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发性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独创性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创性论文,中国论文,发性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55(2008)02-0001-05
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困境：依附发展和封闭发展
现代化理论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概括成两大类：一类是内生式或内源式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是指现代化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由社会内部孕育并在社会内在动力推动下不断成熟，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最早步入现代化行列的英、法等西方国家均属此列；另一类是外生式或外源式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谓之社会内部不具备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条件，现代化主要不是源于本社会内在因素的发展与突破，而是社会受外部冲击和刺激下被动地向现代化演进，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即为此类的典型。这一划分从现代化启动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那些后发国家来说，在现代化启动后推动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否仍然是外在的呢？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在他的《现代化新论》的论著中明确指出：“不论是哪种情况，发展只有在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时才有现实可行性。”[1]这就是说，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些现代化的迟到者(delayed modernization)被称之为后发国家，由于它们主要是在外部冲击和刺激下启动现代化的，而且基本上都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因而一些国家在探寻民族发展之路时往往不能把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内外因素有机统一起来，使发展陷入种种困境。
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以至于它们陷入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困境。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谋求国家的发展，战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把西方发达社会看作是现代化的样板，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一味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来发展自己。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推行一种没有殖民主义形式的“新殖民主义”，通过援助、帮助的形式，再次达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控制。因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依赖西方社会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外源式发展”。那么这能否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坦途呢？以拉美国家为例，它们套用发展=经济增长的公式，一味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低利率的诱惑下向发达国家大量借贷，盲目引进外国资本，实行高积累；片面追求都市化；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等等，这曾使拉美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是，接踵而来的是进口增加，出口下降，贸易收支严重失衡；国内市场缩小，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农业萎缩，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畸形膨胀，出现了经济有增长而社会无发展的现象。80年代，拉美国家又爆发了严重债务危机，使一度有过经济发展“奇迹”的巴西、墨西哥等国成为第三世界负债最重的国家。经济状况的一落千丈使它们进一步增强了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性，以至整个8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10年”，与西方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同时，政治多元化的推行，使这些国家内部党派纷争，官员腐化，政府在现代化变革进程中显得软弱无力，更迭频繁，军事政变屡见不鲜，社会动荡。“政治民主化没有进展……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军人执政，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连最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2]这就是外源式发展的结果：过去的传统遭到破坏，新的理想模式又始终建立不起来，现代化处于阵痛之中。相反，“援助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产品和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援助的重要受益者是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国际专利的国家，以及通过与援助机构或援助计划直接挂钩而输出设备的国家。”[3]西方国家通过援助渗透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利用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进行变相掠夺。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在1995年连续刊登世界银行招徕援助资金的广告，提出美国每提供1美元的援助就可获得4美元以上的出口效益。西方发达国家还成功地将经济波动和不景气的损失转嫁给发展中国，如1974-1975年和1981-1982年连续发生的两次严重危机，都使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放慢，有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另外，西方国家的援助又总是同“民主”“人权”等问题相挂钩，以此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事实证明，依赖西方，只会使国家依附性日益增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受制于人，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并不能真正实现发展。
依附性发展的严重后果，引起一些国家学者的反思，他们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新理论——依附理论。他们认为，正是第三世界对西方社会的依附才是它们不发达的根源。西方发达国家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core)，发展中国家位于“外围”(periphery)，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发展的困境，根本的出路在于斩断依附的锁链，同西方中心国家完全“脱钩”(断绝经济往来)，退出以西方为中心和本位的世界体系。依附理论抨击了西方中心论，唤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意识，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依附理论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封闭式发展。很难设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自我隔绝状态下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
依附发展和封闭发展的两种困境，对于探求现代化之路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的整体而单独生存，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的进步而孤立发展，闭关锁国只能使现代化走上绝路。同时，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各种力量和资源，只有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这是一种内发性发展。日本学者西川润是这样定义它的：“后发社会不只是摹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4]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状况与趋势，深刻总结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认为：从根本说，中国的现代化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创造精神，通过革命性变革，焕发社会内部现代化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通过社会机体的消化吸收，有效地转化为本国的内在发展因素。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合力，推动中国现代化健康、持续的发展，从而走出依附发展和封闭发展的困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内发性发展。[5]
二、实行革命性变革，壮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摆脱了殖民统治，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广阔前景，但却出现了1957-1978年现代化的曲折发展。究其原因，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命力已然枯竭，而是我们长期沿用的经济、政治体制乃至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使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受到束缚抑制。为此，邓小平强调必须通过改革壮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焕发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实现内发性发展。因此，改革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如果不改革，中国势将窒息内在发展的动力，“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
邓小平将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表明了他对改革的革命性作用的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他始终认为如同过去我们用革命来摆脱殖民统治，挽救中国的危亡一样，实现中国的发展和富强也要“革命”，它以改革的面貌出现，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目的而言，邓小平认为改革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语中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改革的伟大历史作用，并赋予其革命的内涵，使革命的含义更加丰富而深远。
生产力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原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壮大现代化发展的内部力量，从而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改革不是对传统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最终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这是对整个社会的一次大规模的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是当代中国空前深入广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化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不断深入。首先，在经济领域里，邓小平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将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等等。邓小平指出，改革迈不开步子，“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8]邓小平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和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内在发展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和科教领域里的改革逐步展开。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等一系列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从而使现代化原动力的解放和发展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保证和支持，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兼收并蓄世界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实现外源向内生的转化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外，中国也不能逆流而泳，违势而行。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将中国的现代化置于世界大势中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强烈意识，把对外开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对历史进行辩证的整体的思考：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陷入依附发展的困境，这是长期封闭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封闭发展不是内发性发展，以为避免依附发展就是简单地排斥外力，其结果也必然是贫穷落后，再次沦为它国附庸，仍然摆脱不了外源发展的命运。建国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党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误区。“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0]，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邓小平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为此，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1]这既阐明了内发性发展应有的内涵，又清除了历史在发展观上留下的盲区。
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没有局限在封闭和依附的怪圈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创造性的走出了一条打破封闭与依附的中国内发性发展的独特道路。既不是单纯的依赖外力，也不是只靠内生之力，而是两者的统一，即以内生之力为主的内外力结合，从而整合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合力。外力固然不能培植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对外力的获取和利用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西方之所以能够冲击世界，恰恰是因为世界冲击了西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的兴起所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中，对外开放是内发性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他强调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然不容否认，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分工，同样面临产生依附性后果的种种危险。但是，中国却不能因噎废食，回到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而是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只有加快发展，中国的承受能力大了，才能够消除危险。邓小平说过对外开放危险有一点，不大，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要小得多，权衡利弊得失，利大于弊，就值得去做。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外开放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不能放弃内发性发展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旦放弃，中国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就要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他十分强调要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能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从而一再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在中国推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内发性发展要以内生之力为主，中国的现代化主要靠中国自己，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经受世界体系的冲击。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经验的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3]只有如此，对外开放才不会冲击中国的内发性发展，相反为中国找到了一定的参照，对中华民族保持一种有益的压力，有利于激发民族的超越精神，使民族的原动力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从而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内发性发展。
由此可见，在现代化进程中，依附发展和封闭发展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在开放中要坚持自主性。二次大战以后，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依附发展的困境，但是，也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逐步摆脱了依附，在对外开放中争取主动，使依附程度越来越小。亚洲的“四小龙”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中坚持自主性，可以增强自己的鉴别力，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有益的方面，而不至于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道德颓废的东西。另外又可以提高自身的吸纳能力，有效地利用世界现代化的优秀成果，根据自己的“胃口”合理地消化吸收，将外部条件有效地转化为内部因素，从而使内外力整合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合力，实现内发性发展。
四、一切服务于人民利益，调动中国内发性发展的巨大潜能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的人民。”在他的现代化理论中凝聚了他对中国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性。中国的现代化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体。邓小平毕生都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4]。近代中国现代化一再受挫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只是少数民族资本家和知识精英的孤立性事业，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而广大人民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之中，并最终选择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正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推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内发性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只有亿万中国人民真正积极、理性地投入现代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性，中国的内发性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内在驱动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邓小平始终相信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1978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民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且推动以农村为开端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感慨地说：“农村搞家庭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5]他还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创造性实践，经过“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形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致的，因为现代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6]，人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实际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然而，建国后由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一度处于分离状态，所以尽管我党十分重视社会的全面动员，但这种动员在很大意义上是政治性的，而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富裕”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人民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贫弱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已成为“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性概括，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反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鉴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常常受到姓“资”姓“社”的干扰，以致影响到人民主体力量的发挥，邓小平快刀斩乱麻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三个标准是相统一的，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切都无从谈起。正是坚持了这一标准，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从而使广大群众将自身能量和潜力全部释放出来，汇合成为中国现代化旺盛的内在生长力。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内发性发展，走出了一些后发国家发展的困境。邓小平以人民为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主体，以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的直接动力，赋予内发性发展以新的内涵。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发展的自主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实现内发性发展的本质要求。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在1979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揭示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两个主要原因：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和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过分依赖西方大国。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之后，还要继续有效地坚持自主性原则，这样才能最终获得解放，避免重新陷入以种种面目出现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盘剥和干预，现代化才能获得新生。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坚持自主性原则，实现内发性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才以其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世界银行前行长麦克拉马拉曾这样描述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他(指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依赖于中国人民和中国自己的领导人。他说外援是好的，我们需要，但他不管是否有外援都决心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的这种依赖自身、自己国家、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人民的意愿是至关重要的，是你们成功的根本。”[17]这是对中国内发性发展的肯定。中国的发展告诉人们这样一条真理：各国的现代化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启动，也可以有不同发展模式，但是坚持自主的内发性发展却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经验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追求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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