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以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范本论文,重构论文,生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实现了理论的生态学转向──诞生了“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理论形态。肯定这一转向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它的定义域和问题域的变换。有学者指出：“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他之前曾存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①由此可见，判定理论是否转向应至少涵括以下方面的内容：转向前后的研究主题是否发生了重大沿革；转向后的理论是否赋有自身特质，并对原理论体系的演进和实践产生较大影响；学界是否形成了对转向的关注和共识。
我们依据以上视角来观察，生态社会主义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要立足于人与社会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把视野放在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和艺术上。它强调人对社会的主体地位，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批判，提出了“革命必先革其心”的政治策略。例如，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重估“启蒙理性”；列斐伏尔把目光锁定在日常生活批判并期盼“总体的人”之出现，马尔库塞则主要考究“异化消费”造成的“单向度的人”。生态社会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主题中走了出来，通过重新思考比人与社会关系更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探讨人类整体生存而不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发展，将生态文明设置为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样，它虽然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路径，却根据时代新变化考察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思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智慧，设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乃至重新思考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创新。
一、马克思的理论成就与缺陷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主流类型之一，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它植基的社会存在现实是：由于生态问题的突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陷入发展困境。因此，人类面临既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苦难，又要摆脱其形成的现实生态苦难问题。而如何从资本主义造成的“整体苦难”中解放出来，如何在后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避免因生态问题而形成的发展困境，如何把人的制度解放和生态解放有机统一起来，遂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结合了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批判，发掘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依然具有的主导价值；另一方面又根据马克思时代尚不存在的生态难题，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客观而言，各个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千姿百态，本文不可能尽述其详；由于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本文特以其为范本诠释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境界，并据此衍观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概况。依据奥康纳的视角，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文明方面具有如下的历史功绩与缺陷。
其一，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石的“劳动观”方面。马克思认为，现实劳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其质底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即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人的“劳动力首先是已转化为人的肌体的自然物质”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也即人自身的自然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使“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特殊的自然物质”变成适合人的需要的各种劳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劳动和自然物质相交换、相结合，使劳动活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劳动过程还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会改变自身。这诚如马克思所言：“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它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②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劳动观”必然使他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因为既然现实劳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因此，劳动过程是否合理地处理了这一关系，乃是决定自然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之底奥。这样，“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③然而，马克思尚未达到“生物种类的保护主义者和生态学家”的层次，因为其“劳动观”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阈，因此，由“劳动”建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坚持主体决定论的立场。这具体表现为：在马克思的“劳动观”中，自然界(与劳动一起)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来源，而没有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来源；这样，在工业文明的主流生存方式──市场经济格局中，自然界被置于纯被动和无价值的地位，而人类劳动被设定为决定性和唯一价值的地位；这种理论突显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及其反向控制人的生存问题。这当然不能达到从全局解决生态问题的水平。
其二，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生产方式观”方面。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林业进行了准确定位：“漫长的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④不仅林业如此，“理性的农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农业无论从人学角度还是从生物学角度都是有害的。从人学角度看，人在现代农业中，就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都市化和农业的商业化联合成了一种力量，逐渐破坏着财富的原始资源，即土地和劳动者。从生物学角度看，资本主义农业毁坏了土壤的质量，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此外，资本还降低了自然的价值，导致了农产品的贬值，这必然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实质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增殖为目的，因此必然无限制地进行“自然剥削”：它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对生态来说也是一种灾难，因为它使科学技术的使用方式遵从“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据此，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敌视自然的必然性“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⑤但另一方面，奥康纳又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仅强调人的因素：在生产力概念中，劳动者被设定为生产力的唯一能动因素，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标志；在生产关系概念中，所有的决定性因素都被归结为人的因素。这样，由于自然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在其中被置于无关轻重的位置，所以，它不能在质底上揭示出，由于自然界对人类生产活动具有终极的制约性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⑥
其三，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观”方面。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凭借私有的生产资料而享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包括统治社会的权力和生产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奢侈性消费与有限的生态资源质底难容，因此需要坚决反对；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由于仅靠出卖劳力为生却陷于生产不足与社会分配不合理的困境，这导致其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滿足；据此，马克思主张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消灭私有制的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资源与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做到不使有人因统治者身份而独自享受发展成果，也不使广大群众因被统治地位而承担全部的社会负担与发展代价，从而在实现“分配性正义”的基础上避免生态危机。
奥康纳首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却不认同他的“分配性正义”主张；认为这种主张只关涉到生产与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即社会交换关系；却未能就生产无限发展而导致的生态问题拿出有效对策。奥康纳指出，所谓“分配性正义”，就是在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指社会依据一定的标准，公平地分配对象物，而人们合理地取得被分配物，实现“得其所应得”。分配性正义的实质是对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的调解。资产阶级社会所追求的“分配性正义”主要有三种类型：经济的正义、生态和环境的正义、社区和公共的正义。经济的正义由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及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两个方面构成；生态和环境的正义由环境利益的平等分配及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平等分配两方面组成；社区和公共的正义，指称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所带来的某些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但无论何种“分配性正义”，都意味着某些团体对其他团体欠下的需要偿还的社会性债务，这是有偿的，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也就是说，“分配性正义”是在市场的维度上对由资本扩张、增值活动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给予经济上的平衡，即通过“补偿基金”来对其进行补偿，或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所以要充分考虑成本和利益的效能。但在现代经济日新月异的演化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也日趋复杂，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计算成本和利益；换言之，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越来越不可能合理地测定和实施，即越来越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依靠“分配性正义”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取代物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继续追求“分配性正义”，而应追求能在本根上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生产性正义”。
二、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学缺陷是可以理解的。究其质底，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爆发当代特有的生态危机，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现代人类为维护环境而掀起的“绿色运动”。这样，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的资本、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生态运动没有充分重视，乃顺理成章之事。质言之，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实的自然环境文化成为马克思理论对象的热点，所以那种以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为基础的马克思理论，是不可能建立在环境文化的历史基础上的，它当然不可能包含系统性的生态学理论。然而，在今天，当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致命、最迫切的生存危机时，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应仍限于马克思时代的形态，而应演进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据此，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出：
首先，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应引入文化与自然的因素，建构文化、劳动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理论。奥康纳指出，事实上，由“劳动”建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赋有文化和自然的双重特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⑦所谓生产力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产力既有“客观性维度”——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同时也具有“主观性维度”——受技术水平和文化实际影响的劳动力的不同组合和协作方式；所谓生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性维度”——就它的发展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同时还具有“主观性维度”——就它所包含的财富范畴、就其特定的剥削方式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而言。因此，社会劳动不仅应建立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同时还应建立在文化实践和自然系统的基础上。据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必须实现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的融合，系统性地阐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即“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地位，但它同时还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而存在；即劳动、文化、自然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这样，奥康纳就把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观“文化化”了。他据此推衍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会因其经济运演逻辑而诱发经济危机，更会因其破坏劳动与文化、自然的“三位一体”关系而爆发生态危机。
其次，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仅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缺失，新历史唯物主义创制了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依据奥康纳的视角，马克思赋与“生产条件”(马克思本人的用语为“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以依附生产主体与生产关系的地位，从而导致“生产条件”这个概念丧失了自身价值。事实上，“生产条件”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其能量是可以耗竭的，因此，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开发和利用的对象；生产条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是其自身价值所在，即自然界不是一个任人摆布而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全然服从人类的意志；它有自己非人的、自然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的要求超过自然界可以容忍的界限，自然界就要进行报复。据此，人类要实现自身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学会尊重自然规律，在生产条件许可的限度内进行劳动。如果更进一步，“生产条件”乃不是根据价值规律而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奥康纳的定义)，例如，一块处于市中心而未开发的房地产地皮，会因周围房子的涨价而自然升值(增加交换价值)。这种情境说明了：在商品经济中，那些本来只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生产条件，在实际上却被价值规律所支配。由此可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都被虚拟为商品。然而，正因为生产条件被纳入了资本运转逻辑，所以，它必然要因利润增殖的需要而被滥用，而这又迟早会造成生产能力的破坏(因生产条件被破坏而使劳动无法进行)而引发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第二种矛盾”引起的，它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第一种矛盾”所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生产不足的危机不可避免会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生产条件”被破坏的实质即生态被破坏。
奥康纳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注重国家的职能问题。他认为，破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国家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生产条件由此被政治化。国家本身能制造某种独立的或“相对自主性”的东西，借以控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参与和退出商品市场的时间和地点。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以资本的运作为前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重矛盾”激发的危机不仅仅是生产不足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还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和行政职权方面的政治危机。这意味着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成为解决“第二重矛盾”的关键。奥康纳提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所蕴含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因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替代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是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⑧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职能的政治革命。
最后，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仅重视“分配性正义”的缺点，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性正义”的慧识。奥康纳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但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改变传统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分配性正义”的社会，而代之以“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所谓“生产性正义”，是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指生产主体有平等的权利从事生产活动，是正义在生产领域的体现。奥康纳指出，在历史逻辑上，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向具有必然性。因为“分配性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事务的平等生产，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因此，它只是关注个体层面的正义，未能处理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分配性正义的前提是任何东西包括健康、寿命、安宁都可以用金钱来进行衡量，都能够根据市场的标准进行公平的分配和补偿。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因而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⑨据此，社会主义社会要从定量性的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中摆脱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再生产，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技术、机器、劳动技能、劳动组织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和劳动对象，以及住房、交通和其他再生产或消费的资料和对象，其原则为：“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在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上是相同的。二者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分配性正义”偏重的是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表现为各种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强调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是定量关系，目的是所得平等；“生产性正义”则看重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表现为生产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侧重定性关系，目的是生态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把注意力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从分配性正义的定量分析转向生产性正义的定性分析，从追求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转向诉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体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与历史发展。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分析
如果我们通过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合生态社会主义的其他理论成果，可以合逻辑地透视到生态社会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下创新。
首先，通过对奥康纳的文化、劳动和自然“三位一体”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未能将自然与文化相结合——它把自然归结于经济基础领域，而将文化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样，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就表现为客观物质性的生产生活与主观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是否定文化具有客观性的内容的。而既然文化只是主观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物质生产生活客观性的原理，就不能设想其中含纳文化因素。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化既有主观的意义，同时也有客观内容。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等等，都具有客观的历史性；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决定不同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的连续性，从而形成人类的自然文化历史。据此，文化与自然之间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而是兼容双重性质的统一关系。由于有了文化的因素，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就显得纷繁复杂：从其内部结构看，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既有科技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和校正人作用于自然的行为方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在生产劳动中，人们不仅通过技术因素，建立与自然界之间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关系，形成人与自然的双向控制机制；而且还通过文化因素，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联系，形成文化与社会劳动的互动机制，并据此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代谢关系。依据这种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研究对象，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通过对奥康纳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从“劳动”所建构的“人化自然”与“劳动”未触及的“非人化自然”的区别上说明自然的能动性与自主性的，认为只有人化自然才具有能动性与自主性，因为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产物，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而非自然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而非人化自然则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利用的潜在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生态社会主义否定这一观点，认为自然不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开发和利用的“生产条件”，自然的能量是可以耗尽的，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而自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就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既然自然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只研究自然能为人开发的性质，还必须研究自然不能为人任意开发的存在条件。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根据人的需要研究自然，还应根据自然自身的价值研究自然，即不仅研究自然对人的正价值，而且要研究自然对人的负价值。这样，自然就不仅作为实体性的存在，而且作为价值性的存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再研究对象。
最后，通过对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这具体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分析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只分析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只能对资本主义作交换价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生态社会主义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理论剖析，厘清了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样，它能做到对资本主义进行使用价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根据工人的生产率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利润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根据工人的安全与健康、污染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具体的劳动能力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生产使用价值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这样，与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和地区分化对工人的经济剥削(抽象劳动)不同，生态学社会主义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生产能力(土地、具体劳动)和再生产能力(使用价值)的退化及其对工人的生态剥削(具体劳动)；此外，传统社会主义主要关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主要关注生产条件。在社会主义的目标诉求上，传统政治经济学看重公有制基础上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唯有“分配性正义”才能使社会财富与社会负担均摊，从而避免因人的贪欲而导致生态危机。据此，传统政治经济学必然向往计划经济的国家体制，因为只有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假设这种力量是绝对公正的)才是“分配性正义”的有力保障。而生态社会主义从前苏联的生态危机中得知计划经济并不能保证生态良好，因此认为，要保持生态平衡，关键是保持生产之间的平衡，实现从“能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向“生产性正义”的生产方式转变，实现“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11)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必然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因为只有在民主的机制中，人们才能逐渐达成对“生产性正义”的共识并主动构建其社会存在基础。
综观全文，生态社会主义乃马克思主义实现生态学转向的当代主流理论之一。它立足于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背景，思考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生态问题。据此，它必然发展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有的创见。本文以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深入剖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处。它主要表现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创新理论对中国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迪意义。
注释：
①韩秋红等：《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③⑤⑥⑦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1、331、1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⑧转引自阎孟伟《生态问题的政治哲学探索》，载于《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
⑨⑩(1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538、538页。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奥康纳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理论创新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经济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