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史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世界论文,林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刻，我们欢欣鼓舞地回顾和展望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以崇敬的心情景仰林志纯先生在世界古代史和中西古典文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世界古代史学科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学科，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者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与文化展开研究，形成了西方古典学的传统，但直到19世纪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后，才可能对全世界古代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整体研究。所以，世界古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在西方也要到20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
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立的时间更晚。解放前，在某些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系中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课程，但称为西洋史或西洋上古史，主要讲授一些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文化，约略涉及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历史，尚谈不上有关整个世界的上古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各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老一代知名的世界史学者，如周谷城、雷海宗、齐思和、陈同燮、吴于廑、郭圣铭、胡钟达、李雅舒等，都为在中国创建世界古代史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林志纯先生50年代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始终努力不懈并取得了辉煌成绩，林先生不愧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和指导者。本文谨对林志纯先生在建设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和研究世界上古史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
一
林志纯（笔名日知）先生是福州人，生于1910年11月。自幼聪颖好学，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他最初在私塾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后入中学接受西学和现代科学的教育。由于家贫，很早就半工半读，参加教学实习，先后在福州荆河小学、福商小学任教，投身教育事业至今已70多年。
1937年，林先生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祖教授。1941年毕业后，在上海综合大学和大夏大学任讲师，主要讲授中国史，亦关心外国史，力求打通中外。林先生精通英语，曾多次在上海著名西文报刊如《字林西报》等发表英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俄侨开办的俄语班学习俄语，更涉猎拉丁语。
1949年新中国诞生。根据国家的需要，林先生于1950年离上海到长春东北师大任教，直至今日。这是林先生一生历史中的重大转折点。他从一个旧中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主要从事中国史的教学研究，转为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最终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领域的一代宗师。
从195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先生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里应该特别指出1955—1957年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其中世界古史方面的专家在东北师大授课，于是东北师大历史系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期两年，学员来自全国各重要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工作的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东北师大中方教师，就是林志纯先生。
林先生不是简单地以苏联专家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怀全局独具慧眼，力图以研究班为基地，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史学英才，以开垦一片空白的中国世界上古史园地。林先生严格地指导和督促学员，要求他们既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会至少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既要听好苏联专家讲课，熟读一般的教材和讲义，又要钻研和翻译第一手史料和原始文献。他更因才施教，根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和条件，鼓励他们不仅要掌握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体内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不同时期、地区和方面的专史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例如，毛昭晰之于原始社会史，刘文鹏之于古埃及史，周怡天之于古代西亚史，崔连仲之于古代印度史，刘家和之于古代希腊史，等等。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是短期的，时间不过两年。林先生对研究班学员的指导却是长期的，乃至永恒的。40多年来，原来研究班的学员们一直与林先生保持联系，继续在林先生的关怀下不断前进。可以说，通过研究班的培养，林先生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播下了种子，造就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方面的青年学者和精英人才。
林先生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世界上古史，而且以身作则，勇往直前地向世界古代史的科学高峰进行全方位的冲刺和攀登。
首先，林先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最突出的是，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长文，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表。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所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内容艰深难懂，翻译更为困难，我国学术界久闻此稿，渴望一读，苦无合适译文，为之扼腕。而林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译出问世，其胆识、功力和贡献都是非凡的。
其次，为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林先生译出了苏联学者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1952年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在1954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铅印刊行。其后林先生和史亚民先生合写《古代世界史》一书，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其教学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再次，林先生又致力于编集和翻译世界古代史领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又编译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史料集，两书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更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林先生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新资料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对世界上古史领域中一些主要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一些问题》[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1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和《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载《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等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五六十年代，林先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其开拓、奠基之功不可没。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学习苏联”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国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更离不开苏联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因此，林先生这一时期关于世界上古史的观点与体系，例如对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其著作也大量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和文章。但是，正由于林先生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60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巢穴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1962年他发表的3篇文章上， 它们是：《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 《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和《线文B的译读》（载《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二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 既古且洋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宫，林先生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不受干扰，专心治学，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探索和钻研，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文革”结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万千，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意气风发地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战斗。
1979年，在林先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先生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20年来，在林先生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会议， 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次原始社会史、5次古西亚北非史、5 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林先生虽年届古稀，却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他联合周谷城和吴于廑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3号和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字。就这样，从1985年起，东北师大已办了多期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还每年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人才。其中优秀者，更由于林先生的奔走和努力，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中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拉丁语的中青年学者。
此外，林先生在东北师大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又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从1986年起以外文（英文为主）正式发行，每年一期，迄今已出版了13期。这是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古史方面的杂志，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和填补我国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方面学术空白的百年大业，林先生更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印出版中外文对照印本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近东古文献、西方古典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已出版了《苏美尔王表》、《孔子的政治学——〈论语〉》和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等多种著作。
1979年以来，林先生不仅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在规划设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书刊出版等方面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进一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著述，建立起了具有其人特色的世界上古史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史学体系。
1979年和1981年，林先生主持编写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林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之发生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隶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发生的3 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农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的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出版，是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林先生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之后，林先生接连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 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各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长老会议、城邦首领、城邦联盟盟主）、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 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的原始君主制城邦、春秋时代的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的城邦趋于解体与向帝国过渡）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1990年，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一书。随后，林先生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最后，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部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与中西古典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整体说来，似乎可以概括为：古代文明世界存在于三大地区（古代北非、西亚、南亚、中亚，古代欧洲，古代中国），构成为两大系统（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分两大阶段（城邦—帝国）说。具体说来，就中国而言，似乎可以大致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为二千多年来误解说；中国早期国家城邦民主说；“周天下”城邦联盟说；“六经”皆“邦学”说；古典中国无西方所谓“黑暗时代”与排他宗教说；古典中国具有民主、革命传统与兄弟民族思想说；西方中世纪Feudalism 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不宜译为“封建”说，等等。
经过20多年的思考和写作，林先生筑构起了他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囊括天下的气势，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当然，这样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新颖的庞大体系，在草创之际不可能尽善尽美，必有不少不足之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有时甚至似有口气太大、过于武断之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林先生的各种观点学者们自会讨论批评，发表不同意见。然而，林先生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则是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
三
林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来自于他的高尚品格，这里大致提出以下4个方面：
第一，热爱祖国、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林先生自幼即受家乡林氏名人如林则徐、林旭、林觉民等人爱国思想的熏陶感染，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他早年治中国史，至古稀，耄耋之龄，复以全球历史为背景，热情赞扬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歌颂古典中国之革命民主传统、兄弟民族思想与兼收并包异域文化的泱泱气魄。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末章，先生以慷慨激昂的笔触，大书特书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未尝间断，“数千年来，自传说至实践，血缘关系、文化传袭、政治分合、皆一家人也……祖宗之教训，人类之大同，中国人之高贵品德与仁政王道之思想与实践也。”先生进一步总结中国历史之经验，写道：“奠定此种品德思想之基础维何？曰革命也，人民革命也！……汤武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之国人革命，由是而奠定春秋时代世界历史上最光荣最丰富的民主遗产！孔子、墨子之言论，管仲、子产之实践，而后归结为秦帝国末流之陈王作难，儒墨之徒群趋与之俱死，而换得布衣领导之天下国家，而一变王侯将相世袭之种！自是而后，凡天下大势郁结而不可解之日，必有人民革命起焉，自农民而工人为领袖，而书生学者亦纷纷投身共挽狂澜，以是能外抗侵略，内兴邦国，而不至于坠入‘黑暗时代’之境域，艰苦奋斗，数千年以至于今！”（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621页。）先生爱我中华文明、讴歌革命传统之澎湃激情，跃然纸上，溢于辞表，感人至深！
第二，无私忘我、一心治学、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纵观林先生9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全心全意教书育人、专心致志研究史学的道路。凡熟悉林先生的为人与作风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无私欲，无他好，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不为了培养人才和建设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先生治学之勤奋，是惊人的。他终日读书写作，往往半夜即起，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年四季，工作如恒，周末假日，从不休息。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前所述造就了毛昭晰、刘家和等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学者，而后又培养了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拱玉书、令狐若明、金授福、傅永东、张强、黄洋、颜海英、陈旭、李政、王丽英等第二、第三代学者。林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并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就我亲身所见，1982和1983年郝际陶赴希腊留学，林先生以70多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亲自到北京机场两次送迎。又如，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资助张立春、刘艳文参加留学生出国预备班学习一年，而后赴德国深造。这都是他无私奉献精神的体现。
第三，垦荒播种、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条件差，基础薄弱，学术上一片空白。近50年来，林先生为创建这一学科费尽心血，不遗余力。先生有远大的理想，力图使中国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专家学者平起平坐，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他知道，这谈何容易，必须不怕艰险，排除万难，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做起。林先生提出了“垦荒播种，从零做起，脚踏实地，不务空言”的方针口号（注：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史论丛·小引》（第一集），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他既这样说，就如此做，并要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也这样做。自1983年我担任研究会秘书长以来，林先生每见到我，都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我们必须好好干，做事。”真要大力开展世界古代史研究，势必要攻破不懂古代各国语言文字的难关。我望之却步，认为以中国的条件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林先生却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坚毅的魄力，矢志不移地全国奔走，上下呼吁，终于创建了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长期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授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文字，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掌握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和希腊、拉丁文的学者。这简直是奇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而林先生都做到办成了。今天，林先生已90高龄，仍往来长春、北京之间，为筹建中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而努力。林先生的创业精神实令人钦佩景仰。
第四，高瞻远瞩、贯通中外、不断奋进的创新精神。林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史，1949年后树立唯物史观，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初深受苏联观点影响，60年代后开始打破苏联框框，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1979年，建立起关于古代世界普遍由城邦到帝国发展的史学体系。之后，更加强对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探讨与考察，确立了古代文明世界三大地区、两大系统和两大阶段的理论。从先生一生治史的轨迹和等身的著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先生能从全球的高度，比较中外历史文化，不断掌握新资料，吸收新成果，随时进行修正、充实、提高，敢于否定过去，超越前人与自我，做出新突破。这种不断更新前进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之，林先生的成就是卓越的，贡献是巨大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衷心祝愿林先生健康长寿，老当益壮，在21世纪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和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更应学习他的精神，大力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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