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任务论文,奥运会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稿日期]2008年5月4日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2008)4期0013—05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正在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和领域，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世界体育盛事的奥运会也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围绕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国际互动正在逐步展开，并对中国外交提出历史性的新任务。
一、国际关系中的奥运因素
围绕北京奥运会出现的国际政治新动向再次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大、甚至是质的变化。就奥运因素而言，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以下特殊的意义。首先，在全球化时代，奥运会已经成为具有多元价值、多重目的和多边外交的总体互动平台。由于奥运会的全球参与程度和影响，它在全球性和综合性互动中，在传统和现代媒体的中介下，已经成为国际互动和宣示各方主张的重要场所。例如，主办方借助奥运会对内凝聚力量和对外加强互动、树立形象，参与方借助奥运会参与竞争、合作及宣传自己，评论方借助奥运会展示理念和影响世界，而世界范围的观众则以此进行和平、友谊、合作的感情宣泄和交流。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在涉及奥运会的互动和联动中具有有序和无序相间的特点。在以体育为主要载体的奥运会展开的各种活动中，国家行为体虽然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如决定政策、举国动员、总体调度、安全保障、后勤支持等，但在前台“唱主角”的毕竟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者也大多是非国家行为体，如运动员和裁判员、志愿者、观众、体育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难以数计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同一舞台上为着共同或相异的目标进行非常复杂的互动，而在国家行为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两种行为体之间缺乏整体协调机制的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在涉及奥运会的各种活动中的有序和无序相间的特点就显得尤为突出。进入21世纪之后，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关键的原因在于它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团体提出自身政治诉求提供了难得的扩大影响的平台，反全球化运动在都灵冬奥会和雅典奥运会之前的表演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再次，行为体形态变化具有时代意义。非国家行为体在奥运会中作用的提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对民族国家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随着媒介的扩展、交通方式和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快捷化，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对世界的其他社会有所了解，并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虽然人们可能在地理和物理意义上不处于同一个空间，但是借助于先进的通讯技术依然能够保持同步性、同时性，在心理意义上有着共同体的感觉，在行动上能够异地而同时作为。奥运会作为超越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界限的全球性运动，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四，各种政治力量利用奥运会提出政治主张和设置政治议题。近些年来，奥运会受到宗教、人权、环境、能源等问题的政治化冲击日趋明显，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举一例说明，一个名为“居住权利和驱逐中心” (Center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的组织就指责奥运会在过去20年时间里使200多万人流离失所。[1]围绕奥运会的斗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张力，是各种力量利用奥运会扩大影响和实现目标的政治行为。
第五，国际体系主导行为体的战略考虑。国际奥委会是世界最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体育领域，向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领域扩溢。在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和平转型的历史关键时期，各方力量在构建国际体育体系和秩序方面的互动实质，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机制权衡和权利重新配置的根本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大国在国际硬实力对比中日益呈上升趋势，新兴大国群体的集体性崛起增加了在国际体系话语权和规制权的分量，直接影响到在近现代国际体系中一直处于主导者和获益者的欧美西方大国的权益。它们对奥运会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而是将此作为维护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和优势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从深层次上来说，奥运会已成为各国争取在国际体系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竞争中抢占先机的重要竞技场。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同步的是，国际文化也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在当前国际关系开始超越狭义利益而更加关注价值观和文化等软实力的历史新时期，道义价值、意识和观念等也参与到对整个世界的塑造过程中。全球化加剧了不同观念之间的交锋，这种交锋的结果会从不同方向影响国际体系的组织规则，奥运会正成为其中一个关键的交锋场所，奥运精神也正处于被重新审视和升华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变动时期，世界各种力量都在利用奥运精神重新诠释和定义进行软实力的竞争，某些政治势力以此干预主办国国内事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艰难的奥运非政治化进程
根据奥运会宪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在奥运问题上掺杂或滥用政治，即奥运会应当非政治化。[2]作为奥运精神的集中体现，奥运会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了以和平、友谊、进步的主旨。但奥运会非政治化的这一良好愿望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政治抵制，尤其在冷战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一度使奥林匹克运动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随着冷战的结束，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也逐渐走出了过去由大规模抵制引发的危机，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首先，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公众交流日益密切和广泛的环境中，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抵制方式被予以摒弃，抵制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流。其次，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抵制鲜有成功案例，其结果往往是三败俱伤，对主办国、抵制方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最后，随着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冷战中，国际奥委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曾禁止1963年参加过印尼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为此，印尼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抵制东京奥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主办者，国际奥委会认识到，抵制奥运会的行为对其损害极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致力于超脱政治与权力斗争，专注于体育本身。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使它能够在面对各主权国家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不愿意沦为国家间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政治抵制奥运会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但是国际政治斗争始终没有远离奥运会，政治从来就与奥运如影随形。国际奥委会试图远离政治，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总是延伸到奥林匹克赛场上来。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围绕奥运会的国际斗争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主体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从国家为主到以各种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和个人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单元转移的趋势。其次，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硬抵制向软抵制的方向发展，以国家为单位的抵制可能性下降，但是以集团、个人或不同诉求的抵制要求上升。最后，领域大为扩散，从环保、人权、宗教到反全球化等议题，都试图利用奥运会大做文章。最近的一例就是，国际上一些政治力量利用北京奥运会试图在全球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华闹剧。
三、奥运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新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和奥运的互动历经曲折。中国改革开放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在2001年又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是中国主办奥运会的根本基础，而使北京奥运会成为成功和具有特色的奥运会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中国主办北京奥运会，衷心祝愿和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但是，纵观围绕着北京奥运会出现的各种干扰，中国外交也面临以下新的任务：
首先，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强大，中国成功经验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和积极的反响。中国作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正在对构建中的新国际体系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奥运会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标志，必然会受到一些反华力量的攻击。事实上也是如此，它们利用北京奥运会集中向中国发难，抹黑中国，干扰奥运。因此，中国涉及奥运的首要和迫切的外交任务就是要排除干扰，确保成功。但是，中国涉及奥运的外交更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外交，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中国在涉及奥运外交中所体现的国际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正如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所说的那样： “选择北京举办奥运会是十分正确的，我从不为此后悔。中国最近25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民。”[3]
其次，中国同西方大国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将是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改善了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分别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和利益攸关关系、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等，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多边的外交合作也在积极进行。另一方面，中国同西方大国在平衡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关系、尊重对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照顾对方的核心和重要利益、确立相互平等对待等方面依然存在原则的分歧。一些西方大国在被迫承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发展的同时试图在价值观上挤压中国，在北京奥运会问题上大做文章。因此，中国对同西方大国关系的两面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但也不能把问题看得太严重而做出过度反应。
再次，争取在多边重要舞台上演出中国外交的新剧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外关系中的多边因素日益增加，而涉及奥运会外交的多边性则是在新时期对多边舞台的重要内容。其一，中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外交的内涵更加丰富，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体育、环境、卫生等的互动性和关联性更加密切。其二，中国多边外交的内外统筹任务更加突出，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多边交流已经并必将更加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任务，需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和各地方进行总体外交的通力合作。其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官民结合”的任务更加迫切，涉及奥运会的斗争显示了国内“网民”和海外华人在“草根外交”上具有官方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四，中国多边外交完善危机管理机制的任务更加复杂，这是一项理论准备、机制建设、人员培养、事先预防、临场反应、善后处理等的系统工程。
第四，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政府的外交向来而且应当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政府为主要对象。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和面对日益增加的跨国问题，中国的外交要超越“国家行为体中心”论，充分认识全球公民社会的必然趋势，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中国要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积极培育和正面引导国内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造就千百万的相关优秀人才，提高中国在全球公民社会的话语权，最终打破西方的垄断。在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时，要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全球华人在传递火炬过程中的保驾护航即是成功的一例，中国需要认真总结，并将其提升到理论和系统的高度。
第五，增强议题设置权的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了议题设置权就是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在过去30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产品，今后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确立国际社会迫切关注的议题等。自中国于1991年首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以来，反对者就设置了极其广泛的议题，涉及了人权、宗教、环境、能源、“西藏问题”、达尔富尔、缅甸等，不同议题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的联动效应。因此可见，在涉及奥运会或有关其他的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些议题的原则和理念。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民心民意，才能掌握主动，才能取得成功。
第六，主动发挥媒体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在攻击和反对北京奥运会的运动中，西方的媒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舆论基本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占主导，并按其价值观来制造国际舆论，垄断主要国际媒体且主导着大部分信息传播的内容与流向。这是因为西方传媒业无论在数量、质量、覆盖面、信息量，还是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主导地位。亦即，西方媒体能有效设置国际舆论中的议题，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议题很容易成为国际舆论的主要议题。”[4]这在当前针对北京奥运会的国际新闻传播中体现得十分典型，其中有两个特点特别突出。一是西方媒体利用其在国际传媒中的话语权，主动挑起反对北京的议题，有意识地曲解原意或者脱离语境，[5]或者用虚假信息误导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采取羞辱中国和抵制奥运策略相结合的战略。二是西方媒体善于选择时机，根据公众在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不同，选择某个议题作为突破，形成梯次性发难的格局，保持反北京议题在公众中的热度。在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同情方面，中国外交不应只是后发制人，事后澄清，因为这样的代价太大，效果有时也不理想。在信息经济时代，舆论外交和公共外交应当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先调研和预作准备是争取友好型国际舆论环境的先决条件，而现代化通讯和舆论工具则是极为有效的宣传手段。
最后，涉及奥运会的中国外交还是对中国总体外交的综合考验和实践检验。诸如奥运会这样周期长久、运作复杂、影响深远、问题众多的大型外事活动，考验着中国外交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挑战，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共外交、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防疫应变等方面的能力，也检验着中国的机制、理念、战略、政策、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等。而且，中国外交还需要认真总结由此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使之延伸到后奥运会的中国的外交设计、外交机制改革、内外统筹、国际化通才和专才的培养等，充分发挥外交这一软实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获取2008年8月奥运会主办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肯定和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肯定。在举国上下、海外华人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北京奥运会必将取得成功。在申办、筹办和主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发挥了体制优势，全国努力，官民一体，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不断前进。同时，丰富而复杂的涉及奥运会的中国外交还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要求中国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指引下，不断进行思想创新、机制创新和议题创新，继续推进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处理好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搞好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官民外交，迎接“后奥运外交”的挑战，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佳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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