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论
无为
有关经济史理论和方法 本年度，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书中收录了作者1986—1995年论文19篇，分三组：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6篇，关于中国近化问题7篇，关于市场问题6篇。其中虽有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总的讲是围绕着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这个中心展开的。作者主张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广收博采古今外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尤其重视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作者强调任何伟大的经济史理论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一种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是最高层次的、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但仍然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这一精彩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又与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在研究中既积极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又避免把这些理论当作只需填充材料的框架的洋教条。在书中，作者阐述了他的发展观和内因论。他认为中国经济史虽有曲折和跌宕，但仍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历史，具体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他批评了“沉沦观”，又提出胜“古代封建主义”一筹的“近代封建主义”的概念，与此相联系，他强调了传统经济内部所包含的能动因素，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应注意发挥传统经济中积极因素的作用。作者又非常重视经济史中交换和流通的作用，重视对市场史的研究，认为市场史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两极上。思想深邃，行文明快，是本书的鲜明特点。这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开创风气、领导潮流的重要著作之一。
田昌五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也于1995年问世。该书收录了作者已经发表和没有发表的论文15篇，其中包括他为《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所写的长篇“总论”。作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史学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和影响（作者尤其强调前者），应该从这些干扰和影响中摆脱出来，寻找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所建立的中国历史“新体系”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帝制时代”。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包括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等都是循环发展的。
秦晖、苏文的新著《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96）试图在对“关中模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进行理论重构。他指出明清至土改前的关中社会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地主及其占有的土地很少，租佃关系不发达，但利用权势聚敛财富、压迫百姓的封建势力却是存在的；这与以地主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制为基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理论大异其趣。他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他批评“郭沫若学派”不把人身依附化和自然经济化视为封建化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封建主义”学说，其根源可追溯到斯大林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而不讲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主义理论。
关于土地所有制，李埏写了《三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思相战线1），他强调要区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强调要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消长来寻找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起伏变化的根源。赵明则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根源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即血族关系，其表现为等级制，并强调人身依附与自然经济的相关性（试论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的社会根源／史学理论研究1）。任春明论述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几个问题》（广东社会科学96.6），强调要研究商品经济的不同形态及其功能差异，强调要从产业递进认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地理环境、市场需求和产业间的相互关联度是工业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他通过中西对比揭示其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较少，作者仅见赵立坤的《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综合考察》（求索4）。95年秋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心的第九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史学理论研究》96年发表了朱政惠的综述文章。
董琦利用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以史前时期环境变迁为例，考察了《自然环境的变迁在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作用》（东南文化1）。指出自然环境的变迁必然引起经济形态的改变和文化形态的转变，对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有多种影响，视具体条件而异，决定社会形态发展方向的还是人类社会自身。
《中国经济史研究》96年第一、二期发展了一组“纪念创刊十周年笔谈”文章，其中不少谈到了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如陈振汉介绍了美国新经济史学发展状况，批评其不从历史实际出发和忽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倾向，提出中国经济史学家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赵德馨呼吁加强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史学理论的研究。刘佛丁强调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李文治提倡把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经济史的线索。杨国祯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陈支平批评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孤立化”和“自夸化”的倾向。陈春声、刘志伟认为注重中国经济史研究自身学术传统，重视典章制度研究等。
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吴承明的《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2），这对有关的一组研究论文的述评，介绍和比较了利用粮价研究市场整合的各种方法，指出它的适用范围和应注意事项，很有深度。二是袁林的《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兰州大学学报4），该文采用等级式量化方法，以年为单位，以饥荒区域大小为基本依据，将上古至民国甘宁青地区饥荒史料转化为量化数据，然后用统计学方法进行频次、阶段、周期分析，以发现该地区历史饥荒的一些统计规律。这是计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尝试。
农业、农民、农村 农业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吴存浩的《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这本书长达2百万言，是作者花费十九年的功夫独力完成的。全书分为原始农业卷（约一万年前—前475），传统旱作农业定型卷（前475—589），传统水田农业定型卷（598—1368），传统农业深化卷（1368—1949），内容包括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制度）、农业思想、农业生产（农业地区布局、生产结构等）、农业技术等方面。涉及时间之长、内容之广、篇幅之大都超过以前的同类著作。
通论性的农业史论文也有不少。王思明就中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与条件》（中国农史1）作了比较研究。严火其则认为《传统是中国农业的奇迹》（中国农史2）。《农业考古》今年各期继续开辟“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人口和生态的关系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赵冈的《人口、垦殖与生态环境》（中国农史3）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宋代已出现人口压力，清中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分析了人口迁移和生态变迁互为因果的关系。王建革和陆建臣的《从人口负载量的变迁看黄土高原农业和社会发展的生态制约》（中国农业1），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生态条件的变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李伯重就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为例，对流行的对“人口压力”说提出了质疑（“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其他的论文，如赵冈利用近人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历史文献对班枝花与木本亚洲棉的混淆》（农业考古1），侯伯鑫考察了《我国杉木的起源和发展史》（农业考古1），钟庆梁根据历史人口学的原理，《从农业人口、土地分配看汉唐的强盛》（农业考古3），亦有新意。今年《农业考古》各期还刊登了一批有关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农业文化以及大蒜和烟草的引进利用史的文章。此外还有林其宝／试述我国历代主要大田作物的种植／首都师大学报4，姚伟钧／水利灌溉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华中师院学报／等。
关于农民史的研究成果亦颇丰硕。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农民学丛书”第一辑已于年初出版。上面提及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即其中之一，该书除从关中小农社会谈到对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重新认识外，还对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农民的文化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有所分析，不乏新见。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试图对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作从古到今的鸟瞰式的观察，并以此“试探中国历史的发展周期”。曹幸率穗则利用满铁的材料进行了《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近代部分还将介绍）。其余文章还有李正图／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小农经济／安徽史学1，张一仪／中国古代的兵农合一／农业考古／等。
许正文考察了《我国封建社会乡村基层组织沿革》（陕西师大学报2），指出其特点是严密、层层设官、细小不乱；自秦汉形成基本模式，历朝多有发展，但其结构运转方式、功能迄未变化。王晋新从土地所有和占有状况、地产运动、农业生产状况和经营方式、农村副业和农村工业等方面，作了《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2.5万字）。
商业、市场、货币、对外交通与贸易 张景月、刘新风主编的《商史通鉴》（九洲图书出版社96）上下册是仿《资治通鉴》的贯通古今的编年体的商业史资料集，内容包括商业活动、有关法律法规、货币和流通媒介、有关组织机构和设施、商史人物、商业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除对原始资料忠实的述介外，还有简要的评论。全书共300万言。中国商业史学会编辑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今年也已出版。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颇早，但始终充当封建经济的婢仆，未能成为资本主义的酵母，原因何在？毕道村认为，这主要由于《中国封建工商业的基石》（学习与探索4）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孟彭兴则认为是由于统治者自觉、适时地采取扶持小农经济、压抑过于早熟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结果（论早熟的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史林2）。
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存在市场经济？学界认识不一。吴承明试图从经济史角度予以解答。他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没给市场经济下过定义，但都谈到历史上的“市场转变”、“市场渗透”等，它不但是市场体制的转变，而且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只有这种转变完成后的经济，才可称为市场经济。在这过程中，支配市场机制的原理也有所演进。16世纪我国市场也有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岩，直至民国迄未完成（市场经济与经济史，载：市场·代代化·经济史论）。姜守鹏认为封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其中存在着市场经济；它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是商品的主要生产者是小农，二是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三是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了一组有关论文。96年6月底在福建武夷山市举行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亦以传统市场与近代化为主题。
货币史的论著，有刘森的《中国的钱铁》（中华96）和马飞海主编的《中国钱币论丛》（上海书店96）。
中外交通与对外贸易的成果最多。海上丝绸之路是八十年代以来新兴的研究领域，本年度出版了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陈炎是国内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该书是他多年有关课题论文的结果，体现了他“大题小作”、“化整为零”的研究方法，文章资料丰富翔实，富有开创性。本年度他还发表了《海上丝绸路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一文。庄国土则论述了18世纪前后《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的演变，指出茶叶是世界贸易网络形成后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茶叶出口带来的白银流入成为18世纪中国通货革命的基础，后来又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诱因。作者强调闽茶、闽商对茶叶之路形成的作用。关于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排出又一阶段性成果：《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95.12），收录了基本上是首次发表的论文13篇，其中江玉祥的《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和再论《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还有印度学者的两篇论文，书末是“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宋蜀华也有《论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作用和现实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之作。关于西北的丝绸之路，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94.11主编张志尧），收录有关论文33篇，分为草原丝绸之路、中亚古代游牧文化、草原丝路与欧亚经济文化交流三个部分。书末还有二十多页的插图。此外，纪宗安从网络结构视角出发，作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网络及城镇考述》（新疆大学学报3），李青等考察了《丝绸东段的陇上古道》（甘肃社会科学2）。此外，有殷晴的《丝绸探微四题》（西域研究96.1）、满传明《论古代丝绸输出之非贸易性》（史林3）和徐家玲《中国丝绸技术西传考》（东北师大学报6）。
李金明、廖大柯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亦已出版（广西人民95），全书分汉唐、宋元、明、清四编。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有关管理机构沿革、外贸港口变迁、官方贸易与私人贸易的关系及后者性质的变化等，叙述较评，尤看重论述殖民者东来后中西贸易的冲突以及鸦片战争起因等。
财政、国家对经济的参与 邢铁概述了《我国古代专制集权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中国经济史研究4），他把中国古代财政预算划分为“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个阶段，论述了决算的时间、方法和专制集权政体下预算决算的四大矛盾。顾銮斋比较了《中西封建社会税权归属的差异》（中国史研究4），指出中国自春秋战国起税权集于中央，以后沿着这一路线发展，税权越益集中于皇帝之手。西欧在封建社会定型期税权归属于某一权力集体（贵族组织），在以后的发展中转归具有比较广泛阶级基础的议会执掌。方宝璋作了《中国古代史概论》（中国史研究1），借助现代审计学理论，考察和分析了中国古代审计学的内容、机构、机能，审计方法、方式和中国古代审计史分期等。
最可观的是孟繁清等著《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河北教育95.9），全书70万字，分为十三章；论述范围包括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起源，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专制体制下的经济思想（上、下）、经济决策，官营农业、工商业，专制制度对劳动力的束缚，专制主义支配下的财产继承，专制权威下的赏赐与籍没，专制体制下的财政和超额榨取，统治阶级的过渡性消费和专制主义的货币政策等，对中国封建经济史中的这一重大课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96）是该专题的第一部系统的专著，探索了上起战国下迄清末两千年提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员俸禄制度。全书九章，有大量附表，计53万字。内容主要论述一般条件下内外、文武官员的俸禄制度及其演变轨迹，同时论及少数族贵族统一中原时期俸禄制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及世袭王权下贵族（主要指星族）的世袭爵禄制的变化。
在资料整理方面，国家税务局组织编写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共八册）近年亦已出齐。
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 这方面的成果相当突出。关于地区经济史的专著最近出版了几本。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95.4）将近五十万字，按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时期（先秦）、封建制前期（秦汉至隋唐）、封建制后期（宋元）、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清）划分四编、着重论述宋元福建封建经济的繁荣和明清福建资本主义的萌芽，占全书篇幅的2／3以上。这是福建省迄今最详尽的一部古代经济史。曾玲的《福建手工业发展史》（厦门大学95，18.5万字），叙述范围远古到明清，是继段本洛《苏州手工业史》以后又一部地区手工业史。李清凌主编的《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96）也是填补空白的著作，包括绪论和上、中、下三篇，分别叙述甘肃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史，全书38.8万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继《太湖流域开发探索》后，近年又推出梅莉、张国雄、晏昌贵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95.9）和魏嵩山、肖忠华的《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95.12），着重探索经济开发进程以（水利开发、市镇兴起等为重点）、条件、效益、教训等。吴迁桢主编的，内容包括从西汉到现代的《河西开发史研究》，亦已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王致中的《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甘肃社会科学4）则对汉末至清末二千年间开发河西过程中发展水利的基本史实进行了疏理。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礼96）是继57年张家驹《两宋经济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关于该课题的又一专著。全书包括总论、技术进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一和唐宋经济研究等三章，计25万字。实际上是几组论文的汇集，亦粗具体系。作者不同意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六朝或唐后期五代已经南移的观点，坚持流行的两宋说。作者讨论了“南移”的标准与研究方法，并从技术进步、自然环境变化等更广泛的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徐旺生则试图动用系统论观点作出《唐以前江南农业相对落后原因试析》（农业考古1）。
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1996年5月召开了有关专家的座谈会，第3期刊发了会议纪要，第4期刊发了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的一组文章。李根幡、彭世奖撰文呼吁《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对有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指出的近十年来，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较活跃，但仍然在是中国经济史学科中的薄弱环节，亟须加强，以建立与我国这样一个统多民族国家相称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学科，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高文德论述了《中国历史上游牧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谈及游牧民族的形成，不同地区各类游牧经济形成途径、生产方式、发展趋向等方面的异同，以及游牧民所建立政权及“行国”的特征。包玉山讨论了《蒙古族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他对游牧经济的产生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牧草生产是第一性的，决定和支配着第二性的牲畜生产，因此，土地在古代蒙古族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土地所有制是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他另有《蒙古族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由蒙古师大学报1）一文，强调要运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尤其是他在对柯瓦列夫斯基有关著作摘要中所阐明的观点，来研究蒙古族古代经济史。
李经伟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96），几经波折，终于问世。书中将所书文书分为六类编排：一、买卖人口文书，二、租佃与买卖土地文书，三借贷文书，四、有关赋税、徭役的文书，五、各类经济记录，七其他文书。各种文书除转写原文外，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加以注释和汉译。这是了解古代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珍贵史料，整理出版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资料的专著，这尚属首次。书末附有郭平梁的《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管窥—〈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读后》。
关于新疆地区经济史还有两篇文章。钟兴麟的《中原井渠法与吐鲁番坎儿井》（西域研究95.4），钟对黄盛璋《再论新疆坎儿井来源和传播》（西域研究94.4），广泛引证，再次论证了吐鲁番坎儿井确系中原井渠法西传产物。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2），亦对有关资料作了全面的收罗和疏理。
人口及其他 人口史最重要成果是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96.1），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项目，组织了院内外专家历八年而成书。全书分上古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现代八分册，内容包括人口数量、构成、分布、迁移、死亡、人口政策、人口思想、统计管理、婚姻家庭、少数民族等，主要是分类辑录原始资料，但每章开头有经分析研究的综合论述。全书共计370万字。是一部融资料汇编和学术专著为一体的巨著。张国雄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2），他根据“主流移民”特征，划分为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和近代沿边多向移民期，认为促进主流移民特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地区开发。叶显恩进行了《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4），指出南方的宗族制是由于汉人南迁，在新的生态环灣中适应生存竞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徽州是中原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珠江三角洲则是变异的亚种；前者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后者却有着力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徐扬杰的《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95）亦已问世。
钟祥财的《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5.4）是全面系统论述这一课题的第一部专著，书中除讨论“中国古代的土地思想”（上篇）外，还把研究范围伸延到“中国近现代的土地思想”（下篇、下限是1949年），全书16章，计41.8万字。赵靖《汉传佛教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澴段试论禅宗的农禅思想》（国学研究第三辑）颇有新意。有关论文还有：邢建国／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本末观／安徽师大学报1）；庄屯一／浅论“重农抑商”的合理性／甘肃社会科学4等。
此外，刘秋根讨论了《中国古代合伙制下盈余的分配》（河北学刊4），袁仲仁察了《古代广州城的兴筑和扩建》（暨南学报3）。
本年度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谷霁光史学文集》，其中第二卷为“经济史论”，收录了作者历年有关经济史的论文22篇。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俪生先生八二年寿辰纪念文集》内含有关经济史与农民学的论文9篇。
先秦秦汉
叶茂
1996年度先秦秦汉经济研究的特点，一是重大理论和重大问题的探讨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向纵深发展，二是区域与民族经济史的研究的有突出的新收获，三是考古新发现在推动经济史研究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本年度在涌现一批佳作的同时，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也占一定数量。
有关理论探讨和综合论述 奴隶制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由古史分期讨论而引发的这一争论，是中国古史研究、尤其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由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6〉是“必经论”的最新和最有份量的成果。全书85万字，分五编，第一编是综合研究，第二至五编是分别对商人奴隶制、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和凯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专题研究。作者在研究中还经常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作比较。希腊的荷马时代、罗马的王政时代，摩尔根和恩格斯曾把它们放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英雄时代”，该书则把上述五个地区都列入早期奴隶制社会。作者阐述的理由是：1.它们均已形成贵族自由民、古典奴隶与授产奴隶以及从被释放奴隶至类似平民的等级分化；2.在上述等级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主要由贵族奴隶主阶级主持政务的政治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在意识形态上特别重视宗教信仰的作用；4.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作者认为奴隶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一是与贵族奴隶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相结合、直接占有奴隶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被释奴隶或被保护民人身；二是主要依靠对外掠夺来解决奴隶来源或奴隶劳动力的更新。他们还指出，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必经阶段的概念，确实是马克思本人直接提出的。该书中由彭邦炯、宋镇豪执笔的“商人奴隶研究”中，包括商人早期社会状况、国家的诞生和巩固、奴隶主、奴隶、众人、土地关系、国土经纬、邑制、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内容。该书出版，也将推动有关研究和讨论的深入。
非必经论，本年度可以晃福林的《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为代表。作者认为由原始社会可以发展为奴隶制，也可以发展为农奴制，中国属于后者；夏商是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春秋是宗法封建制社会，战国以后是地主封建制社会。夏代氏族封建制的特点是大量存在与夏王朝保持“封建”关系的方国部落，这些方国部落经济上有纳贡的义务，生产关系方面实行近于实物地租的贡助彻制度。另一个非必经论者莫金山作了《“中国奴隶制问题讨论”的世纪回眸》（学术研究7），认为“文革”后古史分期讨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是其特点。
田昌五、臧如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96.10）是由臧如非根据田昌五的古史体系写成的。全书5章，近32万字，以社会结构为剖析对象，着重论述春秋战国社会经济的大变动，可视为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新论》的续篇。
此外，赵小雷阐述了《侯外庐“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刘斯翰以土地自由买卖说为中心构筑了《汉代经济政治制度原论》（学术研究11）。
还应提到的是近期已出版的白寿彝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中的典志部分，第一章、农牧业，第二章、土地制度与阶级结构，第三章、官私手工业，第四章、手工业技术，第五章、商业的货币，第六章、都会与里（坊）市制度，第七章、国内外交通，第八章、户籍制度，第九章、上计制度，第十章、赋税制度，第十一章、徭役制度，均与经济史有关，主要撰写人是高敏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者，均研究有素，这甚至可以视为一部小型的秦汉社会经济史。
田制、赋役、阶级关系 田制方面首先应提到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4卷和其他一些讲话中提出的新观点。他试图把封建土地国有说和封建土地私有说融为一炉。他认为汉代皇帝为最高地主，拥有最高所有权，以下世家地主，豪族地主，高资地主依次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而自耕农则只有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他称之为“等级土地所有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带有普遍意义。晁福林则根据近年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如包山楚简等）重新论证了《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及其影响》（江海学刊4）指出战国时贵族官僚、封君和个体农民土地私有都有发展，土地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变是战国土地制度的主旋律。杨兆荣从“提封田与夫（户）均受田”、“大小亩”、“两种田法的亩产、口粮、余粮、赋税的谷物计量比较”等方面，对银雀山竹书“田法”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他的结论是《银雀山竹书田法同于李悝田法》（思想战线96.3），从而对田昌五的有关研究结论提出了商榷。王石夫力图从新的视角《试论“贡助彻藉”》（浙江学刊3），认为四者名称虽异，实质则一，是国家初期在土地人口层层分割占有的基础上，与分封制、宗法制相适应的一种财物征收方法，其名义是被封附属向宗主分封者提供助祭财物，并不包括力役在内。臧知非《“相地而衰征”新探》〈人文杂志1〉认为“相地衰征”是在授田制下以土地数量多寡调节其质量差别，而收取统一定额租税的一种方法。
晁福林《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认为，春秋战国奴隶制是由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浸透着宗法精神的奴隶制。辛勇经过比较细致的辩证，提出“闾左”是流徙他乡的“宾萌”的看法，解释比较合理（闾左臆解／中国史研究4）。仝晰纲分析了《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社会科学辑刊3〉构成、发展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李如森通过对《汉代家族墓地与茔域上设施的兴起》（史学集刊1）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豪强地主向世家大族的发展。
商品经济·市场·货币 杨善群《春秋战国私营工商业简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96.1）对春秋战国私人工商业勃兴的原因、内部生产关系，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与封建政权的矛盾及私营工商业的活动趋向，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湖南师大学报1）认为，西汉前期放任无为，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形成与巩固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势力，西汉中期的改革迫使商品经济沿着有利巩固专制集权的方向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使之失去独立品格和社会活力。
关于市场，杨生民认为春秋战国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他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其功能和经济活动要素，以及有关制度和管理（论春秋战国的市／历史研究3）。李根蟠扼要地论述了《封建地主制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包括秦汉的几类农村集市，战国以一小农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原因和战国秦汉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特点。他又作了《对战国秦汉小农耕征结合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对《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的话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农民比较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的程度和范围远逊于后世。西汉中期以后，个体小农耕征结合日趋普遍和紧密，以曹魏的租调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又指出，小农耕织结合，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没脱离自然经济范畴。此外，王雅红也论述了《西汉的市场与经济区》（西北史地2）。
关于这一时期的商人。耕播作了《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多兼营农业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何筠、罗卫国则论述了《春秋战国儒商的兴起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货币，马飞海主编的《中国钱币论丛》第一辑中有4篇论及先秦秦汉货币问题，其中对汉代金属货币的分析相当细密，对流行的黄金货币说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另有两篇讨论秦国铸币的文章，一是何清谷《秦币初探》，二是杜勇《秦国钱始铸时间辨》（均载陕西师大学报1），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相印证，有所发明。
农工业生产及有关技术 关于秦汉时代的研究较多。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夏亨廉、林正同主编的《汉代农业画象砖石》，书中收录了汉画象砖石中反映农业的图119幅，分四篇，一、农耕纺织，二、渔猎采集，三、庖厨酿造，四、附录。为研究汉代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和饮食文化提供了形象的素材。林正同还撰文《从画象砖石看汉代农业经济的特点》（农业考古1）。作物栽培，郭旭东《甲骨文“稻”字及商代稻作》（中国农史2）指出，以前甲骨文中隶定为“黍”字中的从“水”者实际上是“稻”字。这一观点是游修龄首先提出的。但作者对卜辞中种稻时间、收获季节、亲水程度、从水之“稻”和不从水的“黍”见于同版的情况等作了分析，并结合金文中的例证，对这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秦汉林业，王子今收集和爬疏了有关资料，论述了《秦汉时期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香港学者官德邻也作了《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竹木述要》（农业考古1，3）。秦汉畜牧业，雍际春作了《西汉牧苑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西汉有“六牧师苑”，《汉志》载其五而缺其一，作者以《平帝纪》罢呼池苑的记载为线索，考证呼池苑即缺载的六牧师苑之一，属当时的安定郡，其地在今甘肃华亭县。六牧师苑外，作者又考得牧苑十一处，牧马官驻地三处，牧师城一处，另一郡牧苑详情不知。秦汉苑囿，有亿里的《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认为秦苑囿包括禁苑和公马牛苑两部分后者即汉牧苑前身。王爱华亦有《汉代梁苑考辨》（黄淮学刊4）。汉代手工业，李京华著有《南阳汉代铁冶》（中州古籍96），是对该遗址的全面介绍，因未见原书，恕不置评。郑超雄则以广西平南县六陈汉代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为依据，论述了《关于岭南冶铁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3），批评了否认汉代岭南也有冶铁业的观点。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有关问题有：蔡万直／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和设置／中州学刊2；张俊民／汉代居延屯田小考—以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北研究3；张俊民／从汉简谈汉代西北郡运输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关于夏代经济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本年度出版的《夏文化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96）有两篇文章，一是张剑、孙新科《试论夏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一是蔡运章《杜康造酒新论》，运用最新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进行论述，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个空白。商代经济的文章也有两篇：一是刘兴林《殷商田猎性质考辨》（殷都学刊2），强调卜辞所载田猎主要是王室贵族具有明显逸乐性的活动；一是裴明相《略谈郑州商城的用水设施》（殷都学刊2）。
此外，黄盛璋的《论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2），包括金、银、锡、铅、汞、金属镶嵌等，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以前研究的缺环。
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楚国经济的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996年出版的《楚学丛书》中有五本是与经济史有关的。刘玉堂的《楚国经济史》23万字，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宗法制度和阶级构成，直接生产者身份、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轨迹、农业（含工具、水利、农业水平、《神农》书等）、手工业管理与生产体系、手工业生产与工艺水平、商业管理与商人地位、商品经济（含贸易、都会、交通、货币、权衡度量等）等十章。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然比郭仁成的《楚国经济史新论》进了一大步。刘玉堂还撰写了《楚国土地制度综议》（湖北大学学报3）和《楚国赋税制度综议》（荆州师专学报3），内容与书中有关部分基本相同。赵德馨的《楚国的货币》33.1万字，分十三章，包括楚国货币的起源与演变，金币币形，金币币文，金币流通地域，金币性质，银币，有文铜币、特种铜币，金属货币材和政府对币材、货币铸造权的控制，布币，楚国货币文化特色，历史作用，楚国货币的消亡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黄金热的衰退等。其重点是对金币的研究。作者不但从货币文化的角度，而且更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楚国货币的种种现象进行剖析。这是迄今最详尽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关于楚国货币史的专著。石德俊的《楚国的矿冶丝漆和玻璃制造》21.6万字，包括铜的开采和冶铸，铁器，金银和其他，漆器，玻璃制造等五章。从其内容看，构成了楚国手工业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浩的《楚人的纺织与服饰》16.3万字，其中包括了蚕桑纺织技术的发展和纺织品生产与流通等内容。高介华、刘玉堂的《楚国城市与建筑》34.4万字，与经济史有关，但主要不是从经济史角度写的。
关于区域和民族经济的论文还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3；陈长琦／汉唐间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华南师大学报5。
原始经济与文明起源 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热火，主要得力于考古发现新资料的推动。有关文章较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介绍。关于水稻等作物的起源，近年新发现不少。张居中、王象坤等的《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就是根据近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栽培稻遗存的资料，论证淮河上游和长江中游同为最早的稻作起源地，5KaBP以后稻作技术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向南传至华南，以至印度支那、东南亚，向北从淮河下游沿山东沿海地区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3KaBP以后，由于气候的变化，黄淮地区的稻作农业逐步被粟作农业所代替。这是考古学家与农学家、中外学者合作的成果。贾乃昌在《广西民族研究》96年2、3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耗”、“糇”、“膏”、“ηa∶i”考—兼论广西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及壮侗语民族对稻作农业的贡献》、《左右江、邕江流域—壮侗语民族原始居民的家园与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运用了丰富了历史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材料，令人饶有兴味。杨生民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石犁试探》（首都师大学报！）汇总了有关考古资料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最早的石犁发现于距今六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有关原始农业起源的文章还不少，主要刊发在《农业考古》、《古今农业》、《中国农业史》等刊物上，恕不备列。1991年8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有关论文，亦以《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为题结集出版（南京大学96）
近年来史前城址不断发现，96年6月《文物》杂志发起在辽宁绥中县召开“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发表在《文物》第十一期。这些发现又为人们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情加了温。如《中原文物》96年第一期就发表了一组有关文章。许顺湛以考古发现与有关传说相印证，认为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属黄帝时代的古城。（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严文明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开始迈开走向文明的脚步，龙山文化加速了这一步伐，有的地方已产生了最初的文明社会；他表示赞成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说，并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同期还有李模、李友谋等人的讨论文章。此外，陈唯声也认为《中国文明应上推至五帝时代》（北方论丛4）。总之，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中华文明史有越来越提前的趋势，而人们也日益“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语），运用考古材料对古史传说作出科学的解释。
其他 本年度有些文章研究财政和国家的经济行为。如宫长为考察了《云梦秦简所见的财政管理》（史学集刊3）。关于官俸，有张非凯的《两汉俸禄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和施伟青的《汉代居延戌边官吏的俸钱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2），均颇深入细致而条理清晰。胡宏起对《两汉军费的研究》（中国史研究4）。通过零星史料的收集整理爬梳分析，得出量化的概念。与此有关的还有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江西师大学报1）和陈晓鸣《汉代边兵的日常生活待遇问题述略》（江西大学报3）。关于经济政策的则有孟广军《管仲与榷铁无关》（史学集刊1）、张涛《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2）、孙忠家《汉武帝重农抑商驳议》（北方论丛2）等。
马新的《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5）论述了两汉严密的户籍制度和政府控制人口的三大法律绳索（案比、脱籍与迁移的禁限、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并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对农村人口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赖华明《论秦汉移民政策及其历史作用》（四川师大学报4）探讨了秦汉移民的特点。
人们期望已久的巫宝三主编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96）终于与读者见面。这是与《中国经济史资料选辑》相辅相成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十余位学者历时十年集体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夏商西周时期经济思想，中篇为春秋时期经济思想，下篇为战国时期经济思想，卷首有巫宝三的“导论”，并以巫宝三“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为附录。每篇先介绍该时期经济状况和学术思想概貌，后分述各主要学派或主要著作的经济思想。全书计53.4万字。编著说明所署时间为1989年。可见该书实为多年前研究成果。本年度还有若干讨论本时期经济思想的文章，恕不备列。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历史研究2）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作者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还是初步的。耽占军、陈国生的《西汉自然灾害及气候初论》（唐都学刊1）也有新意。
魏建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新研》（河北师院学报4）—汉传统观点认为胡服骑射不是向胡人学骑兵技术，而是利用胡人感化胡人，以便招募胡骑为己之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