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艺术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学论文,趣味论文,意义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3)05-0172-04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他聪敏博学，勤勉治学，特别是在广泛介绍西方美学，并尝试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融会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和重大贡献。他先后提出了“美”和“趣味”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情感的性质和作用，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有效拓展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范围，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其反复倡导的趣味主义、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主要内容等的梳理分析，一并揭示其难能可贵的艺术学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趣味教育主张的形成因素
梁启超先生的趣味教育主张并非朝夕间一蹴而就，而是在十分深厚的思想根源和学术积淀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他把其毕生的理想、追求、道德、责任、事业以及快乐、烦闷、痛苦、懊恼、失败、挫折等五味杂陈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了他乐此不疲的“兴味”与“兴趣”之中，并最终将“趣味主义”作为其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活资粮和根柢。
如梁先生在北京哲学社的讲演中说：“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它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①
在上述这一简短的表述中，梁先生提到了“责任心”、“兴味”和“有趣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兴味”和“有趣的”很显然体现了他对待人生、对待事业的一种大无畏乐观主义精神。
另如他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的讲演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②
由上可见，从做人和做事的“责任心”，到形成一种“兴味”，及至把对生活中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体验，完全归纳为“趣味主义”的人生信仰，足见梁启超先生胸怀的博大和视野的广阔，也是他最终提出“趣味教育”主张的思想源泉。
二、趣味教育主张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享有趣味。故可以通过对趣味的载体——美的审美实践来开展趣味教育。有关“趣味教育”主张的主要内容，分别见于他先后发表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敬业与乐业》、《为学与做人》、《知命与努力》、《最苦与最乐》、《美术与生活》、《人生观与科学》、《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等文论之中，反映了他将“责任心”和“趣味”纳入其人生之旅的每一场合、每一环节，将“趣味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立足之本的崇高理念。
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他强调：“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生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生不衰了。”③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他将“趣味”之主体归纳为劳作、游戏、艺术和学问四项，并针对学问的趣味提出了四项践履的原则：第一是“无所为”，重要的是“无所为而为”。第二是“不息”，持之以恒，天天去做。第三是作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藏在深处。第四是找朋友，互相摩擦出趣味。④
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讲演中，他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他把趣味之源泉归纳为三种：第一是对境之赏会与复现，第二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第三是对他界之冥构与蓦进。他认为：“这三种趣味，无论何人都会发动的。但因各人感觉机关用得熟与不熟，以及外界帮助引起的机会有无多少，于是趣味享用之程度，生出无量差别。感觉器官敏则趣味增，感觉器官钝则趣味减；诱发机缘多则趣味强，诱发机缘少则趣味弱。专从事诱发以刺戟各人器官不使钝的有三种利器：一是文学，二是音乐，三是美术。”⑤
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他说：“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不二法门。”关于乐业，他列举并分析了许多人生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得快乐，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的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乐。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恼。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他说“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我盼望诸君和我同一受用。”⑥
在《为学与做人》一文中，他认为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即达到了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境界，“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⑦
由上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主要涉及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原则等三个方面。关于教育目标，他说欧美教育界是把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即倡导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关于教育方式，他认为艺术是趣味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主张通过文学艺术来开展审美教育；关于教育原则，他认为实施趣味教育应以引导与促发为基本原则，关键在于引起学生对某种学问的兴趣。
经深层次理论分析可知，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既各有不同的目的性和侧重点，又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如有学者指出：“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更关注于以艺术(美)之‘力’去‘移人’，后期美学思想则更强调‘趣味’的主体生命建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美的社会功能，后者更关注美的内在意义；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以美提升人生、塑造人格，这种入世的审美精神则一以贯之，不曾改变。”⑧
总之，在梁启超的认知观念中，这种由人们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产生的“兴味”、“兴趣”、“趣味”和“责任心”基础上的“趣味教育”，不仅局限于作为国民素质教育之大宗的学校教育之中，而且还包含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行业教育、自我教育等无所不包的大教育领域之中。从而全面彰显了其“趣味主义”信仰的深邃隽永，以及“趣味教育”主张的博大精深。
三、趣味教育思想的艺术学意义
脱胎于哲学、美学之巢的一般艺术学，孕育形成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旨在从艺术(美术)本体的角度探讨艺术发展的规律。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出版，成为确立一般艺术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并很快在世界各国得到传播。我国学者于20世纪初以授课或研究方式传播这一学问，代表人物为宗白华、滕固、马采等。历经数十年探索实践后的1997年，艺术学一级学科和同名二级学科载入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目录，标志着我国艺术学学科教育工作的新起点。
至2011年初，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五个一级学科。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转折，不仅从学科的属类关系上摆脱了艺术学长期付托于文学巢穴的不良结构模式，而且从学术发展本体的角度必将结束由于哲学、美学的虚空，造成长期以来人类对于以“美”为核心的艺术发展规律探讨研究工作的停滞与无奈。
我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实体的确立，也将标志着通过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展演和艺术鉴赏等艺术实践活动的直接体验为主导基础，广泛吸纳借鉴包括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内的方法论和优秀成果，从“器”的层面入手探寻艺术发展规律之“道”的全新学术发展战略格局的形成。
以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为立足点的艺术学理论，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是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艺术学理论所谓的“整体”、“宏观”与“综合”，既可以说是对百年来以西方科技文化为中心学术发展模式的反制，也可以说是对被强行割断近百年之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的接通，是艺术学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科学与和谐的学科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秩序。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已经诞生，而理论理念体系的宏构完备与和谐一致则需要花大力气。客观地讲，百年来我国各级类学校已经渐渐地形成了西体为主的教育体系与模式，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人群体，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渠道越来越窄，直面这一巨大的历史性文化转型，肯定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体迷茫和无所适从。因此，梳理近现代以来曾经以接受和宣传西方科技文化的成就为己任，同时全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之精髓，推广综合性学术理念的大学问家们的言论，对于艺术学理论的宏构与良性发展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梁启超“趣味教育”思想的启示性意义有以下三点。
第一，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是立足之本。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以来积极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以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而闻名于世。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充分表达了除旧布新的文学理念和通过文学变革来传播西方新思想的启蒙意愿，其所传达的新文体审美理想与文学审美意识的萌芽，在客观上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⑨
然而，纵观梁启超充满传奇色彩人生旅程与思想情怀，他一直以来所倡扬和守望的仍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因为他发表的大多数文论，都是直接面对当时作为国之栋梁的各高等院校大学生们所做的演讲，在他所有的文论中都浸润着儒、道、法、杂等百家思想的精髓，包括“知不可而为”(见《论语》)、“为而不有”(见《道德经》)等，应该是他“兴味”、“兴趣”、“趣味教育”等主张的思想源泉，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唤起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与奋起精神，拯救出在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目前我国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悠久艺术文化传统，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艺术文化传统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近百年前所做正确的选择及其实践，应该说，已经为我们树立了风向标和导航仪。
第二，吸纳与借鉴外来文化因素是发展之道。不断地把外来文化因素吸纳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形成包罗万有、吞吐四方的博大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包容性特质的集中体现。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千古流传的佳句中，无不深深地含纳浸润着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内涵和意蕴。
不难看到，在梁启超不同时期的著述及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专题研究的成果中，既反映出其博古通今的聪明才智，又展现了其自觉地吸纳融合外来文化因素的敏锐精神境界，特别是对西方近代美学与艺术理论方法的灵活运用(并非照搬西体)，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的范围与空间，凸显了作为审美教育、美育教育、情感教育之主体的艺术教育的功能作用。如他强调艺术是趣味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强调文学、音乐、美术是刺激人的感官不使钝的三种利器，强调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等等，对于当今作为国民艺术教育的整体，以及作为国家高端艺术教育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来说，无不具有启示性意义。
第三，“责任心”与“趣味”的交合是基础保障。惯常人们会认为，艺术是一种能令人轻松、愉悦、陶醉、快乐和神往的东西。因为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以世间万象之美为核心的一种能够快速引发人的情感共鸣，获得悲喜与共情感体验，及至进入忘我境界和自由自在审美享受，是一种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感的人类文化的独特形式。那么，以艺术为职业的人，肯定也是整日里优哉游哉、轻松惬意。然而，事实却非人所愿。在人类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当下，一些学有专攻或专事某种艺术职业的人，对此问题则可能有着不同的体悟和感受。比如那些从幼儿园开始加班加点习琴、摹画的孩子，成人之后会留下“既无童年(温馨甜蜜)，又无少年(天真烂漫)，更无青年(情志雅兴)”等遗憾，因为他(她)们为了被锻造成为“神童”或“天才”艺术家，自小稍有点滴时间就会被关入陋室，面对毫无情感色彩之黑白相间的琴键或稍不留神就会沾污新衣的墨彩，以至于对艺术心生敬畏和叛逆的人比比皆是，所谓的“神圣”和“低俗”之别也就充满了悬疑。
在梁启超的人生理念中，他把人世间的苦与乐、成与败进行淡化，把“责任”和“趣味”一体同构，进而追求“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认为“趣味主义”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是“生活的艺术化”与“劳动的艺术化”。在此语境和心境状态下提出的“趣味教育”主张，无疑带有普适性价值和实践意义。
直面百年来被科技文化模式肢解分割的艺术家族，鉴于长期依赖于哲学、美学庇护，以及我国学校教育长期照搬西方体系所造成的传统艺术文化语境失却等因素，要建构宏观与综合的艺术学理论独立体系，必然面临着来自许多方面的矛盾和困难。然而，若按梁任公的方法把困难、失败、责任等化解为兴味和趣味，阴霾会被劲风一扫而尽，我们的面前出现的将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故笔者在此强调，“责任心”与“趣味”的交合，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保障。
注释：
①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原刊《哲学》，1922年第5期。
②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年4月10日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稿，原刊《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③同②。
④梁启超《学问之趣味》，1922年8月6日东南大学讲演稿，原刊1922年8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⑤梁启超《美术与生活》，1922年8月13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稿，原刊1922年8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
⑥梁启超《敬业与乐业》，1922年8月14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稿，原刊1922年8月18日《时事新报·学灯》。
⑦梁启超《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27日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稿，原刊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镌》。
⑧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⑨同⑧，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