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导向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结构失调，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在大发展中竞相铺摊子，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全社会投资总量过大而单个项目规模偏小，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七长八短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企业的低效益。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由于经济结构失调的危害甚大，从50年代中期起，领导上就意识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就改善经济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长时期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缺陷，并没有能够找到走出困境的门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应当说，对于造成经济结构失调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认识得愈来愈清楚了。然而，由于要把原则性的认识变成具体的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需要时间，加之人们的认识不时出现反复，为改善经济结构所作的努力至今还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
可是形势逼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正在向着“全球化”方向发展、迅速变化的世界。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生气与活力的地区。我们的比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正在崛起。这使我们在分析我国经济的优势和弱点，估计它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仅要就自身的历史情况作“纵向”的比较，还必须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到世界市场竞争态势的大背景下去观察。从这个角度看，改变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调状态，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
1996年，一些过去成效显著的东亚新兴工业的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回落，甚至出现某些经济困难。于是，前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东亚‘小老虎’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争论重新爆发。当然，有些人提出的所谓“东亚奇迹终结论”肯定是一种无稽之谈。但是，一些研究报告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注意。例如有的研究报告指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1996年出现的问题，是它们在工业化战略和经济结构上存在的一些重要缺陷的显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前些年竞相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家用电器等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导致了过度竞争和生产能力过剩。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在继续向有关领域大量投资，一旦这些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就会使过度竞争和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面对着这种国际市场竞争白热化的情况，我国工业的未来形势尤其严峻。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着建设项目多而散、小而全的缺点，它们的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都缺乏竞争力。如果不能迅速行动起来，改变这种经济结构不良的状态，这些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经营困难将日益加剧，甚至难于存活。
二
从几十年前开始提出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时起，就有一个靠什么力量来调整，用什么方法来调整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以行政计划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的运用；另一种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加上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在改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一种想法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总是在改进计划管理的方法上做文章。5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的看法是：造成经济结构失调的罪魁祸首是以部门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部门管理机构的“条条专政”割断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促使每个部门都力求万事不求人，阻碍了分工的深化和分属不同部门的友邻企业间的协作。为了克服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的缺陷，1958年进行了“体制下放”，以便“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殊不知下放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地区分割，切断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促使各个地区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便建立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阻碍它们进行相互协作和优势互补。于是在60年代初期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将企业隶属关系和行政机关的管理权力再次上收，实行以“条条”为主管理国民经济。但是待到60年代中期将经济结构调整就绪时，部门间相互分割的弊端又重新显现，于是酝酿再一次向“块块”下放权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对条块分割问题的实质缺乏认识，片面强调按行政系统下放权力，实行“简政放权”、“计划单列”等行政性分权的措施，结果形成了条中有块，块下有条，“切块、切条、切丝、切末”的格局。结构失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直到80年代中期，大家才认识到，“条块分割”这个造成经济结构失调的主要病根，是由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行政管理的体制造成的。由于行政系统总是按照行业（条条）或地区（块块）原则组织起来的，按照行政系统去组织国民经济，只能或者以“条条”为主，或者以“块块”为主，而不论以哪个系统为主，都会发生割断企业之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促使地区和部门相互封锁，进行重复建设，各自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所以，只要维持行政计划体制不变，不管怎么做，不管是集权还是分权，不管是以“条条”为主还是以“块块”为主，都解决不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解决经济结构失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统一市场平等竞争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信号的引导和政府产业政策的诱导，促使经济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流动，使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并由此形成较好的经济结构。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的“十三大”和1992年的“十四大”的决议，都是沿着这种市场取向的思路不断深化的。现在经济结构不良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并不是因为这种思路错了，而是因为根据这种思路作出的体制安排和政策决定还没有完全落实。
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有些同志虽然认识到了优化经济结构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总是把优化产业结构的希望寄托在加强计划管理上，以为只要行政机关加强对市场准入的管理（定点生产）和对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项目的审批），就能保证经济结构的优化。其实几十年来的反复实践早已证明，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例如六七年以前，这种“集中计划解决法”就曾做过毫无成效的努力。当时一些同志认为，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等不良现象，是由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他们力主采用加强计划管理的办法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大、散、乱”，对家电、轿车、乙烯等工业的发展实施了特别严格的审批制度。结果却很不理想。在1991年到1992年期间进行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讨论中，主张采取“市场解决法”的人们正是以乙烯工业和轿车工业在集中审批制下产业结构愈来愈恶化为例，说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结构是不能奏效的。经济结构是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果；各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市场配置较之计划配置更为有效；因此改善经济结构的出路在于使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关于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也是对于市场争论的回答。从那时到现在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向这种观点倒退。
三
既然长时期的经济结构失调首先是由旧经济体制造成的，而调整经济结构又必须倚重市场力量，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当务之急必然是：尽快消除条块分割、扩张冲动、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由以产生的体制基础，尽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结构建立起来。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初步地认识到改革对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的巨大意义。但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重点是农业等非国有部门的市场化，新体制对优化原有经济结构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明显。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国有经济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开始启动，财税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是，处于旧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经济的改组和改革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市场制度还不能发挥它在资源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了优化我国经济结构，首先需要抓紧推进改革，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尽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
有些同志在原则上承认改革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又回到偏爱行政手段的老观点上去了。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国民经济取得差强人意结果的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大跃进”失败后在1961～1963年间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且不说这次调整的时效很短，那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是在十分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进行的，现在这种条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如今我国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再想建立高度集中的体制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在现今的条件下想要用行政手段实现结构调整，无异于“抬牛腿”，恐怕只能是劳而无功的。在我看来，把领导机关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尽快建立市场经济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引导企业进行优化重组，才是“牵牛鼻子”和事半功倍的好办法。
当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实施宏观管理和微观规制。恰恰相反，在任何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于保持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外部条件和弥补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起着决定作用。我很欣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个提法。该企业管的事由企业自己去管，该政府做的事政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去做。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代表全党向全世界宣誓：“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把深化改革作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这对于目前克服经济结构失调的状态，优化资源配置的工作也是一条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值得一切从事这项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领会，坚决贯彻。