；相反，它是通过协调组织内部不同成员的行为而增进互信、减少不信任和安全困境，而实现集体安全。东亚峰会也并不见得是纯多边安全体系，它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多边组织，包括安全、经贸、政治和外交等多个方面，也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来调整其重点。
这样一个体系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体系，那就表明中美两国存在于同一个体系之内，而非属于两个不同体系。这就可以避免冷战期间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对立所造成的世界性的“不安全”局面。处于同一个体系之内，中美的互动可以制度化。尽管两国在体制内的各种竞争（例如竞争主导权）不可避免，但在同一个体系内则可以增加互信，减少误判。
中美两国之间、中美各自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其他小国的制约作用或者平衡作用，大国对国际声望的诉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行为构成制约。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交互作用，会使得大国在处理互相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理性。而经贸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交互作用也会使得这些方面处于平衡发展，而减少军事力量的单方面作用。从长远来看，同一个体系内也会出现主导权更替的问题，但这更多的是伴随着国际责任而来的主导权的和平转移。
［收稿日期：2011－09－26］
标签：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