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策——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长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对策论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感谢夏所长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延续，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您认为这场危机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夏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我们理解国际经济问题的出发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效应越来越大。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
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需放缓影响出口方面。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我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占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40%左右，受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从发电量、港口吞吐量、出口订单、工业产值、财政单月收入等一系列先行指标看，我国经济下滑的势头绝对不能低估。从货币角度来看，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率有大幅度下降，2008年7～9月份平均增长5%，而2007年同期则为14%左右。
尽管不能低估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基本面仍保持良好状态，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经济仍然趋好。
第一，农业基础较扎实。2008年我国粮食连续第五年获得大丰收，产量创历史纪录。食品类商品在物价指数中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权重，粮食价格的稳定为我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第二，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是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2008年全年财政收入突破6万亿元，增长19%。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1998年为12%左右，2008年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再有，中国目前基本没什么财政赤字。这些表明，当我国经济需要出台更多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时候，从财政方面来看，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在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助经济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
第三，在汇率制度上，我们仍实行资本项下的外汇有限管制。我国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出现了资金外流的现象，但数量很小，影响不大。
第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为0.9%，发达国家会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下跌的趋势，这给中国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提供了空间。
第五，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西部差距大，产业升级的要求比较强烈，而且拥有13亿人口，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因而具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是很多国家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我国政策措施得当，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是很大的。
记者：这场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很多人也对这场危机进行深入的思考。请问，您认为这场危机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呢？
夏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弊端。这场危机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长期以来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模式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积累外汇储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时过境迁，近年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弊端也愈发凸显。一是使中国缺乏改善国内制度的动力，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二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别国影响很大。布什曾批评“华尔街喝醉了”，他们现在没钱了，不喝了，生产酒的怎么办?谁来消费?还应该再生产酒吗，或换成生产矿泉水?因此，中国现在到了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了。
第二，各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就其实质来讲都是技术性的、中性的工具，关键要看如何运用。这场危机使我们看清，必须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而且在杠杆比例高、金融衍生产品交叉销售的情况下，要弄清楚什么是一个经济体最大的边界信用度。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从微观上说，资产证券化可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但从宏观上看，在不同的环境下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同的。
第三，创新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同样是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但在创新什么、如何创新方面，不是去简单地模仿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那是教科书的说法。我们应看清30年来中国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要看清今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正如我在20年前总结中国金融市场十年发展经验的时候所说的：“每个时期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什么，要坚持从解决现实矛盾的原则出发。”“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第四，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毕竟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的单项指标，更重要的，要看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指标。如果经济是稳定健康发展的，一定时期内，相对于教科书教条所说的金融改革“原理”出现了一些“滞后”、“不规范”或者“不发达”，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金融资产增长得快了，也未必是好事，这些都要看前提条件。金融市场结构丰富后，当信用快速膨胀时，贷款也许增长得并不快，但金融资产有可能急剧增长，这往往意味潜伏着极大的风险。
记者：挑战与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您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哪些机遇？
夏斌：是的，这次金融危机在给我们带来挑战的时候，也带给我们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一，中国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创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初，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逼着我们解放思想，搞改革开放，逼着我们想方设法谋发展。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30年间，我国大大提升了经济实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现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的一些负面问题暴露出来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走不通了，经济出现严重下滑。这又一次逼着我们要解放思想，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要积极扩大内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经济增长新格局，逼出一个大国消费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今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中国经济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对此，我们要看到，困难往往孕育着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国宏观政策调整到位，再过几年来回顾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道路，初步形成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使得我们经济结构更趋合理，经济总体实力更加强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抓紧政策的调整。
第二，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金融业处在世界金融市场之外。第二个30年中，中国金融业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业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清楚，认识是模糊的。但是，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业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约60年开始走衰的周期相重叠，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2008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财富的积累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应采取与世界上现存的金融秩序和“华盛顿共识”不完全一样的发展策略。因此，需要争取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的话语权。世界需要我们参与，我们也需要参与。中国应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虽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经验可以让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循序渐进，不要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将此项改革的力度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地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所需的外部环境。
记者：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您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有何建议?
夏斌：在目前经济形势下，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确保经济增长在8%以上，当务之急是采取反周期措施。我认为，在反周期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结构调整，这是当前宏观调控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中国长期高储蓄、低消费、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牺牲了中国人的眼前利益，也牺牲了中国人的长期利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意识到，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能再继续了，这逼着我们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包括价格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的调整。现在的关键是，在反周期措施中如何贯彻结构调整的意图，这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
首先，应该鼓励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而不是一味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等刺激经济。比如说，在放松银根的问题上，不是简单地看信贷规模的大小。信贷规模大小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育金融市场体系。当前要当心1998～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的重新出现。即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放松了，银行却可能出现“惜贷”、“慎贷”的现象。因为经过改革后，商业银行强化了利润导向，加强了内控，它们看到经济在往下滑，往往易出现与股民一样的“买涨不买跌”的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用政策引导，通过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成立担保公司、降低中小企业板市场门槛、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等，克服信贷市场中的“慎贷”问题。
其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很重要。现在普遍反映政府储蓄率过高、收入分配不公，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居民储蓄方面下工夫，在推动民间投资上多动点脑筋，而不是一味地由政府搞大项目，要考虑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大项目投资、进入服务领域投资。从宏观资金流量账户分析，要扩大中国的内需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引导民间资金搞投资的机制。由于很多政策还没放开，闲置资金仍难以找到合适渠道投资到增长潜力大的行业与企业中去。这些都对优化政策支持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