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变异与文献整理
——从《释氏源流》的一则校勘谈起
孙士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2）
摘 要： 文本变异是写钞本文化研究中常被提及的话题之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说，复杂的变异文本给传统的辑佚、校勘、训诂等学术方法带来了挑战。《释氏源流》编撰者释宝成在《康僧舍利》一段中对原典文献的一处“改订”，充分说明了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基于文本变异理论的文献整理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 文本；变异；文献整理 1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以及写钞本文化研究不断深入，有关文本变异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孙少华（2015）的研究对文本变化与古代文学写作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林晓光（2014）通过对唐代类书中存在的大量文字删削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了类书形成的复杂过程。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本形成中的“变异”特征。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说，这种复杂的变异文本给传统的辑佚、校勘、训诂等学术方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笔者通过对《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中有关康僧会至建业时间为“赤乌十年（247）”还是“赤乌四年（241）”的问题的校订，比对了诸多文本，对不同文本的引文体例异同及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行了分析，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文本变异性及其生成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并据此重新思考了文献整理的相关问题，在此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随着教育领域的持续发展，课堂优化的愈加深入，分层教学模式成为当今学科教育备受推崇的教学方式。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应用分层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可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分层教学也是因材施教的有力体现，是符合教改理念的有效措施，对于提升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七百年间，孔氏家庙兴兴衰衰，现如今世间又沦落岛夷入侵，战火纷飞的境地。金衢大战前夕，政府特意安排孔氏后人内迁，为避人耳目，还复制了一份“孔子夫妇楷木像”随迁，原件则藏于隐秘之处。
一、问题的提出：对建初寺初兴时间的一则校订
《释氏源流》一书为明初释宝成从《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佛本行集经》《释迦谱》等近七十部佛传经典中辑录出大约四百个故事，以右图左文的形式刊刻而成的一部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全书共分四卷，前两卷约二百个故事用绘图的方式形象地展示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出家、修行、成道、说法传教直至涅槃的历程。后两卷同样用大约二百个故事加绘图的方式讲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曲折过程以及中土高僧之传记与法脉传承，故名《释氏源流》。该书刊行后，以其所收内容的完备成为佛传流通的一个重要底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后世不断翻刻、影印。传世的《释氏源流》翻刻、影印本主要有：
从以上定价中可以看出，当θ=1时，即当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知程度跟新产品一样时，pn=pr。即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一样。
（1）中国书店1993年复制宝成本《释氏源流》。
但是，我这样做就把叶霭玲逼到了一个绝杀的赛点上。她不得不对我发出了决裂的宣言，宣布与我彻底断绝关系。我以为这件事到此也就解决了。可是真要与叶霭玲决裂了，倒使我考虑将来究竟怎么办？难道我真的打算娶白丽筠为妻吗？
（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本《释氏源流应化事迹》，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二编第二辑”。
（3）美国议会图书馆藏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刻本《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序刊本。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复制永珊编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5）巴蜀书社1998年复制光绪七年（1881年）比丘开慧募刻本《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6）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复制四川省剑阁县觉苑寺壁画《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英……奉送缣帛，以赎（3）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4）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梁启超，2011:26）
（8）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复制朝鲜显宗十四年（1673年）佛岩寺刊《释氏源流》，收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第十六册。
再回到开头释宝成撰《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故事所引《出三藏记集》这一最早的佛教目录文献，而独对康僧会至建业时间做出“意引”的实事，也就不难理解了。《释氏源流》撰者释宝成以“存疑”的态度，在参考了后世相关经典基础上，采用了更为有说服力的“赤乌四年”之说。
再看五段引文，详略不同，文体也不尽一致。就连同出道宣（596-667）之手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三部著述，其引文结构和文体特征亦有差异。这表明哪怕是同一撰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撰述中，对同一引文的处理策略，或者说引文体例也是不同的。
前面以释宝成辑录《释氏源流》之《康僧舍利》故事时，对其出典文献《出三藏记集》的一处时间“修改”为线索，分析对比了七篇与之相关的佛教文献。这七篇文献按照在《康僧舍利》文本形成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二是初唐五部佛教文献《破邪论》《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林》。第一层次为《康僧舍利》的直接资料来源。第二层的五部文献看似与《康僧舍利》的文本形成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与释宝成对康僧会至建业时间的“修改”紧密相关，属于间接文献。
以上传世的《释氏源流》刊刻本主要分为“宝成本”系，如（1）（7）和“宪宗本”系，如（2）（3）（8）等两大系统。自从清代永珊辑录宝成四卷本《释氏源流》前两卷约二百个佛传故事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始，此书开始在清代广为流传。《释氏源流》在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欧美亦有传本，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佛学著作，近百年来却几乎为世人所忘却，不能不令人遗憾。
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三第十一则《康僧舍利》以“《出三藏记》云”开头（《释氏源流》每则故事均以“某某云”的形式开头）（图1），表明该故事辑录自《出三藏记》一书。《出三藏记》，即《出三藏记集》，为梁僧祐（445—518）于齐、梁间，凭借定林寺丰富的经藏，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安录》）基础上编撰而成，故后人又称之为《僧祐录》《祐录》等。
图1 中国书店复制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①
表一 《康僧舍利》引文与《出三藏记集》原文对照表
表一左边为《康僧舍利》辑自《出三藏记集》的部分引文②，右边为《出三藏记集》的相应原文③。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增减个别字词使前后文意连贯、文体统一外，《康僧舍利》基本上是对《出三藏记集》的原文摘录，考之《释氏源流》其他故事引文特征，大体与此相同。这也正是《释氏源流》的基本辑录原则之一。
但通过仔细比对原文，笔者发现《康僧舍利》引文对《出三藏记集》的一处时间进行了“修改”，即将《出三藏记集》原文中康僧会至建业传道，孙权为之建建初寺的时间“赤乌十年”改为了“赤乌四年”。释宝成为何会将“赤乌十年”改为了“赤乌四年”呢？是文本流传中的舛误？还是辑录者释宝成的“意改”？从文献校勘的角度，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表二 《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原文对照表
除了《出三藏记集》，康僧会的故事亦见于梁慧皎（497─554）撰《高僧传》。《高僧传》成书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年），略晚于《出三藏记集》（成书于齐、梁间）。表二列出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所收《康僧会传》中有关康僧会故事的原文。对比表二原文，可以发现，《高僧传》删去了《出三藏记集》中“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几句，又在一些措辞上做了改动，如将“名练三藏”“博览六典”“多所贯涉”“故曰建初寺”分别改为了“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多所综涉”“故号建初寺”等。以上所述文体上的相似也证明了《高僧传》之《康僧会传》直接来源于《出三藏记集》的实事④。虽然《高僧传》撰者慧皎也采用了“意引”策略，但在康僧会初至建业时间上与《出三藏记集》保持了一致，即同样采用了“赤乌十年”这一说法。前文已经指出，《出三藏记集》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编撰而成。由于《综理众经目录》的散佚，导致了《出三藏记集》中《康僧会传》的出典不可考，换句话说，《出三藏记集》为康僧会“赤乌十年”至建业传道的最早文献记载。也许释宝成恰是基于这一考虑才辑录《出三藏记集》而成《康僧舍利》故事的吧。
表三 唐代五部佛教著述引《吴书》康僧会故事佚文
除《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两部著录《康僧会传》故事外，释法琳（572—640）撰《破邪论》、道宣（596-667）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以及道世（？～683）撰《法苑珠琳》（668）等五部初唐佛教典籍也都收录了康僧会的故事或类话。这五部佛教著述所引康僧会故事有共同之处：一是这五段引文均出自《吴书》，二是五段引文关于康僧会传道江左，孙权为之建寺的时间均为“赤乌四年”（见表三）。
（10）越南汉喃研究院复写泰国景福寺藏本《释氏源流》。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有关康僧会事迹所采用的“赤乌十年”之说显然与《破邪论》《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琳》等“赤乌四年”之说所据资料不同。七部著述构成了两个系统，前者采用“赤乌十年”之说，后者持“赤乌四年”之说。
《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今不存于世。但后世史书，比如《隋书》、新旧唐志等对其均有著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吴书》五十五卷，韦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韦昭《吴书》五十五卷。”假如《隋书·经籍志》所记可信的话，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隋代《吴书》尚存二十五卷。而从“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之注释可知，至少至梁代，尚有五十五卷之完本《吴书》流传于世。也就是说，无论是僧祐还是道宣，在他们撰述时，《吴书》尚存于世，特别是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时代，《吴书》尚有完本存世。但是，各家在康僧会至建业时间记载上的歧异，已无法通过版本流传中的问题来合理解释。
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分别为滤波后船舶的功率需求Pr、电池模块的荷电状态SOCb、超级电容模块的荷电状态SOCc，输出为超级电容模块的功率分配因子Kc。定义Kc为超级电容模块所提供的功率占功率需求的比例。
在一个文本形成中，产生了如此多的异文，虽然《释氏源流》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颇为极端，但仍具有代表性。根据林晓光（2014）的研究，唐代类书在编纂过程中亦存在大量的文字削删现象。孙少华（2015）的研究也证明了唐宋人对古书文字的改变，不仅仅限于类书，对待其他古书及注释文字，也有删削行为。导致这种文本变异产生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考量：一是文本编选者的主观意志使然，也就是说文本中加入了编选者个人的精神劳动。一是与文本的流传方式有关。
表四 初唐佛教著述引《吴书》所记吴主与阚泽有关佛教传入问对
尚书令阚泽在回答孙权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几年”的问题时，《破邪论》的引文与以下四部明显不同，前者回答为“合一百七十五年”，后者则回答为“则一百七十年矣”。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孙权赤乌四年（241年），恰好相距一百七十五年。阚泽身居尚书令之职，自然不会把明帝永平十年至孙权赤乌四年的时间弄错，在回答吴主孙权时，采用“合一百七十五年”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其身份和表达对主上的恭敬之意。《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其他四部典籍把确切数字“一百七十五年”说成“一百七十年矣”，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也不为过。但是，假如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的“赤乌十年”之说计算，距永平十年就是一百八十一年了，若再回答为“一百七十年矣”，显然不符合常理。
以上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吴书》所记有关康僧会的故事似乎是可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初唐佛家在撰述《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佛家经典时才没有采用前代经典《出三藏记集》和《梁高僧传》之说，而引用了《吴书》的记载吧。
（9）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正保五年（1648年）刊《释迦如来应化录》。
二、文本的变异与跨文化变异
（11）德国海德堡民族博物馆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残）。
之所以需要一个玩偶，不仅因为她是女人，还因为，她也是充气娃娃。她不想让能够制造充气娃娃的真正的男人再一次进入到她的身体，于是她选择了同类。她是前夫从工厂里订制的，她的前夫，曾经是这栋豪宅的主人。前夫有很多性伴侣，可是前夫最喜欢她——因为她对他没有威胁——因为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盯着他的财产——因为她极其完美——因为她对他的服侍体贴入微，无可挑剔。
从前面对释宝成将《出三藏记集》“赤乌十年”修改为“赤乌四年”的校勘过程可知，围绕《康僧舍利》的文本形成过程，上述七部先行文献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变异文本，同时导致多种互文文献的产生：首先，从《出三藏记集》到《康僧舍利》，出现了一个变异文本，也就是释宝成在征引《出三藏记集》原文时进行的文句削删和“意引”。其次，即初唐五部佛教著述在引用《吴书》康僧会故事时产生的异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自同一撰者道宣之手的三部著述《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释迦方志》，三者对同一故事的征引体例并不相同，出现了三种异文。
通过细读分析五部典籍引《吴书》有关康僧会事迹之后，在吴主孙权与尚书令阚泽有关佛道优劣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更有价值的线索，引文见表四：
首先，从文本编纂者角度来说。一方面，写钞本时代的编纂者同时又以一名“校勘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始终以“存疑”的态度，对所辑录文献进行“校勘”。在《康僧舍利》故事中，释宝成把《出三藏记集》原文中“赤乌十年”“修改”为“赤乌四年”，这与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无关，而是释宝成在对先行文献（前举的五部初唐佛教著述）的校勘基础上进行的，这一行为生动地体现出文本编纂者的主体意识。也正是这样的主体意识，造成了后世文本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存疑”的同时，文本编纂者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粗疏而导致舛误。以梁启超撰文为例，梁启超写文章向来以出手快著称，下笔成文。但这种快也极易产生错误，尤其在征引原文写作学术文章时。陈士强指出，梁启超（2011:17）在引用文献时，动辄对原著的文字加以删改，致使引文与原文时有出入。以梁启超在《佛教初传入》中引用《后汉书·楚王英传》的一段为例：
（1）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2）续。
（7）天理图书馆藏朝鲜版《释氏源流》。
在这段不长的引文中，梁启超便对《后汉书·楚王英传》原文做了四处“意改”，（1）处梁氏删去了“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二句。（2）处“续”字原文作“赎”。（3）处“愆”字后梁氏略去了一个“罪”字。（4）处“慈”原文为“祠”。像这样的错误，有的已经影响到了原文的意思，显然是由于梁氏的粗疏所致，若认真对照原文应该可以避免。
其次，从文本传播方式看，唐前文献一般以写钞本形式流传。从文本抄写者的角度看，也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文字舛误。这种抄写过程产生的舛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抄写者主观上的削删造成的，也可能与抄写者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及其抄写时的心里状态、所处环境等因素相关，宇文所安（2012:4）曾指出，“抄写和重抄时认真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钞本文字差异的原因。在《释氏源流》之《三教优劣》一段中，“费叔才等自感而死，门徒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一句中的“感”字，不同版本之间就产生了异文，如高丽本作“憾”字。当今的流通本多采用“憾”字，从而纠正了可能在流通中产生的这一舛误。
总而言之，对于土木工程建筑而言，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不仅是关系到整个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建筑使用安全的关键因素，是保证建筑工程安全、有序施工的重要前提。虽然在当前社会中，建筑结构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设计人员只要也积极地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促进自身设计水平的提高，那么这些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上述各种文本变异形式中，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在同一文化系统内产生的变异。当一个写本跨越国境进入异域，就开始了在另一文化系统内的传抄和流传，经异域抄写者或者编选者的二次“加工”，会相应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的变异文本。这种在异质文化中发生的文本变异，与在同一文化系统内的变异不同。除了在传播中因客观因素造成的讹误外，跟异域编选者和传抄者的汉语接受水平、理解能力和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相关。我们现在看到不少写本经日人的传抄后，被加入了许多异质文化因素，比如各种训点符号等，而且这种训点符号与不同时期、不同“家学”的传承密切相关。这些符号生动地说明了文本在异域文化中被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情况。我们不妨称这种现象为文本的“跨文化变异”。藤原师通（1062-1099）撰《后二条师通记》“宽志五年（1091年）七月”条记载可作为文本在异文化中被删削的一例：
2.2 ER-β基因Rsa I多态性与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和雌孕激素测量结果 广西壮族绝经妇女45～50岁5个ER-β 基因Rsa I 酶切基因(RR、Rr、rr、r、R)组的血清雌二醇、孕酮水平中，RR基因组、Rr基因组、rr基因组、R基因组四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基因组与其它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基因组的雌二醇和孕酮血液水平明显低于其它四组(P<0.05)，而r基因组的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明显高于其它四组(P<0.01)，见表1、表2。
十四日辛未，晴。自殿下（师实）以有信（藤原）朝臣御堂（道长）御书《时务荣（策）》三卷（注不见）、《抱朴子》七卷、《词林》十卷（诗）所借给也。（藤原师通，1957:323）
该条记录了藤原师通从其父藤原师实那里借来藤原道长手书“《时务策》三卷”之事。通过文中“注不见”的注释可知，当时流行的《魏征时务策》应当为有注本，而师通借来的藤原道长手书本《时务策》应该是道长略去了“注”的无注本。写本的传抄者除了主动删节和改变底本正文文字之外，像藤原道长这样主动删节或改变底本注文文字的现象也是常见的。
宇文所安（2012:29）认为，不仅是钞本时代的编者和抄手“往往按照自己的观念，对文本进行随意的改变”，就是到了印刷文化初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编选者们对其认为错误的地方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加以改正，或使其编选的文本符合某一标准，并且对这种改动根本不加注明（宇文所安，2012:69）。西方以圣经学为代表的文本校注之学已经对此有了很好的诠释。如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所示，钞本时代的经文充满着各种有意无意的歧异，出自不同系统的钞本会带来各种异文，直接与不同方向的阐释缠绕在一起，有时是阐释取向催生了异文，有时则是文本变异导致了阐释的歧途（转自林晓光，2017）。这些都说明，文本的生成过程极其复杂。如何在文献整理中应对这些复杂的变异文本，成为当今学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基于文本变异的文献整理方法论思考
随着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对海外汉籍中“写本”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变异性的探讨越来越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给传统的文献整理研究理念和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前面通过梳理初唐佛教经典“改造”《出三藏记集》和“意引”《吴书》的例子说明，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经常会催生出各种异文，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本，很难说就是其诞生之时的原貌，而可能在传抄、辑录、校勘、刊刻等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出现变形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要求我们思考新的文献整理理念。
进入8月下旬，尿素价格在前期触底之后强势反弹，连续两周持续上涨大有重回2000元/吨之势，而支撑尿素再次冲高的因素就是行业开工率的低位。经历了连续两周上涨之后，本周尿素价格涨势放缓，虽然工厂待发订单较多，挺价意识强烈，但下游的心态已有些许变化，就算前期有抄底和追涨操作的经销商，也逐渐摆出谨慎的姿态。本轮行情的天花板究竟在哪是当下经销商所关心的问题。
首先，从文献辑佚校勘层面来说。文本变异理论所揭示的文本形成的复杂性，给传统的辑佚校勘之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意识到所谓“佚文”，既然从属于新的变异后的文本中，就必然受了文本编选者甚至是“抄手”的不同程度的“改造”，因此，同一佚文在不同引书中会出现不同的异文。因此，这就给传统辑佚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对不同变异文本的引用体例进行梳理，分辨出其中的不同，从而更加谨慎地认识各类佚文，分别真伪。同样，传统的校勘学也是如此，前面通过分析释宝成将《康僧舍利》故事中“赤乌十年”改订为“赤乌四年”的例子时，提出了文本的编选者同时又是校勘者的观点。这必然要求后世的校勘者要对前人的校勘“成果”进行再校勘，确定真伪。这种校勘，要求找到前人“他校”时所依据文本，并辨别这些互见文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源初的版本形态，这就要求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评估。
用户侧储能项目建设要考虑的内容和基本原则包括：需求场景、用电负荷状况、月（年）度用电量、变压器容量及利用率、峰谷电价差及时段、配电系统接线及平面图、场地状况及采用的储能技术。针对储能技术要结合项目规模容量，综合考虑储能电池类型、充放电方式、系统效率、循环寿命、投资成本、占地面积、运行维护和安全性等因素。
其次，“底本式”整理是揭示变异文本个体特征的重要手段。文本变异和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面对不同变异文本的内部矛盾，找出其变异的规律和路径，并寻求进入文本的内部深层结构的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具体整理方法上，力求描述底本原貌的“底本式”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所谓“底本式”整理，是保留底本的原貌（对写本中的舛误亦原样保留），同时在校记中指出其与其他写本或传世刻本的文字异同。这样的整理能帮助我们窥探文本深层矛盾，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文本复杂变异过程的认识，对文本形成过程形成立体化的认识。
第三，文献整理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s）为上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该理论强调以语义分析作为诗歌批评的最基本方法，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回归文本并立足文本。通过本文论述，对文本变异复杂性已经有了充分了解。文献整理的目的就是充分揭示这些变异文本的个体特性，这就需要整理者在传统的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等文献学基础上，辅之以深层次的文本细读。通过认真比对异文，细读文本，理清彼此之间的异同。通过文本细读，实际上也实现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以及理论探讨的有机融合。
第四，从文献整理主体来说，组建跨文化的团队和探索新的整理模式也是新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一些大型汉籍、特别是海外汉文写本的整理研究正成为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成果得以呈现。对这些跨文化的变异文本，除了必须以“异域之眼”重新审视外，整理和研究者是否具有汉语母语者的学术理想、人文思考与民族情感，也至关重要。因此，建立一个跨文化的整理团队是十分必要的。在整理模式上，读书会这种稳定的形式也是已经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中庸》言“致广大而尽精微”，把这句话运用到文献整理与研究中来，我们不妨倒过来说成“尽精微而致广大”，“尽精微”，是说文献的基础整理要做到精和深；“致广大”则是说在文献整理基础上的理论探索，这是基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则是文本细读。把文献整理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文献与思想、理论的统一，也是当下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问题。
注释：
① 图一出自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中国书店1993年影印。
对于Δt的两个解,根据实际抓取情况进行取舍,然后确定抓取位置和抓取路径。如果两个解全部符合要求,那么选择时间比较短的解;如果两个解全部不符合要求,那么将放弃对此工件的抓取同时做好漏抓记录。
② 引文底本据宝成本《释氏源流》卷下《康僧舍利》，中国书店1993年影印。下同。
RJ版教科书有理数章节的例题集中出现在有理数加减法和乘除法运算等小节中，在1.2.1有理数概念的小节中未涉及任何例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RJ版教科书有理数章节更注重对运用法则进行运算的例题的掌握，而相对忽视对有理数概念的理解，这个结论也在图2中得到了体现．
③ 本文所引《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破邪论》《广弘明集》《释迦方志》《法苑珠琳》原文底本均据大正新修大正藏经电子版，网址http:/www.cbeta.org，笔者按新式标点进行了重新断句，下同。
④ 参见：僧祐撰.1995.苏晋仁 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第2页。
少数民族、西部及贫困地区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营养改善计划、校舍安全工程、农村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计划等，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有力改善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贫困地区教育教学面貌，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缩小了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
参考文献：
[1] 藤原師通.1957.後二条師通記[M].東京：岩波書店.
[2] 梁启超.2011.陈士强导读.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林晓光.2014.艺文类聚存录方式与六朝文学变貌[J].文学遗产，(4):34-44.
[4] 林晓光.2017.文献·历史·文本——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再思[A].李跃进 程苏东.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
[5] 孙少华.2015.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5):107-116.
[6] 宇文所安.2012.胡秋蕾等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上海：三联书店.
Text Variation and Literature Collation·—Based on One Collation of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Abstract: Text variation is one of the topics that often mentioned in the study of written transcript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collation, complex variant texts bring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academic methods such as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exegesis. Shi Baocheng, the compiler of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made a “change of meaning” to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in a paragraph of Kang Seng Saili, which fully illustra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xt generation process. The document collation based on text variation theory has begun to attract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
Key Words: text; variation; literature collation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948（2019）01-0031-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14ZDB08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科举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古代试律试策文学研究”（16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士超，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标签：文本论文; 变异论文; 文献整理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