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战略转变的阶段划分与目标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阶段论文,目标论文,战略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历经上百时间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上，选择那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由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主要有：（1）自然资源的禀赋和开发利用程度；（2）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和素质状况；（3）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利用程度；（4）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5）国民经济体制及其相关运行机制的作用状况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所花费的时间长短和先后顺序各不相同。那么，用什么数量标志来衡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到集约型经济增长呢？目前，许多中外学者一般都倾向于用“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产出）的贡献大小作为大致、间接的定量判断标志。综合要素生产率，或总和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对所有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之比。它实际上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宏观上来评价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是各种投入要素经过配置组合运行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即为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则为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纵观业已实现从粗放型为主到集约型为主转变的发达国家，其实现转变所花时间长短和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下表是西方几个发达国家从建国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花费的时间。
若干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表
国别 完成时间时间跨度
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 1776—1950年，大约174年
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 1868—1970年，大约102年
德国20世纪60年代初 1848—1960年，大约112年
法国20世纪60年代末 1794—1969年，大约175年
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里克分析，在1929～1980年50年中，技术革新在提高生产效率中占40%，提高劳动力质量占12%，合计占52%。据日本经济学家森谷正规分析，战后日本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高达60～70%，其中90%以上的科学技术是廉价从国外引进的。另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初内含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0%，70年代达到30～60%，80年代已达到60～70%。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0%。这无疑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市场经济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市场竞争机制在方式转变过程中起基础调节作用；（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经历的时间一般较长，而且是一个渐进过程，呈现出阶段性；（3）跳跃式的转变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日本是一个发展较晚而后来居上的国家，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及70年代初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取决于众人皆知的国际国内因素：大量引进国外过剩资本、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尤其是对引进技术迅速消化、吸收、提高并再输出能力；（4）方式转变过程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基础、资本投入、科技教育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生产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战略转变的阶段定位
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据测算，1953～1990年，我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2.5%，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只有17.5%，其中，1963～1978年，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95.8%，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4.2%，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差距（50～60年代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9%，发展中国家为31%，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为35%）。另有资料表明，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72%（其中，资金投入占62%，劳力投入占10%），技术进步只占28%，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则占50～70%的比率，同时也明显低于战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0%的比率。
尤其是，在现阶段，还存在许多障碍因素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障碍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体制性因素，即现行经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虽然在广大城乡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这些改革还未触动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即国有企业的改革收效甚微，改变的大都是政府管理企业的具体形式，而没有突破传统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基本框架。一方面，在承包制下，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企业强烈的数量冲动仍然存在，大批企业从改革前的“负债经营”（争夺预算拨款）变为“靠债经营”（争夺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在投资分散化和地方本位利益至上条件下，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冲动十分强烈。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阶段，如何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还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一类是非体制性因素，主要有：（1）技术设备老化，技术改造资金短缺。长期以来，我国重新建、轻技改，许多设备已相当落后。据有关调查表明，我国企业设备达到和接近同期国际先进水平的只有15%，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约占25%，有近三分之二的设备即使按国内标准衡量也属一般和落后水平。国有企业拥有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的只占2.5%。作为装备工业核心的基础机械和电子工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目前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技术改造所占比重只有25%。在各方面资金需要难以压缩的情况下，又面临着提高折旧率与减少财政收入的两难处境。（2）劳动力众多且劳动力素质总体较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受教育的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比例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但我国近年来的文盲率仍为15.9%，全国共有文盲、半文盲1.8亿，这其中青年占36.1%，即全国有6500万青年几乎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另外，近年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国每年还有近200万青少年失学。我国青年科技人员平均每万人只有57.2人，而日本达到1968人，澳大利亚为1114人，意大利为474人。（3）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产业化的速度较慢：我国的科研经费1994年占GNP的0.51%，而同年印度占0.9%，韩国占1.9%，德国、日本、美国均占2.9%，1994年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均科研经费为1683美元，而上述国家均高于我国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每年取得的2万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投入应用的仅为20%，我国生产领域科技投入少，如在我国的全部研究与发展费用中，企业支出比重仅占25%左右，而1986年美国和联邦德国科技支出占全部研究与发展费用的比重均高达73.3%，日本为66.5%，韩国为67.1%，巴西为66.8%；我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存在着布点少，规模小，管理弱，盲目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和效益低等现象。（4）教育发展落后。不仅教育投资少、教育结构不合理，还存在高等教育率很低的现象。1993年20～24岁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中国为2%，泰国为16%，新加坡为38%，澳大利亚为39%，韩国为40%，美国为76%，日本为31%，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外差距较大。（5）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差。据统计和计算，我国工业物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5年比1978年增加了2.5个百分点，达到67.4%。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我国综合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钢材、木材、水泥等三材的消耗强度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化肥有效利用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左右。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工业生产由于资源利用效率低，一年的损失达2000亿元，每年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也近2000亿元。
总之，无论是体制性约束，还是非体制性障碍，要把它们转变成有利于集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日。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是个长过程，涉及许多方面。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战略转变的目标选择与突破口
处在这种转变“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粗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绝对比例，一般占70%左右；（2）经济增长的低质量，往往是高投入、高产值、物耗大、低效益；（3）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经济波动大；（4）经济增长的数量冲动特别强烈；（5）既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良好机遇与条件，又存在许多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与困难等等。其实，有关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问题，早在1960年就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类似观点，80年代，全国经济理论界又掀起了“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到内涵扩大再生产转移”的大讨论，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几乎每年都要强调“要把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是就是没有实际的效果，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所处的阶段及其特点，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准确定位，没有认识到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际上也有一个“阶段划分”与“阶段目标的选择”问题。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所处的阶段，及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所具有的特点，我认为，我国在从粗放型为主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为主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应该实施分阶段的目标战略。具体来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应该实行“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即实现集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0%。目前这一目标我们已基本达到。第二步，过渡性增长战略，或粗放型与集约型平衡发展战略，即粗放因素与集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大致各占一半。第三步，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集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0%左右。
如果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有了这种战略考虑，就可以为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甚至成千上万的企业，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提供总体战略部署、总体战略思路和总体行动纲领，从而可以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操作上，制定出每一阶段上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切合实际的达标措施。当然，这种“三步走”的战略，并不是机械地认为，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等都要机械地、按步就班地加以实施。
为了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至于象过去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说教，政策上的口号，行动上的矮子”，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和措施，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把如下两个方面作为重要突破口：（1）搞好经济方式转变的总体规划。按照“三步走”战略，确定每一阶段上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等，而发展教育科技，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只不过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措施的关键问题而已；（2）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改革经济体制，一方面要吸收、引进国外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非体制经验，另一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不失时机地改革经济体制，尽快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适宜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