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与配置研究_货币供应量论文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搭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规则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4)04-0004-1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目前，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即DSGE模型)框架下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但是，基于这一范式的研究是在货币的短期“非中性”基础之上展开的，因而相关研究大多是从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来考察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Gali(2008)[1]的经典著作之中，以及刘斌(2010)[2]、张卫平(2012)[3]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范式下对货币政策的专题应用介绍。当前国内外文献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政策规则等讨论较多，其中张杰平(2012)[4]、楚尔鸣和许先普(2012)[5]等基于DSGE模型研究了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规则的选择问题。

      欧洲的债务危机及其经济疲软背景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再定位”使得各国学者日益关注DSG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问题。如Straub和Tchakarov(2007)[6]通过构建一个修正的新广域模型(New Area-Wide Model)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变化的产出效应，他们认为，如果受到财政巩固框架(Fiscal Consolidation)的约束，降低公共投资、增加公共消费不利于增加经济产出；王文甫(2010)[7]通过构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摩擦特征为“价格黏性”和“流动性”约束)讨论了增加政府总公共开支的产出效应；简志宏等(2011)[8]构建包括货币供应机制的DSGE模型研究我国的公共购买支出、政府投资支出等对消费和私人投资的经济效应；基于匈牙利的宏观经济数据，Benk和Jakab(2011)[9]研究了财政政策调整的“非凯恩斯主义”产出效应，他们认为，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中，财政巩固框架约束下的财政结构政策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基于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Traum和Yang(2010)[10]设定了一个包含具体财政规范的模型研究美国“公共债务”变化的经济效应；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收支平衡等式，张佐敏(2013)[11]研究了税收变化、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稳定效应；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中，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12]研究了以“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的系数变化所形成的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等等。

      总结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中专题讨论中国财政政策规则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较少，除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13]外，DSGE框架下有关财政政策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在讨论“单一总公共支出”的产出效应。这明显不同于含生产性开支或不同支出类型的理论研究及其对应的实证研究。Heideken和Graeve(2012)[14]指出，在当前的动态宏观经济体系中(“新兴”古典综合体系，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财政政策问题可能被长期忽视了。实际上，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中，许多学者基于Barro-Karras(1990、1993)[15-16]框架形成了衡量公共支出产出效率、获得最优财政政策的计量回归模型。在实证方面，这一范式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关文献较多。当然，该框架只能进行事后的验证分析，不能用于财政政策比较以及情景模拟分析。在经济理论研究无法进行“实验”的情况下，新一代的DSGE模型弥补了这一缺陷(Vetlov等，2010)[17]。但是在该框架中，目前关于财政政策规则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涉及的财政政策或是假定政府是“无为的”、“单一的”(张杰平，2012)[4]，或是设定的财政政策较为单一，未考虑与货币政策规则的搭配效应(张佐敏，2013；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11-12]。并且，当前所涉及的“政策规则”未考虑刘越飞和刘斌(2012)[18]总结的多种形式。

      总体而言，上述基于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财政货币政策研究多是基于确定性参数加以考察的，多采取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19]等形式的实证研究，多未考虑采取“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数值模拟。实际上，“贝叶斯”方法无论是针对嵌套模型还是非嵌套模型均可进行比较和选择，在这方面其更具优势[2]。另一方面，基于DSGE结构模型的“贝叶斯”估计在最大似然估计的基础上强调了“待估参数分布”的重要性。相对于传统的最大似然估计、GMM估计等方法，“贝叶斯”估计方法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以利用研究者掌握的待估参数的信息；二是由于“贝叶斯”估计方法是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因此可以有效避免使用难以观测到的经济变量，例如资产存量和劳动时间等。事实上，近年来“贝叶斯”估计方法已经被大量运用于估计DSGE模型(Smets和Wounters，2003；Leeper等，2010)[20-21]。

      综合上述文献在财政政策规则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笔者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来讨论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首先，考虑了财政政策的经济生产性，同时设定了复合政府模式下针对不同经济情景的财政政策规则，这显然不同于Leeper(1991)[22]、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13]等基于债务约束的单一财政政策规则设定(当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其拓展为针对中国经济的情况进行研究)。其次，在经典DSGE模型的基础上，将货币政策设定为适合中国情景的形式加以研究。本文的经济模型系统不同于定位于单一政策规则的系统模型。最后，重点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之下的财政政策效应。

      二、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

      假定在一个包含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的摩擦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策主体。各自的经济问题如下：

      1.消费者的经济问题

      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其效用函数为：

      

      其中：

代表消费者的实际消费，

代表劳动供给量，

/

代表持有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效用(

为名义货币供应量，

为总物价水平)。参数项中，σ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ψ为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ξ为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此处的效用函数为可分离的形式。此时代表消费者的经济问题为：

      

      上式中β为贴现因子。

      参照Gali(2008)[1]、刘斌(2010)[2]等设定的DSGE模型的基本范式，结合宏观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本文研究模型的主要特征，设定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其中：

分别代表消费者消费商品的价格和实际消费量，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实际资本投资支出，

代表名义货币供给量，

为债务水平，

为名义利率(对数化的表达为

)，

代表资本品的实际投资回报率，

代表消费者承担的宏观税收负担，

为名义工资水平，

为劳动供给量，

代表消费者的其他资源禀赋收入。为简化分析，未考虑投资的调整成本①。

      2.厂商的经济问题

      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对于最终产品厂商而言，其最终产品

需要通过中间产品

(j)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参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设定，假定生产函数为：

      

      其中

代表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获得最终产品的“要素需求方程”，结果如下：

      

      3.政策主体问题

      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假定其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政府”，其经济政策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具体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之一是扩展的Taylor(1993)[25]利率规则。目前多数文献认为该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如谢平和罗雄，2002；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李成等，2010；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26-29]，本文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设定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如下：

      

      其中

为名义利率(其与相关资本回报水平的等价关系为

)，符号变量中的“∧”表示其偏离稳态值的结果)，

为货币政策规则冲击，其余为参数项。在这一规则下，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相联系，货币政策的冲击方程为：

      

      许多学者对货币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具有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特征。譬如，李春吉等(2010)[30]、徐高(2008)[31]、薛鹤翔(2010)[32]、杨柳和李力(2011)[33]等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应遵循“货币供应量”规则。在此，货币政策的规则之二为“货币供应量规则”。其中，货币增量率

满足如下经济规律：

      

      其中

代指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的“政策冲击”，服从一阶平稳的AR(1)过程。

      

      此时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方程为：

      

      二是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考虑。综合各国政府的实践，财政政策规则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几种情形：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而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支出“决策运行模式”存在纵向、横向间的差异性和政策实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也不尽相同。表1中

为政府总公共支出

的对数化形式，后文线性化系统中的小写形式同样为其大写形式的对数化表达。

      

      表1中“规则一”是较多文献都会考虑的规则，如张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规则二”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形式；“规则三”是政府综合“相机抉择”与盯住“通货膨胀”的形式，对此，张宇麟和昌忠泽(2008)[34]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②。

      三是考虑政府总资产的平衡，这同Aiyagari和Gentler(1985)[35]的系统假设一致。此时宏观经济部门的财政预算约束为：

      

      亦即政府的总支出(包括总公共开支、当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当期公众持有的货币形式)等于政府的总收入，收入项目为政府发行的债务收入、总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的收入。符号变量的含义同预算约束(2)中的结果。

      (二)系统均衡问题

      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消费者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将具体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化。对于中间厂商而言，根据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获得厂商“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程。其结果为：

      

      将该方程结合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可以获得“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NKPC)。

      对于厂商和政府部门而言，将其他条件进行线性化处理，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经济系统的设定，可以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比较。

      三、参数估计

      (一)初步参数校准

      

       对于系统的相关参数，根据历年的名义利率水平设定主观的贴现因子β为0.947；设定价格粘性程度θ为0.75；考虑到消费效应的对数形式并参考张卫平(2012)[3]的估计结论，本文对消费风险厌恶系数估计为1。对于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同样估计为1；将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对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借鉴张杰平(2012)[4]的结果估计为2.58；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GDP价格指数调整、H-P滤波(获得趋势项)及时间序列回归后，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取值为0.627和0.50。本文借鉴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13]的生产函数模式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产出函数估计相应的参数。进而本文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根据受约束的回归方程(产出函数的对数化形式)进行计量回归获得；参考王文甫(2010)[7]的估计结论，将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

取值为4.61。对于不同货币规则的估计系数，参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计方法的结论以及张杰平(2012)[4]的结论，将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分别估计为0.75、2.6、0.4、0.6、0.51、0.8、1.5、0.75。对于非结构参数——技术进步、政府支出与收入税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在同一样本数据下将其估计为0.60、0.61和0.556。具体参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

      对于货币政策规则二中的参数选择，同Zhang(2009)[36]GMM估计方法的结论和张杰平(2012)[4]的校准考虑，初步校准见表3。

      对于上述系统的线性化结果，还需估计的稳态值有：

。对于宏观税负

，根据历年总税收数据和GDP数据估计出“平均税负”，其他参数则通过一阶系统的稳态值并结合初步的参数校准进行估计。

      (二)“贝叶斯”参数估计

      对于上述参数校准的初步结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张佐敏(2013)[11]、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12]等的参数校准方法，而是对非结构参数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再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随机抽样2万次，并去掉前1万次③。具体抽样时，对每一个参数选择一个标准的概率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参数的初始值和抽样设定的次数进行统计抽样，最后根据设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间)获得后验的结果。而标准概率分布的选择是根据参数的性质、取值范围综合判断形成，方法参见Griffoli(2010)[37]的分析。

      在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后获得检验多变量“收敛性”的统计量，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中的结果可知：在后期1万次以后，曲线拟合较好，说明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整体性能较好。基于贝叶斯估计结果，可以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下文将分“同一”货币政策规则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

      

      

      图1 检验“收敛性”的多变量诊断统计量

      说明：横轴表示模拟次数，纵轴表示度量指标的差异。其中“interval”代表参数均值，“m2”是方差，“m3”是第3阶矩。

      四、搭配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贝叶斯”估计的参数结果，本文通过Matlab的嵌套软件包Dynare 4.2.5进行数值分析。假定财政政策规则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即假定财政支出增加1%)，其对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④。

      由表4中的结果可知：在货币“利率规则”之内，除规则四之外，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达最大化。当然，财政支出增加1%，即期(随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扩张效应”相对较小，“规则一”下仅为0.0177%。这一结论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38]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的结论(名义利率的零约束下)。当然，从整个观察期内的累计效应来看，就货币利率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一”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为0.342 6，而其他规则二、三、五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分别为0.258 7、0.312 0和0.350 5，差距相对较小。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内，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只是考虑“盯住债务”的“规则四”与其他略有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凯恩斯主义的“非线性”影响。

      

      由于货币政策规则组内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小，此处以财政政策“规则三”为对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政策差异。限于篇幅，以经济总产出Y、私人消费C、通货膨胀效应π和债务水平B的响应为分析对象。四个宏观变量的响应过程如图2所示。

      在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利率”规则时，财政政策的波动效应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支出增加1%，随后其在第一期的产出“扩张效应”为0.026 9%；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财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扩张效应”为0.053 1%；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312，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286。对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而言，财政政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其影响过程存在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趋于稳态的时间远远大于产出，效应也较大。货币利率规则之下，财政政策的波动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总挤出效应为1.476%。就通货膨胀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似。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波动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对于债务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财政政策开始扩张政府债务，但第三期之后债务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稳态水平，最后趋于稳定。在这一规则下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膨胀的最高水平达2.168 8%(财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扩张的最高水平达3.743%。而结合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结果可发现，“利率冲击”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影响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显著。

      针对上述不同“冲击源”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表5将不同的财政搭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照进行讨论。

      

      

      图2 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规则三”的经济效应

      说明：“规则1”代表货币“利率规则”的匹配结果；“规则2”代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匹配结果。

      由表5的结果可知：(1)无论是在“利率政策规则”还是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较大；(2)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源；(3)货币供应量规则与不同的财政政策搭配时，财政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大。这说明为降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波动影响，考虑由利率规则搭配财政政策较好。

      通过构建含政府开支产出函数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以及采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研究发现：(1)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这表明：尽管政府在不同经济阶段的财政政策定位有所差异，但是政府连续性的增量预算支出安排决定了其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具有相似性。(2)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盯住“债务”的财政政策规则与其他政策规则有一定的差别。(3)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过程有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长期来看，我国的总公共支出会挤出私人消费，因而未来压缩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的行政性支出可能是启动私人消费的重要因素。(4)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扩张了政府债务，但随后债务水平开始下降并趋于稳态。此时，增加1%的财政支出冲击会使政府债务膨胀率高达1.943 5%；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有助于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增加1%的财政支出将使政府债务最高水平扩张到3.639 5%。(5)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并且政府公共支出对于宏观经济的波动效应高于税收的波动效应。这可能是源于税收的确定性程度高于公共支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预算约束“软化”导致支出的膨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宏观经济的波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建议：(1)在货币政策采取“利率规则”的背景下，不同财政政策的差异性较小，因此在连续性特征较强时，政府部门应避免形成专门的针对某一目标的政策规则。(2)如果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是控制政府债务，那么财政政策规则应与货币政策“利率规则”进行协调配合，此时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小，对产出的影响也最小。(3)如果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要求是对经济主体的波动影响较小，那么财政政策应考虑与“货币利率规则”相配合。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如未在开放经济形态下讨论不同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也没有考虑公共资本的积累过程、流动性约束等情形。这有待后续研究进行完善。

      ①考虑到目前资本折旧的形式较多，且还没有针对中国的、专门的资本折旧模型选择方面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未考虑这一问题。并且，本文赞同刘斌(2010)[2]的观点：我们建立模型的目标是模型能够尽量简洁，能够保证理论与数据的尽量相容。

      ②本文在规则设定时综合考虑了刘越飞和刘斌(2012)[18]在《国外财政规则研究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的内容。

      ③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Dyane程序和体系化的线性化处理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④限于篇幅，本文亦未列出不同货币规则下其他多个变量在观察期内的脉冲响应结果以及图2的Matlab程序。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标签：货币供应量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贝叶斯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贝叶斯估计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利率论文;  财政学论文;  央行论文;  债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