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1]2002年在《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的下半叶，大众文化成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最汹涌澎湃的一股潮流，它从发达的西方国家涌起，迅速蔓延于全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的长足进步，大众传媒的全面普及，中国大众文化得以在20世纪的90年代迅速兴起和发展。 如今，在城市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中国，大众文化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每一个城市人的生活中，并不断地由城市辐射到周边的中小城镇，进而影响了很大一部分的中国农村。这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广大乡村，甚至一些小城镇还谈不上城市化、工业化，但大众文化在这些地方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传播和扩散。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给广大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对各种政治理论的宣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而关注现世生活，重视情绪宣泄，注重文本的表层娱乐的大众文化一出现，对广大中国人来说，无疑起到了宣泄情绪、调剂精神、丰富生活、平衡心态的作用。中国民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认可表明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这一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潮流在令中国广大民众欣喜若狂的同时，却引起了知识界的思索。他们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界定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本文综合部分研究者的意见将中国大众文化界定为：中国当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以赢利为出发点，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都市消费大众为主要对象的一种模式化的消费性、娱乐性的文化形态。 本文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它在经济、科技、生活叁种状态下呈现出来的后现代表征，并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难题做了简要的论述，指出了对其进行人文提升和审美认识的途径。本文分叁个部分，以第一部分为全文的重点。在第一部分里，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的论述被分成叁个方面：一、大众文化是一种经济型的消费文化，它以赢利为出发点，具有商品性、解构性，呈现出反权威、反主体性的后现代表征；二、大众文化是一种科技型的模式文化，它以大众传媒为手段，具有复制性、霸权性，呈现出非中心性、多元共生性的后现代表征；叁、大众文化是一种生活型的感性文化，它以城市大众为主要对象，具有娱乐性、日常性，呈现出非深度性、平面性的后现代表征。论文还对时尚书刊、电视、互联<WP=4>网、卡拉OK、广告、时装等几种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第二部分论及大众文化在中国的阐释焦虑，先是简要列举了研究者的不同态度，然后谈到了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带来的几个需要解决的难题。第叁部分指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人文与审美提升的途径。总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的揭示，让人们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有所了解，利用其积极的一面，改变消除其消极的一面，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李圣[2]2017年在《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文中提出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批评话语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立足于文本,成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批评者运用巴赫金批评概念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和文学观念,对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狂欢批评和对话批评在90年代后中国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如何革新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为中国文论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的绪论首先对巴赫金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巴赫金重要的批评理论和概念。接下来,研究了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间的关系,指出巴赫金的批评理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面貌,为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论间对话提供了基础。此外,还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一章,巴赫金的复调批评。巴赫金复调理论最先引入中国,引发了作者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巴赫金重视批评者的“主体性”,强调主人公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的地位。90年代后,先锋小说革新了叙事的观念,以复调的叙事来实现文学观念的多元。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立足于文本,可以有效地解读先锋小说的“主人公”问题和叙事方式的转变。第二章,民间批评话语。90年代后,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出现,启蒙主体面临着解构的命运。陈思和以民间文学的理想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审美空间,巴赫金民间理论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为中国民间批评话语和小说诗性体裁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第叁章,后现代批评话语。巴赫金批评话语以边缘的视角和多元化立场形成了解构性质的批评话语,符合90年代后中国文学反规训的文学创作潮流。巴赫金对官方权威的戏谑化修辞,被中国批评者广泛运用于对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的解读过程中。第四章,大众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时代,巴赫金的狂欢批评话语被泛化地运用于解读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当中,被误读成为大众休闲文化的注脚。在消费社会,身体话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淡化,被个人化及欲望化替代。巴赫金的怪诞身体话语超越了个体化的视角,使中国的身体批评重返对生命感性的关注。第五章,媒体批评。传媒时代的技术革新,打开了封闭的文本,巴赫金文本理论中的文本间性思想,使媒体文本既具有间性特征又不丧失其“主体性”。巴赫金文本理论中体现的“互文性”和广场话语中的多元性成为媒介时代网络批评的关键词。媒体技术使网络批评成为了草根话语的自由言说的广场,其中的颠覆性与反抗性正契合了巴赫金广场话语对正统权威的消解。第六章,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向外转”,走向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文化批评谱系中,出现了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这两个重要的流脉。巴赫金的文化批评,强调文本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以“主体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甄红菊[3]2016年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战后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赫赫盛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权力、阶级为视角重新阐释文化的内涵、功能与使命,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样态,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的阶级本质和抵抗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当代影响力。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以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将霍尔的文化理论置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历时性梳理,概括霍尔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探讨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这既是从思想史角度不断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又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为我国理论界回应文化发展重大问题、从全球视野审视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分为六大章节,主要内容是：第一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出场语境。霍尔的文化理论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的理论回应。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整体实现了文化转向,霍尔是这一文化转向的实践者。相比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尔的超越在于,他是把文化作为“透视镜”去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霍尔将对文化分析巧妙地融合进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分析中,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内在联系。第二章,霍尔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霍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决定关系为理论起点,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与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资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强化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定义,指出文化不仅是基于个体经验的生活方式,更是个体意识形态的阐释方式,这里是思想斗争的场域和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权力的空间。霍尔重视“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书斋、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现实指向。第叁章,霍尔文化理论探索的主要内容。霍尔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样态展开研究,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中的“异化”真相,并预测“大众”的抵抗就会在这一场域进行,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和微观政治的思想支撑。在大众文化研究中,他指出资本主义语境下大众文化可以被共享、但不可以被支配的本质；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他违背“社会共识”,站在被边缘化、妖魔化的群体立场上,把亚文化看作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抗争和逆向意识的表达；在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揭示出表面上中立的媒介机构作为“编码者”其实是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机构,但是大众作为“解码者”有可能采取对抗式解读方式颠覆或者消解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霸权效果,这里是一个抵抗的场域。霍尔对于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更是体现了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和全球化的视野,他对表征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少数群体不仅给予了生存境遇的关注,同时又探讨他们的身份问题、认同问题等等文化之惑；他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后现代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分析,使“后现代文化”从后现代主义的后学思潮中解放出来。第四章,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霍尔从社会结构总体中考察文化的能动性,从社会历史过程总体考察文化的情境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同时,注重文化现象的历史场域分析、文化问题的个案剖析以及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归纳演绎法。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担当起文化研究总体的方法论,又结合文化的独特性创设出适合文化研究的具体方法。这一点,也使霍尔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第五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面临创新。首先,研究视角要突破传统教条主义的限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建构能够分析微观场域的具体性视角。霍尔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和阶级等立体化视角,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维度。其次,抵制文化研究的“反映论”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框架下探讨文化具体场域下的日常生活问题,在微观场域具体揭示了社会历史丰富内涵,形成微观视阈和宏观视阈相结合、社会诸领域内在融合的社会历史分析风格。不仅如此,霍尔的文化理论还同时回应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读和歪曲,他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致力于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一方面,通过揭示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要点的错误理解,还原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第六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在文化全球化这一语境下提出的,文化研究应当厘清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为我国这一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思考。在众多思潮争锋的今天,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释力和指导力?霍尔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使我们在全球化中吸取有益思想资源的同时,避免走入文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陷阱。同时,霍尔对于文化本质、功能的分析也能为我们文化强国之本土化路径提供可贵的启示。本文在研究内容中突出了以下特点：首先,突出了霍尔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中,他的文化学者、传播学者、语言学者、社会学者等“身份”都受到关注,并且相关学术成果也被译介过来,因而,基本都是从西方文论的视角对其文化理论进行了追溯。本文则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对他的“新左派”经历进行了回顾,剖析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基础,总结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评判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性发展,突出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其次,阐释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一是霍尔的文化研究内容,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文化这一视角,揭示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建构性,从而发现文化的物质力以及转化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延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的补充性研究,也是对经济主义或文化主义的纠偏。二是霍尔的文化研究方法,围绕一条主线,即以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辩证的方法论为原则,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具体化实现路径。霍尔对历史场域分析法的采纳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境特征,对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采纳架起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和案例研究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精神。叁是霍尔文化研究的视角,围绕一条主线,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建构文化研究的话语叙事方式。为此,本文提出,应突破经济主义的单一解读视角,建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阶级等多视角的文化分析框架,从文化维度透视、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然而他的文化理论有没有当代性,有无可资借鉴的价值,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是鲜有回应的。本文以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现实为关照点,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性：一是霍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分析、对文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悖论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认识,并避免走入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陷阱；二是霍尔对文化内涵、功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使我们更增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采用“述”“评”结合的方法,既注重理论的历时性分析,关注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概括理论演化的规律,又注重理论的共时性分析,揭示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和逻辑主线,避免写作的流水账风格,做到述中有评,夹叙夹议；研究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法,以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他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成果,并对它的总体文化成就做出概括,建构了霍尔文化研究的相对完整的景观；研究突出了对照分析法,论文虽然以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为主体,但也关涉马克思、威廉斯、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因而,研究通过将他们的文化理论的进行归纳、对照,概括总结霍尔对于这些思想资源的坚守、借鉴、移植和改造的不同态度,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论文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国内译介过来的霍尔的作品还不丰富,还有,本人对于霍尔原作的翻译水平有限,导致论题研究的难度增加,有的问题停留于表面,没有能够拓展和深入研究。这是本人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文捷[4]2011年在《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文中指出政治色彩浓厚的“典型性”意义的影像文化,一度营造了中国社会“主旋律”影像文化的既成背景。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主旋律”影像艺术也逐步呈现出一些局限性与保守性。而世纪之交“非典型性”影像,则通过对不确定性、平俗化、争议性、奇幻性、另类性、游戏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新兴文化症候的综合表征,形成了相异于“主旋律”意义与特色的流行影像文本。一、作为中国当代图像社会一种突出的表征形式,“无厘头”电影在文化理论上可以得到合理性阐释。在后现代观念不断渗透的状态下,“无厘头”电影非连续、非逻辑影像实践可以得到理解。基于视觉图像文化功能的认识,“无厘头”影像同样提供着一种特殊性的知性建构。这种零散性碎片化影像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一些对应性与任意性的感知方式来阐释。周星驰等人的“无厘头”电影承续着香港喜剧文化传统,营构了一种反叛性的后现代游戏娱乐影像。无论是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方面,“无厘头”电影都融合了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意义。而更为突出的是其中人物的语言特色,即“无厘头”电影创造了一种思维跳跃、逻辑含混的幽默“大话”形式。“无厘头”电影通过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对人生世相的理解也体现出种种相对主义的精神症候。就其映现生活现实的方式而言,其碎片化影像符码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它通过影像蒙太奇中某些生活痕迹的延伸,含蓄性地指涉到现实事相的相关意义。而这种文化符号结构,也对历史幻像进行了浅明故意的暴露和显现,其古代文化“残片”亦言说了历史理性力量的虚无。“无厘头”言说彰显了历史话语的游戏特色。在媒介时代强大的传播力量推动下,“无厘头”文化在影视剧领域不断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对其它媒介文化影像与话语产生了广泛影响。90年代后无论在港台还是内地,不少喜剧电影、电视情景剧目都吸纳了“无厘头”的情节建构与搞笑拼贴形式。而港台、内地的电视综艺、曲艺节目,也承续或呼应了“无厘头”文化的言说意识与娱乐精神。当网络媒介新兴之后,网络写作中也形成了“无厘头”式“世说新语”潮流。充满个性的网民在自在想象与多元文化开拓之中,同样以碎片性文字对社会文化进行另类观照。这种网络文字符码以其游戏精神,同样对社会文化作出解构甚至是粗俗的戏说。其“无厘头”痴语妄言风格,使网络写作成为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时尚。二、当下影视历史剧不但出现了繁盛的娱乐化制作态势,而其所呈现的历史情景也是题材丰富而铺张眩目。不过这种历史剧模式采用了淡化“历史真实”的表达方式,相关剧情的虚拟架构中,也忽视或模糊了一些既有的历史“通识”规范。这导致当下影视历史剧完整文化知性的缺失,并呈现出一种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影视历史剧创作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历史再阐释,无论“正说”还是“戏说”的历史影像文本,都是某些具有整合与调适意义的当代文化“切片”。历史剧的这种主观性虚构的更新书写,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书写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故而,当下影视历史剧这种“戏说”与虚构的创作本质,是可以在大众娱乐审美的游戏意义上得到确立的。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影视历史剧也是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而其基于映照当代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影像符号系统,正在对当下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困惑与期求作出幻像性抚慰。其通俗化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叙事,也基本上守持着非西方化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与习惯。大部分帝王将相题材的影视历史剧,多烘托出一种缺失现代观照的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家国同构、君主民本、权力本位等传统政治文化得以映射,其浓厚封建意识的张扬则常常惹人非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中非现代性的意识因素,需要人们进一步作出批判性考量。叁、作为一种真人参与的电视表演,“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虚拟影像形式上强化了真实的意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不断创新、整合不同质态的“真人秀”影像节目,成为人们体验和探索新兴生活意趣与奇观的重要舞台。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同样在学习西方同类影像的过程中得到大致同步的发展,这些节目在融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因素后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特色。当下中国本土“真人秀”的创制实践异常繁复,各种娱乐至死的综艺“真人秀”、竞争至赢的比赛“真人秀”与体验至奇的生活“真人秀”影像,为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提供了较为突出而丰厚的娱乐新体验。从文化意义上观照,这些节目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镜象”,生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英雄情结、草根民主、现实竞争、本真人性等各种人文想象与情态。国内“真人秀”从根本的形式建构上看,明显存在对国外节目的模仿与国内节目相互复制的现象。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影像的复制方式,自有其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艺术的特殊性意义,也包含着一种通过复制模仿而创新的另类推动因素。不过,真正“中国原创”的“真人秀”节目的稀缺,也引发了节目创制在复制问题上的文化焦虑与观念碰撞。中国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的问题逐步显现,其背后蕴含的商业经济利益成为驱动“真人秀”更新的力量。而收视率观念发散的这种张力,则促使“真人秀”必然迎合受众的欣赏旨趣与情感兴味。而此种收视语境下一些被批评的“真人秀”节目探索,显示了主流价值观念与娱乐文化真实的复杂关系。四、新兴互联网及其多媒体视频技术的发展,促发了大众“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大量“草根”影像制作与交流方式得以出现。网络戏仿文字、诗歌、流行语营构了影像“恶搞”的背景与要素,网络大众获得一种崭新的调侃与游戏文化空间。在对影像形式的解构性探索中,种种戏谑式重新编配的搞怪视频大量充斥于网络。胡戈及其所制视频,是引发网络“恶搞”视频风尚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他创作的网络视频,在引领网络大众进行搞笑娱乐的同时,也对当下现实与文化事象作出了讽喻式批评。“恶搞”视频的风靡,意味着对合法化“正搞”方式的思考。这种“正搞”方式同样包含某些局限性,一些正统影像中的固化虚假形态也应得到反思。网络“恶搞”视频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新异潮流,渗透出对主流精英文化敏锐的叛逆性思考。不过这种亚文化中种种粗鄙化形态和方式,也明显对社会典范文化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故而,网络“恶搞”亚文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种推陈出新文化意识的显现,一种青年自我调适式独立话语的表达。在“恶搞”文化的大众狂欢传播状态下,娱乐文化呈现出遵从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理念的争端。这种争端的持续导致了对“恶搞”文化的管理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同时社会各方还要加强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还值得强调的是,“非典型性”影像文本抛弃了部分正统影像的旨趣,强化了种种反叛性的游戏性与娱乐性色彩。虽然作为“异化”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一些社会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时引发种种争议,然而社会文化愈加开明宽容与新兴氛围渐趋自由多元,都为“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文本创造提供了空间与路径,我们也应以不断更新的文化观念与姿态对其进行感知、审视与清理。流行文本在当下媒介时代表征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形式与意义亦在各种媒介互动的变迁时尚中,关联着社会文化认知与大众消费娱情意识的更替。世纪之交大众文本特别是“非典型性”的纸媒、影视、网络文本,正在多元复合化地建构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新理念与新气象。而对当下泛审美化流行媒介文本意识趋向的这种探索,有利于文化观念与主体知性的积极开拓及健康发展。
张洁[5]2016年在《游戏理论视角下的综艺真人秀节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综艺真人秀节目是在继承真人秀“真实纪录”、“真人竞赛”等本质特征,并充分吸收传统综艺节目的综艺元素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是真人秀节目最新的“亚种”类型。综艺真人秀节目在媒体上形成了综艺真人秀节目奇观,并成为媒体的话题中心和社会的关注焦点,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综艺真人秀节目已然成为娱乐节目生态中重要的节目形态,是电视和网络视频网站的重要节目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游戏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探索建立能有效分析电视节目的游戏理论框架。以2014和2015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中收视排行前50名以内的节目作为研究文本进行定性分析,主要从节目中游戏的质量水平和游戏的文化建构功能两大层面描述目前中国电视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发展的现实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阐释综艺真人秀节目中游戏泛滥、狂欢式游戏、煽情主义和原创性缺乏等四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此对游戏建构电视节目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的功能进行根源性反思。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厘清本文的重要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重点、创新点与难点以及适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确立本文问题的研究对象,阐释本文论题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考察综艺节目和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历史及其文化背景,明确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阐明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具体从文化冲突的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审美范式和个人处境四个角度分析了综艺真人秀节目游戏化的发展是在文化冲突语境之下的主动选择。最后,分析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游戏化发展的现实动力和进化规律,描述了节目中游戏的主要类型和基本特征,为后文的论述提供了研究基础。第二章通过探索建立游戏理论分析框架,确立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认为,游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趣味性、以规则为中心和体验性。这些特性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游戏的整体品质,尤其是游戏的规则具有表征和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功能,是游戏产生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原因。随后使用游戏理论对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游戏进行测评,判断游戏的品质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游戏与文化紧密相关,在表征文化的同时还具有意义生产功能,游戏通过表征人的类本质、生成仪式和价值感染来实现文化建构功能。当前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游戏存在品质较低、明星式狂欢、煽情泛滥、价值表达异质化等主要问题,对其文化建构功能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文化意义饱受诟病。第叁、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阐释游戏建构文化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低品质游戏泛滥导致节目同质化发展：游戏狂欢化弱化仪式的有效生成;游戏煽情化消解价值感染效果；游戏原创力孱弱冲击本土文化特质。这四个问题也正是综艺真人秀节目在文本呈现、主体异位、价值内涵、本土文化特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综艺真人秀节目的文化表达和建构水平仍需要不断提升。最后第七章,从电视节目本土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提高综艺真人秀节目土化发展水平的理念和具体的改进途径：坚持传统的审美取向；对本土游戏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围绕家庭来进行专业化、品牌化的游戏制作；在游戏创作中遵循娱乐和文化价值均衡的原则。提高游戏质量,提升综艺真人秀节目整体水平。
蔡后奇[6]2017年在《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出了 "文化自觉"思想,而且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我们研究"文化自觉"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张力关系中,对"文化自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打破"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格局,在更为宏大的视域中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互鉴"与"和合共生"。由于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作为一种"号召性的词汇",其诗性叙事所生成的朦胧语境需要理性的澄明,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蕴也需展开,尤其是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其新的理论内涵也亟待深度挖掘。本文以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为基础,从哲学的视域追问"文化自觉" "是什么"、"何以可能"、"何以发生"、"何以实现",赋予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规定,从而希冀实现"文化自觉"思想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从唯物史观分析"文化自觉"的内在逻辑,是为了追问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什么"。"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一种实践自觉,文化自觉是在文化传承和跨文化对话中,出于"文化生命"和"实践理性"的"自知"而形成的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文化实践观。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实践方式,决定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自觉"。和以往社会形态的精英层的"文化自觉"不同,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人民大众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自觉","马魂、中体、西用"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何以可能"。首先,"各美其美"倡导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时间距离"却横隔在当代和传统之间,施莱尔马赫的"时间距离"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回归",而非"各美其美"。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是文化糟粕的"过滤器"和传统文化精华的"生长域",使"各美其美"得以可能。在马克思的时间观中,时间即为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使"各美其美"得以实现。其次,"美人之美"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学习和借鉴,"文化距离"横隔在不同文化之间,在跨文化诠释学的视域中,"文化距离"是"他者"文化精华的"生长域"和文化糟粕的"过滤器","美人之美"因此得以可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凸显出的人的本质力量,使得"美人之美"得以实现。再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达的是文化和谐的愿景,"马魂、中体、西用"作为"美美与共"的中国文化表达,在"看、听、说"的视域融合作用之下,使中国文化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文化"叁螺旋"的和谐结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文化自觉"的"坐标轴",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 "何以发生"。首先,"文化自觉"的"时间轴"表征出文化主体性的维度,在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主体性的觉醒、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得以完成和"文化自觉"对于主体的反作用力,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自觉"的历史源起。"文化自觉"的现世图景表现为资本逻辑压抑了大众的"文化自觉",所以在未来的维度中,"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超越性和价值引导性亟需内化为文化主体的精神引擎。其次,"文化自觉"的"空间轴"表征出文化的主体间性维度,在考察中西文化空间中的主体间性之后,分析出二者对话的新形态,并以此做为哲学根据,在开放性的语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分析"文化自觉",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 "何以实现"。"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其内在的张力结构需要阐明,目的是建构一种精神实体化的"文化自觉"。文化因"自觉"而"自信",自实践诠释学的视域来看,从"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在从文化的"效果历史意识"到"世界历史"视野形成开放性的文化新视野、从"读者视域"到"作者视域"形成创造性的新视域、从"诠释循环"的主体内化到主体外化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在从"文化自信"到文化强国的实践空间中,形成了五种文化力。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马魂、中体、西用"彰显出的文化向心力,全民素质的能动力是在道德教化、道德物化和道德内化叁维度中实现的,文化对发展方式转型的带动力表现为"经济的文化化",文化产业的创新力表现为"文化的经济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国家文化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和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五种文化力相互作用,形成"五力互动"的文化实践景观。
张卫军[7]2016年在《“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思潮中的政治性根源于詹姆逊所谓中国电影作为“第叁世界”文本的政治性,也与电影批评家所具有的“第叁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相关。同时,这种政治性又必须要被纳入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语境中来考量。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倾向,“去政治化”和“政治”并不是一种相互取消的关系,相反,“去政治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政治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政治化”可分为“去社会主义政治”和“去传统政治”两个层次,前者可细分为“去阶级论”、“去革命化”、“去民族主义”等不同方向,后者则可分为“去民族传统”、“去道德化”等不同方向。这些不同方面既体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也透露出“政治化”的诉求。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多种中国电影批评思潮都体现出这种双重面向。这种双重面向体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辩证法,它要求我们放弃对这一概念的单向度理解。“现代性”批评思潮关注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并参与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现代性空间建构的讨论;通过对谢晋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影片的批评,将关注的重心引向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这一批评思潮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成为新世纪电影批评讨论的热点;随着新世纪一批人道主义电影杰作的出现,“现代性”批评通过阐发这些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展开对之前过于政治化的“阶级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和人道主义相抵触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从“现代性”电影批评思潮关注的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去政治化”和“政治性”双重面向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电影批评重点以“第五代”电影为批评对象,这一批评有效揭开了“第五代”电影的跨文化运作模式与策略,指认出这些电影遵循的“自我东方化”书写套路,迫使“第五代”不得不放弃他们谙熟的模式而选择改弦更张,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对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观念也起到消解作用。但这一批评思潮在今天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极度的去国族中心,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成为批评“中国中心论”,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之间“压迫性”关系的方式。后革命电影批评以其“去革命”倾向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这一批评思潮在当代电影批评中的实践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早期革命电影的重新解读,对左翼电影的解读,倾向于消解其中的革命性,将其还原为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或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呈现革命叙事背后隐藏的欲望向度;对“17年”革命电影的解读则致力于挖掘革命叙事中的反人性特质,或者揭露其意识形态构造的秘密。二是分析后革命时代对革命叙事的戏仿重构及逆革命叙事的书写方式。第叁则体现为对新的革命叙事或类革命叙事的寻找,在此过程中不惜对许多文本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作为补充,本章最后部分则关注新世纪出现的革命叙事影片所引发的批评界的分化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对立性阐释。对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分析集中于叁个重点,一是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批评,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关注,以揭示当代电影对欲望的钳制和对身体的意识形态规训,叁是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以汪晖对谢晋电影伦理和政治的置换的考察为典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批评思潮本身的批评,包括对意识形态批评包含的“去国族化”倾向和反体制追求的呈现,以及对“泛意识形态化”后果的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倾向于将道德解读为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其后果势必要走向“去道德化”。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如下几个选题都有密集的关注:对“17年”电影的再解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这些电影中的女性表现,从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成果进行重新评价;对女性导演及其作品的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以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为标准,对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不可见”,女性意识的缺席进行揭示;对新时期男性导演的女性题材的批评,指出这些作品隐藏于其女性主义表象下的男权幽灵。最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由于认为一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倾向于将这些强势话语都屏蔽掉,导致它与国族话语、革命话语的激烈冲突;同时,由于认为伦理话语也是被男性主导的话语,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去伦理化”倾向。
王轩[8]2016年在《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文中研究指明精神生活治理是一种人学意义上的"元治理"。所着力澄明和彰显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思维领域建构的一个精神文化整体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超越性实践。伴随人类精神生活实践合理性类型多元化现实,及治理的规模扩大的效应,从精神生活文化价值深处,揭示精神生活不同生存主体的权利资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生态。同时,在现代性社会合理表达"精神生活民主化"与"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实践形态的正当性,成为精神生活秩序重建的时代主题。精神生活治理是精神文化价值多元性主体参与、互动和确立实践的公共治理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实践。人类在精神生活治理问题上的实践效应表明,精神生活治理由于人类精神生活主体多元性存在形态,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吁求,必须通过新型治理主体培育形成一种过渡,才能达到统一。单个不同精神生活主体实践合理性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是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治理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生活如何找寻新型主体类型,实现不同精神生活主体的"划界与统一"的历史。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实质上的总体概念就是"精神生活治理"。这种时代呼吁,更加使精神生活治理拥有了时代"改变精神世界"的意义。精神生活治理核心旨趣,就是探寻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规范基础、运行机理、实践路径。具体地讲,就是在多元精神生活主体存在的精神格局中,形成新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类型,即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确立"治理型精神生生活"公共价值逻辑,与现代个体的优良精神生活自觉,进而生成"灵魂优雅与精神安全"的治理型精神生活之生存品性与精神生活价值境界。精神生活治理价值是追求人的精神生命自觉方式、解放途径的安全性实践生成。对于民众个体而言,精神生活治理则是精神生活权利合理、正当的自觉表达及获得性的实践公共精神生活体验;对社会、国家而言精神生活治理是永恒的精神文化公共性,意味着多元社会、国家、组织等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形成新型治理主体实践中,进而,在精神生活治理中,不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通过多元互动、深度理解,形成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即"改变世界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基于此,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从以下相容关联的论证主题展开与表达:一是谁之"治理"与何种"精神生活治理"——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时代使命与实践指向;二是精神生活病理与根源探寻,治理观念引入精神生活的资质证成,及中西思想史中的精神生活治理尝试的分析;叁是精神生活治理的结构、方法和特征的分析论证;四是中西精神生活治理的特质及价值实践逻辑;五是对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的内在结构与现代境遇的论证;六是追寻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公共理性及精神生活治理的路径探寻;七是现代现代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与"治理型精神生活"的公共价值逻辑;八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评价与展望。对这些主题展现实质性的分析论证,构成该论题的核心论域。质言之,在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机理运行中,形成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即复合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其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深层的精神存在样态,在现实中,是具体性的新主体类型,并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不断展开,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及精神性生存的复命。
张悠哲[9]2013年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戏仿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戏仿（Parody）是来自西方文论古老而又重要的概念，它最初是语言学上的一种修辞方式。近代以来，由于现代艺术对修辞方法的借鉴和使用，戏仿被引入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领域，逐渐从一个局部技巧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式。戏仿通常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刻意模仿业已存在的话语方式、经典模式、文学范式，将其置于不适宜甚至相反的语境中，以达到对模仿对象讽刺、曲解或者颠覆的目的。我国并无戏仿理论，类似艺术创作手法的运用，在古典诗文中不乏例证。我国现代文学中一些小说已带有戏仿的痕迹。自新时期以来，戏仿在外来思潮和本土语境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焕发生机，尤其在20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表现的甚为活跃。戏仿一度体现了先锋文学的“纯文学”诉求，对意识形态和文学成规发起挑战，形成反叛姿态。戏仿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成“集束化”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元杂陈的戏仿“大观”，又在大众文化潮流袭来之时做出妥协和让步，在新世纪后逐渐被商业社会和消费文化收编。戏仿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面貌，也对应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来文学中的戏仿现象，采用语言学、叙事学、文化学综合研究的方法，同时注意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审美批评与价值审视同兼顾，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和文化中的戏仿现象进行整体与系统的研究和评价。本文的研究思路基本遵循从语言层面到文本结构层面再到文化分析层面的系统路径。绪论部分首先对戏仿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历时性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界定了戏仿的本质是一种文体现象，戏仿文体包含话语秩序、文本结构、作家主体、接受者及其所处的历史文化场域等诸多因素。其次是从发生学角度简要阐释戏仿在西方和中国的发生演变，指出戏仿的内在特征和外在表现形式。最后，论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做出简要分析，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论文的主体思路和框架。第一章讨论新时期以来戏仿的源起和泛化问题，这一问题恰恰被研究者忽略。近年来对戏仿文学、文化现象的研究颇为丰富，在戏仿的“历史化”过程中，出现了知识化、概念化等倾向，为了避免对戏仿现象的本质化判断，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入手，讨论新时期戏仿现象的源起问题，并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泛化的历史轨迹。戏仿与时代语境存在着隐秘的呼应关系，当社会氛围较为宽松，思想文化能够自由发展时，诸如戏仿、反讽、隐喻等文学表达方式越是能够有发展的空间。作家主体反讽意识的萌发和自觉对推动戏仿叙事的生成和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戏仿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戏仿自身则经历了从先锋文学中的修辞技术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写作和思维范式的过程，并在新世纪后明显呈现退变的征兆，逐渐向大众文化妥协。第二章主要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语言戏仿现象进行类型化分析。论文借鉴巴赫金对小说语言戏仿形态的分类，结合中国当代文学中语言戏仿的特征，将语言戏仿的类型大致归为叁种：一种是对社会典型话语的戏仿，另一种是对特定人物或类型、风格话语的戏仿，第叁种则混合了前两种语言戏仿类型，形成语言杂糅的综合戏仿。论文在此基础上，将语言戏仿形态纳入现代至当代“语言观念变革”的进程和背景中进行分析，以期触摸到语言观念发生变革、语言形态发生变异过程中的部分历史真实，阐释一度作为小说主导性话语策略的戏仿与文化转型时期之间的内在关联。第叁章所探讨的戏仿从局部的语言修辞层面上升到文本结构层面，戏仿成为文本的形式特点、结构原则，并且浸透到小说的叙述立意、叙述情境中。当文学创作呈现出戏仿的结构原则时，大致有叁种类型：一种是“前文本”戏仿类型，另一种是对某些传统文类或一些固定写作模式的戏仿，后一种文本戏仿类型则指向了历史、社会、文化这些超越了语言、结构之上的“大文本”。无论是戏仿、仿作、改写、复制，都是重写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写”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普遍倾向，即通过借鉴已有文学、文化资源进行再创造而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实践方式。相对于西方的重写理论，论文归纳总结戏仿文本的文体模式属于新“故事新编”模式，新“故事新编”更能突显戏仿叙事中本土化的文本特色和理论原则。第四章将关注的视线转移到文化的背景上。戏仿是连结日常生活、民间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一座“浮桥”，它模糊了界限，取消了等级，既是文本的一种生存策略，又是文化矛盾的一种集中体现。戏仿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者顺从关系，戏仿有时候又会迎合大众文化的需求，亦会不自觉流露一定的批评和讽喻态度，戏仿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暧昧与多义的。对“红色经典”的戏仿构成一股显在的潮流，小说《沙家浜》是一个经典个案，集中折射出“红色经典”在改编和再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戏仿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呈现出图像化、多元化和娱乐化等显着特点,同时面临自身发展的困境与危机。结语部分在总体上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中的戏仿现象进行审美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审视与评判。在对戏仿潮流存在现状与症结的反思中，提出未来戏仿发展的可能路径。
赵黎波[10]2007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为批评这个日渐冷寂的领域里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困境的主要表征即是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判断能力，无法对文学的现状和走向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文学批评的这种“阐释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时期“启蒙共识”的破裂所致。本论文从“启蒙”这个关键词入手，立足于9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变革，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转型和当下的价值危机进行分析，试图为文学批评走出困境寻求一种可能性。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了启蒙话语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成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思想解放大潮影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第二章：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聚焦点。本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述了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启蒙话语的理论资源的原因，并具体分析了文学批评中人道主义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构建上的不足。第叁章：“现代化”是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命题，新时期启蒙话语策略性地借用“五四”的启蒙资源，从而接续了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使命。本章以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批评”为例，分析了启蒙话语的这种现代化特征，在肯定了这种现代化命题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了由这种“现代化”迷思带来的启蒙者思维的偏激，它使得此时的文学批评不仅潜在地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在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作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命题被质疑，“启蒙话语”在90年代重新遭遇困境。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成为反思启蒙最为强劲的叁种文化思潮，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立场的分化。本章批判性地解读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启蒙终结论”，重申了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批评这种对启蒙话语的解构和对消费文化的认同，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出现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个人性”、“消费化”、“市场化”特征的出现。第五章：本章主要分析“新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80年代启蒙话语“合法性”的解构。指出这些文学批评在呈现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盲视”和“偏见”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种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误区。另外文章以当前的“底层写作”批评为例，论述了在“新左派”思潮及其他底层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批评者将“底层写作”批评的重点从80年代的“启蒙”转移到如今的“如何表述”的层面上，这种倾向潜在地解构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启蒙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启蒙民众的合法性地位，也致使目前的“底层写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第六章：上述从不同方面的解构使得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章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这种危机不仅与知识分子在目前启蒙身份的丧失有关，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当前的边缘性处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启蒙话语丧失后出现的价值取向上的危机。目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是90年代启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批评走出价值危机的一种可行性选择。文章肯定了90年代以来坚守启蒙话语的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暴露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在目前的语境中，启蒙是一项未完成但又遭遇重重困难的命题，所以在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之后，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立场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表征[D]. 陈莉. 广西师范大学. 2002
[2]. 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D]. 李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3].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D]. 甄红菊.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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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游戏理论视角下的综艺真人秀节目研究[D]. 张洁.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6]. 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觉”思想研究[D]. 蔡后奇.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7]. “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D]. 张卫军. 上海大学. 2016
[8]. 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D]. 王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新时期以来文学戏仿现象研究[D]. 张悠哲. 吉林大学. 2013
[10].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 赵黎波.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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