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古代官员的为官指南
文/陈忠海
与现代社会有各种系统、成熟的培训不同，古代官员刚进入仕途时毫无经验，很难快速适应官场。而官箴记载了一些居官格言，初入仕途的“新手”熟读这些箴言，可以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迅速进入角色。经过历代以来不断发展、演变和积累，也就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
载波相位发生周跳引起了一个偏差，对于经过历元差分后的载波相位来说，周跳只是影响当前的载波相位历元差分，产生了明显的跳变，而后续载波相位重新进行差分操作不受影响，见图1所示。对于周跳的探测，设计算法检测出发生跳变的历元就可以了。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从“卖道具”进入“卖演员”，显然多了一个挣钱渠道。从来就不缺少有虚荣心的人，尤其现在很多家庭不差钱，花点钱让孩子演个角色，极大满足了家长和孩子的虚荣心。可以预计，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以后的影视剧可能根本不以播出为目标，在制作过程中就把钱“挣够了”。可是，这种“卖演员”做法，极大地违背了行业伦理，长此以往，任其泛滥，将会造成假丑恶盛行，真善美退居一边。影视制作输出的本应是精神产品，如果长此以往这个行业不仅很难出现精品力作，而且会对社会道德造成严重腐蚀。
由颜伯焘跋文张聪贤铭文的“官箴碑”。
重在“攻疾防患”与为官之道
《文献雕龙》指出：“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这里所说的“针石”也称“箴石”，“针”即针刺用的工具，“石”指的“砭石”，是像针一样的石头。《素问》称“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也就是通过针刺、砭刮的办法来治病，由此形成了“针砭”这个词，比喻发现或指出错误，找到摆脱困境或解除弊病的方法。
箴石可以“攻疾防患”，箴言则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困病。箴言的类型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类重要的箴言是对从政者提出的，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类箴言通常是一些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称为官箴。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为百官赐袍并绣上官箴成为惯例，史书记载，“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赐之”。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五月，朝廷“内出绣袍，以赐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仍各有炯诫”，这次绣的内容更丰富，共有32个字：“忠正贞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躬奉，谦感忠勇。”
随着古代王朝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官员队伍逐渐壮大，官箴也得到不断地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箴文化，其内容也逐渐集中于对各级各类官员的劝诫方面。到了唐代，朝廷重视用官箴文化教育和警戒广大官员，一些做过官的文人学士，创作了许多“官箴诗”“官箴文”，如韩愈的《五箴》、皮日休的《十箴》、柳宗元的《诫惧箴》等，朝廷则推出了集大成式的官箴《臣轨》，阐述为臣者的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
在蓝印花布图像数据库搜索空间树构造建设过程中，随着录入纹样的增多，通过与参照纹样比对后产生的纹样识别比对值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一个以参照纹样比对值为起点的链表，该链表与参照纹样比对值一起形成一个搜索空间二叉树结构，每个空间树结点下都有一个有序链表，若某段空间段内比对结果较密，则该结点下链表长度较长；反之，若一空间段内比对结果值相对稀松，则该结点下链表长度值较小。在蓝印花布的发展过程中，蓝印花布的纹样数量、种类不同，从而导致其参照的比对纹样在数量上不同，进一步造成其比对值分布密度不仅不同，而且是随机变化的。而采用空间二叉树则可根据蓝印花布纹样数量分布的密度，动态调整链表的内容。
在古代，文书档案保管条件有限，对于极为重要的东西，为了保存它们，人们通常将其刻在石碑上，不仅方便观瞻、阅读，更可以长久保存。对于官箴，除了写成各式文章及诗赋，并通过“绣字”的方式提醒官员们随时学习和牢记外，勒石刻碑也是重要的传扬方式之一。
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到周武王时期，《左传》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是商末周初的史官，他倡导百官“官箴王阙”，即以箴言的方式针砭国君的缺失，得到百官响应。
勒石著书，保存、交流“为官之术”
在Davie和Hilber的教学实验中，26名工程专业和42名商科专业的德国大学生参与了有关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的问卷调查，并在15周中使用手机应用Quizlet学习英语词汇。实验后的词汇测试成绩和之前未使用手机应用进行英语词汇学习15周的测试成绩几乎没有区别。在态度方面，大部分学生对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持赞成态度，但工程专业的学生显然要比商科专业的学生更支持该学习方法:认为使用手机学习很容易，且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利用手机进行学习的工程专业学生比例远高于做此想法的商科专业学生比例；相应地，对利用手机学英语感兴趣，并希望教师使用手机教学的工程专业学生比例也大大高于持此观点的商科专业学生比例[7]。
除此之外，唐朝统治者还利用各种形式宣扬官箴文化。《旧唐书》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这8个绣在官袍上的字是什么，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不过，次年正月武则天又“赐新除都督、刺史绣袍，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铭”，此次赐袍所绣的是16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可以理解为，这些字是从《臣轨》中提炼、浓缩的做官箴言，强调了为官之道，包括明理、公平、清廉、谨慎、忠君、勤劳、躬亲等丰富内容。
宋人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这个“丁宁之戒”，就是叮咛之语，是唐玄宗希望官员们时刻牢记的箴言。根据欧阳修所述，唐玄宗下令所立的这些碑石到宋朝时“犹有存者”，宋人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收有此类碑石4方，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里还存有一通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残碑，上面的内容就是该年唐玄宗下令立于各地的《处分县令敕》。
在唐代，朝廷经常颁布一些对官员的戒敕，或者将一些为官之道颁赐给地方，命各地在官衙门口刻石立碑，作为官员们的戒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一连颁布了多道戒敕，包括《令长新戒》《处分县令敕》《戒牧宰敕》等，属于“为官之戒”，也是官箴的一种形式，朝廷命各地方将这些戒敕勒石刻碑。
将官箴勒石刻碑并非唐代所特有，人们最为熟知官箴碑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它刻制于清代道光年间。道光四年（1824年），陕西长安令张聪贤受陕西延榆绥道道台颜伯焘之托刻了这通碑石，其上的官箴共6行，内容如下：“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官箴出自明代理学家曹端之口，早在明代就已经被人勒石刻碑了，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曾亲自书写这段话，并刻石立碑于官衙之内。同样内容的碑石除西安碑林保存的这通外，还有一通保存在河北省无极县，该碑石是明代无极知县郭允礼所立，说明这通“官箴碑”上的内容在当时就已经很普及了。
宋代以后官箴文化继续得到繁荣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官箴由原先常见的“诗文体”“碑铭体”发展成为长篇著作式的官箴书，它们的作者多是担任过各类官职的文人，在这些官箴书中，除继续强调为官之道、为官之德外，更多的则是探讨交流做官的经验和体会，所讲的是“为官之术”。
这类官箴书，有的属于“从政指南书”，如宋人吕本中的《官箴》；有的属于“州县入门书”，如宋人陈襄的《州县提纲》。虽然这类官箴书探讨的多是做官的“技术型”问题，但其中无时无刻不融入为官之道、为官之德的内容，在指导官员如何理政、决狱以及如何协调上下关系时，遵循和强调的都是当时主流的为官理念。
由于官箴文化的重要性，《四库全书》专门将其列为一种类属，归在史部职官类。《四库全书》所收的此类著作有6部17卷，《四库全书》“存目”另列有8部107卷，但历代以来的官箴书远远比这个多，还有大量的官箴书没有列入《四库全书》中，有学者认为“汉唐以降，官箴类的专门之作为数不少，留存至今者亦不下百余种”，还有学者经过进一步的搜集，认为仅保存至今的官箴书就多达300多种。在为数众多的官箴书中，虽然也有许多过时、落后的地方，但其中也不乏有值得今人参考借鉴的内容，它们是古代官箴文化的重要集结，也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