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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3)02-0070-04
迁谪诗歌，一般来讲，指身披宦衣的诗人，在遭受官职上的贬谪后，身处都城之外的异地他乡时所创作的、以反映迁谪生活及其思想情感为主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的百花园中，迁谪诗是绽开得极为璀璨的一朵奇葩。
迁谪，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往往是朝廷对犯罪或有过错官吏的一种惩罚。自周秦以来，历代遭流放、贬谪的官吏甚众。他们被贬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未犯有过错而遭到了贬谪。迁谪诗歌，是身为官吏的诗人被迁谪、流放之后的产物。贬谪流徙，对于注重操守，亦看重官职的升迁的大多数诗人来说，其伴随而来的不仅是家庭、生活诸多方面的困厄，还有心灵的摧残与痛楚。不少身遭流贬的官吏，借助诗文以发泄不平之气，于是，以反映迁谪生活与情绪为题材的诗歌便产生了。
纵观中国古代迁谪诗歌的发展历程，笔者以为，各个时期的迁谪诗歌，分别有其不同的特点。本文拟对迁谪诗歌在古代的发展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略作分析。
一、迁谪诗歌的奠基之作——屈原执著的追求与哀怨的倾诉
迁谪诗歌，在《诗经》时代就已萌芽。《小雅·四月》描绘了主人公在“滔滔江汉”的南方一年四季遭受苦难的情景，抒发了“尽瘁以仕”，然“我日构祸”、“爰其适归”的哀苦之情，似乎可以视为诉说遭受迁谪之苦的诗歌。但真正的发端，且最能体现迁谪诗歌早期特质的应是战国时代的屈原及其创作的诗歌。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他的绝大部分诗作，都是在放逐中创作的。流放和迁徙，夭折了屈原的生命，但却成就了他在诗歌方面的辉煌贡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思罔极，故复作《九章》。”朱熹也在《楚辞集注》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可以说，屈原的诗作，是他在放逐中的怨愤的喷涌和激情的倾泻。
从迁谪诗歌的角度来分析，笔者以为，屈原及其诗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国家、对君王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注和担忧。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与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第二，屈原有着不向群小妥协，不向党人屈服，宁愿终身愁苦，甚至赴湘流、葬鱼腹，而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屈原在《涉江》中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他在诗歌中多次表白：“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屈原的忠君忧国和不妥协精神表现得极为执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屈原的这种执著，在迁谪诗人中，可谓前无古人，后人也难以企及。第三，屈原借助楚辞这一诗体，尽情抒发被流放的牢骚、哀愁与愤懑，诗作能充分运用浪漫手法、美人香草的象征手法等，从而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艺术。
屈原作为我国古代迁谪诗歌的真正的奠基者，在遭受流放、迁谪之后，用自己的身躯和诗赋，对迁谪诸多问题作出了极为严肃的求索、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有：如何对待国家与君王的事业；如何看待恶人的猜忌与中伤；如何面对迁谪居地的困苦；如何保持节操；如何求得精神的解脱和超越；将自己的生命之船驶向何方；等等。挺立在迁谪诗家、迁谪文学之源头与高山之巅的屈原，为迁谪诗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后来流贬迁谪者无不在他那里找到知音，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力量。
二、迁谪诗歌的转型之作——魏晋六朝诗人对山水的描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迁谪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自魏正始高平陵事件始，很多诗人在统治者的争权夺利中，惨遭杀戮。腥风血雨的现实，促使诗人队伍分化，其要么依附权要，要么疏远政治，于是老庄抬头，玄学兴盛。不少诗人在遭受贬谪之后，转向隐逸，在青山绿水中徜徉，借山水以抒愤遣怀。如谢灵运、江淹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的世豪大族。刘宋时期，谢灵运先后被贬为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不久，又被执徙广州，后竟被害。性格狂傲的谢灵运，对宋朝统治者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常常以骄纵恣肆、蔑视法度、负隅抗拒的举动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与愤懑。遭受贬谪后，谢灵运眼见政途险恶，便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创作了很多的山水诗，从而开创了山水诗一派。
谢灵运出为临川内史时，他已意识到自己正走向生活的末路，故在山水诗中充满了对自己近于流放的沉重焦虑和哀怜。他在前往临川的道中写道：
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初发石首城》）
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执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
在被贬谪的时日里，谢灵运恣意游遨，摹写山水。他通玄理，奉佛学，并以此作为克制躁热的镇静剂。“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常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谢灵运在迁谪中运用佛老排遣忧愁的方法，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
江淹于宋元徽二年(474)被贬为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在赴任途中，江淹写了不少抒发被贬牢骚的诗，将自己的哀怨与对奇险景色的描绘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独特的画面。如《赤亭渚》写道：“一伤千里极，独望淮海风。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渡泉峤出诸山之顶》写道：“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百年积流水，千岁生青苔。行行讵半景，余马以长怀。南方天炎火，魂兮可归来。”他在《恨赋》中写道：“或有疏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这些语句正是他谪居僻隅时的心情的写照。
魏晋六朝时期，被迁徙贬谪的诗人还有不少。总的来看，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江淹等为代表的迁谪诗人，在遭受贬谪后所创作的大量诗歌中，已缺乏屈原的那种执著与信念，而更多的是抒发怨愤。他们借助对山水景物的描绘抒写愤懑哀怨之情，使山水诗、写景诗中的情与景融合无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与此同时，他们还借助佛老之学来排解郁闷，在迁谪诗歌中开辟了一方特殊的园地。
三、迁谪诗歌的辉煌之作——唐代诗人对流贬生活及其怨愤的叙写与抒发
有唐一代，诗家辈出，那些著名的诗人多数身披官宦之衣，且大多也身遭迁谪之苦。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曾列举自屈原以下遭受贬谪之苦的著名诗家83人，其中唐代就有45人。南宋严羽曾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内容丰富的迁谪诗歌增加了唐代诗歌的厚度、光泽和美感。如果没有了迁谪诗，唐代诗歌将逊色不少。
因诗人迁谪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迁谪诗歌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1.因负罪而遭流贬者所创作的迁谪诗歌
唐代有不少诗人，因负罪而遭流贬。如初唐神九年间的一批文士被贬，就多数是罪有应得。他们被贬之前所写的诗歌，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但他们被贬边地，经受各种磨难之后，产生了深刻的人生悲感，其诗歌也随之增添了真实的内容和悲凉的情调。这些诗人中，最为突出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
沈佺期和宋之问早期是宫廷诗人，在长安便已赢得了较高的诗名，但他们作为初唐名家的创作生涯，实际上是从被贬岭南开始的。从都城宫廷走向边远僻地，从享受荣耀到吞咽困顿，生命经受了由高到低骤然跌落的沉沦过程，于是生发出在宫廷附媚宵小时所不会有的人生体验，其所写的迁谪诗歌，也就显得特别悲楚感人。神龙初，沈佺期长流驩州（州治在今越南荣市）。在流贬途中和被贬之后，他写出了不少颇具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夜宿七盘岭》、《初达驩州》、《入鬼门关》、《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驩州南亭夜望》等。宋之问在神龙年间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南）参军，后贬为越州长史，再配徙岭南钦州，最后被赐死于贬所，其凄凉之状更胜于沈佺期。他在流贬途中和贬所写的诗，极好地反映出诗人被贬后彷徨哀伤、愁闷凄楚的思想感情。如《度大庾岭》、《夜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等，都是流迁途中所写的佳作。他在岭南贬所写道：
乡心新岁初，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新年作》）
逍遥楼上望乡天，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三千里，无因雁足寄书还。（《登逍遥楼》）
这些诗充满乡关之思和身世之感，抒情强烈而凄惋。
从诗歌流变的角度来看，因负罪而流贬、迁谪的文人的诗歌，在先秦至六朝比较少见，但在唐代却较为丰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诗人的作品与正直诗人遭受流贬后所写的相比，也许更耐人咀嚼，使我们实实在在地领略到了“诗就是生活”的丰富涵义。
2.因革除弊政、斗争失败而被流贬谪者的诗歌
唐代，有一些诗人因推行革新而遭受流贬，其突出的代表是刘禹锡、柳宗元等。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达9年之久，后又被贬为连州刺史，又任夔州、和州刺史，在外地前后共历23年。柳宗元在元和初被贬为永州司马，后为柳州刺史。竟病逝在贬所。
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前后的情形类似于屈原、贾谊。但他们的出身，既非帝胄，也非“王谢”望族，因此，对君主的眷恋依附，他们不如屈原强烈。他们被贬后的情绪，既不像贾谊那样“忧伤病沮”，也不像谢灵运那样狂傲。在精神境界方面，他们对理想的追求不如屈原执著。由于佛、道的影响，他们也注重调节情绪，在记山写水中排遣愁闷，而使心绪归于稳健和平静。在诗史上，他们一个有着诗豪的洒脱个性，长年的谪居，并未销融他的锐气，“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另一个则有着“独钓寒江雪”的凛然风姿，而令后人为之景仰。
3.因直言进谏、触怒龙颜或权贵而被贬者的诗歌
唐代，因进谏而遭受贬谪的人不少，诗文家中，韩愈、白居易乃至杜甫，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韩愈在任职期间，曾多次遭贬。如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韩愈在贬所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等，其语辞虽不无痛楚，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迁谪逆境中并没有消极颓废，仍是刚直耿介，践履着自己平生倡扬的志趣和情操。白居易遭贬谪，也是“上疏”所致，元和十年(815)，因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上疏，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从而开始了多年的贬谪生活。白居易在贬官后，其思想由兼济天下，讽谕忧君转向独善其身，务实为民。他曾在《白云期》中吟道：“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又在《不如来饮酒》中说：“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白居易的这种理念，既是对前代迁谪者忧愤心理的反拨，更是对超越忧患的直接的尝试。
唐代迁谪诗人遭受贬谪迁徙，除上述几种情形外，还有因党争激烈而受排挤被贬的，因受诬而遭贬的等。被迁谪者由于遭受贬谪的原因不同，对迁谪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在迁谪中所写的诗歌，其表达方式、所描写的迁谪生活也各有不同。但最具特色的，还是上述三类人所写的诗歌。纵观唐代迁谪诗人的创作，笔者以为其有以下特点：
第一，众多诗人的迁谪生涯使诗歌的表现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随着诗家角色的转换和创作地点的转移，诗歌的题材有了变化和发展。遭受迁谪的诗人来到贬谪之地，开阔了生活视野，诗文的表现范畴也得以扩大，其所创作的内容丰富的迁谪诗歌，提升了整个唐代诗歌的深厚度。
第二，迁谪诗歌的表现手法，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唐代以前的迁谪诗，多写被贬谪的怨恨悲愁，在表现手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美人香草”的象征手法，以及借助山水以抒情。唐代迁谪诗歌的表现技巧，在前人的基础有所拓展。
第三，屈原以后至唐代以前的迁谪诗人遭流贬之后，要么过于哀愁，要么过于激越。唐代由于贬谪已似习以为常，更由于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人们渐渐地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人世的升迁陟黜，并用佛、道二教来化解、排遣心中的怨愤，以求得心境的平衡，实现思维的超越。
综上所述，唐代是迁谪诗歌获得长足进步和大丰收的时期。此时期的迁谪诗歌很好地体现出了迁谪诗歌的本质特点，后来的迁谪者无不在唐代迁谪诗歌中汲取养料，以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
四、迁谪诗歌的高旷之作——宋代诗人对流贬的豁达情怀的真实记录
宋代遭受贬谪的诗人也不少，突出的有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
王禹偁一生性格刚直，曾三次遭贬。在贬谪期间，他并不沉于哀怨愁绝之中，而是尽可能地调整心态，力求把谪居看成一件乐事而加以细细描绘。他的诗文集里，多有吟咏湖山，描写谪居生涯的诗章。“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居谁知是胜游。”（《咏泉》）“谁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滁上谪居》）他在《清明日独酌》中写道：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英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西汉贾谊被贬长沙凭吊屈原时，哀怨不已，可是王禹偁在谪居时，却含笑读《离骚》，在抑郁中求得自我的解脱。
欧阳修一生也多次遭贬。在贬所，他并未因遭贬谪就戚戚怨怨，而偏把自己的居室名为“至善堂”。其诗《戏答元珍》写道：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写于被贬期间，诗中虽有浓重的迁客乡思，但并无消沉之意。
黄庭坚一生也曾两次遭贬，被贬蜀地后，他曾以“槁木庵”、“死灰寮”来名其室，其困顿可以想见，可谓“投荒万死”（《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后来他竟病逝于贬所。黄庭坚曾言：“古之人不得躬行于高明之势，则必心亨于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万夫举首，则言行之实必能与日月争光”（《答王太虚》）。黄庭坚奉儒道，又融通释、老，不管遭贬与否，都能恪守修己安命的大义，狷介律己，超物脱俗。所以，在遭贬谪以后，他仍浩然自得，口不停吟，手不辍书，表现出了较强的超然情怀。
苏轼一生多次遭贬，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大部分是在贬谪中度过的。贬谪带给人的是心情痛苦，生活困顿，对于苏轼来说，也是如此。他贬谪黄州后的《寒食雨》诗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似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诗作物象荒凉，格调悲怆，是作者被贬后沉郁心绪的写照。但贬谪并未摧损他坚强的气节。晚年，苏轼更被流放海南岛，但他并没有颓唐绝望，仍能坦然处之。初到海南后，他在《在儋耳书》中写道：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发一笑。
苏轼遭受流贬后，能从多方面排解郁闷，此文可见一斑。作者用齐物论、相对论来观照人生，借以求得心里平衡，从而于绝望中派生出希望，进而以倔强的希望，支持他战胜磨难。应该说，这种旷达高蹈的情怀，似是唐人（包括白居易）难以企及的。今人尚永亮先生在《从执著到超超越》（见《贬谪文学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中曾对白居易与苏、黄在遭贬后的心理状态有过一番比较。其文写道：“在白居易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基于知足心理的与世无争和现实享乐……而在苏、黄这里，则主要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反思，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对人世苦难的自觉承受，并在承受中超越苦难，达到了一种高雅脱俗、物我同一的自由境界。”
陆游一生也多次遭贬。作为积极主张抗金的诗人，陆游的被贬官、罢官都与抗金斗争有关。从他的被贬官乃至被免职，我们可看到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坎坷的生命之旅和痛苦的心路历程。陆游曾为遭贬而愤慨、不平，但从未因此而放弃抗金，他始终高昂地吹奏着北伐的号角。在这一方面，他是直追屈原，而北宋遭贬谪的诗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总的来说，宋代迁谪诗人众多，迁谪诗文的精神内容与唐代相比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封建社会由顶峰走向衰落，统治者日渐腐朽，正直之士遭贬谪者已是司空见惯。又由于儒、释、道教的融合，诗人们亦能见怪不怪，即使自我有升有降，也能做到宠震不惊，旷达看待。从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遭贬谪，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明清时期，遭受贬谪的诗人也不少，清代的诗人还常常被流放到新疆、东北极寒之地，如林则徐、吴汉槎等就是这样。明清诗人迁谪后所写的迁谪诗，尚有待进一步钩沉考释。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迁谪诗歌，发端于屈原。他采用象征手法以抒写愤懑和牢骚，其诗作哀怨愤激，感人至深。南北朝时期以谢灵运等为首的迁谪诗人，往往表现出某种狂狷乃至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而招致的杀戮，又使得他们过早凋谢。他们的诗作，多借助山水以抒情谈理，从而开创了山水诗一派，并提升了迁谪诗歌的品格。唐代是迁谪诗歌得到极大发展的时代。众多诗人的共同努力，即把迁谪诗歌抒写哀愁怨愤发展到了极致，更创新了多种体式，丰富了迁谪诗歌的表现手法，从而增强了迁谪诗歌的厚度。宋代理学盛行，三教合一，众多迁谪诗人在看待迁谪一事上，通常很善于排遣苦难，表现出了较强的超然之意。他们在遭受迁谪后创作的诗词中，既融汇了前代迁谪诗歌在表情达意、创作技巧上的长处，抒写出了悲愤和郁闷，更体现出了宋人特有的旷达、超脱及其理性观照，完成了从执著到超越的心路历程。明清时代，迁谪诗歌时有涌现，只是其特点有待提练，其优秀的篇章尚待进一步发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献学、文艺学、文体学到审美学，从作家到作品等多方面、深入地对迁谪诗歌进行研究，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2-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