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前期南德帝国城市与王权的结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帝国论文,南德论文,宗教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0)03-0356-06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德意志的王权和市民并没有建立起同盟。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Hans Baron)就认为：“王权与市民的结盟是中世纪晚期法国历史的特点……在德国，这种情形从来就没有发展到王权和市民结盟的地步。”[1](第406页)我国学者郝明金也指出：“中世纪时期，德国没有出现皇帝和市民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封建领主的现象。”[2](第87页)王亚平教授也认为：“以汉撒同盟为首的商人集团…只与有共同利益的城市结盟，包括其它国家的城市，他们并不关心德意志的帝国政权，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并不十分强烈。施瓦本城市同盟、莱茵城市同盟与法国、瑞士等国的政治势力相联合…这些政治力量都没有与王权建立联盟，整个帝国内缺少凝聚力。”[3](第2-3页)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却表明：在中古晚期的德意志，市民与王权①结盟是一种经常的现象，城市和王权之间的关系总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4](第59-64页)；美国近代早期德意志史专家托马斯·布雷迪的研究则充分展示了1450-1550年德意志帝国城市和王权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5](第1-230页)，这为我们探讨宗教改革前期德意志城市与王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马克垚先生和郝明金先生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城市与王权结盟的内容和评判标准：从经济方面看，城市向王权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王权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从政治的角度看，市民通过购买贵族头衔等手段，融入到政权体系之中，或者在构建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城市支持王权来反对分裂割据的贵族，国王则帮助城市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而取得独立[2](第85页)[6](第164，165页)。在上述城市与王权结盟的内容和评判标准基础上，本文准备揭示15世纪末到16世纪30年代德意志城市与王权之间结盟的发生、发展、破裂，以及结盟破裂对德意志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城市与王权结盟发展的经过
自15世纪80年代起，德意志南部绝大多数帝国城市纷纷加入到了国王家族(即哈布斯堡家族)所领导的“低地同盟”②和“施瓦本同盟”③，从而建立起与王权的联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它们之间的联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这些斗争有：1492年的巴伐利亚战争，1499年反对瑞士联邦的施瓦本战争，1504年反对普法尔茨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斗争，1519年反对符腾堡公爵的战争。
15世纪90年代早期，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西特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对蒂罗尔的争夺和公爵密谋与瑞士结盟共同反对皇帝之上。蒂罗尔原来是哈布斯堡家族另一支系西格蒙德公爵的领地，对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在战略上控制了通往意大利布伦纳的要道，是东奥地利和西奥地利之间的桥梁；此外，该地区还有丰富的铜矿和银矿，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巴伐利亚的公爵曾经借了很多钱给蒂罗尔的西格蒙德公爵，凭借这一点，他声称对西格蒙德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如果得到蒂罗尔，他就可以切断东奥地利和西奥地利、勃艮第和尼德兰之间的联系。因而，蒂罗尔成为了哈布斯堡和巴伐利亚争夺的焦点。南德帝国城市与巴伐利亚公爵的矛盾则是因为他攻占了帝国城市雷根斯堡，并且将他的势力渗透到施瓦本的阿尔郜。
1490年，西格蒙德公爵退位，巴伐利亚公爵采取行动，挑起了一场新的、争夺德意志南部的战斗。1492年4月，施瓦本同盟2万军队聚集在莱希河畔，准备入侵巴伐利亚。公爵被迫妥协，放弃对蒂罗尔的要求，拆散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巴伐利亚——瑞士同盟；使帝国城市雷根斯堡重获自由，停止对施瓦本地区的渗透[5](第51，54页)。在施瓦本同盟中有施瓦本地区的22座帝国城市[7](第434页)。按照“施瓦本同盟条约”，帝国城市向同盟提供了1/4的军队[8](第2页)，这就是南德帝国城市对此次行动的支持。
南德帝国城市也向1499年反对瑞士的“施瓦本战争”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15世纪中后期，瑞士的一些城市在赶走领主或主教后，与要求实行自治的乡村公社建立了城市——乡村公社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瑞士联邦。这让帝国国内的封建主十分恐慌，他们很担心其领地上的臣民们效仿瑞士人。于是，皇帝就联合部分南德意志的诸侯和帝国城市，于1499年对瑞士联邦发动“施瓦本战争”。尽管德意志南部的自由城市(巴塞尔除外)，特别是低地同盟的城市不太愿意参加对瑞士的战争，但它们最终还是支持皇帝的行动。城市向这场战争提供了步兵和骑兵。城市提供的军队几乎占整个同盟军队的1/4；此外，帝国城市和奥地利一道，共同承担这次战争的开销[5](第60，69页)。
1504年，马克西米利安与普法尔茨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开始争夺上莱茵地区，在此过程中，他也得到了南德帝国城市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1503年12月，巴伐利亚公爵乔治去世。按该家族的习惯和条约，乔治的土地应当留给表兄阿尔布雷西特、女儿伊丽莎白和女婿普法尔茨伯爵鲁普雷希特。双方的家族内部冲突逐渐演变成一场涉及整个德意志南部的冲突。皇帝以封君的身分进行调停，在借机向阿尔布雷西特索要一大片土地作为“酬劳”后，便操纵帝国法院作出偏袒阿尔布雷西特的判决。在普法尔茨和波西米亚人的支持下，普法尔茨伯爵拒绝接受皇帝的建议和帝国法院的判决。于是皇帝便宣布普法尔茨伯爵违法，动用施瓦本同盟的力量，向普法尔茨伯爵发动战争。在皇帝、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同盟的联合打击下，普法尔茨伯爵及其妻子被打死，整个上莱茵都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之下。“巴伐利亚战争为皇帝带来了政治上成功的顶点，使皇帝在帝国内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人敢再反对他了。”[9](第15页)城市对这场战争的帮助是：派出军队参与战斗，提供给养、武器和金钱。
1519年1月，马克西米利安去世，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采取行动。1519年1月28日，他夺取了罗伊特林根，然后将矛头指向埃斯林根。他的行动引起了施瓦本同盟中自由城市的恐慌，它们利用施瓦本同盟的力量，征服了符腾堡公国。虽然领导这次战斗的不是哈布斯堡家族，但这场战斗的最大受益者确是皇帝家族，因为符腾堡公国最终被并入了奥地利[5](第111页)。
在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城市与皇帝的结盟不仅表现为城市支持皇帝构建南德意志体系的各次战斗中，而且还表现为城市以及城市银行家向皇帝提供的大量资金支持之上，而城市中的银行家们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皇帝，他一生中总是缺钱：结婚时缺钱，打仗时缺钱，甚至出访奥格斯堡时连食宿费都交不起[10](第265，273页)。为进行意大利战争，他不但使皇家财政处于破产的边缘，而且还向城市和城市中的富商和银行家大量借债。在去世时，他一共欠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巴赛尔、奥格斯堡、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科隆和乌尔姆等帝国城市10万弗洛林的债务[5](第82页)。此外，他还向南德帝国城市中的银行家借钱，奥格斯堡几乎成为了马克西米利安非正式的资金库，从那里流出的资金使得他的矿山能够运转，使他拥有资金来支付战争开支[11](第17页)。1491年，皇帝以蒂罗尔的施瓦茨银矿开采权为代价，获得福格尔家族12万弗洛林的贷款。这笔钱使皇帝免遭破产，同时也给福格尔家族带来丰厚的利润。银矿销售收入的50％归福格尔家族所有，18％归皇帝，32％归开采银矿的公司。为确保查理五世当选为皇帝，福格尔家族向哈布斯堡家族提供100万弗洛林的贷款[12](第127页)。从雅格布·福格尔要求查理五世归还贷款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笔贷款对查理五世当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曾与陛下您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合作，出于对陛下他的忠诚，且为了保全您的王冠，我们向几位王子作出了抵押借款……因此这些出色的贵族们才得以成功地保全您那尊贵的王冠和那至高无上的荣誉……同样，众所周知，没有我，陛下您不可能得到这帝王之冠。”[13](第179页)1512-1518年期间，福格尔家族将其年收入的1/4提供给皇帝。到马克西米利安去世时，他欠福格尔家族130万弗洛林，欠保姆加特纳(Paumgartner)家族23万弗洛林。
城市银行家向皇帝大量贷款，既加强了城市与皇帝的关系，又可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这些贷款都是用矿山和与奥地利的粮食贸易的特许权为担保的。这两项贸易总额在1518年就达到了300万弗洛林。”[5](第82页)此外，这些银行家还被授予贵族头衔。1511年，马克西米利安就封雅格布·福格尔为贵族和皇家顾问；1514年，皇帝又把他及其有继承权的子嗣晋升为伯爵[10](第277页)。
南德帝国城市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间亲密的同盟关系还表现为皇帝对自由城市的了解和城市人文主义者对皇帝的支持上。从《海因里希·贝贝尔1501年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前赞扬德意志的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支持。“当我看到德意志的诸侯为自己的私利而忽视公共幸福，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仇杀和追求享乐之上时，我就会担心：假如没有您，一位一直致力于使帝国免于崩溃，发誓用自己全部智慧和技能来挽救这个因懒惰和懈怠而走到毁灭边缘的国家的、高贵的皇帝，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14](第65-66页)作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位王子”[12](第120页)，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招募许多城市人文主义者为自己以及他的朝廷服务。塞巴斯蒂安·布朗特(Sebastian Brant)是斯特拉斯堡的市政秘书，一直为马克西米利安反对诸侯的行动进行辩护，坚决支持皇帝的“公共芬尼”政策，1502年，皇帝任命他为皇家顾问[15](第285-286页)。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也被皇帝任命为顾问，并从1506年末开始撰写从凯撒到马克西米利安的“皇帝列传”。他还为哈布斯堡家族修族谱[5](第85-86页)。查理五世执政后，他继续成为皇帝的顾问，以皇室代表的身分参加许多外交活动。由于亲皇帝的立场，他为奥格斯堡赢得了许多财政和司法上的特权。为表示对他的认可，查理五世在1537年将他提升为贵族[15](第2-3页)。
1519年查理五世继承帝国皇冠时，南德帝国城市仍然希望继续与查理五世皇帝结盟。“当查理五世1520年6月6日到达根特时，奥格斯堡、纽伦堡、沃尔姆斯、施佩耶尔、斯特拉斯堡的5位城市代表在那里迎接他，希望皇帝继续执行马克西米利安的南德意志政策。”[5](第102页)为此，他们支持查理五世主张的帝国战争。“当兵员份额和军事预算表呈送给查理五世时，他立刻喜形于色…特别是85个帝国城市均榜上有名…科隆市答应提供30名骑兵、320步兵及600古尔盾，纽伦堡和美茵茨各提供40名骑兵、250名步兵及600古尔盾；较小的城市各出1至2名骑兵、9名步兵、50至120古尔盾。”[10](第305-306页)
帝国城市希望在“反垄断”、税收、帝国议会中城市表决权等问题上获得皇帝支持。在查理五世执政的前4次帝国会议上，部分帝国诸侯以“反垄断”为名，掀起了一场反对大商行和自由城市的运动。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为反对土耳其人的威胁，诸侯们提出了新的税收建议：征收5％的财产税和收入税，征收出入境关税。纽伦堡、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乌尔姆、科隆、美茵茨等7座与国外有着贸易往来的城市不同意诸侯们的税收提案，但它们在帝国议会中却没有表决权。诸侯掌控的帝国议会不顾城市的反对，自1523年起开始对羊毛、布匹、奢侈品征收边境关税。1522-1523年的纽伦堡帝国会议再次否决了帝国城市渴望在帝国议会中参与表决的要求[1](第408页)。
于是，南德帝国城市向查理五世请愿，提出诸多维护城市利益的要求。虽然查理五世没有给帝国城市在帝国会议中的表决权，也不同意降低土耳其战争帝国税，但他还是采取了行动，以保障城市的利益。1523年9月15日，他命令帝国检察官马特(Marth)停止审理那些起诉福格尔和奥格斯堡商行从事“垄断”的案件；1524年2月24日授予所有商行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还对根据1512年法律所进行的起诉进行了限制，使得各种情况对大商行最为有利。在1524年第三届纽伦堡帝国会议上，查理五世皇帝实际上就废除了关税[5](第145-147页)。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前夕和初期，南德帝国城市确实与王权已经结成了一种同盟。这种结盟主要表现在城市和皇帝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的各次战斗之上。在这些战斗中，帝国城市不但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而且还向马克西米利安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而帝国城市，特别是大银行家，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二、城市与王权结盟的原因
南德帝国城市和王权之所以能结成同盟，主要是因为：
第一，15世纪中期后，南德帝国城市再也不能通过彼此结盟的传统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了，尽管它们尝试了其它一些方式，但并未成功。外部生存环境险恶是促使帝国城市与王权结盟的根本原因。
在中古晚期的德意志，城市同盟是确保帝国城市免遭诸侯侵略和维护自身独立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可1449年开始的、长达5年的城市联盟与诸侯联盟的战争，以前者的被粉碎而告终，这使得南德帝国城市的外部生存环境迅速恶化。主要表现为：诸侯不但单独向帝国城市侵犯，使城市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下，而且还在帝国议会上集体向城市施压，抵制城市争取权力的斗争。许多中小贵族，特别是乡村贵族和强盗骑士，多次劫掠城市。帝国之外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勃艮第公爵彼特·冯·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和大胆查理，对南德帝国城市的生存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像奥格斯堡编年史家布卡德·清克(Burkard Zink)抱怨的那样：这时南德帝国城市“彼此分裂了……就像一群没有了牧羊人的绵羊……它们拥有了很久的力量、强大和领地，如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5](第14，18页)。
南德帝国城市也曾尝试其它一些维护自身独立的措施，如联合瑞士联邦和“低地同盟”，共同消灭帝国之外对南德帝国城市威胁巨大的勃艮第公爵。但是，由于分配战利品不均的缘故，瑞士联邦和“低地同盟”闹翻了，这使得南德帝国城市失去了一件保护自己的有效武器。虽然一些帝国城市要么通过加入瑞士联邦，要么通过“模仿瑞士联邦”(即通过建立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同盟)来保障独立，但对绝大多数南德帝国城市而言，这种方法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此，15世纪70年代后，只有帝国的君主——皇帝才能成为南德帝国城市更为安全的伙伴[5](第3，31，42页)。
第二，在帝国议会中，诸侯是皇帝和帝国城市共同反对的目标。为应对诸侯通过帝国议会“合法地”做出不利于帝国城市的各种决定，为应对诸侯借帝国改革之名通过帝国议会抑制王权的措施，帝国城市和皇帝彼此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在15世纪中后期进行的帝国改革中，城市希望参加帝国议会委员会、对立法提出议案和建议、在上议院享有表决权。可诸侯并不想赋予城市这些权力。虽然帝国城市自15世纪70年代起就组成帝国议会城市院，但这并不能改变诸侯们摊派税收时不征求城市意见的局面。此外，帝国城市还希望改变帝国执政委员会中城市代表过少的状况。在帝国执政委员会中，共有20名代表，但城市只有2席，而且这2席还必须在4个配对的大城市中轮流[16](第330页)。为避免“改革后的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成为大贵族们共同向城市施加财政压力的工具”，为应对这些“合法的”、无处不在的压力，城市希望获得皇帝的支持和帮助，而“这种希望便成为了城市政府和马克西米利安君主制政体结盟的根源”[5](第48页)。从皇帝的角度看，他也迫切需要南德帝国城市这支同盟军。1470年以来，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从东部，勃艮第人和法国人从西部威胁着帝国边境。由于帝国的东西部边境地区分布着许多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因此皇帝迫切希望得到帝国之内政治势力的支持，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可是，帝国的诸侯对于抵御外来侵略并没有太大兴趣[12](第128页)，在这种情况下，南德帝国城市成为了皇帝争取的对象，因为城市经济上的繁荣可以为皇帝抵御外敌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三、城市与王权结盟的破裂及其后果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帝国城市比其它任何领地都更倾向于接纳新教，因此成为了帝国内第一批正式接纳宗教改革的政治团体。德意志南部的纽伦堡、斯特拉斯堡、梅明根、康斯坦茨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不久宣布信奉新教。此外，在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中都出现了大批信奉新教的市民，新教在帝国城市的市民中，特别是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为保持城市内部的统一，维护城市内部和平，城市政府必须作出抉择：信奉新教还是信奉罗马天主教，就这样，帝国城市阵营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发生了分裂[17](第54，57页)，这也严重威胁到南德帝国城市以一个整体与皇帝结盟本身。
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结束时，查理五世颁布了禁止路德教传播的《沃尔姆斯敕令》。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这一敕令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在被取消前，它总像一柄悬在那些无力抑制宗教改革运动和那些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帝国城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也影响了帝国城市与查理五世皇帝之间的同盟。
尽管1523年末前，宗教问题并没有破坏南德传统的政治模式，但查理五世并不想在宗教问题上对自由城市让步。1524年纽伦堡帝国会议上，查理五世的代表突然宣布皇帝的命令：每个统治者都应确保自己的臣民根据《沃尔姆斯敕令》来生活，任何违反敕令的团体都将失去法律上的保护。1524年7月成立了由皇帝家族领导的、旨在推行《沃尔姆斯敕令》的“雷根斯堡公约”组织。这些强硬的宗教政策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皇帝与城市的同盟面临到巨大的考验。南德帝国城市努力地挽救这个同盟，它们将希望寄托在和皇帝之间政治利益的一致性之上。自1524年起，在纽伦堡的倡导下，南德帝国城市一方面努力加强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劝说各帝国城市派出代表，联合觐见皇帝，向他解释《沃尔姆斯敕令》是不可能得到严格推行的。在南德帝国城市代表向皇帝谈请愿时，黑森的菲利普伯爵发出了与信奉新教的帝国城市结盟的号召。他认为：建立一个诸侯和城市的新教同盟，不仅能够更好地维护新教思想，而且还能消除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建立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计划[1](第409，415页)。南德帝国城市将此号召当成向皇帝请愿的一个心理筹码。它们此时更加相信：它们和皇帝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许能够让皇帝在宗教问题上走一条中间道路。由于忙于对法战争，查理五世无力解决德意志内部的宗教问题；而斐迪南也忙于应付来自于土耳其的威胁，暂时搁置了宗教方面的纠纷。城市和皇帝的结盟得到了暂时的延续。1529年，查理五世取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他决定强硬地推行自己宗教政策。由于“16世纪期间，65座帝国城市中的大多数(超过了50座城市)都通过某种官方形式，承认了宗教改革”[17](第41页)，因此，帝国城市与王权的结盟破裂了。皇帝与帝国城市同盟的破裂，造成了自由城市的衰落。哈布斯堡王朝原先是南德帝国城市的盟友和领导，如今“却成为了入侵城市的力量”[17](第104页)。帝国城市不得不根据南德的宗教信仰，来寻求结盟的对象。虽然南德帝国城市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诸侯结成了同盟，但诸侯并没有将城市当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来看待[17](第105-106页)。几乎所有的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帝国城市都参加了“施马儿卡尔登战争”，并承担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负担。在被打败前，它们不得不为战争税支付巨大的开支；在被打败后，它们不得不缴纳沉重的惩罚性税收。获胜的皇帝认为：南德帝国城市参与宗教改革是行会参与城市政府管理的结果。于是，他在1548-1552年间废除了28座城市的宪法，成立了完全由终身任职的贵族组成的城市议会，行会遭到了解散，古老的城市公社也被有组织地粉碎了，德意志南部的自由城市衰落了。
皇帝和城市结盟的失败，严重地打击了自上而下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奥地利道路。该计划以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的势力为基础，在皇帝的领导下，团结城市和哈布斯堡的仆从力量，通过施瓦本同盟的力量来主宰帝国，逐步使德意志的诸侯臣服，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君主制国家。随着施瓦本同盟的解散和乌尔里希公爵在新教同盟的支持下重新夺回符腾堡公国，奥地利道路最终破产了。奥地利道路的破产，一方面使得皇帝和帝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仍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帝国构建和诸侯邦国构建之间的相互竞争得以保持。在相互较量中，诸侯取得了胜利，德意志成为了一个由若干诸侯国家组成的邦联。
四、余论
因此，在宗教改革前期，南德帝国城市确实与王权结成了一种同盟，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宗教改革的不同态度，造成了城市与王权结盟的破产，这不仅导致了南德帝国城市的衰落，也使得自上而下构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计划破产，从而奠定了德意志随后几个世纪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
注释：
①1471年后，当选的德意志国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文的皇帝即指国王。
②低地同盟成立于1474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罗尔公爵和斯特拉斯堡主教、巴塞尔主教、洛林公爵、帝国城市巴赛尔、斯特拉斯堡、科尔玛(Colmar)、塞莱斯塔(Sélestat)所订立的一个防止勃艮第公爵扩张的同盟。1490年，时任德意志国王的马克西米利安继承了蒂罗尔，成为了低地同盟的领袖。
③施瓦本指黑森林和莱希河(the River Lech)，康斯坦茨湖到符腾堡公国北部边界之间的广大地区。施瓦本同盟成立于1488年，虽然该同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施瓦本地区的和平，但哈布斯堡家族经常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王朝家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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