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自然的人 ”到 “道德的人 ”
——论席勒的历史研究思想
盛百卉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 ]历史研究是席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勒不仅创造出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书写方法，还建构出人类历史发展模型，并将“审美教育”视为模型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对现代性思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席勒；历史研究；自然的人；道德的人；审美教育
历史研究是席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中，席勒展现出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的多重身影。他不仅创造出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书写方法，还建构出人类历史发展模型，并将“审美教育”视为模型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一些同志在抓生态环境保护上主动性不足、创造性不够，思想上的结还没有真正解开。这反映出思想认识既是长江大保护着重强调的首要问题，也是影响河湖健康的第一动因。特别是有些地方领导仍然受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旧观念影响，认为在追赶发展阶段“环境代价还是得付”，没有正确把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没有真正充分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重GDP、轻环保，重经济增长、轻污染防治，重城市形象工程、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有时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增长，导致对河湖水体和侵害持续不断。
一、描述性的历史哲学
席勒的创作和研究在1781-1792年间存在三个转向：历史转向、古希腊转向、康德转向。这一时期，他撰写一系列历史作品：《尼德兰独立史》(1786-1788)、《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 1789年5月26日在耶拿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的首次就职演讲)、《三十年战争史》(1790-1792)。研究者将《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称为“作为文学的类型的历史”[1](P241)。在这些历史书写中，席勒将历史和戏剧创作紧密结合，“他们各自都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幅图画部分地是叙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在那里面每个人物和每种情境都和其余的是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物就不能不以这种方式而行动，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他是以别的方式而行动”[2](P342)。席勒以先验的想象为基础，将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中必然的东西充分展示出来，因此二者都呈现出高度的自律性和合理性。
席勒的历史研究还兼具哲学性。他在给胡贝尔的信中给予自己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兼具“表达的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材料运用方面的锲而不舍，对有影响力的历史权力的清楚的剖析以及——哲学的表述”[1](P243)。可以说，当席勒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时，他的研究就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找到的故事”[2](P27)。席勒的历史研究，并非仅是材料的条块铺陈。他意识到要把握的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一个仍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只要试图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语言中再创造一个事件，把所有细节安排在一个意味深长的秩序之中。所以，历史写作意味着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P303)。席勒将德国当时存在的“自然史观”和“理性史观”共同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资源，试图找到表层史实背后蕴含的深层规律。《三十年战争史》和《尼德兰独立史》两部历史著作，集中体现了席勒深刻的历史思考：他认识到造成德意志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裂和异族宰制；他认识到贵族的阶级局限与大众非凡的政治能量。当这些认识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结合起来时，席勒头脑中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预设不断清晰起来。
以深井作为饮用水水源适用于地表水枯竭（如松烟镇、青城镇等）、地表水污染严重且地下水相对富有的区域，能用于各种岩性、埋深、含水层厚度和多层次含水层，按揭露含水层的类型分为潜水井和承压井，按揭露含水层的程度分为完整井和非完整井，是地下水取水构筑物应用中最为广泛的一种。主要优点：（1）可依当地水资源状况就近选择打井位置，管道铺设相对较短。（2）深井一般为单村供水工程，施工过程中占地、用水、用电及其它事宜容易协调解决。（3）易于管理，水质优良，便于村集体对工程租赁、承包、拍卖等，也便于开展水源地保护工作。
二、进步论的历史模型
笔者认为，席勒的进步论历史模式不仅受到前人影响，还是对自身青年时代历史思考的一种延续。席勒在卡尔学校时期的博士论文(1780)中曾想象性地建构了人类发展的驱动力及进程：“一种内在和积极的自然的冲动，与出生地的贫瘠结合，教导我们的祖先大胆思考，并为他们发明了房屋……在这里重新有了新的产品，新的危险，新的需求，新的精神努力。动物本能的冲突让人群同人群争斗，把未经提炼的矿砂炼成宝剑，造就冒险家，英雄和暴君。城市被加固，国家被建立，随同国家产生了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艺术，数字，律法，狡猾的教士——和神灵。”[1](P245)作为一名医学院学生，青年席勒认识到初民具有动物性，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是，随着人类不断向前发展，制造工具的能力使人在进化的伟大征途上越走越远。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大大增强，私有制随之产生，制度、规则、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也纷纷建立起来。这里传递出的信息是：席勒确信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由低向高发展是必然趋势，但同时，他对这种发展趋势背后的深层驱动力量并没有深刻认识。相比之下，写于十五年之后的《人的美学教育书简》在认识深度上有了显著提升。
席勒在《人的美学教育书简》(1795)中提出，弃恶从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驱动力量。他写道：“起初，大自然对待人并不比对待它的其余作品要好多少：在人的自主智力还无法独立行事时，它就代行其事。但人正因此而成为人，不致停留在紧靠大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状态，而有能力借助理性从大自然预定的道路上退回，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变成为一件自由选择的事情，将身体上的必要性提升为精神上的必要性。”[4](P141)席勒在这里将恶预设为历史原点，同时指出，人的发展受到弃“恶”向“善”力量的驱动。“善”使人区别于动物，“善”使人超越自然本能，进而显示出人类自身的伟大。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康德哲学对席勒的影响。康德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总是从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5](P6)。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席勒对康德的超越。虽然康德认为理性可以引导人向“善”发展，但对“善”何时实现却很悲观，“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准备着进入的那种更好的状况相形之下，始终总是一种灾祸；并且朝向终极目标的无限前进的这种提法，同时也是对于无限系列的灾祸的一种展望，那即使确实是被更大的善所压倒，但仍然不会使得称心满意出现。称心满意是他们唯有通过终极目的有朝一日终将达到才能设想的”[5](P58)。相较之下，席勒却对“善”的最终实现相当乐观，他提出将“审美的人”作为从“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之间的必经阶段。因此，美就超越了自然美、心灵美和社会美等三个层面，成为建构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
虽然席勒预测到现代人的精神贫困，但他依然在观念中预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模型。席勒的历史分期并不针对具体史实，仅是建构抽象模型，这体现出“史学分期”和“历史哲学分期”的差异。“史学和历史哲学都做历史分期的工作，一般来说史学是从史实出发做具体的分期，往往以显著的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标志，一般来说是微观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分期的理论，则是宏观地把历史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提出划分的标准并对各大历史阶段的意义做出说明，还要对历史分期的更替作出因果性及必然性的解释……史学的历史分期是出自并且依附于具体历史的；而历史哲学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遍史’意义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3](P144)。席勒提出的模型是“人的自然状态—人的审美状态—人的道德状态”。
三、从美走向自由
上述模型具有进步论的精神底色。“历史进步”在席勒时代并非无须探讨的定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占据西方人头脑的主流观念是循环论或退化论，历史进步论的出现与发展与奥古斯丁、维柯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前者代表了基督教的线性进步观；后者代表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杂糅的复合进步观。奥古斯丁为了清除掉古希腊观念对人的影响，首次预设了人类历史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进步过程，这期间出现的短时段战争、灾难不是倒退而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维柯创立的近代历史哲学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色彩，他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人类历史就是这三个时代之间的更迭。维柯的时间观念是循环论与线性进步论的混合。他认为从神的时代向人的时代的发展是直线进步的。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特权走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维柯又认为人的时代的普遍民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他推崇古罗马那种能保证公民平等权利的君主独裁政体。如果不能出现强有力的领导，那么，这个民族将或是被异族吞并，或是经全面内战堕落回原始状态，重新开启三个时代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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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席勒的预设并非审美乌托邦，它恰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道德的人”与“伦理国家”无法仅靠愿望达成，需要某种力量进行催化。审美文化的参与恰恰可以使人类社会在向“善”的征程中减少偏差、勿入歧路。实践已经证明，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唯有“审美文化”能够承担起救赎的重大使命。席勒认为，美之所以对德行、真理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它根植于人类普遍的“同情”。在《欢乐颂》中他写道：“聚居寰宇的芸芸众生，/你们对同情要知道尊重，/她引导你们升向星空，/那儿高坐着不可知的神……/她对探索者笑脸相迎，/从真理的辉煌的镜中。/她给受苦者指点迷津，/引向道德的陡峭的高峰。/在阳光闪烁的信仰之巅，/可看到她的大旗飘动，/就是透过裂开的棺柩，/ 也见她站在天使队中。”[6](P31-33)“同情”推动着人从“自然状态”上升到“道德状态”。因此，在席勒的审美理想中，正义的最高实现途径不是同态复仇或森严的律法，而是像神灵一样“宽恕”，“应当忘记怨恨和复仇，/对于死敌要加以宽恕。/不要逼得他眼泪长流，不要让他尝后悔之苦……把我们的账簿烧光！跟全世界进行和解！”[6](P33-34)“同情”使人更像人：自由更谨守边界；自尊更尊重他者；祛魅更敬畏生命。
在审美文化激发、培育 “同情”的问题上，我们能够看到赫尔德对席勒的影响。赫尔德历史哲学关注的焦点就是人道，即人的自由的力量，视其为人类进步的终极动力。他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作用，“人们所建立的一切制度、科学和艺术，如果它们是与真理相符合的，那么除了把非人、半人变为人之外，它们就没有任何其他目的”[7](P100)。赫尔德认为，历史的进步在于人活得更像人，而非“他人即是地狱”的尖锐对立。席勒从赫尔德的观念中找到实现人道的途径——“艺术”，并将之提升到“审美教育”的更高水平。他坚信，即使历史有短时段的倒退，但合乎人道的“伦理王国”终将通过“审美教育”得到实现。“唯有美学的国家能够使得社会成为现实的东西，因为这种国家通过个体的天性贯彻整体的意志。如果需求迫使人进入社会，而理性将群居的原则植入人的内心，就只有美才能赋予他一种合群的性格。唯有情趣才能将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培育了和谐”[4](P274)。(第二十七封信)审美教育是人类从自然走向道德自由的中介，是人类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桥梁。席勒坚信，人类必然 “通过美走向自由”[4](P170)(第二封信)。
四、结语
席勒的历史研究是“诗”与“真”的高度结合：力图回到原生态历史但竭力避免它成为对读者忍耐力的考验；不仅向艺术借鉴表达手法，还竭力避免历史淹没在文学虚构中。他建构了从“自然的人”到“审美的人”再到“道德的人”的三阶段模型，预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倾向及推动力，对现代性思想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席勒传[M]. 卫茂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英]科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张文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 历史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席勒. 席勒文集Ⅵ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6][德]席勒. 席勒文集Ι[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7][苏]古留加. 赫尔德[M]. 侯鸿勋，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From “Natural People ”to “Moral People ”——An Analysis of Schiller’s Historical Research Thoughts
SHENG Bai-hui
(Faculty of Humanitie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iller’s thinking.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Schiller not only creates a historical writ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literary character, but also constructs a model of human historicaldevelopment, and regards “aesthetic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model.His research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thought.
Key words :Schiller; historical research; natural person; moral person; aesthetic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B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9)01-0001-03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盛百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责任编辑 薄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