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侯祠为符号的巴蜀文化研究论文

以武侯祠为符号的巴蜀文化研究论文

以武侯祠为符号的巴蜀文化研究

杨洋 成都大学

摘要: 巴蜀文化是指四川、重庆的地域文化,本文以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成都武侯祠作为文化符号,通过介绍武侯祠的概括,及惠陵所在位置的意义和武侯祠随时代变迁的文化意义两个方面,来挖掘符号背后的故事和所蕴含的文化瑰宝,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

关键词: 武侯祠;三国文化;以南为尊;变迁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东汉经历外戚专权,宦官秉政,黄巾之乱之后,一时间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天下大乱,诞生了魏蜀吴三国割据政权。又经历了联吴抗曹、联曹抗刘等一系列的相互制衡和合纵之后,三分天下却归于统一的晋。三国历史广义上是从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开始,狭义上是从曹丕逼东汉汉献帝禅让,曹魏建立(公元220年)开始,到西晋灭东吴(280),统一中国结束。三国存在仅仅不到百年,这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只算得上弹指一挥间。但三国史衍生出来的文化,至今仍对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体现出中国古代谋略和智慧的最高峰。

诸葛亮作为忠臣贤相的典范和民族智慧的化身,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精神深受后人的尊敬和怀念。而武侯祠作为祭祀诸葛亮的祠堂,毫无疑问就是唤醒有关魏蜀吴三国文化记忆最合适的遗迹。武侯祠的文化内涵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远去,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与之相反的是由于历代当权者以及文人雅士的推崇,使得她的内涵日益丰厚且不断扩展,现今已经成为代表成都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图腾。

本研究首先从模型1出发,只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来看城市居民和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性别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年龄更具有显著性,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距离被拉大的关系,简单地说,年龄越大的人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远。

成都武侯祠是身为臣子的诸葛亮和贵为天子的刘备各居一殿,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此位于成都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的纪念地素有“三国圣地”的美誉。目前,全国各地尚保存较为完整的纪念诸葛亮的祠堂共计15处,除成都武侯祠外,还有陕西勉县武侯祠、湖北襄樊古隆中武侯祠、陕西岐山县武侯祠、河南南阳武侯祠、甘肃岐山武侯祠、山东沂南诸葛亮故里纪念馆、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湖北武侯宫、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黄陵庙武侯祠、云南保山武侯祠、云南嵩明武侯祠、台湾孔明庙、定军山武侯墓[1]。而在众多著名的武侯祠中,成都武侯祠(包括三国文化遗产区、三国文化体验区、锦里民俗区)具有其他武侯祠无法比拟的特殊之处,就是其文物区历史最悠久的遗迹当属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陵墓“惠陵”(爱民好与曰惠),距今已有约1800年的历史。

成都正驶入综合实力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在西南地区越来越发挥着区域示范作用。而在这一历史时刻中,文化工作中的使命就是挖掘出更多城市文化内涵,为腾飞提供更大的助推力量。三国文化无疑是成都最值得挖掘的宝藏,而武侯祠就是最能体现三国文化的圣地。以下主要从“惠陵所在位置的意义”和“武侯祠随时代变迁的文化意义”两个方面入手,来描绘和探究武侯祠的过去和现状。

从唐代开始,当地官场已形成凡是新上任的主要官员都会先到武侯祠进行祭拜的一种惯例。来此的官绅文人络绎不绝,他们题记作诗,留下墨宝,从而碑刻文化成为成都武侯祠的重要特色[6]。唐朝玄宗时期曾经下旨在全国各地修建祠宇,在每年春、秋两季,各选择一个吉日以纪念历史上的忠臣、义士、烈女、孝妇。三国众多文臣武将之中,只入选了诸葛亮一人。

一、惠陵所在位置的意义

明朝洪武年间,朱椿就藩成都,便去拜谒汉昭烈庙和武侯祠。或许是发现武侯祠的香火比汉昭烈庙的旺盛,觉得身为臣子的诸葛亮有僭越之嫌;或许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犹如鱼水,宜为一体;又或许是觉得这些祠庙分布范围过大,给祭拜带来不便。总之,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者的合一是武侯祠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

按当时的制度,诸葛亮为惠陵的选址、规划、布局的总负责。惠陵在蜀汉宫城的正南面,同时也在都城成都的南郊。在传统说法中,“青白赤黑黄”和“木金火水头”的五行对应五方的“东西南北中”。南方为赤色,五行属火。蜀人以南为尊,认为南方代表吉利的观念早在古蜀王开明氏时期就开始流行。西汉武帝时期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因此,汉文化普遍视南方为吉祥之方向。在宫城南面建造惠陵,体现了蜀汉朝野对刘备的尊崇和对蜀汉政权兴盛长久的期望。

公元221年4月,汉中王刘备在位于成都的武担山(大约在今天四川科技展览馆)之南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季汉。在两年后那个炎热而伤感的夏季到来之前,诸葛亮亲自为刘备墓选址并安排施工。按照当时的制度和习俗,诸葛亮在成都南郊选择了一处陵址,其与蜀汉宫城所在地武担山(在今天成都军区至八宝街一带)在南北一条线上[3]

乐清市纪委调查后发现,市残联在开展“两补”工作时,以文件落实文件,行动少、落实差,未能按上级文件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开展有效的宣传和督促指导,致使应补尽补政策落实不到位。同时,市残联工作漂浮,对申请对象审核搞形式、走过场,没有实行应退则退的动态管理机制,直接造成部分已故人员仍在享受补贴。2017年4月,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成磊,市残联劳动就业服务所所长陈慧慧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鲍平桂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喜神,是人们口口相传中能带来吉利、智慧、欢喜的神。成都武侯祠中有一块位于三义庙前广场的西侧的巨石,上面写着“喜神方”三个大字,即喜神所在的方向。经过一代代的传承,成都人逐渐形成共识,南方为尊,南方吉利的观念,所以喜神就在成都的南方[4]。宋明时期,某些成都地区的道观就经常举行“接喜神”的文化活动,喜神和喜神方的观念已在蜀人的民俗生活中流行。清代,在道士管理武侯祠的时候,蜀人渐渐形成了在春节时期到武侯祠去游览喜神方的传统。武侯祠位于成都的南郊,供奉在祠内的50尊蜀汉英雄塑像群,在清代、民国时期,广大群众受到《三国演义》、评书等形式宣传的影响,蜀汉英雄逐渐被蜀地的老百姓视为忠、义、财神,合称为“喜神”。

二、武侯祠随时代变迁的文化意义

李雄据蜀之时,“少城”内出现了成都历史上最早的武侯祠[5]。即为西晋统治结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首座专门纪念蜀汉英雄的祠堂。此时的武侯祠仅为仅祭祀诸葛亮、诸葛尚、诸葛瞻一家三口的祠堂,也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武侯祠”。

刘禅当政时,惠陵和汉昭烈庙被管理的井井有条,每年正月以及刘备的生日、忌日,他都会率领文武百官前去祭拜。仪式正式、隆重,人们神情肃穆、心存敬畏。

在南北朝时期,武侯祠由“少城”迁移至成都南郊的惠陵和汉昭烈庙的旁边。以表明良臣诸葛亮陪伴明君刘备的寓意,也是赞许他们之间的“鱼水”君臣之情,这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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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缓慢打开流量调节阀FV-31201、FV-31301,逐步将鼓泡气体流量控制为190 m3/h(20℃、101.325 k Pa下,下同),引空气进入液硫池鼓泡。

北宋时期,由朝廷的守陵户负责武侯祠、惠陵和汉昭烈庙的管理和维修。在此的一段时间,纪念刘禅的后主祠、纪念关羽的关候祠、纪念张飞的恒候祠等陆续出现在武侯祠的旁边。最早的武侯祠还塑有刘禅像,因为他没有守住父业,献国投降,还留下一个“乐不思蜀”的典故。人们认为这样的皇帝没有气节,塑像在北宋时期被毁[7]。因为当时的关羽墓仅仅埋葬的是他的衣冠,这就是衣冠庙的由来。张飞祠在今天的恒候巷。

史书《三国志》记载,在公元222年的冬季,初登大位便御驾亲征的刘备由于伐吴不利,加之悲痛关羽和张飞的死,在羞愧恼怒之下,病倒在白帝城。到了公元223年的初夏,刘备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并于当年4月病逝,临终前让诸葛亮星夜兼程赶往重庆奉节,并托孤于诸葛亮。享年63岁。5月,灵柩运回都城成都,8月下葬于惠陵[2]。受托孤之重任的诸葛亮恸哭失声,如丧考妣,心情就像自己的父母过世一样。尽管如此伤心,身为首辅大臣的相父诸葛亮不得不强忍悲痛,主持蜀汉朝野的全面工作。当然,第一件事就是料理先主刘备的后事。

将相位屏仿真的在轴闪烁指数结果与理论公式计算的在轴闪烁结果进行对比可得到图3所示结果,该理论结果与文献[15]相一致.图3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轴闪烁指数随光束宽度的变化情况,其中参数设置为从图3中可以得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轴闪烁指数相位屏仿真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相差无几,且随着光束宽度的增大,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在轴闪烁指数变化呈现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情况,其中w0≈0.012 m附近处的在轴闪烁指数呈现最大值,w0≈0.044 m附近处闪烁指数呈现最低值.

清朝官方对三国人物极力推崇,顺治皇帝册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皇帝下旨“成都祀诸葛亮”[8]。因此,朝廷的重视就有了成都武侯祠最为重要的一次整修。此次整修历时八个月,重建和调整后的格局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武侯祠。道光年间,由刘沅所定的“纯臣”标准,对武侯祠的塑像进行“政治审查”并作了一次大规模调整。官方上至皇帝,下至基层官员,民间文人雅士,许多人在武侯祠留下墨迹,现在我们见到的楹联、匾额,大多数是清朝时期留下的。

民国十一年,自称刘备48代孙的刘成勋(时任川军司令)对武侯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和保护工作。更换了许多建筑材料,使得武侯祠焕然一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侯祠正式成为一座具有三国文化特点的博物馆。上世纪末因城市建设的需要,将原位于成都提督街的三义庙整体搬迁到武侯祠内。2003年,原南郊公园(民国时期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墓地)在合并之后成为武侯祠的西区。武侯祠斥资修建以清末民初当地民居风格为特点,并以三国和当地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涵的“锦里”古街。

三、结语

武侯祠经历太多的变迁,兵燹、火灾、拆除,扩建、迁建、重建,设置过官方的管理人员,也由僧众、道士管理过,驻过兵[9]。而在现在,武侯祠又融入了时代精神,迈进了又一个兴盛期。武侯祠不仅仅是展示三国文化的遗址遗迹,而且以其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忠义、任勇、智慧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古思今之时,成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而经过历史沉淀出来的三国文化将为这座城市再次注入活力和情怀。

参考文献:

[1]安剑华.全国现存武侯祠初步对比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16(6):11-15.

[2]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刘先主传[M].中华书局,1959:891.

[3]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中华书局,1959:928.

[4]吕一飞.游“喜神方”,到武侯祠[J].四川文物,2003(4):76-77.

[5]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

[6]王洁佳.武侯祠三国历史文化与旅游价值开发[J].旅游经济,2013:110-111.

[7]罗开玉,谢辉.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466-489.

[8]裘晓红,任义国.关公故里关公信仰的地方阐释[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407-422.

[9]王晓乔.清代道士与成都武侯祠[J].中华文化探索,2016(8):99-106.

作者简介: 杨洋(1997-),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在读研究生、艺术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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