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高尔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归文学，或者说，白银世纪文学风靡俄罗斯文坛已经十余年了，存在了70余年的苏联文学犹如日历的一页，被翻了过去，当年曾经为她唱过赞歌的人，如今改腔换调，似乎过去的一切统统都没有存在过。然而，高尔基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独得各界人士的垂青，成为众目所视的焦点。如果说俄罗斯文坛有什么“热点”的话，那么，除开“回归热”之外，就要算高尔基“热”了。不过，这两股“热”虽然都是“热”，它们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回归作家、作品的评价扶摇直上，高尔基则是江河日下。目前这种一上一下局面的出现是由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复杂情况造成的，今天提出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价，重新审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有其必然性的。具体到对每个作家的评价的升或降，都应该是客观地、深入地研究的结果，应该切记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然而，评价的分歧如果是由于价值观的变换而引起的，那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我认为在高尔基的评价的变化上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今天对高尔基的评价之所出现大幅的、急剧的摆动，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有一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我认为，还是俄罗斯社会、历史的急剧变革。文学领域中的这些“热”，尤其是对高尔基的评价的变化，实质上，是社会、历史的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时代变了，价值观变了，在苏联时期享尽了殊荣，曾被奉为当时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擎天柱的高尔基，现在岂有岿然不动之理！所以，近十年左右的高尔基“热”就是重新阐释高尔基的遗产，从新的价值观的角度评价一个世纪以来的高尔基研究。俄罗斯的许多学者其中包括对高尔基的遗产价值仍持肯定观点的学者都认为，今后的高尔基研究的任务是探索重新解读高尔基的完整的观点体系。
在谈到当前重新评价高尔基这股浪潮的来由时，还必须注意近年新发表的高尔基著作这一因素。
1949-1955年在苏联出版的三十卷的《高尔基文集》不是全集，六十年代末开始出版《高尔基全集》也只是出全了文学作品与手稿部分（共35卷）便停下来了。出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是高尔基的一部分书信还在严加保密的苏共中央和克格勃的档案馆中，高尔基写给罗曼·罗兰的数量不小的书信也尚不能公开。另外，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公开发表过的一些作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后来在苏联境内出版的各种高尔基文集、选集中从未再次出现过，成了出版的禁区。近年来，这些材料才陆续与读者见面。据我所接触到材料看，近年发表的材料有：一、高尔基给列宁、斯大林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书信。有人根据列宁在给高尔基的复信与其他著作中提供的线索统计，高尔基写给列宁的信应有40余封，现在发表的只有10余封，其余的信还保留了一些，还是已经失落了，统计者也不知道。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已知的有50余封，现发表出来的约10封左右，其余的已由高尔基档案馆接收。前克格勃的档案中是否还保留着高尔基的什么信件等材料，无从知晓；二、重新发表的高尔基的著作，主要是政论，如《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论俄罗斯农民》（1922）等。在过去，基本上只有少数学者才能接触到这些作品。三、罗曼·罗兰1935年访苏的日记[①]。四、高尔基档案馆从苏共中央与克格勃档案中接收的高尔基档案已向社会开放，有一些尚未发表的书信已由学者们在自己著作的引文中透露出一些，如高尔基写给罗曼·罗兰等人的书信[②]。上述这些新发表的高尔基的作品与有关他的资料对于今后的高尔基研究无疑具有极重大的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过去的研究的一些弊端，这就是，出于所谓政治的需要，在有一些问题上确实有回避、掩饰、歪曲事实真相之处，例如：
一、列宁与高尔基发生严重分歧与争论的重大问题，如造神论和十月革命问题，过去的评论都是说，高尔基的错误一经列宁批评就改正了，把问题轻描淡写地简单化了，掩盖了矛盾的深刻与尖锐，斗争的激烈与复杂程度。事实上，高尔基始终没有承认造神论是错误的[③]；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总的态度也不是那样轻而易举就转变了的。1922年在苏维埃政权审判社会革命党人案件时，高尔基再度与布尔什维克发生严重对抗，实质上，仍然是1917--1918年那场争论的继续。到了三十年代，应该说，高尔基在思想上接受了十月革命，但也不能说，他否定或者放弃了自己当时的全部观点，如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观点。我认为，这也是导致高尔基与斯大林在文艺政策上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二、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在这里我想首先说明一点，我认为，高尔基与斯大林关系同他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虽然难以区分，但这还是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两个问题。高尔基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主要是对苏联的社会制度的态度，而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则主要是对斯大林的某些措施、政策的态度。从现已发表的高尔基写给斯大林及三十年代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书信看，里面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在某些措施与政策上同斯大林的分歧。我之所以提出这种区分，是因为我感到从材料的内容看，不应把这些分歧引伸为高尔基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冲淡材料中所暴露的冲突的意义。相反，我认为，这些材料将对过去关于三十年代的高尔基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重要修正。在过去，如果说我们还知道一些高尔基与列宁的争论，那么谈到三十年代，高尔基简直象是进入了无冲突的境界，他事事处处几乎都是一片赞扬之声。事实上，从1928年前后起，他与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或明或暗地不断发生分歧。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在苏联社会与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与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存在分歧，致使高尔基在大会闭幕前夕致信苏共中央，提出辞去苏联作协主席之职。
仅从新公开的有关上述几个问题--新材料揭示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材料看，在高尔基研究的某些问题上必须匡正过去的评价，重新认识高尔基。显然，这也是在整个苏联文学被冷落的今天，唯独高尔基成了学术界的注视焦点的原因。但是，不能因此就苟同某些评论家的说法，他们说，现在重新评价高尔基是由于过去封锁材料，设置禁区造成的。实际上，从当前评论高尔基的气氛看，为数不少的评论著作表明，它们的作者都在试图从与过去不同的价值观的角度重新考察高尔基的全部创作，揭示他的世界观的哲学根基及其发展轨迹，探索他的社会观与美学观的基本核心。我以为，这些著作勾勒出来的重新评价的基本倾向，实质上就是抛弃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以来形成的对高尔基的基本评价，另起炉灶，重新建立高尔基研究。这就远远超出新发表的材料所涉及的问题范围与性质，离开社会的巨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这个主导的、决定性的因素，就难以解释对高尔基的评价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个看法，我认为当前的高尔基评论提出的问题虽然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尔基的基本定位问题，这是关系到从什么样价值观为出发点、为依据评价高尔基的创作与活动的问题，也就是牵动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事情是否是这样，希望商榷。
我认为，从文学史上看，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在不断地经受着时代的重新评价，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接受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作家的重新评价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每一位作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中铸造自己的，有的作家纵然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他的生活、创作的根毕竟是深深扎在自己时代的沃土中，与自己的时代保持有形无形的紧密联系。因而他又有植根于时代和生活，受之于自身秉赋的不容任意勾画的独具的思想艺术个性。严肃的、科学的评论不断揭示作家的新的方方面面，从而也就在步步展现作家的真实面貌，加深、拓展读者对作家的认识。那么当前这股甚嚣尘上的重新评价高尔基的浪潮是否是这样的评论呢？它使我们距离真实的高度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据本文作者所接触的相当多的一部分评论看，是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当然，我不是说，在这些评论中没有比过去前进了一步的东西，没有提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见解，而是说，它们在阐述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的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背离了真实的高尔基。这首先表现在对高尔基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总的说来，就是高尔基的世界观重新评价上。
高尔基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时，他那具有显著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把握现实的独特视角就引起当代著名评论家的注目，不少评论家试图揭开文坛这一新的艺术现象的思想和艺术奥秘。只有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才在高尔基的创作中看到了正在觉醒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反映。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学者们通过对高尔基的研究揭示出他的创作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高尔基以其创作鼓舞了人民，他自己也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把建设新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竭力以自己的社会和艺术活动唤醒人民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创造精神，愤怒地揭露鞭笞一切阻碍人民觉醒的消极遁世、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的心理。他在自己的社会和艺术追求的基础上构筑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大写的人。他的现实主义艺术和人道主义思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洪流中不断完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获得了新的内容，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当然，高尔基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并不是平坦笔直的，本人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去的高尔基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把不少问题简单化了，有的甚至回避歪曲了，没有充分揭示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尖锐复杂矛盾、斗争，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冲突。毫无疑问，今天有必要对某些问题进行重新评价，但重新评价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或者基本上否定过去的研究，割断高尔基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甚至把他拉上当年他曾极力反对的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的轨道上去。否则，就不可能对高尔基的言行、创作作出合乎逻辑的阐述。
当前在高尔基的评价上虽然著述很多，众说纷纭，但是，否定高尔基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则是很多文章的共同点。这些文章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进行的乌托邦理想的试验，是没有社会基础的。高尔基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来建设新生活的社会理想也是没有社会基础的乌托邦，他通过呼唤革命暴风雨和歌颂大写的人向人们散布神话、金黄色的梦，最后他自己也成了自己制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神话的一个部分，成为自己制造的神话中的人物，也有人说他为自己谱写了一出悲剧。布尔什维克政权则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竭力参与制造并维护这个神话，把高尔基奉为无产阶级作家，把他的作品树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典范。为此，不惜歪曲、篡改高尔基，封锁高尔基的某些作品。现在神话已经破产，对高尔基的评价应该摆脱布尔什维克和过去评论的羁绊。于是，有的评论就提出了高尔基的乌托邦理想问题，并把高尔基的乌托邦同尼采哲学联系起来，认为“尼采，而且是尼采思想的糟粕--崇拜力量，在高尔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惊人的位置”。评论家在高尔基的作品中看到了“权力意志”和“强就是善，弱就是恶”的尼采哲学的体现。高尔基关于流浪汉的小说赞美的不是自由，而是力量；高尔基渴望以自己的作品唤起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揭露、抨击消极保守心理的创作态度，被这种评论解释为助强凌弱，蔑视弱者，说他主张对将要倒下去的人再推一把；高尔基的大写的人被解读为超人。尼采哲学既然支配着高尔基的创作，当然也贯穿在他的社会思想中，说高尔基憎恶落后保守的个体农民，视他们为建设新生活和社会前进的障碍，因而就支持斯大林消灭农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探讨尼采哲学对高尔基的影响的评论家当然不会忽略高尔基的美学思想。把高尔基的美学思想归结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发现了高尔基与尼采的不解之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也是神话，它的哲学基础是造神论，而造神论归根结底又渊源于尼采哲学，高尔基迷恋尼采哲学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尼采主张，哲学的对象不应该是自然科学，而是艺术。因为哲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构建神话。这样，渊源于尼采的这条神话路线最终就导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诞生。
还有的评论在探索高尔基陷入自身矛盾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的内在原因时，指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身就存在矛盾，而这矛盾的根源，则上溯到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观点，也就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总之，尼采对高尔基的影响是重新评价高尔基的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评论家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关于高尔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响的判断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些评论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否定高尔基与无产阶级的觉醒与斗争的联系，否定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高尔基。不难想象，在这样的重新评价面前，高尔基将会呈现出一副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面目。
在“无产阶级作家”这个提法引起争议的时候，我想有必要就“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这个提法说几句话。本文在运用这个提法时，既不是指高尔基的出身，尽管这是重新评价中有人要追查的问题；也不是说高尔基只写无产阶级或者只为无产阶级写作。这个提法是在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评论家使用的，后来就一直被沿用下来的。长期以来，评论高尔基的著作在使用这一提法时，用意是说明高尔基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的作家，他的思想与创作得到了全人类文化精华的滋养，他的思想与创作本身也为构建全人类文化财富的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这个提法中并不藏任何把高尔基与全人类文化分割开或者与之对立起来的狭隘的行会意图。
那么高尔基是否受到过尼采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高尔基研究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把高尔基的发展道路及其创作简单化的表现之一。
高尔基自己曾经说过，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接触到当时流行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托尔斯泰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其中也有尼采哲学。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是思想剧烈动荡，热衷探索的年代，西欧有些影响的新思潮都曾在俄国留下足迹。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被抛进社会生活的激流，很早就走上了探索生活意义的道路。在他的作品中，包括晚期的作品，发现某些思潮影响的不同程度的痕迹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据此就断定，尼采哲学在高尔基的一生中都支配着他各方面的活动。高尔基是积极参与生活，深谙现实的作家，他的丰富生活阅历如同一具过滤器，在不倦探索的过程中，他所接触的每一种学说都逃不过这具过滤器的筛选。高尔基从人类文化遗产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他是择善而从，师其所长，而非从一而终。关于尼采哲学，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自己与尼采的分歧，对尼采的批判态度。他的某些作品的主人公的生活信条实际上就是尼采哲学，这是他自己解说的。高尔基是以欣赏的笔触描绘自己这些富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主人公的，但他笔下这些人物企图主宰历史和社会的侈望却都一一破灭了，原来，他们并不是历史的主人。从这些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出高尔基对尼采的超人哲学的态度。高尔基的创作中处处洋溢着对积极的生活态度的赞美，他向往唤起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唤起人对自己作为人的自豪感，鄙视怜悯与恩赐。在他看来，人有权利，也有力量创造与人相称的生活，怜悯与恩赐是贬低人，有辱人的尊严。他深信，人民的愚昧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并非天生的，人民一旦挣脱黑暗的过去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镣铐，他就能站立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成为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成为大写的人。正是出于这个信念，高尔基才不倦地揭露、批判卢卡式的观点，批判鼓吹忍受、赎罪的思想和因循守旧、听天由命的处世哲学。从他的《柯诺瓦洛夫》、《母亲》、《敌人》、奥古罗夫系列小说、自传体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中，读者都能感受这一点。过去的很多评论都已指出，这是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升华。如果不带偏见，就不难看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硬把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归结为超人哲学只能说是牵强附会。
谈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就不能不谈谈他的社会理想、美学理想是否是乌托邦。如果是，那么他向人民散布的，的确就是金黄色的梦，崇高的谎言，高尔基就无异于卢卡了。
高尔基是通过艰苦的探索，特别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获得社会主义理想的。他在自己的书信、文章与文学作品中多次谈到过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他找到的理想是不是乌托邦呢？社会主义理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谈论高尔基的理想的乌托邦性质的人，还没有谁能以充分的科学依据驳倒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具体谈到高尔基，那就并非无懈可击了。因为理想还是人的一种信念、为实现而奋斗的目标，还是处于理论形态的观念，而不是现实。从社会发展规律看，社会主义理想必然要实现，但它如何变为现实，还有许多预想不到的艰难曲折，在这个过程中，理想必然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修正和充实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的理想有没有乌托邦的成分？回答是肯定的。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就可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乌托邦与上述评论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上述评论中有的人借助高尔基的错误反对十月革命，批判列宁，以《不合时宜的思想》说明，高尔基曾经热情地呼唤革命的暴风雨，但当他想象中的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才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幻想破灭了，不得不离开革命的俄罗斯。我认为，不能否认，《不合时宜的思想》里面确有真知灼见，特别是关于人的文化素质在建设新生活的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不合时宜的思想》突出地表明，高尔基向往革命，向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得充分的体现。但他看到这一理想的美好之处，却对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看得太快，太容易了。他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既漫长，又艰巨的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各种形式的残酷、激烈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他也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竟至在革命暴风雨中的这些现象面前惊慌失措。这就暴露出他的理想中的乌托邦成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高尔基在论战中反对的是，在他看来尚不具备条件时，过早进行革命，而不是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革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在经过思考和对现实的观察后，接受了十月革命，重返俄罗斯。
重新评价高尔基的对话已开展多年，但从涉及问题的广度与深度看，恐怕只能说，这还是开端，高尔基的文学作品至今还很少评论，高尔基的很多书信及其它资料尚未全部公开发表，这些材料一旦问世，会对高尔基的研究发生什么影响，现在尚难预料，对于不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更是如此。我想，现在，根据已经出版的大量的高尔基著作、二十卷左右的高尔基档案和近年新发表的材料，可以形成对高尔基的基本认识，对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本文基于这种思考，对当前的高尔基评论提出一些看法，能否成立，尚望商榷。
注释：
①根据罗曼·罗兰的遗嘱，他的这部日记在他逝世50年后才能公开发表，1989年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才全文发表了罗曼·罗兰夫人捐赠的这部日记。
②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通信集，1991年已在法国以法文出版。
③199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高尔基和他的时代·资料与研究》4发表了高尔基1908、1909年给列宁的两封信，信中称赞巴扎罗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哲学观点，在后一封信中还对列宁提出言词异常激烈的批评。在这两封信发表之前，苏联时期出版的《高尔基档案》10、11两卷曾发表高尔基在1929年为出版《忏悔》一书致友人的两封为造神论辩解的信件，这两封信的译文见本文作者的《高尔基的造神论观点研究》一文，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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