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和杜维明先生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杜维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4—0015—19
1998年6月21日， 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的演讲。演讲中，杜先生再次展示了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全球化、本土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儒学创新等问题的宏阔而深入的思考，表现了一个现代儒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醉心文化”的高远情怀。其中关于“儒学创新”，杜先生说：“儒学创新应该是在一个多元多样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不是一枝独秀，也不是排斥性的竞争。儒学创新绝不排斥其他传统文化的创新，因此儒学创新和道家的创新，和大乘佛教的创新，和中国的基督教的创新、伊斯兰教的创新，都可以配合，在各个不同领域里而互相发展。”论述体现了杜先生对于“儒学创新”的更加深入、更加开放的思考。杜先生在这篇演讲中，没有提到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其演讲是在新加坡的缘故。我注意到，杜先生曾表示过，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健康的互动”。这就是说，儒学创新非但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还有赖于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健康的互动”。对此，笼统地说容易，具体地说则难。而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发展所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拟接续杜先生所涉及的一些内容，主要就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启蒙心态”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杜先生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都是启蒙心态的孩子”，“西方的强势文明已经在我们的心灵结构中，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发挥了很多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我们完全不可能和它脱钩”。关于启蒙心态的具体内涵，杜先生列出：它在观念领域，突出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用至物质主义；在利益领域，发展出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官僚制度、公民社会等现代制度；另外，在利益领域后面还有极深刻的、我们认为可以普世化的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科学和法制。我认为，杜先生的这一归纳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及其“强势”，确实就是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逐步加深理解的。此外，杜先生还指出：“这个西方强势的启蒙心态，当它来到中华大地，来到东亚的时候，又是伴随着西方的霸权政治，伴随着浮士德的掠夺精神而来的，因此它又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貌。”显然，这也正是中国人民、东亚人民在被动地或强迫性地接受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时所遭受的历史命运。
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文化没有成功地诞生自己的“启蒙心态”。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是这一婴儿在母腹中的发育受到过多的压抑，历史的机缘也没有给它提供临产的条件，以致当西方列强袭来时它仍是一个潜在的胚胎。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作深深的反省的。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接受西方的“启蒙心态”时不得不面对西方的霸权政治，面对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貌。“现代性”对于东方各民族（及其文化）既是一个进步的契机，又是一场空前的劫难。如何度过这一劫难，东方各民族也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如日本民族首先选择了“脱亚入欧”的道路；他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君主立宪等，使自己迅速从弱势变为强势，以至同西方列强一道在东亚显示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貌；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则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艰苦地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然后曲折地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中国没有走日本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可能有多重原因：其一，当时中国的统治者过于顽固，而改革力量过于弱小，致使戊戌变法惨遭失败。其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本是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而非日本那样是“万世一统”的天皇，因而“尊王攘夷”的旗号终被“反清复明”、“恢复中华”的号召所压倒。其三，当时中国的儒学也过于僵化，所谓“中体西用”之“体”即儒家的纲常名教被看作是“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乃“百世不可变更”的，此“体”限制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其四，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弱势和其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言，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中国人可以接受（或重新唤起）“富国强兵”的意识，以保家卫国，乃至“协合万邦”，而不可能接受西方文明的“弱肉强食”、“丛林逻辑”。
这样，种种原因就决定了中国人民需走一条既接受西方文明、又批判西方文明的特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现代化的道路。当时的儒学没有为既接受西方文明、又批判西方文明提供一个思想文化的基础。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民需要从西方文明内部寻找一个既代表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又对西方文明的弊病持批判、否定态度的真理，此即经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而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杜维明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了西方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并且指出在“异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潮流，也就是对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抗议”。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从对西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化”的抗议而兴起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作了深刻的批判，随之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以更高的社会主义形态取代资本主义。可以想见，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当时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和特殊国情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是多么具有吸引力！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启蒙心态”是一个历史命运，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历史命运；二者相遇，中国人就必须处理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的关系。
（二）五四运动与儒学创新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关键点。许多史家曾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逐渐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的进程。这一进程与杜维明先生所列举的西方“启蒙心态”几个方面的内涵也大致在逻辑上符合。一般认为，自五四运动始，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流派，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激进主义”的马列派和“保守主义”的新儒学。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主要是就其文化主张而言；依这样的判据，我认为，对马列派的“激进主义”还应作些分析。实际上，马列派的“激进”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而就文化主张而言，马列派虽也有“激进”的表现，但其“激进”要逊于西化派的“激进”。
中国之所以出现西化派和马列派的分歧，如上文所述，这要归因于中国在遭遇西方“启蒙心态”的进步性时，也面对着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狰狞面貌。西化派充分肯定了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则没有正视和切实回应；马列派就是对后一方面的回应，而在做出这种回应时，未免对前一方面的重要性有所掩饰，留下了一些缺憾。如没有很好地处理普遍人权与“人的阶级性”，民主、法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等，这些缺憾在中国近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愈发暴露出其严重性。
新儒学是对西化派和马列派对传统儒学采取“激进”批判态度的一种回应。难能可贵的是，与当今一些新儒家对五四运动持简单否定——视之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以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取得胜利——的态度不同，杜维明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历史的、客观的。他说：“五四以来最好的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是那些猛烈的批判事实上是为儒学创造了很好的生机，就是儒家传统里面的消极因素和阴暗面，已用放大镜都展示出来了，大家都能清楚地照察。”杜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事实上”，亦即客观上，为儒学创造了很好的生机，尽管当时的知识粗英对此在主观上不够自觉。杜先生又说：“儒家传统在最近几十年或近百年来的自我转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它这种转化的基础即建立在以充分的，坦诚的，而且开放的心灵来吸收西方的价值。”我认为，这里说的儒家传统的自我转化，是就中国文化（包括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境遇和其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转化尚在进行之中而现在远未完成；也是就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健康心态而言，而就儒家以及其他思想派别的理论形态而言，现在尚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充分坦诚而且开放的吸收西方价值的基础。
对儒家传统的自我转化杜先生举例说：“儒家文化中如果跟自由、平等、人权有冲突的价值，那自然要把它们洗刷掉，尽量发挥和这些价值可以配合的因素。”就此而言，我认为，新儒学的理论形态还没有形成一个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如何“洗刷掉”和如何“发挥”其一部分因素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人权是西方文化中深层次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可能不可谓全无，但可以说在传统儒家深层次价值观念中有些因素是与其相抵触并限制其生长的。譬如“五伦”中的君臣关系，传统儒家把它上升到人禽之辨的高度，这种观念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居的层次不可谓不深，而其与自由、平等、民权亦不可谓无抵触（即使不依秦后的“君为臣纲”，而依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来说，也是如此）。这种观念因居于儒家思想的深层，而在近现代又需“洗刷掉”（有谓“君臣之伦”可以是讲现代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这种保留“君臣”之名而谓其“平等”的现代诠释在儒家本身思想中缺少理据），所以，依据现代新儒学提出的“返本”，诉诸儒家的“本心”或“天理”——这两者在儒家看来都是“百世不可变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杜先生所说的要把儒学中那些与自由、平等、人权有冲突的因素“自然”洗刷掉，我认为现代新儒学还没有为此提供所“当然”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体”被认为是“百世不可变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深刻也正在于要变革之一“体”，如陈独秀所说，在“政治的觉悟”之后，“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如何为这一“体”的变革、为“伦理的觉悟”之合理性“正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适逢这一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亦即：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要把儒家的“百世不可变更”的“体”转化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之“用”。有了这一转化，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全面，有偏失、简单之处。而当一些（并非全部）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视为如一幢幢楼房那样是分离断裂而无历史的连续性时，这也同样陷入了偏失、简单。至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一切中外文化都视为“封资修”，要与一切“旧文化”实行“彻底的决裂”时，这已不是偏失、简单，而是倒行逆施、荒谬绝伦了。当中国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时，我较早注意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说过以下一段话：
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合，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合，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我始终认为，这段话表现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初衷，它包含了以后东西文化之辩证发展的深刻真理性。而马克思主义欲担当和完成“媒介东西之任”，其本身还需要不断发展创新。
中国近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就是认识到市场经济和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反潮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异化”的“抗议”，而是要顺乎人类文明发展之大潮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新！关于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我认为既应承认它们是“可以普世化的价值”，同时也应看到东西文化在“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当前西方社会存在着“个人主义”过度发展，以至人情冷漠、道德沦丧的弊病；而传统儒家思想中虽包含着一些肯定个人价值的因素（杜维明先生曾强调了这一点），但其“集体本位”的主要价值取向也往往造成了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压抑。我们在肯定和落实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时，应该消解“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的对立，这也就是要追求马克思所说的“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杜维明先生在谈到西方“启蒙心态”的缺陷时还例举了它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杜先生说：“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的人化’，就是说按照人的意愿塑造自然。所谓‘人定胜天’，这种观念当然是体现现代精神的重要观念，也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也为人类带来了灾害，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冲突矛盾。这是今天人类进行自我反思必须面对的挑战。”杜先生的这些话，一方面呼吁人们关注和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危机，另一方面也是要突显儒家人文精神在解决这一危机上的现代价值。
值得商榷的是，杜先生把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思想等同于启蒙心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难辞其咎。实际上，马克思认为把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也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一种“异化”。马克思在讲“自然的人化”时，强调了自然界不仅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且是作为“艺术的对象”，“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关于“塑造自然”，马克思强调人不是像动物那样“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是“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应该说，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超了启蒙心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的深刻批判。如果说儒家人文精神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现代价值，那么马克思关于社会“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有警示作用的是，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时，如何把这一创新同马克思对“市场社会”的批判融会贯通起来。传统儒家一直讲“义利之辨”，如何将其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当今社会之需要的“义利统一”或道义与效率统一的原则，这需要儒学的创新。我想在这些方面，儒学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确实可以形成“健康的互动”。
杜先生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都突出了“入世”，而不强调“出家”；突出了“爱世”、关切人，而不只是做个“自了汉”。这确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世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我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宽容、和合的精神，与这一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亦即：“这种宽容，和合并非由于‘上帝’可有多个、‘天堂’可有多门，而是由于现世的生活可有‘殊途’、‘百虑’，仅一家一教不足以满足现世生活的多种文化需求”（拙文《诸子百家与儒道释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 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传入并在中国发展看，重视现世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接受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文化基础，有此文化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就是有光辉前途的。
杜先生在对现代化作了中西文化的多层面双向考察后，提出的结论是：“为了经济资本的累积，我们不能够不同时注重社会资本的累积；为了科学技术的技能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同时注重文化能力的发展；为了培育智商，我们不能不同时注意道德理性的培养；为了发展物质条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精神价值”。我想，这样的结论可以得到广泛的认同；能得此认同，则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也是有光辉前途的！
标签：儒家论文; 杜维明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文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